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谡到费祎

费祎是蜀汉中后期的重要人物，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蜀汉四相”，是诸葛亮在《出师表》*特中**别提到的“志虑忠纯”的良才。在后诸葛亮时代，人们较为熟悉的是姜维北伐，认为姜维是武侯遗志的忠实继承者，而对费祎的立场和贡献较为陌生。此外，费祎是被刺杀身亡的，作为当时蜀汉的二号人物，这件事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今天我们一并来探个究竟。

事情先从马谡之死说起，马谡的哥哥马良与诸葛亮亲如兄弟，马良死后，诸葛亮将马谡视为己出，格外重视马谡的培养，这种培养首先体现在军事上，马谡以参军的身份，跟随诸葛亮南征北战，表现出色，诸葛亮有意将其培养成军事上的接班人。

街亭一败，诸葛亮是失望的，失望的原因不仅仅是失败本身，更主要的是马谡不听将令，蕴含了诸葛亮对自己选人用人失察的自责。失去信任远比遭受处罚要严重的多。失街亭与收姜维，表面上看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其背后有着递补军事继承人的考量。

客观上讲，费祎也是街亭事件的重大获益者，几乎锁定了诸葛亮之后第二位接班人的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作为诸葛亮接班人的条件。

第一，要确保其“兴复汉室”路线的延续，这也是作为“外来者”的荆州集团的共同主张，要实现这个目标，无疑使用荆州人士最为稳妥。

第二，所选人才要有军、政体系的完整历练，其中，行政能力可以慢慢培养，军事能力则需要实战锻炼，因此也更为难得，在当时军事优先的情况下，显然出色的军事才能更具竞争优势。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选取曾经担任过诸葛亮参军职务的荆州人士，作为目标候选人，他们有廖化、马谡、蒋琬、杨仪和费祎。显然廖化、杨仪并非诸葛亮属意的人选，因此马谡之后只剩蒋琬、费祎。

在这个约束条件下，蒋琬、费祎的地位远非魏延、姜维这样的军事能力出众的人所能比的，后面两人没有在相府担任参军职务，也不是荆州人士，不能看成是诸葛亮培养的“自己人”，因此谈不上继承关系。可以认为，从马谡到蒋琬、费祎符合诸葛亮的接班人布局，而姜维接替马谡承担了更重要的军事职责。

郭循刺杀费祎的动机

从蒋琬到费祎，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费祎先后担任的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兼领益州刺史，随后又开府治事，颇有诸葛丞相威仪。

就在费祎开府治事的第二年（253年），蜀汉举行岁首大会，从魏国归降的郭循，趁费祎欢饮沉醉，不及戒备，持刀将费祎刺杀。

郭循原是魏国人，在对蜀作战中被姜维所俘，降蜀后被刘禅封为左将军，也因此有机会得以接近蜀汉高级人士。虽然蜀汉优待俘虏，只要肯为蜀汉效力，*官高**厚禄不成问题，姜维就是很好的榜样，但是郭循并非真心降蜀。

那怎样合理地解释郭循的刺杀行为？当时魏国通过以家属为人质，来控制前线将士。要知道诸葛亮收姜维的时候一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才有他为蜀汉的忠心效力。但是郭循不一样，他在蜀汉无论受到多少厚待，他的妻子儿女都要受到连累。

按照功过原则，看来郭循要做的不仅仅要避免连累家属，而且干脆“杀身成仁”，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凶，这样既成全了自己的名节，也让魏国知道后可以善待他的家人。

那么，郭循此举仅仅是个人行为吗，有没有幕后指使？从魏国的表现来看，郭循死后大半年才予以表彰，给郭循封侯加谥。而在当时，没有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况且，费祎常常牵制姜维对魏用兵，选择费祎下手显然不是理性的选择。

幕后指使也不一定是敌对方，也可能是自己人，按照“受益人是可疑人”的逻辑，有人认为是姜维策划了此次袭击。理由是，郭循是姜维俘获的，姜维有阴养死士的行为，郭循获迅速提拔或有姜维帮助，除掉费祎可以更好地实施他的北伐大计。

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首先，郭循在刺杀费祎之前，曾经试过刺杀刘禅，后来才选择大将军费祎，由此可见郭循的动机很明确，只挑“个大的”，以便于立“大”功，至于具体是谁无所谓，并没有直接针对费祎。其次，姜维与费祎虽然立场不和，但都是为蜀汉效力的，还到不了“一言不合就弄死谁”的地步。

谁是武侯遗志的继承者？

姜维受到怀疑，反映出的是蜀汉中后期两种不同立场之间的较量。

一种立场以姜维为代表，主张“以攻为守”，坚决执行诸葛亮的“北伐路线”，由于国力所限，持有这种立场的居于少数。很多人认为，在北伐事业上，刘备、诸葛亮、姜维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种立场以费祎为代表，主张“以守为攻”，结合蜀汉实际情况，保国治民，从长计议，不寄希望于一次战争。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持有此种立场，包括后来的陈祗、黄皓，相比“兴复汉室”的大义来讲，他们似乎很渺小，而在现实中又很真实。

两种立场由争论逐渐演变为争斗。费祎辅政期间，每当姜维打算兴军大举，费祎常常掣肘，给他的兵力不足万人，他劝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费祎去世后，军政分离的局面愈发凸显，姜维在朝中屡遭排挤，而他又只能通过军事上的作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状况一直延续。

我们怎样来看待两种立场的分歧，究竟谁是诸葛武侯遗志的继承者？表面上看，姜维忠诚敬业，鞠躬尽瘁，坚定维护了北伐路线。可是，即便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也并非穷兵黩武，每次北伐宁可无功，绝不冒进，而且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采取屯田的方法，实施逐步蚕食的策略，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攻为守”的策略。

到了蜀汉中后期，蜀汉的国力和人力都已经不具备“以攻为守”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费祎等人实事求是，坚持“以守为攻”的策略，虽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蜀汉的灭亡，但是遵从了客观规律，是现实中的最优方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说诸葛亮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忠诚与勇气，那么费祎等人就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不为”的理性和务实。在诸葛武侯遗志的继承方面，姜维是形似，费祎是神似。

费祎之死的影响

无论费祎被刺是否与姜维有关，姜维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他获得了更大的军事自主权，兴军大举不再受到那么强力的制约，他可以专心从事他的北伐事业。

同时，他又是最大的“输家”，在权力天平倒向他的那一刻，也将蜀汉存亡的责任担负在身，在屡屡兴兵的时候，数万将士的背后是他目光所不及的景象，当魏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也许会想起当初费祎的忠告，懂得物极必反的规律。

费祎之死打破了蜀汉中后期的平衡格局，使得内外交困、军政分离的局面愈演愈烈，并加速了蜀汉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