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必然会吸引每一位读者的注意：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或许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场面。
——爱德华·吉本 1788年[1]
[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6vols, London, 1776–88), 6: 645.
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段就是这样开头的。该书第一卷问世于1776年，正值北美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并建立共和国。最后的第六卷出版于1788年，次年法国的旧制度就淹没在了革命的洪流中，其同胞相残的混乱局面催生了拿破仑的欧陆帝国。
19世纪，英国击退了拿破仑的挑战，发展成为一个从印度到非洲、从近东到澳大拉西亚[1]的全球性强国，吉本这部有关“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编年体史书也成了文学经典。到19世纪末，“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就已经是街谈巷议的用语了。但也有人为帝国必将灭亡而忧心忡忡，帝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世纪末的诗歌《曲终人散》（Recessional）中就刻画出这样的情绪：
远去了，我们的军舰消隐；
海隅和沙丘上的烟火低沉；
啊，我们昨天所有的烜赫
与尼尼微和推罗一同消尽！[2]
英国维多利亚及爱德华七世时期的领导人试图想出一些策略，以避免他们摇摇欲坠的帝国重蹈罗马人的覆辙。怎样对付虎视眈眈的对手最好？是在军事上硬碰硬，还是选择性地做出让步？前者会耗尽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后者又有开门揖盗的危险。他们也感受到了罗马人在自由权和统治权之间的张力，以及公民道德被穷兵黩武和锦衣玉食腐蚀的矛盾。英国的帝国扩张会损害国内的政治自由吗？反过来说，一个爱好自由的民族能敌得过世界丛林里的那些豺狼虎豹吗？这些两难局面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得越发严重。
一个大帝国崛起、衰落并灭亡，吉本笔下的罗马在大的层面上为讲述英国在过去5个世纪里世界地位的变化提供了模板。这对一个自比于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有着经久不息、近乎催眠的吸引力。不过潜藏在这种叙事背后的，是对帝国一些值得玩味的理解。它是否应该被看成一个可以清楚界定的所有物——最终“失去”或被“交出”的所有物？还是说它像越来越过时、越来越不合身的衣服，最后被束之高阁？本章将详细考察英国全球地位的变化以及国家财富实力的此消彼长，并指出吉本那种“衰落”的概念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在这一过程中，本章也将突出从19世纪末至今在英国政治话语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规律。政治家在试图改变国家政策的时候，常常会慷慨激昂地诉说国家近来如何如何“衰落”了。以下就是一些例子。[3]
“衰落”的理论家
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形容约瑟夫·张伯伦是英国“第一个为了避免某种国家衰落而开出猛药的重要政治家”，张伯伦“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家非衰落不可”。张伯伦也是第一个以民粹民族主义的方式这么做的人，这种方式是为大众政治时代量身定做的。他和他的追随者形成的“激进*派右**”对保守*党**主流发起了挑战，他们所宣扬的东西被人称为“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4]
张伯伦原本是伯明翰的商人，他白手起家，靠生产螺丝钉致富，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投身政治，当上了改革派的伯明翰市长（人称“激进的乔”），之后进入了W.E.格拉斯顿（W. E. Gladstone）的第二届自由*党**内阁。张伯伦那自命不凡的性格和精力充沛的作风竟然把两个*党**搞分裂了——先是1886年自由*党**因为他反对爱尔兰自治而产生分歧，后是1903年保守*党**因为“关税改革”问题而发生对立。“关税改革”一词差不多和我们今天说的“脱欧”一样难以捉摸，但其核心就是张伯伦坚信面对美国和德国等竞争者的异军突起，英国必须放弃维多利亚时期“自由贸易”的信条并加征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巩固帝国。只有这一策略才能挽救这个“顶着过于庞大的命运之球蹒跚而行”的“疲惫巨人”。他告诉殖民地人民：“我们已经背着重担很多年了。我们认为是时候让我们的子女来协助我们了。”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衰落成“五流国家”——成为另一个威尼斯或荷兰。张伯伦在1903年的一次政治*会集**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国家兴衰的历史……英国是会落入这些衰落国家之列，一切昔日的荣耀都被人遗忘……抑或是我们将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一员焕发新生，将不列颠民族的力量、权势和荣耀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5]
张伯伦的目标是通过保护现有的制造业，在一个帝国争霸的时代巩固英国的权力基础。在他看来，结构性的经济变革是不可接受的：那意味着让“次级、低端”的产业取而代之，导致工人“承受个体的痛苦”，对“国家”也“于事无补”。他在1903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揶揄道：“你们盛极一时的制糖业没有了；好吧，那就做果酱试试。你们的钢铁业没有了；没关系，你们可以生产捕鼠夹。”[6]不过，张伯伦呼吁关税改革的民粹运动虽然一度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它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了保守*党**的分裂，并为1906年自由*党**大获全胜铺平了道路。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个月——张伯伦在幻灭的痛苦中离世。讽刺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他公开斥责的经济结构重组和多样化使得伯明翰地区面貌一新。化工业、电气业、航空业和汽车业不仅让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经济重获新生，也为英国在空军时代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7]
晚年的温斯顿·丘吉尔是另一位对英国的衰落耿耿于怀的政治家——和张伯伦类似，他是在身为反对派，觊觎权位的时候这样做的。其中既有坚定的信念，也有深思熟虑后的算计。丘吉尔在“一战”前后仕途显赫，在50岁的时候当上了财政大臣，首相宝座似乎近在眼前了。但在1929年之后的10年间，他被放逐到了政治上的旷野，被视为任性的机会主义者，因为过于善变而不见容于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约瑟夫·张伯伦之子）所领导的三届国民政府。为了吸引人们注意，他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上大声疾呼，从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危机，到重整空军军备对付德国。因为后者，我们今天对丘吉尔的“旷野年代”印象深刻。不过对他而言，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他在余生一直为此忧心。
然而，丘吉尔的斗争在形式上与张伯伦迥然不同。他自始至终都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曾经因关税改革问题与保守*党**决裂。丘吉尔对英国伟大地位构想的核心并不在于白人殖民地（张伯伦曾希望将它们拼凑成一个帝国经济集团），而在于印度，他年轻时曾作为士兵在那里为他的女王兼女皇作战，对印度有着亲身的经历。1931年，保守*党**推出了一项政策，给予印度在大英帝国境内的“自治领地位”——有可能导致它走上先分权后独立的道路，就像英国已经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所做的让步一样。丘吉尔大为光火，与*党**内领导层一刀两断，开始了长达4年的反对相关法案（后来成为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斗争。这段历史在今天的英国历史叙事中几乎被人遗忘，但在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议会最为激烈的斗争，在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上都超过了德国和重整军备问题，丘吉尔为此还抛出了一些极为夸大的言辞。
1931年2月，丘吉尔怒斥“甘地这个蛊惑人心的中殿律师，现在摆出一副东方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大摇大摆地走上总督府的台阶……与国王兼皇帝的代表平等谈判”，这一场景“令人作呕”，他还宣称印度“不是普通的*党**派政治问题”，而是“我们时不时会遇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在1914年对德宣战一样。一个月后，他警告说：“我们现在的混乱与分裂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在一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沦为像荷兰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它们曾经孕育英勇的民族，占有大片的领土，但在世界的挤压和竞争中丢个精光。所有昔日的荣耀和近来的胜利就这么结束，着实令人惆怅。”[8]在丘吉尔看来，根子上的问题是“一战”以来国家意志的丧失。“英国这头雄狮，曾经如此勇猛，在毁天灭地的决战中也毫不畏惧、不可征服，但现在却能被兔子赶出代表它昔日荣光的田野和森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实力伤筋动骨了，而是我们在意志上出了毛病。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在思想上有问题。”[9]
如果只是意志上的事，那么丘吉尔就能在印度问题上取得胜利了。但他领导的顽固分子在保守*党**内只是少数。更要命的是，他那激烈又固执的做派不仅让他与*党**内领导层渐行渐远，还让他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丧失了信誉。他说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是“邪恶有害的婆罗门”，“伸出蠢蠢欲动的手指，在一个荒废帝国留下的庞大掠夺物中一顿搜刮”，这很吸引人眼球，但“同样这么形容那些真正邪恶的人就不太可能有人相信了”。[10]丘吉尔在印度问题上的夸张言论把他困在了政治上的旷野中。直到第二次对德战争爆发，他才重新回到政府。
丘吉尔对印度、帝国和衰落的观点从未改变。即便在1942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希特勒的“非洲兵团”挺进开罗，日军占领了缅甸，他也强烈反对对印度民族主义者做出任何让步。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随口告诉丘吉尔首相，英国应该根据1783年新生美国在独立后最先实施的《邦联条例》中的内容给予印度自治，丘吉尔回答说，他“不可能”对这样的政策“负责”，甚至打算以辞职相要挟。[11] 1942年11月，他悍然发出警告：“我们就是要保住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清盘。”[12]
在这方面丘吉尔倒是言行一致。但这并不是因为破产清盘没有发生，只是他不必主持罢了。他得感谢英国选民让他侥幸逃过此劫：1945年7月，他们把他选下了台。1945年到1951年或许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次旷野经历”，他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旁观并批评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在1947年“匆匆撤出”印度和缅甸，而且居然还不受惩罚。他的一些预测颇有先见之明，例如“任何想在印度建立印度教信徒大多数统治的企图都只有通过一场内战才能取得成功”，但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一样，这些真知灼见被他对衰落及缺乏意志的哀叹给冲淡了。“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我亲眼看着有着诸多荣耀，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我敢肯定，在我们刚刚取得胜利不久的时候，我们是有实力在我们的困境中做出抉择的，这本将是非常争光的事，而且也能长久。很多人帮助英国免受敌人侵害，但没有人能让它免受自己的伤害。”[13]
同样，丘吉尔在1951年10月再度竞争首相宝座时，将艾德礼的6年任期斥为自从“200年前丢掉北美殖民地”以来“英国在世界上地位与声望最大幅度的跌落”。他宣称“我们在东方的帝国已经关张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从来没有这么低过”。[14]然而，老态龙钟的丘吉尔在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力挽狂澜。1954年，他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此举激起了新一代保守*党**强硬派的愤怒），为2年后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铺平了道路。
虽然保守*党**特别喜欢抛出“衰落”的叙事，但类似叙事也为工*党**1945年的获胜助了一臂之力。该*党**的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根植于一套有关光辉不再的历史叙事——不是帝国光辉不再，而是任意妄为的政治人物背弃了社会承诺。[15]这份宣言中写道：“就英国的贡献而言，这场战争是它的人民打赢的，不是某一个人打赢的。”（保守*党**选战推出丘吉尔为代表。）工*党**接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是一场人民的胜利，但之后人民不得不让“那些从战争中发大财的麻木不仁之徒”（斯坦利·鲍德温的名言）来打造“适合他们需要的和平”。所以人民纵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和平”。工*党**指的不仅是《凡尔赛和约》，还有“战后的社会经济政策”。
在1918年之后的几年里，那些“麻木不仁之徒”及其政治盟友把持着政府以及银行、矿场、大型工业、多数媒体和电影院。工*党**的宣言称，所有工业大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造成两战之间大萧条的并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天灾或盲目的自然之力，而是将过多的经济权力放在过少的人手中必然导致的结果”。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自己私人垄断企业的好处，“这些企业宛如我们民主国家的极权寡头。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会为整个国家负责”。
该宣言警告说，类似的势力目前在1945年也蠢蠢欲动。“战后世界的问题与压力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与进步，就像德国人在1940年一样，尽管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在随后的几年里需要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不列颠空战的那种精神。工*党**的纲领提出了怎样在实践中将这种精神应用在和平的使命上。”在7月5日投票那天的早上，亲工*党**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告诉读者：“为那些替你们赢得胜利的人投票吧。1918年你们没有这么做，后果大家都知道了。”该报在头版用了大部分版面转载了一幅菲利普·泽茨（Philip Zec）原本发表于5月欧洲胜利日的漫画。漫画上一位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的士兵伸手递出一个桂冠，标签上写着“欧洲的胜利与和平”。说明文字是：“给你！别再弄丢了。”[1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范围失业的痛苦记忆强化了这种“贪婪的资本家从人民手中抢走和平”的叙事。两者共同影响了工*党**在1945年获胜后的国有化运动。工*党**的首要政策是占领经济上的制高点，将煤炭、钢铁、水电和铁路等行业收归公有，并通过福利国家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来提供更强的社会保障，这些政策被说成是在补偿人民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做出的牺牲。
然而，工*党**建成的“大厦”在30多年后成了另一位保守*党**人的“衰落”叙事针对的核心目标，这位保守*党**人就是从1979年到1990年担任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在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的前言中勾勒出她对历史的朴素看法：经过一个世纪的进程，“1979年的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遭受重创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撒切尔承认某种程度的相对衰落是难以避免的，曾经的对手，如美国和德国，已经赶超了英国的至尊地位。英国“未能有效地回应这种挑战。我们投入较少；所教育和训练出来的人民水平较低；我们允许工人和厂商组成各种工业联盟，使竞争力受限，效率减低”。这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社会主义试验。撒切尔称，这种政府风格“插手每件事”，依据的原则是“英国政府里的那位绅士比百姓更清楚，什么对人民自己更好”。[17]
打破工*党**的国家统治主义不仅在国内是件要紧事。撒切尔认为，“英国经济地位削弱，意味着它的国际角色注定会受到限制和制衡”。她将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当作一个转折点——在她看来，“政治和经济上的软弱”破坏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安东尼·艾登的政府在华盛顿方面故意抛售英镑致使英镑贬值后，撤出了试图抢回苏伊士运河的*队军**。她继续尖刻（且闪烁其词）地写道，“不管具体细节如何”，这场失败“进入了英国人的灵魂，扭曲了我们对英国世界地位的看法”。因为这个她所谓的“苏伊士综合征”，“我们先是过高估计了我们的实力，现在又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无能”。[18]
她叙述的历史并不只是后见之明。扭转衰落趋势几乎就是撒切尔政治生涯的主旋律。1950年，时年24岁的撒切尔在首次参选时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已经一降再降……不论有什么问题，我们保守*党**人都不怕面对未来，因为我们真诚的希望就是让大不列颠再次强大起来”。[19]这样的说辞显然是她1979年选战的核心论调。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激动地说：“我不能忍受英国衰落。我做不到。我们要么打败过半个欧洲，要么挽救过半个欧洲，我们让半个欧洲在面临枷锁时保住了自由。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20]她在博尔顿对听众说：“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和方向，否则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将很快沦为历史书上的脚注，成为人们对一个近海岛屿的遥远记忆，就像亚瑟王传说中的卡米洛特一样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只有昔日的辉煌供后人凭吊。”[21]这是她直到最后还不断重弹的老调。她在最后一次竞选广播中慷慨激昂地说：“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愿景。我国再度伟大起来的机会就在前方——我心里深知这一点。”[22]
撒切尔和约瑟夫·张伯伦及丘吉尔一样，持有一种拿破仑式的信念，即伟大的领袖可以光靠意志力改变历史。实际上，她在回忆录中以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的名言自比：“我知道我能拯救这个国家，而且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23]而她也用她强大的意志和信念战胜了内心的不安全感，并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有了一番大作为。为她作传的雨果·扬（Hugo Young）评论道，她不仅在“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显得似乎最为开心，而且“当没有人真的和她作对的时候，她也需要想象或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来：与内阁作对，与英国政府作对，与整个国家作对，与整个世界作对”。[24]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她在唐宁街那些年的宏大叙事是围绕着两大战役建构的，它们针对的都是“衰落”，而且都取得了胜利：1982年春的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和1984—1985年的矿工大*工罢**。阿根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在1982年4月3日引起英国议会各*党**派的一片愤怒，但撒切尔则把让1 800名英国岛民脱离阿根廷统治的行动当成了她个人的斗争。她在最终击败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的军人政权一事上大做文章。7月3日，她在切尔特纳姆的一次保守*党***会集**上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人摇摆不定，有人胆小怕事。他们相信我们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说我们不可能恢复昔日的光辉。”她宣称，但现在“我们不再是一个节节败退的国家……英国在南大西洋找回了自我，而且不会在胜利的道路上犹豫不前”。[25]她还简洁有力地对那些在唐宁街10号外面欢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民众说：“大不列颠再次伟大起来了。”[26]她在1950年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仿佛快要实现了。
1983年6月，“福克兰因素”帮助她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而在1984—1985年，她准备好要对付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和*工罢**的矿工了，后者打出“保工作、要矿井、护社区”的口号，孤注一掷要阻止政府关停他们企业的政策。而撒切尔想要摆脱亏损严重且人浮于事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矿工就成了她斗争的核心目标，她将斯卡吉尔比作英国版的加尔铁里将军。她在1984年对保守*党**后座议员的讲话的笔记上写道：
自上任以来
国外的敌人——
已经被打败了
而且国防强大
国内的敌人——
矿工的领袖……
——同样危险
为她作传的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写道，唐宁街的工作人员应对*工罢**矿工的架势仿佛是在打另一场战争。“他们熟记的不再是‘布拉夫科夫’‘古斯格林’‘朗登山’这些福克兰群岛地名，而是‘夏尔布鲁克’‘曼顿’‘比尔斯顿格伦’这样的矿井名字。”撒切尔在像击败加尔铁里一样击败斯卡吉尔后，赢得了1987年的大选，当时的口号是“英国已经再次伟大起来了。别让工*党**搞砸了”。[27]
不过英国的“伟大”程度还是有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让1 800名英国臣民脱离了阿根廷军政府的统治，但她也是1984年12月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的首相。和丘吉尔在苏伊士运河区问题上一样，她因为实力方面的现实别无选择。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将在1997年结束，但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将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享受“高度的自治权”50年，其社会经济制度保持“不变”，民事及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英国政府的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北京方面。
这种通过坚定意志来扭转“衰落”的论调也是脱欧派叙事的核心。脱欧派领袖、保守*党**议员雅各布·里斯-莫格以他的绰号“18世纪的议员阁下”为荣，我们就拿他的言论当例子。[28]他宣称，“我们伟大的种子在辉煌的历史中早已种下，可以理解成是阿尔弗雷德大王种下的”，这些种子在18世纪“开始发育，茁壮成长，带来了我们这长期的繁荣与伟大”。但里斯-莫格说他也想成为“21世纪的议员阁下”，因为在这个世纪里，这个国家将“重获独立”并“重新发现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质的英国的机会”。
里斯-莫格解释道：“我们是怎么加入欧洲联盟的，这一问题是理解我们岛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打赢了战争，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充满了乐观，但随后苏伊士运河危机来了。”在他看来，1956年的失败彻底破坏了这个国家的自信心，这一重大影响令英国逐渐走向衰退。“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扭转这种颓势，但这种悲观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她走后故态复萌。”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个国家对自身的看法改变了，它体制内的精英认定，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控好衰落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顶多可以缓解下滑所带来的冲击，缓解今不如昔对国家的影响，并承认我们将比不上其他国家了。因此人们会认为，不加入欧洲就是死路一条”。但他认为，这样的对立选项并不成立，因为英国最终把两个结果都占了：加入了欧洲还是死路一条。这个国家错误地选择与江河日下、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为伍，于是“把控好我们衰落的过程”就变成了“通过深沟高垒的方式来把控好整个欧洲联盟衰落过程的一部分”。
因此，他声称2016年的公投是一次“由相信民主的人民进行的”投票，他们“投票决定夺回控制权”。而被他讥讽为“穴居人”的人想要让英国留在欧盟——在事实上甚至也在名义上，那些人的企图“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重演。那将对国家精神造成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严重的打击……承认我们彻底失败了……承认我们并不合格，承认我们过于胆怯，承认我们过于软弱，无法管理我们自己……虽然全世界的国家都能管理好它们自己，但可怜的小不列颠就是不行”。但反过来，如果英国全心全意地接受脱欧，只要我们“掌控好我们自己的命运（它是受我们自己的法律保护的）”并在国际事务上“选择自己的方向”，而不是“躲在德国总理的裙子后面”，就会有“极多的机会等着我们”。
这就是雅各布·里斯-莫格对当代历史的看法：“勇敢的英国人民”站出来与体制内“那些把控好衰落过程的人”做斗争，并对英吉利海峡对岸那些保姆型国家嗤之以鼻。他对1956年的耿耿于怀与撒切尔的“苏伊士综合征”遥相呼应。他口中“好人对坏人”的戏码在调子上（虽然不是在内容上）与1945年工*党**的宣言基本一致。而且他对意志力的推崇在一切有关“背叛出卖”的反衰落叙事中都存在。但他对英国脱欧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
了不起的崛起
表面上看，用“衰落”来描绘过去一个世纪左右英国世界地位的变化似乎说得通。19世纪70年代，这个国家拥有的战列舰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加起来还多。它直接控制的领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约五分之一，包括印度、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造业产量在全球的比重超过了20%，贸易量的比重也差不多。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盛的大国。然而在一个世纪后，英国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它的制造业产量和贸易量只占了全世界的4%和7%。这第一个后工业国家正在苦苦寻找它在后帝国时代的角色。
它从1973年开始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本来是为了解决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失去一个过时的全球性帝国后，可以从新的欧洲动力中汲取能量。但在2016年的公投之后，脱欧派宣称“欧洲”已经是死路一条，2019年脱离欧盟是扭转国家颓势、重获英国全球伟大地位的唯一出路。
不过这种对英国“衰落”的成见可能会误导人。在历史上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国家的崛起。实际上，吉本在论及罗马时也是这么说的：“一座扩张成一个帝国的城市的兴起，作为一个非凡的奇迹，很值得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思考。但罗马的衰败可是无节制的扩张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更为晚近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ois Crouzet）也评论道：“认为英格兰最初的霸权是正常的而它的衰落是反常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29]真正需要解释的恰恰是，最初的“霸权”是怎么来的。
简单地说，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扩张的大浪塑造了整个世界，而英国就是这次大浪中的弄潮儿：18世纪的贸易与征服，19世纪的工业与帝国。所有这些运动与利润丰厚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纠缠不清（18世纪被贩为奴的非洲人有半数是用英国船只运输的），而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又为英国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润滑剂。[30]这个国家的首要优势是，它在海上力量依旧重要的时代拥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岛屿基地。不同于法国和普鲁士/德意志等与死敌为邻的竞争对手，英国可以躲在英吉利海峡后面——莎士比亚称该海峡为这个国家的“沟濠”和“水中壁垒”。或者用1870年格拉斯顿的话说：“神意智慧的安排用那道银海将它隔开……部分免除了危险，彻底免除了大陆邻国插手的诱惑。”[31]孤悬海外并非绝对安全，在1588年、1804年和1940年，外敌入侵的威胁一度非常严重，但这确实意味着英国不需要那种在欧洲大陆常见的庞大的常备陆军。而皇家海军不但很受待见，而且也是必需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能保家卫国，还因为英国是个日益依赖粮食和原材料进口的岛国，需要保护海上贸易免遭平时的海盗和战时的敌人袭扰。
英国的岛国地位使它可以充分利用与法国的五次大战。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波拿巴的历代法国领导人不得不主要在陆上与欧陆敌人交战，英国则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在争夺贸易和殖民地上。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让英国控制了北美大部分地区，虽然13个殖民地在1776年至1783年的下一场世界性战争中赢得了独立，但英国仍旧占有后来的加拿大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从1793年到1815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代表着一段充满危机的时期，英国在此期间遭受了长期的经济*锁封**，但它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法国的海上力量灰飞烟灭，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殖民大国，它的殖民地主要是在印度，但它在澳大拉西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势力也越来越稳固了。它的舰队此前主要部署在英国国内、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但此时已经遍布全球了。皇家海军的制海能力取决于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一战”爆发时的第一海务大臣）所谓的“锁住世界的五把战略钥匙”，即英国在多佛尔、直布罗陀、亚历山大、好望角和新加坡的重要基地。[32]
英国在全球各地建立战略据点，通过强大的海军和商业船队投射力量，不仅如此，它在1815年之后还凭借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国家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个国家最初的制造业狂潮是被棉花贸易所推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外面进口的，大部分制成品则用于出口。到1830年，棉纺织品占了英国出口额的一半，而原棉占了净进口额的20%。棉花潮消退后，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铁路建设热的刺激下，钢铁成了新的增长点。英国因为在世界各地铁路的投资与建设方面的主导地位，增长得以延续。到1860年，这个只占世界总人口2%的国家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钢铁，并占了全世界工业制成品贸易额的40%。它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它的人民尽管贫富悬殊，但还是享有最高的人均收入。[33]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部分时候，英国作为头号殖民帝国、世界工业巨头和海上霸主，的确显得非常伟大。在1815年之后的数十年间，皇家海军统治了海洋，荡平了印度洋的海盗，打击了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的奴隶贩子，野心勃勃地扩大英国的商业利益，特别是在*片鸦**战争中迫使中国对英国贸易敞开大门。许多外国领导人也毫不怀疑英国的决定性实力。南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考虑西班牙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时感叹：“只有英国这位海上霸主能保护我们免遭欧洲的联合反扑了。”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评论道：“有英国人做朋友我什么都能做，没有他们的友谊我什么也干不了。”[34]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与“罗马治下的和平”相提并论并不牵强。和罗马一样，英国似乎统治或影响了世界上的大片地区，而且正如诗人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1886年大肆渲染的，它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力量
我们自己美丽的岛国，一切海洋的主人。[35]
189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祝活动展现了这个国家雄大的全球力量。为期一周的军事庆典在怀特岛的大型海军阅兵式上达到了高潮，维多利亚在那里检阅了她的165艘军舰和其上的4万名水手。其中最盛大的时刻要数6月22日，维多利亚在群众的欢呼下，隆重地在伦敦的街道上*行游**了6英里[36]。和大多数观察者一样，《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说庆祝活动的主题是“遍布世界的大英帝国……欢欣鼓舞地展现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围观群众尤其对来自女王在全球之领地的士兵分队感兴趣。当时刚出现的大众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记者在报道他们走上拉德盖特山，向圣保罗大教堂行进时，难以掩饰自己的爱国热情：
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各种肤色，各个大陆，各个种族，各种语言——统统都为了大英帝国和英国女王全副武装起来。他们走了上来，越聚越多，每隔几码[37]就是一种新的类型，一块新的领地，就像一座人类学博物馆——一本活生生的大英帝国地名录。和他们一起走来的是他们的英格兰军官，他们像儿童一样听从并跟随着后者。这让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帝国意味着什么。[38]
从1897年6月的那个星期开始，许多言论都是这么浮夸，往往还有些可笑。一个纪念杯上画着这位78岁的君主，并写有“全世界愿望的中心”（The Centre of a World’s Desire）字样。一位加拿大诗人是这样献上他的祝福的：
敬维多利亚女王，
身着尊荣的衣装，
一脚踏着加拿大，
一脚在澳大利亚。[39]
这样的一字马姿势真引人注目，但没办法长时间坚持下去。其实，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是我们注定要失去的。英国的全球实力从来就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大。只要深究一下这种实力，包括经济上的、国际关系上的和帝国上的，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财富与实力相对地位的变化
实力需要财富的支撑，这是国际事务中的一条规律：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说，“从长期看，国家的生产力和增收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40]英国的情况无疑符合这一概括性的说法。英国在1880年生产了全世界近23%的工业制成品，到1928年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时降到10%，而到1980年撒切尔担任首相之初时只有区区4%。英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衰落则相对缓慢，但结果大同小异。1899年，英国占了全世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的33%，到1950年只有25%，而到1980年还不到10%。[41]英国在世界财富中的份额逐渐缩水，与此同时军备的开支却呈指数级升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皇家空军购买385架狂风式战斗机的实际成本，比“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生产的全部2.1万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成本还要高。[42]一个在尖端技术更新换代中落后于人的国家可能会失去一流大国的地位，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迎头赶上的时候。
而这是注定要发生的。考虑到英国的面积与人口，它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绝对经济优势地位显得有点不太自然。一旦工业化进程在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国家起步，比如19世纪末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和21世纪的中国，英国的相对优势必然要下降。美国和中国的国土面积都堪比一块大陆，还拥有蓬勃发展的劳动力大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免关税国内市场。英国除了在相对规模上长期处于劣势之外，它也容易被“后来居上”。一旦国家跨过了基本的社会经济门槛，它们就可以直接复制经济领头羊的技术创新，而不用试错走弯路了。而且那些原先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看上去往往相当惊人——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
英国在面对迎头赶上的经济体时，主要的应对方式就是巩固现有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它的海军—工业复合体，其基础是维克斯（Vickers）、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Armstrong-Whitworth）和约翰·布朗（John Brown）这样综合性的钢铁/*火军**/造船企业，以及业务后来拓展到了*用军**航空器和坦克上的皇家造船厂。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和法国基本上平分了全球*火军**贸易的一半；1938年，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自称为“世界领先的航空器组织”。英国*火军**工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因为冷战而得以持续。尽管和奴隶贸易一样，这个“战争国家”现在已经在英国经济的宏大叙事中被基本忽略了，但它对现代英国史的意义不亚于“福利国家”。[43]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与商业服务——兴衰叙事往往聚焦于波澜壮阔的工业，却忽视了这一面。这一服务部门与工业化的发展演变是并存的；实际上，这些进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商品可以源自服务，就像服务可以源自商品——其例证就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创新，从汇票和寿险精算表，到条形码和电脑化交易。[44]大多服务于国外客户的英国商船队在各种“无形”收入中名列前茅，其中有保险业和银行业的支持。加上铁路、种植园、公用事业和石油特许权等海外资产的利润，这些收入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英国国内商品出口收入的约75%。[45]它们不仅弥补了英国进出口的差额，还提供了“战争基金”让英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取。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财政部将英国的金融称为“第四军种”——和陆海空三军一样，对未来战争至关重要。
面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从自由贸易变为保护主义。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或许失败了，但到了1932年，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的世界性大萧条的最低点，其子内维尔·张伯伦（时任财政大臣）让关税改革在下议院过了关，这令坐在旁听席的约瑟夫遗孀备感自豪。在现在受到关税保护的贸易经济中，“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优惠性的低税率）被赋予了大英帝国内的各个国家。英镑区也在20世纪30年代初现雏形，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巩固。它与帝国特惠制有交叉，但并非完全重合。加拿大享有特惠关税，却在英镑区之外；拉丁美洲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属于英镑区，但不享受特惠关税。从1913年到1938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在英国出口份额中所占比例从22%上升至47%，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吸收的英国新增对外投资比非大英帝国国家多得多，这与1914年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46]帝国/英联邦和英镑区成了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框架——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英国试图用一个享有特权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使英国国内经济不受国际竞争影响。
帝国特惠制的结束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致与英镑区衰落、石油危机爆发和战后繁荣的崩溃同时发生。20世纪70年代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加快了全体西欧国家去工业化的步伐，但英国的去工业化过程因撒切尔时期激烈的阶级政治而雪上加霜。在全球经济变迁这一错综复杂的背景中，很难判断哪些历史结果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带来的。我们在这里可以说的是，简单的衰落叙事并没有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适应性经济变化——快速转向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的成功，这尤其适应后帝国时代的现状。
“英镑这艘船沉没后，伦敦城设法爬上了‘欧洲美元’这艘更适合航海的船。”[47]“欧洲美元”这个词指的是放在欧洲而非美国的美元资产——最开始的一批来自中东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获得的利润。伦敦城给出税收优惠，并有意营造出比华尔街更为宽松的法规环境，吸引了这些资金。但这并不是那个适应英镑和英国经济的“老”伦敦城，而是一个“外部导向”“外方占有”（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的银行主导）且“只要当局撒手不管就能持续发展”的“新”伦敦城。[48]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结束外汇管制并对撤销股市管制的“金融大爆炸”表示鼓励，加速了这一外向化进程。1981年，英国股市只有3.6%为外资持有，但这一比例到2010年增长到了43.1%，到2016年则为53.9%。当然，市场上仍然有很多英国玩家，例如雅各布·里斯-莫格就是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挣到了他那数百万英镑的财富，但伦敦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离岸银行区，从而适应了变化。外国人，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寡头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他们的资金，而不用面临过多的审查或阻碍。[49]
因此，英国在制造业方面相对优势的削弱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配角。恰恰相反，英国今天是全球第十大出口国和第五大进口国，它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能排到世界第二位或第三位。从经济上讲，英国基本上能满足人们对一个拥有同等体量、资源和历史商业经验的国家的预期。真正改变的，是英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弱了，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创造出了与英国相当甚至更大的经济体量。
对英国的世界地位影响更大的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变化。拿破仑失败后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结束后，国际对抗从19世纪60年*开代**始愈演愈烈。而之后的20世纪在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又抵消了英国岛国地位所带来的许多好处。
与大众的观念相反，“19世纪的欧洲和平并非主要源自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50]之所以有这样的太平景象，是因为1815年的欧洲在经过20多年毁灭性的战争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除了战败的法国外，欧洲大陆列强都接受了后拿破仑时代的和平状态。与其说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维持了这一和平局面，倒不如说是这一和平局面维持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实际上，英国几乎是搭了顺风车——与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相比，那时的欧洲进入了不同寻常的和平时期，这让英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全球扩张。
欧洲大陆国家再度将战争当作执行政策的工具，1859年至1871年间，意大利和德意志先后实现了统一，而英国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它的王牌皇家海军在面对欧洲内陆迅速发展的危机时基本上束手无策，而英国也没有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通过征兵制来维持庞大的常备陆军。在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估计奥地利和德国各自能投入100万人参战，俄国可以投入150万人，而英国用于“国外行动”的“最大兵力”是10万人。这也难怪据报道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曾经嘲笑道，如果英国陆军在德国沿海登陆，他会派当地警察进行抓捕。[51]俾斯麦刚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通过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控制着整个欧洲中部。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说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比法国大革命更大的政治事件……均势被彻底打破了，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是英国”。[52]
对后来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内战的结果。一开始，在1861年英国宣布中立，英国进口的棉花有80%来自美国南部邦联，所支撑的纺织工业雇用了400万人。而且战争的道德问题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联邦政府宣称战争是为了保住合众国，而不是废除奴隶制，而许多英国自由*党**人认为南部邦联打的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就和之前意大利各邦从哈布斯堡帝国中分离出来一样。1862年10月，格拉斯顿在纽卡斯尔对听众说：“南方的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一支陆军；现在看来他们正在建立海军；而且他们所建立的不止于此，他们建立了一个民族。”事实上，他对合众国的分裂乐观其成，认为“这是符合各民族总体利益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应该膨胀到一块大陆的规模”。[53]
但关于英国可能在冲突中调解的讨论只是暂时的。到1865年4月，北方凭借压倒性的资源优势*压镇**了这场“叛乱”，美利坚合众国恢复统一，“从大海到波光粼粼的大海”。一个国家坐拥一片大陆，欧洲人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866年，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就敦促欧洲联合起来对付“大西洋对岸出现的政治巨人”。而在1882年，随着美国经济在庞大而和平的共同市场中飞速发展，德国作家康斯坦丁·弗朗茨（Constantin Frantz）认为“新大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旧大陆几乎是无法阻止的”。[54]
更要命的是，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越来越不利于英国。1815年之后的和平时期结束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瓜分非洲和19、20世纪之交瓜分中国的企图重新挑起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英国的海上独霸地位此时已被削弱。1883年，皇家海军有38艘战列舰，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在一起只有40艘。到1897年英国已经被赶超了：62艘对96艘。[55]此时俄国的疆域已经横跨亚洲直到太平洋，在英属印度边境上制造摩擦。而其他非欧洲强国也在崛起。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先后在1894—1895年和1904—1905年打败了中国和俄国。
因此，英国试图在20世纪上半叶保卫它在1815年之后欧洲难得的和平稳定时期所巩固的全球地位。英国不得不对付那些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的对手。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与英国竞争，而日本的威胁在1937年至1942年尤为严重。但最大、最持久的挑战来自德意志。
统一后的德意志在1914—1918年首次争夺霸权的努力被挫败了，但英国及其帝国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100万人阵亡，国家总资产损失了近15%。战争也使地缘政治重心向太平洋转移，日本和美国（英国的战时盟友）都发展成为主要的海军和经济强国。而虽然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不堪压力分崩离析，但俄国挺过了革命与内战，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重新崛起。这对英国构成了双重威胁，英国不但要对付俄国这个在亚洲的传统对手，还得应付公开要搞世界革命的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挑战。
由于法国在1940年6月战败投降，德国的第二轮挑战对英国更为凶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在英国的不断支持下，还能维持住一条对德的西部战线。但希特勒现在只用4个星期就完成了德意志皇帝手下悍将4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打得法国退出战争，并建立一个欧陆帝国。希特勒此时可以比预想的提前几年腾出手对付苏联了。德国惊人的胜利给意大利和日本壮了胆，使它们分别试图在北非和东亚建立帝国——而英国在那些地区的地盘就成了主要的目标。
英国凭借自身和帝国的资源，并没有在1940年战败。这对整个世界无疑非常重要。假使英国像法国一样投降或退出战争，希特勒就能把德国全部的兵力和资源用于对苏战争，而美国可能就要有所收缩，集中力量保卫西半球了。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英国的顽强不屈鼓励罗斯福扩大了物质上的支持并随后参战。英国成了西方盟国最终渡海作战、解放欧洲必不可少的基地。
因此，英国的1940年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不管当时丘吉尔如何慷慨陈词，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在欧洲没有法军和西部战线、皇家海军又在地中海和太平洋及本土水域上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战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不是英国凭一己之力能够做到的。因此英国除了依靠新盟友赢得战争外别无选择——最主要的盟友就是美国和苏联。到1945年5月，经过了5年的全面战争后，希特勒命丧黄泉，他的千年帝国也成了一片废墟，但他也让旧欧洲给他陪了葬。德国在1940年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具威胁，希特勒实际上召唤出了超级大国来恢复旧大陆的平衡。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美国主导了西欧的战事，而苏联红军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从斯大林格勒打到柏林，控制了东欧大部分地区。到德国投降时，美国和苏联各有1 100万到1 200万大军，比英国的两倍还多。
假如美国和苏联撤出欧洲，世界恢复到之前1918年后的战后格局，权力的转移可能还不会这么明显。但美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后开始了激烈的对抗，不仅将德国和欧洲划分到了两个军事阵营中，还掀起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意识形态斗争。虽然英国在战后不久仍旧是一个主要大国——1950年前后在军事和工业上排名世界第三，这部分是因为德国和日本彻底战败——但它就算把平时征兵制维持到1960年，也还是无法与两个超级大国比肩。英国的兵力在1953年达到了战后的巅峰，*队军**总兵力为90万，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分别有350万和475万。[56]在核*器武**和洲际导弹的时代，英国也无法在冷战军备竞赛中与两大国一较高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能继续作为核大国存在，靠的就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这并不是说英国在军事上就再也不值一提了，它仍是除了法国之外的西方盟国中唯一能在北约以外保持力量投射能力的欧洲国家。但它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和经济上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已经超越了英国先前的领头位置——英国回到了符合它这种体量、人口和资源的地位。和财富一样，英国的权力在历史上的惊人之处是它的“崛起”，而不是“衰落”。
帝国、实力与辉煌
如果不是因为帝国的“倍增”效应，英国绝不会崛起到那样的高度。是帝国让不列颠称得上“大”。20世纪初，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口只有4 200万，而美国和俄国的人口分别为7 600万和1.33亿。不过如果算上英国海外领地的居民，这笔账就完全不一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顶峰时期，大英帝国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近四分之一，包括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也大致相当，超过了5亿人。法国只占有地球陆地面积的9%，只有1.08亿人口。[57]帝国在危急关头可以提供物资和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从英国和爱尔兰调动了670万人，而还有300万人来自帝国——其中近半数来自印度。[58] 1939—1945年，帝国的贡献就更为显著了：英国动员了590万人，而所谓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征召了近250万，印度则超过了200万。[59]
考虑到这些数字，有些历史学家指责英国领导人“丢掉了”帝国，因为这削弱了英国与规模相当于一整块大陆的超级大国抗衡的能力。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就认为，如果英国人没有丧失勇气，他们是可以通过“坚决的*制专**统治”保住印度的。[60]但关键不是意志力，而是硬实力。再引用一下德国评论家康斯坦丁·弗朗茨在1882年的话，英国真的是“一个人造的世界大国”（eine Künsliche Weltmacht），因为“这个大国的领土基地只是一个欧洲国家”，而它的资源来自横跨各大洋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只是“通过舰队的航线”与英国联系起来，且“这些航线可以被全部破坏或切断”。[61]而美国和苏联分别在1861—1865年和1917—1922年克服了各自的内战危机后，都成了控制着毗连领土的大陆型帝国，英国则不然。
缺乏一个有毗邻领土的大陆型帝国是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基本弱点。但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它的殖民地非常多样。这个帝国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与伦敦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协调。有些在加拿大和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是1776年之前的北美殖民地残留下来的；有些殖民地是对法战争获得的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有些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在西非不断蚕食的结果，原先脆弱的部落政权在欧洲贸易、征服和文化的扩张中败下阵来；有些在非洲南部和东部的殖民地是在19世纪末为了阻挡欧洲竞争对手而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夺取的；还有些殖民地是在“一战”前后从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瓜分来的，包括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埃及、石油储量丰富的伊拉克以及盛着毒酒的金杯——巴勒斯坦。
英国也并不是真正“拥有”这些彼此相异的“地盘”。英国的控制常常徒有其表。在有些殖民地，来自英国的白人移民征服了土著居民并定居下来，历届伦敦政府逐渐对它们进行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这一模式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加拿大，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扩展到大洋洲和非洲南部的其他白人殖民地。到1931年，伦敦议会残存的权威被废除，各自治领（人们对这些白人殖民地的称呼）在一切领地内事务上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它们虽然依旧在国防上依赖英国，但它们与英国之间的主要纽带是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许多人或他们的父辈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刚刚从英国移民出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列颠民族主义”在动员民众支持“母国”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超过95%的澳大利亚人和近50%的加拿大人拥有英国血统。[62]
这种有计划的权力下放政策被用于那些拥有大量英国定居人口和财政独立能力的殖民地。“非白人”殖民地的待遇则不同，因为直到1945年后，它们还基本上被认为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这些殖民地，英国采取了更为*制专**和武断的手段，建立一个由一位英国总督领导的非民选政府，在伦敦的监督下行使某些委任的权力。不独立的帝国领地有很大部分是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王室殖民地运作的。即便是那些看似对英国的利益微不足道的殖民地，比如西非、西印度群岛或马尔维纳斯群岛，伦敦方面仍然抓着不放，因为它担心其他大国会趁虚而入，或者这些地方在种族或政治上缺乏天然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英国试图将持续统治的代价降到最低，因而对贫困和不发达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这些殖民地像20世纪30年代的加勒比地区一样爆发了严重的动荡。这是一个廉价的帝国：英国获取的不多，但投入的也很少。
在这些自治领和王室殖民地中间，印度算一个特例。英国在那里取代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获取最高权力。他们通过印度文官制度直接统治所谓英属印度，处于领导地位的是一个只有1 300人的欧洲精英阶层。而在占印度次大陆三分之一的约600个土邦中，他们是通过世袭的王公进行间接统治，这些土邦在一位英国“特派代表”的监督下行使除外交和国防以外的一切权力。印度的人口在1900年超过了3亿，英国对他们的影响力在本质上是通过与当地地主和商业领袖结盟，以及依靠那些在英国行政当局担任职员的受过西式教育的印度人。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出现过传教和改革的浪潮，但除非英国的统治秩序或利益受到威胁，印度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基本上在宗教、社会和文化方面可以自行其是。
在印度，英国的利益非常重大。1900年前后，英国占了印度进口商品的60%，特别是纺织品、机械和钢铁制品，并用所产生的贸易顺差来平衡对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贸易逆差。更为重要的是英印*队军**。1914年，英印军拥有16万兵力——其中三分之一是英国人，占了英国平时军力的一半：这些兵力对一个缺乏征兵制传统的国家至关重要。而且这还是一支廉价的*队军**：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印度是“一个位于东方大洋的英格兰兵营，我们可以从中抽调任何数量的士兵，还不用给钱”。[63]更准确地说，是印度政府用自己的税收支付了印度的平时*队军**以及在海外服役部队的基本开支。“一战”期间，130万英印*队军**被派往从法国到加利波利（Gallipoli）再到东非的海外，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现在看来，大英帝国似乎有点像一场*局骗**。如此多的殖民地人口怎么会被如此少的英国人统治如此长的时间？必须承认的是，曾经有一些积极的力量在推动人们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例如白人殖民地的“英国属性”以及印度等地的庇护关系网络。但帝国的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依靠*力武**或以*力武**相威胁，而这一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候可以通过英国军事技术的优势来实现。皇家海军或许受到其他欧洲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挑战，但它在19世纪中叶只需要几艘蒸汽动力的炮舰就能击溃中国的舢板，并让中国向欧洲贸易打开大门。英国陆军或许在俾斯麦的欧洲看来只是个笑话，但它足以应对帝国边缘地带的大多数威胁。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霍拉肖·基奇纳将军（General Horatio Kitchener）的*队军**——青年温斯顿·丘吉尔也在其中——以损失区区368人的代价征服了苏丹。他的对手苏丹哈里发则损失了1.1万人：被3 500枚炮弹和50万发*弹子**所屠戮。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用简练的对句写道：
不论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他们没有。[64]
支撑*力武**优势的是种族威望的魔力——殖民地官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强调了这一点。他在1890年说道，在非洲和印度，“当地人认为触摸一个白人老爷是*渎亵**神明的行为，而如果他与白人老爷对着干，那么估计就离死不远了。白人的优势地位全赖这种威望，而这种威望必须不计代价加以维持，就像人面对一头猛兽时一样”。[65]英国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声望与威信是一种“无形资产”，这一点外交部的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在1938年9月与德国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表达了这一点。他写道：“我知道我们没有打仗的能力，但我宁愿被打败也不想被羞辱。今后我们要怎么正视一个外国人呢？我们怎么能保住埃及、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呢？”[66]
在19世纪，英国四面出击。在20世纪，英帝国被动还击，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在许多英国殖民地，新的政治组织纷纷成立，从殖民当局手中取得让步，而这反过来又逐渐削弱了殖民当局对当地政策和资源的控制。自治领权力下放的模式被不情不愿地照搬到了其他殖民地——印度的案例尤为重要。1919年的严重*乱动**使英国统治者让出了财政自主权，印度人得以针对英国商品建立关税壁垒；这又加速了兰开夏郡纺织工业的衰落。1939年战争再度爆发时，伦敦方面同意为调动英印*队军**支付数量惊人的费用；这导致英国对印度欠下了13亿英镑的债务，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左右。[67]这改变了对英国占领印度的成本收益分析。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扩散缩小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在军事上的差距。例如在恩图曼战役结束不到50年的1946年，一伙犹太武装分子用7个装满*NTT***药炸**的牛奶桶炸毁了英国势力在巴勒斯坦的神经中枢——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事件造成91人丧生，而英国保住这块不太平的委任统治地的决心也随之灰飞烟灭。随着英国移民的减少，英国与白人自治领之间的纽带在1945年后也弱化了；其他族裔的移民纷至沓来，形成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澳大利亚是最先出现这种情况的，但这一点在新西兰这个此前最“忠诚”的自治领更加明显。南非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是原荷兰裔的白人，与英国的纽带一向较弱，而在加拿大，法语群体和邻近的美国都在施加各自的影响，无形中抵消了对英国的情感。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雅各布·里斯-莫格这样的保守*党**人认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衰落”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消解了英国的权力意志。他们也认为，这一事件本来也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尽管两人都没有具体说明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然而，苏伊士运河危机尽管造成了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保守*党**内，但它其实“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小团旋涡”。[68]首相安东尼·艾登之前胆囊手术失败，时常高烧超过40摄氏度，他收复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行动只是一介病夫孤注一掷的行为。他有意瞒着英国政府的大部分人，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和联合情报委员会。此举也有悖战后英国的根本对外政策。与以色列勾结本应掩人耳目，却闹得路人皆知，好不尴尬。这违背了英国传统上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关系，而没有和美国商量则导致华盛顿方面引发英镑挤兑潮，破坏了紧跟美国这一英国战后的基本准则。
到20世纪50年代，大臣和官员们承认防务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收入，而且在热核时代英国的安全有赖于它作为对美“特殊关系”中的小兄弟的地位。因此，苏伊士运河危机偏离了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方针——这一偶然事件反映的是某一个领导人的性格，而不是英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顶多向世界以及英国公众表现出英国的实力多么有限，而这一点在议会和政府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既在心理上创巨痛深，又在地缘政治上意义重大的事件，那就必须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不是1940年，那个被国家神话和电影所铭刻的“最光辉的时刻”，而是1942年初，当时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帝国在日军迅猛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珍珠港事件拉开了日本冒险行动的序幕，陆海空军联合出动，不仅在几周之内将英国赶出了香港、马来亚（Malaya：马来西亚西部）地区和新加坡，而且其过程也戏剧性地削弱了英国全球地位的关键基础。1941年12月，现代空军对传统海上力量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现，当时英国仅有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反击号”（Repulse）正在保卫其亚洲殖民帝国，日本的鱼雷轰炸机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将它们双双击沉。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直接的打击……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带来的恐怖感深深地渗入了我的心坎。”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自身到处都是脆弱和不设防的”。1942年2月，新加坡落入了兵力处于劣势的日军手中，彻底暴露了这种没有防御的状态。在这场丘吉尔称为“英国史上最惨的溃败和规模最大的投降”中，约8万名英国和殖民地士兵沦为俘虏。[69]有那么几个星期，印度和澳大利亚似乎危在旦夕。
丘吉尔本人承认英国在1941年至1942年在全球已经难以首尾相顾，他在下议院说：“从来没有过，也从来不可能有这样的时刻，英国或大英帝国独自对抗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不列颠空战、大西洋海战和中东战役，同时还能够在缅甸、马来半岛和整个远东枕戈待旦，对付日本这样庞大的军事帝国。”[70]
虽然日本的狂潮最终被逆转——主要是靠美国海军，而英国也拿回了在亚洲的殖民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1942年造成的损害影响深远。身穿宽短裤的英国军官在新加坡签署投降书，然后进入日本的战俘营，这些影像通过新闻影片和报纸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撼动了种族优越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而正如卢格德正确指出的，这种地位对英国的实力至关重要。假装殖民地人民继续忠于英国是不可能的了。而英国在1942年的危急关头曾仓皇地提议让印度独立，虽然当时没有付诸实施，但在战争结束后还是不得不兑现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去殖民化进程由此展开。
简而言之，1940年至1942年，从法国投降到新加坡陷落，完全可以说是英国全球地位的“战略性灾难”。它是“真正的转折点”[71]，迫使英国采取平时征兵制这种无法长期维持的权宜之计，迫使英国开始依靠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一个实力倍增的同盟。经典的国家叙事突出了1940年英勇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不列颠空战的胜利，而“1941年至1942年帝国灾难的意义却被掩盖了”。[72]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史中，新加坡远比苏伊士运河重要得多。
丰裕、遗产和历史
英国现今在世界上的财富和实力地位无法与150年前相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的崛起令人惊奇，但当人口资源更丰富的国家迎头赶上、全球去殖民化浪潮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下滑是自然之理。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大英帝国衰落，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这就是A.J.P.泰勒（A. J. P. Taylor）对1914年到1945年这段历史的定论。[73]戴维·坎纳丁（David Cannadine）在评价整个20世纪时说，“衰落的时代”也是“丰裕的时代”。[74]尽管英国的经济表现时不时令人感到绝望，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到20世纪末“正好处在西欧大国的中间（比德国和意大利高一点，比法国低一点），但在世界范围内绝对称得上非常富裕的国家”。[75]不管这个国家的世界地位如何起伏，英国人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发展的受益者”，“每一代人都比他们的前辈更富足”。[76]
问题是：哪些英国人？丰裕的果实并没有在全体人民中平均分配。在20世纪的进程中，英国经济经历了剧烈的结构转型。就像英国曾经是工业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矿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转移——的领头羊一样，它也引领了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型的脚步，该部门今天占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左右。尽管有些人依然认为钢铁、造船、汽车等更为传统的“制造业”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这种“第三产业化”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已是常态。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服务业占比也都在80%上下，但“在英国，去工业化的进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走得更快”。[77]
而且人力成本相当可观，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两个时间点。先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煤炭、钢铁、纺织和造船等主要产业的一整代工人经历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1936年10月从泰恩赛德到伦敦的“贾罗进军”就是他们标志性的抗议活动。然后，这些行业的残余以及整个重工业从20世纪70年*开代**始出现了更为剧烈的衰退。从1971年到1999年，制造业工人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从34%降至不足16%，而服务业的劳动者占比从54%上升到72%——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这部分的劳动者占比从6%增长到18%。[78]在这两个时期，去工业化主要是因为国外低工资发展中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但英国政府的决策也对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20世纪30年代的取消金本位，撒切尔时期的坚持货币主义和打击工会势力。这些政策均导致失业率升高，一些此前严重依赖单一经济活动或企业的地区——煤矿、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出现了持续的社会贫困，其中以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南部和克莱德赛的老工业基地最为严重。这一过程往往会加剧南北对立的情绪——经济繁荣在伦敦、伦敦四周诸郡（Home Counties）和英格兰中部部分地区最为明显。这也是人们2016年6月投票支持脱欧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有人认为战后英国史更恰当的“元叙事”不应该是“衰落”，而是“去工业化”——因为它对“收入分配、失业、工作的性别分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态”有着广泛的影响，说它能与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的历史性变迁相提并论可能也不为过。[79]这种新的服务业经济高度分化为人们所说的“好”工作和“坏”工作，后者枯燥乏味且收入微薄，以至于“有工作”的贫困现象需要国家福利悄悄地进行缓解。突如其来的去工业化急剧增加了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的程度。而在考虑人力成本时，“增长”和“衰落”这样的概念不仅不合时宜，还令人费解。根本性的问题更多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政府做了什么来促进新的经济活动、重新培训失业工人和教育年青一代获得更为灵活的工作技能？这样的议题将我们带入了国家政策而非结构变化的领域——而且这里“政策”的意义变得更为复杂，而不像那种用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扭转国家衰落的政治宣传那么简单。[80]
但“衰落”的意识形态仍然有着深入人心的魔力。有人似乎“打心眼里认为，曾经执牛耳的英国应该一直坐在头把交椅上”。如果这么想，那么其他国家壮大了就会被认为是英国“衰落”了，哪怕英国已经比一个世纪前富裕了很多。[81]有些人甚至对昔日的敌人（特别是德国）现在地位上升尤为耿耿于怀。对“伟大”的强调——那种将“英国”带回“伟大”的撒切尔式的野心——反映了保守*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绪：不愿与已经失去的地位说再见。但令人吃惊的是，亲欧洲的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在2017年出版他有关扭转脱欧公投结果的宣言时，竟然觉得有必要将书的标题定为《如何阻止英国脱欧（以及让英国再度伟大起来）》［How to Stop Brexit (And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看来“伟大”一词吸引的并不仅限于政治上的右翼。
在当代的英国，过去的事物随处可见，放大了这种“曾经伟大”的失落感。“衰落”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也是文化遗产的全盛时期。但究竟何谓“遗产”其实令人费解。英国国家遗产纪念基金会（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在1980—1981年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称：“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国家遗产，就像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美或艺术。”根据这一观点，“遗产”显然包括受到“无节制发展”威胁的“英国自然财富”，但“遗产”也“代表了美学表达的发展，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82]
“遗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催生了许多具有远见的城乡重建计划，但它也助长了人们吃饱喝足后的怀旧情绪。大的机构有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National Trust），虽然叫这个名字，但它是个私营机构。其会员人数从1981年的100万增长到了2017年的超过500万。该组织现在是英国最大的地主之一，它将自己的使命表述为不仅为“所有人”还要为“千秋万世”保存“特殊的地点”。人们将英国庄园别墅以及昔日乡绅阶层生活的迷人魅力能大体上保存下来归功于这个组织。还有一些小的机构，地方理事会和博物馆让众多荒废的工业遗址重获新生。[83]其中有些遗址——例如铁桥——可以被注入一种饱经风霜的壮丽感，以另一种方式和斯托海德（Stourhead）或克利夫登（Cliveden）这样的庄园别墅比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遗产电影”风尚也强化了英国的“历史想象”。许多有影响力的大片表现的是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或乔治三世这样的著名君主，而从《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到《唐顿庄园》（Downtown Abbey），庄园别墅剧总是受人欢迎。这些影视作品往往以令人难忘的表演和精美的画面无形之中告诉人们，这个国家的过去要比现在更了不起、更激动人心。“历史真人秀”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这是近来最活跃的历史题材电视节目领域。电视台摆脱了学术科普的方向，采用了更加感性和有参与感的形式——通过实践历史人物的生活方式（比如《住宅》系列）、穿戴他们的服饰或体验他们的经历（《战壕》《船只》等等）的方式，让观众产生一种历史代入感。[84]
战后英国制片厂出品的英国“二战”题材电影尤其有影响力。这些电影的总数相当惊人：从1946年到1965年这20年间有100部左右。20世纪40年代末，大约3 000万人每周都会去电影院，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为5 100万人。虽然定期观影人数在1959年减少到了1 500万以下，这个数字仍然几乎相当于当时所有全国性日报的发行量。战争片，虽然不受许多影评人待见，但一向是票房利器。《敌后大*破爆**》（The Dam Buster）是1955年票房最高的影片，《触摸苍穹》（Reach for the Sky，讲的是战时飞行员道格拉斯·巴德）在1956年也是如此。《“俾斯麦号”歼灭战》（Sink the Bismarck!）在1960年大获成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一战”的电影不同，这些电影基本不需要探讨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双方的士兵也不会被刻画成被赶去送死的普通人。1945年后的电影推崇男性和阳刚气质；电影的主人公——由杰克·霍金斯（Jack Hawkins）和理查德·托德（Richard Todd）这样的影星饰演——往往刚毅而内敛，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英国人，而他们的德日敌人则一般是经典的“反派”形象。除了少数澳大利亚人之外，电影很少提到英国海外殖民地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而且连美国人这样的盟友也没有出现，更不要说苏联人了。与流行的少年周刊《老鹰》（The Eagle）所传递的信息一致，这些电影将战争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游戏”和“一个正义的事业”。当然，大多数观众之所以爱看，可能只是因为里面的动作场面——从纳粹战俘营逃脱的内容尤其受人欢迎。但这些电影在潜意识中强化了“英国孤军奋战”的英雄叙事。[8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观众通过电视台的不断重播看到了这些电影。而且在更近的这段时间，这种英雄叙事被进一步凝聚到了丘吉尔个人的身上，这是通过“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过程实现的，也就是一种媒体对另一种媒体的产品进行二次加工，书籍、报章和电影之间形成了多个反馈回路，而丘吉尔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被放大了。丘吉尔在1948年至1954年间出版了他的六卷本战争回忆录，开始了这一过程。他想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正如他常常说的），在初期影响历史的判定。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世界各大报纸连载，例如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接触到了更大范围的受众。电影制片人也改编了这套回忆录，例如1960年到1961年在英美*放播**的系列片《温斯顿·丘吉尔：英勇年代》（Winston Churchill: The Valiant Years）。丘吉尔本人更是因为1965年向全世界转播的国葬而获得了不朽的地位。与此同时，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也在逐步为丘吉尔树碑立传，他历时20年，终于在1986年完成了八卷本的“官方传记”。这几卷书以及附带的几册佐证史料集反过来又给新的影视作品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在1982年的8集电视剧《旷野年代》（The Wilderness Years）中，演员罗伯特·哈迪（Robert Hardy）将20世纪30年代的丘吉尔呈现给了新的一代。在21世纪，英美合拍的影视作品在预算和特效方面都更上一层楼。阿尔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的《风云紧急》（The Gathering Storm）（2002）、布伦丹·格利森（Brendan Gleeson）的《不惧风暴》（Into the Storm）（2009）和加里·奥尔德曼（Gary Oldman）在2017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至暗时刻》（Darkest Hour）相继上映——同样在2017年，另一部有关1940年英国的电影《敦刻尔克》（Dunkirk）也很叫座。书籍、电影和报章就这样相互喂料，丘吉尔的再媒介化过程持续了大约70年。[86]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二战”在英国公众的心目中逐渐被窄化为一个国家和一个领袖在一年里的故事，这歪曲了那场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复杂程度。1940年6月，丘吉尔敦促他四面楚歌的同胞“恪尽职守，倘若大英帝国及联邦得以长存千年，人们将说道：‘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丘吉尔将他的回忆录有关1940年的第二卷定名为《他们最光辉的时刻》（Their Finest Hour），把士气鼓舞变成了事实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和“他”变得难解难分了。而“最光辉”也意味着英国到丘吉尔时代就到达了巅峰，换句话说，从那以后就一直走下坡路了。[87]
因此，在公众对英国过去的认识中，遗产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取代历史。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赖特（Patrick Wright）评论道：“国家没有被视为一个在走向未来（不管有多么杂乱无章）的过程中创造自身历史的异质性社会，而是被描绘成一个业已完成的永恒历史实体，我们只需要对它敬仰保护就行了。”[88]换句话说，人们将历史理解为内容而不是过程，是一个值得珍爱并维护的光荣遗产，而不是一个还在不断塑造和再造的工程。
如果你十分笃定英国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那么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你能面对生活在“将来时”的挑战，而不是沉湎于“过去完成时”[89]，那么就请继续往下读。在下文中，笔者试图将英国及其历史当作正在进行的工程来加以考察。
[1]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西方国家在16、17世纪向西南太平洋航海探险时期所用的地理区域名称。狭义的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广义的还包括太平洋岛屿（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范围与大洋洲相同。——编者注
[2] The Times, 17 July 1897, 13.
[3] David Cannadine提出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主题：‘Apocalypse when? British politicians and British “decl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收录于Peter Clarke and Clive Trebilcock, eds, Understanding Decline: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British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1997), 261–84。
[4] Quotations from Peter Clarke, A Question of Leadership: From Gladstone to Thatcher (London, 1992 pbk), 75–6, 78.
[5] Leopold Amery,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1951), 421 (‘titan’);Charles W. Boyd, ed., Mr Chamberlain’s Speeches (2 vols, London, 1914), 2: 181, 368.
[6] Boyd, ed., Chamberlain’s Speeches, 2: 248.
[7] A point noted in Barry Supple, ‘Fear of Failing: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Decline of Brita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7 (1994), 448.
[8] Speeches on 23 Feb. 1931 (Epping) and 5 March 1931 (Edinburgh) in Robert Rhodes James, ed.,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8 vols, New York,1974), 5: 4985–6, 4990.
[9] 丘吉尔1931年5月在利物浦的演讲，收录于India: Speeches and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31), 84–5。这篇演讲的另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发表在Rhodes James, ed., Churchill Speeches, 5: 4972，日期为1931年2月2日。
[10] Robert Rhodes James, Churchill: A Study in Failure, 1900–1939(Harmondsworth, 1973), 275.
[11]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244–5.
[12] Speech of 10 Nov. 1942 in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7 (London,1986), 254.
[13] Speeches of 12 Dec. 1946 and 6 March 1947 in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8 (London, 1988), 295, 301.
[14] Speech at Woodford, 12 Oct. 1951, in Rhodes James, ed., Churchill Speeches, 8:8262–3.
[15] Quotations that follow come from Labour Party, Let Us Face the Future (1945),http://www.labour–party.org.uk/manifestos
[16] Daily Mirror, 5 July 1945, 1.
[17]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1993), 5–6.
[18] Thatcher, Downing Street Years, 8.
[19] General Election Address, Dartford, Kent, 3 Feb. 1950,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0858
[20] BBC TV interview, 27 April 1979,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3864
[21] Speech to a Tory rally, Bolton, 1 May 1979,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065
[22] Party election broadcast, 30 April 1979,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055
[23] Thatcher, Downing Street Years, 10.
[24] Hugo Young, One of Us: A Biography of Margaret Thatcher (London, 1989),242.
[25] Speech at Cheltenham, 3 July 1982,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989
[26] UPI report 14 June 1982, https://www.upi.com/Archives/1982/06/14/Thatcher-Great-Britain-is-great-again/9487119078212/
[27] Charles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Vol. 2: Everything She Wants (London, 2015), quoting 163, 151, 704–05.
[28] Quotations that follow come from speech by Jacob Rees-Mogg, London, 27 March 2018, https://www.leavemeansleave.eu/jacob-rees-mogg-speech-brexit-one-yeargo-full-text/
[29] Quotations from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631; Fran?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London, 1982), 379.
[30] David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2016), 199.
[31] William Shakespeare, Richard II, Act 2, Scene 1, Line 48; King John, Act 2,Scene 1, Line 27; [W. E. Gladstone],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The Edinburgh Review, 132 (Oct. 1870), 588.
[32] 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 Vol. 1,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London, 1961), 41.
[33] Crouzet, Victorian Economy, 4–8; David Cannadine, Victorious Century: The United Kingdom, 1800–1906 (London, 2017), 266.
[34] Quotations from C. J. Bartlett, Great Britain and Seapower, 1815–1853 (London,1963), 68, 95n.
[35] Christopher Ricks, ed., The Poems of Tennyson (London, 1969), 84.
[36] 1英里≈ 1.6千米。——编者注
[37] 1码≈ 0.9米。——编者注
[38] Manchester Guardian, 23 June 1897, 5; Daily Mail, 23 June 1897, 5.
[39] Elizabeth Longford, Victoria R.I. (London, 1964), 549; Max Beloff, Britain’s Imperial Sunset, Vol. 1 (London, 1969), 20–1.
[4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London, 1988), xvi.
[41] 参见David Reynolds, Britannia Overruled: British Policy and World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nd edn, London, 2000), 11上的统计表格。
[42] Malcolm Chalmers, Paying for Defence: Military Spending and British Decline(London, 1985), 23–4.
[43] David Edgerton, Warfare State: Britain, 1920–1970 (Cambridge, 2006), esp. 43,46, 68.
[44] P. J. Cain和A. G. Hopkins在他们的书中强调了这一点，参见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London, 1993), 19–22。
[45]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10–11.
[46] Ian Drummond,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Empire (London, 1972), 18.
[47]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1993), 293.
[48] Ranald Michie, ‘The City of London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Ranald Michie and Philip Williamson, ed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City of Lond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2004), 45.
[49] 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s://www.ons.gov.uk/economy/investmentspensi onsandtrusts/bulletins/ownershipofukquoted-shares/2016
[50] Paul W.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401.
[51] House of Lords, Debates, Series 3, Vol. 204: 1364–5;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2004), 201.
[52] P. R. Ghosh, ‘Disraelian Conservatism: A Financial Approach’,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9 (1984), 289.
[53] D. P. Crook,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Powers, 1861–1865 (London, 1974),227–30.
[54] Michel Chevalier, ‘La Guerre et la Crise Européenne’, Revue des Deux Mondes,1 June 1866, 784–5; Constantin Frantz, Die Weltpolitik unter besonderer Bezugnahme auf Deutschland (3 vols, Osnabruck reprint edn, 1966), 1: 89.
[55]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209.
[56]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73(London, 1972), 74.
[57]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2), 242, 303.
[58] Denis Judd and Peter Slin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Commonwealth(London, 1982), 38.
[59] Iain E. Johnston-White,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Vict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7), 25; Yasmin Khan, The Raj at War: A People’s History of India’s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18.
[60] Correlli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London, 1972), 143.
[61] Frantz, Die Weltpolitik, 1: 106–7.
[62] Cf. T. O. 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London, 1984), 403. 关于“不列颠民族主义”，参见Darwin, Empire Project, ch. 4。
[63] B. R. Tomli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aj, 1914–1947: The Economics of Decolonization in India (London, 1979), 179.
[64] Hilaire Belloc, Complete Verse (London, 1970 edn), 184.
[65]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London, 1976), 158.
[66] Entry of 24 Sept. 1938 in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 1938–1945 (London, 1971), 104.
[67] B. R Tomli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aj, 140.
[68] G. C. Peden, ‘Suez and Britain’s Decline as a World Pow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5/4 (2012), 1073–96, quoting p. 1095.
[69]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 London, 1948–544), 3: 551 and 4: 81.
[70] Commons, Debates, 27 Jan. 1942, 377: 601.
[71] Darwin, Empire Project, 13–14.
[72] David Edgerton, Britain’s War Machine: Weapons, Resources and Exper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1), 85.
[73] 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Harmondsworth, 1970 pbk), 727.
[74] Cannadine, ‘Apocalypse When?’, 284.
[75] Jim Tomlinson, ‘Thrice Denied: “Declinism” as a Recurrent Theme of British History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20/2 (2009),240; cf.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2001),276–7.
[76] Supple, ‘Fear of Failing’, 444.
[77] Christina Beatty and Steve Fothergill, ‘The Long Shadow of Industrial Britain’s Demise’, Regions, 308/4 (Autumn 2017), 5.
[78] Francesca Carnevali and Julie-Marie Strange, eds,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2nd edn, London, 2017), 11–13.
[79] Jim Tomlinson, ‘De-industrialization not Decline: A New Meta-narrative for Post-war British History’,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27/1 (2016), 76–99, quoting p. 79.
[80] Tomlinson, ‘De-industrialization not Decline; see also Maarten Goos and Alan Manning, ‘Lousy and Lovely Jobs: The Rising Polarization of Work in Brita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1 (2007), 118–33.
[81] Ian Budge, ‘Relative Decline as a Political Issue: Ideological Motivations of the Politico-Economic Debate in Post-War Britain’,Contemporary Record, 7/1 (Summer 1993), 4–6.
[82] Quoted in Robert Hewison,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1987), 136–7.
[83] Raphael Samuel在他的书中强调了遗产的这一方面，参见 Theatre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2nd, edn, London, 2012), 238。
[84] 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2009), 163–80.
[85] Nicholas Pronay, ‘The British Post-Bellum Cinema: A Survey of the Films Relating to World War II Made in Britain between 1945 and 1960’,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8 (1988), esp. pp. 39–41; John Ramsden, ‘Refocusing “The People’s War”: British War Films of the 195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1998), esp. pp. 36–8, 45; Wendy Webster, Englishness and Empire, 1939–1965 (Oxford,2005), ch. 3, esp. p. 91.
[86] See Jay David Bolton and Richard Grusin,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2000); also David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 esp. 506–27.
[87] Commons, Debates, 18 June 1940, 362: 60–1.
[88] Patrick Wright, ‘Misguided Tours’, New Socialist, July/August 1986, 34.
[89] Hewison, Heritage Industry,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