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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新文科教育研究》2023年第3期；因篇幅限制，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作者简介：
于文轩，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闽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罗格斯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智慧治理、政府绩效管理、政府信息公开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Public Money and Management等英文学术期刊以及《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等中文学术期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除了发表学术论文以外，在澎湃新闻、界面新闻、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联合早报和香港明报等境内外媒体发表了大量时政评论。
钱亚玲，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次
引言
一、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
（一）文献来源国分布
（二）定量研究发表的状况
（三）实验研究发表的状况
（四）具体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
二、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
（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与向国际讲述中国故事
（二）行为公共管理学兴起，实验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或可成为中国
（三）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有后发优势
（四）定性和定量研究齐飞，描述和解释与统计推断并重，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需要发展多元研究方法
摘 要： 过去20年，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的标志之一是实证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的发展。公共行政学已经不是传统的文科专业。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的发展，了解国际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法，本研究选取2018—2022年11月五年间发表于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和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上的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文献评估，以期了解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和发展状况，为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和研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方法；人才培养
引言
公共行政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涵盖了丰富的理论和议题，同时也有不同的哲学立场和研究方法，遵循着社会科学规范和经验的二元取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经验研究成为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流。经验研究包括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混合研究三种研究方式。有学者对四本公共行政学国际顶级期刊2001—2010年发表的文献进行总结发现，定量研究占总文献量的43.55%，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以下简称“PAR”）和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以下简称“JPART”）上占比分别为48.7%、76.2%，据此认为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明显的定量倾向。另外一项研究对2010-2018年29本国际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期刊上发表的混合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混合研究也一直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导，并且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的混合研究不断减少。过去20年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迅猛，实证研究倾向越来越明显，其中定量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高等数学、统计学和定量研究方法等课程系统地进入中国公共行政学教学的本、硕、博课程体系。公共行政学中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国内学界对于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的研究质量和定量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国内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质疑不是定量研究方法适不适合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而是国内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质量的问题。在定量研究方法已经是国际公共行政学的主流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发展定量研究对于和国际接轨，提升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质量和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意义重大。本文旨在为这一讨论提供最新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以PAR（2021年影响因子为8.144）和JPART（2021年影响因子为6.160）为研究对象，发现和分析定量研究方法在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应用状况，回应以下研究问题。第一，定量研究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使用情况如何？定量研究中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是怎么样的？第二，国际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有哪些启示？
一、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2018—2022年11月近五年间发表于PAR和JPART的678篇论文，去除Editorials、Commentaries、Viewpoint Symposium、Viewpoint Article、Perspective等非学术研究性论文后，共获得543篇研究型文章。虽然本研究只选择两种期刊，限制了分析范围，但PAR和JPART是国际公共行政学的权威期刊，发表的文章可以反映当前国际公共行政学的最高水平。
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在经验和事实中证明或者建构某种解释或者理论的一类研究。约翰·W.克雷斯威尔认为定量研究是基于后实证主义知识观，针对预设问题，通过某种工具收集行为数据、态度数据、观察数据、普查数据，再使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回答问题，并建构知识的一类研究。由于定量研究方法种类繁多，在一个研究中可能会交叉和同时出现，参考以往的研究和最新研究的动态，本研究把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定量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实验研究，一类是非实验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使用因果推论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自然实验和准实验研究，本研究不把这类研究当作实验研究。只有基于相关理论研究假设，运用必要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人为手段，主动干预自变量及控制无关因素（干扰变量），实现探究特定研究对象和揭示社会生活因果关系的有清晰控制组和对照组的调查实验，实地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研究方法在本研究中才被看作是实验研究。5在所有定量研究中，本研究考察研究中使用的统计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是定量研究的核心技术，包括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两个部分，分为古典频率学派（classical school）与贝叶斯学派两大学派。本研究将由贝叶斯公式引申、改良的贝叶斯统计方法，编码为“贝叶斯统计”。近年来探究事物间因果关系以及因果机制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研究把使用DID、RD、SCM、PSM、IV等计量经济学因果推断方法并以因果推断为主要目的的研究，编码为“因果推断”。根据传统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分类，将基于横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分别编入“横截面回归”“面板回归”“时间序列回归”。剩余文献根据具体使用的数理统计学方法分别进行编码。
本研究根据以上分类，审视研究型论文的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数据（Data）、研究方法（Methods）、方*论法**（Methodology）、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等部分对文章进行编码，具体编码过程如下：第一，本研究将研究型论文分为实证研究和其他研究；第二，筛选实证研究中的定量研究；第三，筛选定量研究中的实验研究；第四，对定量研究进行编码，将定量研究根据具体的研究方法分为贝叶斯统计、因果推断、横截面回归、面板回归、时间序列回归、事件史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等几大类。
（一）文献来源国分布
研究发现，2018—2022年11月发表于PAR和JPART的678篇论文中，美国研究者发表的文献达433篇，占文献总发表量的63.86%，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研究者文献发表量为48篇，位居第4（见图1）。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现代公共行政学发源于美国，作为一门以应用为导向的“西学”，研究旨趣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美国公共行政学高度的专业化和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能提出更多的研究问题，产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PAR由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出版，现任主编是中佛罗里达大学的Jeremy L.Hall，编委会共113人，其中美国学者64人，占比56.64%；JPART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任主编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Mary K.Feeney，编委会共77人，其中美国学者50人，占比64.94%。两本期刊编委会和主编均以美国学者为主，而期刊编辑和编委会作为学术市场的“知识守门人”，对特定主题和理论有个人偏好，在审稿人选择时也有一定选择偏好。
（二）定量研究发表的状况
2018—2022年11月，PAR和JPART分别发表研究型文章为317篇和226篇，其中，实证研究分别发表267篇和217篇，两期刊各自发表的实证研究占其发表的研究型文章的84.23%、96.02%；说明实证研究确实是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流，且JPART更注重实证研究。整体而言，实证研究占研究型文章数量的89.13%，占比高于其他研究（见表1）。
2018—2022年11月PAR分别刊登了47篇、41篇、30篇、41篇、50篇定量研究文章，JPART分别刊登了25篇、22篇、27篇、30篇、53篇定量研究文章。每年PAR和JPART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均占实证研究的60%以上，定量研究占压倒性优势；相较于PAR，每年JPART刊登定量研究文章占比较为稳定（见图2）。
（三）实验研究发表的状况
2018—2022年11月，PAR和JPART共发表实验研究92篇，其中，PAR发表实验研究50篇，JPART发表实验研究42篇，PAR的实验研究发表量明显高于JPART。在PAR和JPART上发表的实验研究中，调查实验的数量最多，均占期刊实验研究发表量的50%以上（见表2）
2018—2022年11月，公共行政学的实验研究大致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8年，PAR和JPART上发表的实验研究数量分别为13篇和12篇，PAR上发表的实验研究占其发表的定量研究的27.66%，JPART该占比为48.00%。这可能是因为，2010年以来，以实验研究为核心方法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得到了国际公共行政学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开始崭露头角，促进了实验研究的发表。2022年1—11月，PAR和JPART上发表的实验研究分别占其发表的定量研究的30.00%、15.09%。这并不是因为实验研究发表量减少，而是定量研究发表量大幅增加，导致实验研究发表量相对占比减少（见图3）。
（四）具体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
2018—2022年11月，在PAR和JPART上发表的定量研究使用频率最高的研究方法是横截面回归，超过40%的定量研究使用了横截面回归；第二种最常使用的方法是面板回归，JPART运用面板回归的定量研究总体上逐年增加。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挖掘社会运行中的因果机制，近年来因果推断成为公共行政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中心问题，因此包括DID、RD、IV、PSM等因果推断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使用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除此之外，研究者经常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还有事件史分析、时间序列回归、贝叶斯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构方程（见图4和图5）。
对比两本期刊，我们发现整体上JPART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与PAR基本一致，通过展示二者刊登文章的研究方法使用的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际公共行政学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状况。2021年，JPART论文中使用的横截面回归方法占其总定量研究方法的50.00%，而PAR该比例为63.41%。2022年1—11月，JPART定量研究中横截面回归方法占比进一步降低，其对横截面回归方法的使用显著低于PAR。2022年，JPART发表的定量研究使用了越来越多的面板回归方法，使用面板回归方法的定量研究已超过总定量研究数的30%；JPART相较于PAR更注重解释因果机制，因果推断使用量明显多于PAR（见图5）。这说明JPART上发表的定量研究比PAR上的在统计技术使用上更加高级和先进。
二、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
发源于美国的现代公共行政学研究一直存在着身份危机和方*论法**之争。沃尔多的规范研究路径和西蒙倡导的定量实证研究路径之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对2018年—2022年11月近五年间发表于PAR和JPART上的研究型文章进行了文献分析，发现定量实证研究已经是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流。本研究还着重分析了国际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中使用具体研究方法的情况，这些发现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与向国际讲述中国故事
2018年—2022年11月，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实证研究论文最多的国家是美国（433篇），中国发表量位居第4（48篇）。威尔逊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文，开启了现代公共行政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邓**同志的呼吁和倡导之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一分子的公共行政学开始得到发展。发展初期，中国公共行政学主要是在理论和知识上学习和引进以美国学者为首发展出来的公共行政学理论。随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政治—行政情景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使得中国公共行政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的理论和知识无法有效指导中国的实践；另一方面，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面临的发展阶段不同，对研究方法的需求也不同。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学术交流的增多以及海归学者的回国执教，国际公共行政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定量研究方法被看作是严谨和科学的，是值得被推崇的。然而由于中国公共行政学面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不同，社会科学整体发展的阶段也不同。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发现国内公共行政学中的定量研究不管从研究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变量相关性解释上，都无法满足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和指导现实的需要，开始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是否应该发展定量研究。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编辑也在各种场合表达对国内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的不满，表示不喜欢和不倾向发表定量研究。然而本研究发现在国际公共行政学顶级期刊上，定量研究已经成为主流，而且近十年来定量研究占比越来越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传统上以发表规范研究为主的美国行政管理学会会刊PAR也开始定量研究化，其发表的定量研究的论文数量近十年达到了80%以上。美国行政管理学会有相当多的会员是公共部门的管理者，这一转向代表着近十年美国高等教育和公共行政专业教育的自然科学化和定量化的倾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学学者和教育工作者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定量研究的看法，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定量研究及其对未来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发展方向的意义和影响。可能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对定量研究的批评可能是失之偏颇的。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质量不高，不是定量研究方法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定量研究训练和定量研究方法使用的问题。
在国际公共行政学日益定量化的当下，中国公共行政学学者要想在国际顶级公共行政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讲述中国故事，为国际学术知识体系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一定要掌握定量研究方法和开展定量研究。随着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包括因果识别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以贝叶斯后验概率为基础的机器学习方法，甚至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级定量研究方法开始被公共行政学学者掌握和使用，这对传统的以文科生为学习和训练基础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产生了冲击。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需要对这一趋势进行响应。
（二）行为公共管理学兴起，实验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或可成为中国为公共管理学的蓝海
西蒙认为公共行政中的行政行为研究是学科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关键，所以需要观察人类行为和认知过程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本研究发现，近五年发表在PAR和JPART上的实验研究不断增加，这与李晓倩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978—2021年发表在国际公共行政学期刊上的实验研究数量持续增长，实验研究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实验研究通过操纵变量以观察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同时控制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其他潜在因素。通过随机分配实验对象，研究人员可以确保因变量的差异是由相关变量引起的，而不是其他外部因素。
中国政府的行政实践为实验研究方法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实验研究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未来一片蓝海。一方面，中国的政策试点是一种有组织的政策创新，试点单位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能够积极争取、组织和开展实验。实验研究可以展现中国政策试点的必要性并对试点政策进行评估，厘清其因果机制，推动中国的政策创新的复制、采纳和推广。另一方面，实验研究可以成为社科各领域相互连接的桥梁，实现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数据资料和知识的交叉融合。同时，建设行为公共管理实验室是实验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以人为核心，技术赋能的行为公共管理实验室可以为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创造一个适用于多场景的开放交互的多功能平台，助力公共行政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实验研究比观察性研究和调查研究具有更强的因果推断能力，有学者将其视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金标准（gold standard）。但事实上，即使在随机对照实验发展非常成熟的医学领域，随机对照实验得到的结果也存在偏差，只能作为参考，确定的证据还需要多次重复独立实验，并且关注事实证据。而公共行政领域的实验研究几乎无法做到如医学实验设计那般严谨。加之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起步较晚，相关技术、伦理、实验报告共识和标准尚未形成，实验研究质量良莠不齐，将实验研究视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金标准还有待商榷。
以研究公共行政领域微观问题为主的实验研究确实有利于加深对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解，增加该领域的知识积累。但中国的行为公共管理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对实验研究的使用依旧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实验法来源于自然科学，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学者利用实验法的时间并不长，加之中国的行政管理专业以文科生为主，对实验法的认识有限，实验法相关的科研训练也远远不够。其次，国内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并未对实验研究的报告准则、伦理学规范等达成共识，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准则和标准。最后，在中国开展实验研究不仅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央集权、认知和德治传统，以及民风等因素，实践取向与理论取向、价值追求等也是开展实验研究面临的挑战。
（三）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有后发优势
本研究对近五年发表于PAR和JPART上的定量研究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后发现，超过40%的定量研究仍以横截面回归为主要研究方法，部分研究仅使用了描述性统计。统计学分析包括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横截面回归是一种比较初级的统计推断方法，其分析和研究的可靠性，特别是在因果推论方面有很大局限。这说明，和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仍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还是着眼于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问题的提出，对研究方法科学性和严谨性的要求还不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国际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使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深，面板数据已经开始成为主流，因果识别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以贝叶斯后验概率为基础的机器学习方法已经出现，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有后发优势，中国学生的数学学习优势可以使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定性和定量研究齐飞，描述和解释与统计推断并重，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需要发展多元研究方法
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是在中国之治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产党共**治国理政的本土经验、马克思主义叙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经验与理论的西学传播，以及现代技术变革下的新兴治理形态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首要任务，应该描述和解释发生在中国独特时空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公共行政现象。中国公共行政学急需回答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回答当前中国政府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紧要问题和重大问题，这不仅仅需要实证研究，更需要规范研究。在实证研究中，不仅仅需要以后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也需要批判主义、诠释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不同本体论和认知论关照下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这样的现实需求对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提出了挑战。
在国际公共行政学日益定量化的趋势下，如何提高教师的研究方法、教学水平，以及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训练水平是中国公共行政学教育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以文科生为主，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大部分学校也不会考高数、统计学。对于大部分研究生而言，他们对基本的统计学知识都知之甚少。这要求中国行政管理教育院校系统更新和调整专业课程和训练体系，更新和调整专业教师队伍。
此外，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特殊性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需要大力发展多种本体论和认知论体系下的研究方法教学和训练体系，传统的对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认识需要相应地进行彻底的更新和重构。和发展定性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在定量研究是国际主流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支配性研究类型的情况下，发展多元研究方法，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没有特别多的国外经验可以借鉴。这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跨学科自我学习和发展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引用格式】 于文轩 钱亚玲：《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应用——基于PAR 和JPART的文献评估》，《新文科教育研究》2023年第3期，第46-57页。
来源：新文科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