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散木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在艺坛上与齐白石并称，有“北齐南邓”之誉。邓散木长期居住在上海新昌路上的懋益里，曾当过懋益里的居委会主任。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邓散木生于上海，因是9月初的生日，乳名叫菊初，学名是邓士杰。此后，他改过许多次名字，用得最多的是钝铁、粪翁、散木、一足，四个名号。

邓散木在二十几岁时，就以他的书法，篆刻崛起于海上艺坛，有人说他“天才”，但他的天才是靠勤奋刻苦才得以充分发挥的；他中年由于不满时政世弊，佯狂避世，有许多古怪的行径，也有人说他“怪”、“畸”，是个“怪杰”，但他对朋友又是十分真挚诚恳，他的“真”掩藏在“怪”的背后。他身上最可贵的是，一生对艺术、对*善美真**孜孜不倦的追求。

艺坛“怪杰”邓散木

成如容易却艰辛

邓散木小时候本是学外文的，十二岁考进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华童公学。从这个学校毕业后，可以公费去英留学。但在十六岁那年，有次他写了一篇很出色的作文，英国教师硬说不是他写的，争吵当中，打了邓散木，从此，邓散木把英文书全部烧掉，回到家中埋头钻研中文和书法。

邓散木当时，其父是上海会审公廨的一个文书，家境并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钱给邓散木买字帖。邓散木就天天对着客堂里的四条屏学字，练了半年光景，写得很象了。父亲就带邓散木拜见了这四条屏的书者——邓散木父亲的同事李肃之，得到李先生的直接指点。李先生去世后，邓散木于十九岁那年，入会审公廨继承了李先生的职位，这是他初次走上社会。

邓散木后来他回忆：“那时我一天也能写到六七千字，虽还不及李先生那么快，在全廨中，我也算是唯一的快手。”而且，工作之余，他每天在家里还要临几个小时的帖，总是未明即起，磨好一大砚池墨，临池至日出方进早点，下班回家还要写上一段时间。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老。

随便翻几本邓散木的日记：

1945年2月下旬一4月初，计临《兰亭》四十五通；

1947年6月30日一6月18日，手写了全部《篆韵谱》；

1947年8月21日一年底，手写全部《说文解字》六大本；

1948年1月7日一3月6日，手写《说文谐声孳生述》八大本；等等。

1940年6月1日的日记记着：“今日起实行日光节约，将时钟拨快一小时。”

邓散木正是以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努力，使他的天资得到充分的发挥。不只书法，在篆刻方面也是如此，他是三十三岁上才从赵古泥先生学篆刻的，在此之前，全靠自学。他每天总要刻几十方印，每刻一印，都先认真地在纸上描好印样，然后翻到印面再刻，刻一次不满意，就磨掉重刻，有时反复多次，从不草草了事。见到别人藏的好的印拓，他总要钩画下来，回去琢磨学习。

新昌路上已经没有懋益里

“三长两短”

南方人说“三长两短”，本来是“死”的避讳说法。邓散木借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艺术，刻、诗、书是“三长”，绘画、填词是“两短”，并在书斋上悬起匾额“三长两短之斋”。对于“三长”，他自己说：“世人但知我的书法，其实我的篆刻和诗都比书法好。”

邓散木的篆刻作品，不是从一字、一印入手，而是着眼整体，注意气势和意境，所以每方印的整体感都很强，气势很大。他一生遗留下五十多本印谱，五千多方印拓，在雄浑朴厚、大气磅礴的整体风格下，每方印又都有不同的面貌，如给同一个人刻的十数方名章，章法刀法，无一雷同。刻闲章并注意刀法章法与印文的相协调，如刻豪爽语则大书深听，粗犷朴厚；刻婉约语是轻隽工细，绰约多姿；刻诙谐语又时出奇兵，瑰丽多变……。他不光注意印面文字，对边款也很下功夫，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都可刻入边款。偶一遣兴，刻的造像、肖形，也都神完形足，饶有意趣。

邓散木的腕力很惊人。他喜欢用核桃肉下酒，吃时不用榔头击壳，而是把核桃放在桌上，右手掌用力一击，就能应声而碎。他曾向子辈们讲过这么一件事：年轻时有次去酒店喝酒，酒家见他不象个有钱人，很是冷落，而对旁座的几名纨挎子弟却小心趋奉，邓散木虽不高兴，但未说什么，只是向酒家要来几枚核桃，放置桌角，右手运力，应声而碎，当时酒家及旁座均大吃一惊，以为邓散木是什么“绿林”之类，赶紧小心翼翼地趋前招待……。他就是以这样的腕力治印，不论牙、银、铜、玉，乃至水晶、玛瑙、翡翠，都用以奏刀。正是艺术家的素质再加上广搜博采的勤苦努力，使邓散木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因而也就对刀下有着充分的自信，一股所向无敌的气势跃然印面。

邓散木的诗，也象他的性格一样，奔放淳真。他一直很喜欢龚自珍的诗，此外，与他的性格变化相适应，早年。中年更喜欢豪放的诗，如陆放翁、苏东坡、李青莲，自己所作也多豪气纵横，奔放跌宕；晚岁则渐趋淡泊、深沉，更喜欢陶渊明、杜少陵。他遗下的五百多首诗稿，也体现了这一转变。

邓散木的书法，是广博与专精的统一。他精研了篆、隶、正、草各种书体，在每一体中，又能兼善各派；而同时，他每学一体，务求学到家，学到可以乱真的地步，然后再从中出来，吸取长处，摒弃短处，把诸家各派的不同面貌融汇吸收进自己的创作。1980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邓散木金石书法展”上，就有许多观众在留言中惊叹他这么多的书法作品，能够每一张有每一张的面貌，尽数百件而无一雷同。

邓散木不但精擅各体，而且小大由之。三十年代他为杭州“净慈”佛殿书写的區额，每个字都是一丈多见方，普通毛笔不能用，是用大拖把蘸墨写的；1939年他写的一幅丈四狂草长对，在前年的展览会上，美术馆的墙上挂不开，只好一部分折向天花板，约折了四分之一，下部才没有拖到地面。至于他的小楷，细至蝇头，都是字字工整，一笔不苟。197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篆刻学》，就是邓散木亲笔用小楷书写的，可以看出他的功力。

邓散木生前一直很佩服一位绍兴书家徐生翁。邓散木壁间一直挂着徐先生手书的一副对联，宇写得歪歪扭扭，笔道颤颤悠悠，象小学生写的字一样，到邓家来的许多客人都奇怪为什么偏偏要挂这样的一幅字？邓散木说这字好就好在毫不造作，非常天真，成年人能写得同小孩子的一样，而又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这便是他的成功处。从邓散木对徐生翁先生书法的欣赏，也可看出他自己的艺术观，他的毕生都在追求这种“从天然的本能出发的”自然与淳朴。晚年，特别是病腕以后，邓散木写篆、隶大多有甲骨文、竹木简的味道，横不一定平，竖不一定直，而于歪斜中透露出一股奇倔之气，这也可说是与徐生翁先生在“返本归源”方面的异曲同工吧!

邓散木自谦的“两短”绘画、填词，是与“长”相对而言的“短”，偶然遣兴，也还是颇有意趣的。

邓散木回顾他走过的艺术道路，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他不断地在“变”，不断地在创新，他从来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从不死守一家一派的成法，而是不断地在寻找更好的表现手段，追求着一种质朴的、自然的美，追寻着艺术上的“返淳归朴”。

邓散木的作品： 扇面

邓散木“畸人畸行”

1934年，邓散木的书刻个展在上海湖社举行，章士钊先生看后写了一封信给《品报》编辑，说到“今日得览粪翁所设备体书法，并皆精妙。粪翁弟不知何许人，亦并未闻有人道及，并世有此善书之畸士，而名誉不闻，似是读书人主公耻……”并附了一首赠给邓散木的诗：

粪翁鼻头著何粪?

却惹荀令三年香。

偶尔龙蛇一挥洒，

高堂素壁生奇光。

平生论书先人品，

汀洲嘉兴斯道强。

畸人畸行作畸字，

矢溺有道其废庄。

他说的“畸人畸行”，大概就是指邓散木的名字古怪。

邓散木当年为了表示他的愤世嫉俗，确是用了个别人所不取的名字一一粪翁。邓散木原名铁，字钝铁，自从书刻有了些名气，社会上相效改名用“铁”的一下子出了好多，邓散木烦不过，干脆来了个“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从三十岁(1927年)后易名“粪翁”，并名居室为“厕简楼”，自号“厕筒子”。改了这个名字后，果然无人再敢效尤了。

其实，“粪”字，取的是“粪除”的意思，也就是“涤荡瑕秽”，本来没什么可怪的，但社会上总认为粪是秽物，用以署名，似太不雅。邓妻后来给子辈们讲过当年的一则趣事：有次一个富商来求字，见面先称道一番，然后声明润例从丰，只要改署个名，不用“粪”字。邓散木当即拍桌子大骂，此人还不识相，喋喋不休，邓散木不客气地把他推出门外，富商只好狼狈却走。这样的事情，还不只一次两次。1936年的报纸上也有这么一段记载：

“客岁中委某公钦其艺，斥巨资挽于翁之素稔者，属为其亡母著墓志，并书其碑，而心憾翁之名粪，因请更易，持者亦固劝。翁怫然曰：公厌我名耶？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我固贫，宁灶冷，易名匪石难转。”

说“怪”，邓散木的确有些怪脾气、怪行径。但，这些“怪”行径的后面，有着他对封建礼法的蔑视，有对崇洋媚外的抗议，更有着对时政世弊的深切不满。1957年邓散木六十岁那年，写了一组《六十自讼》，其中两首就写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壮值世乱殷，天野塞昏雾，

苞苴暮款门，魑魅昼当路。

含辛斗饥寒，气壅不得吐，

日夕借酒樽，烂醉当沫洵。

不解操长戈，驱彼豺与虎，

盛年去堂堂，惜哉自朽蠹。

谐俗病未能，诡譎颇自逞。

行年当三十，去姓字以粪，

非敢求惊人，聊以托孤愤。

其时哗众口，谓我有畸行，

吁嗟吾何言，矫枉失其正。

在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士”如云，不少是靠贵戚、政客们提携起来的。对此，邓散木深恶痛绝，他不去交结当时的一班政客和“名士”，举行展览也从不向那班人送帖趋奉。1947年的报纸曾有记载：“某*党**要创组一美术团体，聘邓氏为‘委员’之类，先生于接得聘书时，随手扯碎，投到簏中去了。”

邓散木的日记里还记着，1943年2月，日伪方面指定他和白蕉先生及当时另一位“名家”出席中日文化协会为华方发言人，邓散木接到请帖后即当场撕毁，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新闻上登着日本人开的什么会，有海上知名人士参加，结果没想到邓散木和白蕉先生早已撕毁请帖，拒绝出席。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是大快人心的。

解放前邓散木的书斋里挂着这样一张“款客约言”：

去不送，来不迎，

烟自蒸，茶自斟，

寒暄款曲非其伦，

去，去，幸勿污吾茵。

那时候到过邓家的客人对这张“款客约言”都有深刻的印象。邓散木最讨厌虚伪、做作，待人接物从不用虚文缛礼。二十年代他和妻子结婚时，不雇轿，不点花烛，不收贺礼，不摆酒筵，只是给知己的朋友发了一张十分简单的明信片：

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一一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

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百万倍的。

邓散木交友，只看思想感情相投与否，从不计较对方的身份。他好去小酒店喝酒，和同座的车夫、苦力随意攀谈，谁也不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书法家。他的方外朋友也很多，同弘一法师及上海三位“诗僧”“画僧”雪悟、亦幻、若瓢师都交谊甚笃。邓散木对朋友非常真率，而见到投机的政客和假斯文的“名士”之流，又十分讨厌，这般人来了从不接纳，轻则闭门不见，重则拍桌子骂出去。

由于对当时的时事不满，邓散木将满肚皮牢骚表现在他的言行中，所以被目为“怪”。他曾对子辈讲过，1935年在南京开个展时结识了徐悲鸿先生，两人一起到酒楼痛饮，一边喝，一边大骂时政腐败，两人越喝越有兴致，越骂越上劲儿，直把邻座都吓走了。

邓散木对他痛恨的一切决不同流合污，在那帮趋炎附势者的眼中固然是“怪”，在一般“求得平安即是福”的人们心目中也是不可理解的“怪”。但他对朋友、对学生、对艺术，不但没有丝毫“怪”气，而且是真率到极点的。

朋友穷了，他能罄囊相助；有了急事，他多方奔走，帮助办理。他的诗友之一馀姚施叔范先生，诗思高逸，但潦倒一生，未尝得意，邓散木把他引为知己，经常邀他吃住在邓家，并把他介绍到友声旅行团工作。后来在单位发生误会，叔范先生受到团董的*辱侮**，邓散木代他气不过，约了许多朋友一起交涉，打抱不平，直到旅行团向施先生赔礼道歉。云间白蕉先生小邓散木十余岁，邓散木蜚声艺坛的时候，白蕉先生才只二十岁左右，初来沪滨，相识无多，邓散木看到他的作品，十分赞赏，引为知交，并多方推荐，还同白蕉先生合展书法篆刻作品，合著了《钢笔字范入门》。解放前邓家住上海时，几乎天天有整桌的客人吃饭，都是邓妻亲手做菜，邓散木陪客人痛饮至夜深，尽欢方散。

对学生，邓散木也是恨不得将自己的心得，一股脑儿掏出来交给他们。学生家境困难的，他不但不收贽金，反而常常资助他们。

对事业，邓散木专心一意，兢兢业业，完全用的真功夫，实功夫，没有半分虚处。不说他在临池摹印上花的功夫，就连研墨炼朱、擘笺磨刀这些细小琐碎的事，他也都是亲自做，而且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就拿《篆刻学》来说，洋洋八万余言，从三十年代的草稿，到他去世前不久，改动了许多次，每改一次，他都要亲自用工整的小楷抄清一过，于此也可见出他的认真来。

这就是邓散木一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性格一一“怪”和真的统一。

邓散木

白头唯有赤心存

邓散木一生，从来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但是他有着鲜明的爱憎。这爱憎，时时处处流露出来。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邓散木就在自己主编的《市场报》上经常发表评论文章和社会小说，写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理想。在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他写了许多政治讽刺诗，如1937年至1938年间的一组三十几首《有感》，现举两例：

读报纸广告有感

广告洋洋一大篇，争奇斗异胜从前，居然救国凭娱乐，到处租房有价钱，学校半同抢生意，医生尽诩活神仙，全张读罢眉头皱，不似兵荒世乱年。

恭题孔老夫子(注)玉照

镜中忽现便便相，方额乌须地阁丰。行政有方宜姓孔，卖官无爵不须铜。奴家天下三分定，裙带财神五路通。*怒天**人怨谁管得，阿翁惯技是痴聋。

(注：孔老夫子，指当时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

同时，他对积极抗日的八路军是十分尊敬的，他写了：

寄赠朱彭二将军

八路旗常耀日开，

前锋传指白登台。

史家新录平倭记，

部曲工师牧马才。

扼险梯山晨伏甲，

分兵饵敌夜衔枚。

人知上将推韩范，

会馘匈奴献捷来。

1938年，他举行了一次“杯水展览会”，取“杯水车薪”之义，将书刻作品义卖所得三千余元全部捐献，支援抗日。

解放后，在1950年到1955年来北京之前，邓散木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做里弄工作上，他当时是上海市新成区的人民代表，是邓家所住里弄的居委会主任，对里弄里的一应琐碎工作，他也象治艺一样认真地去做，甚至出板报、登记图书、办扫盲班、巡夜、宣传各项方针 政策，邓散木都是亲自去做，经常晚上忙到一、二点钟。这个时期，他还参加了上海市文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绍兴道墟参加土改工作。

由于从三十年代以来，邓散木就退了职，是个专业金石书法家，家中生活全凭书刻所得维持，平时他又好客疏财，从不积蓄，总是有了钱就花光。解放初这几年，邓散木把全部精力投入里弄工作，不去从事书、刻，也就断了经济来源。妻子那时也在一起搞里弄工作，平时生活就靠卖掉一些旧存书籍，家俱维持。生活是很拮据的，但邓散木很快活，他以为这才是自己为社会，为民众所应该做的。

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一套全国统一使用的小学语文课本，邀邓散木来北京工作，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生活上有了保障。从1955年到1957年，除了书写小学课本、铅字铜模外，邓散木还积极参加组织了中国书法研究社，主持书法讲座，参加筹办建国以来的第一届时人书法展览等等，为发扬光大书法艺术传统做了许多工作。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邓散木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书提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是对文化部不重视书法篆刻，说书法篆刻不是艺术的意见，作了《书法篆刻是否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的书面发言；二是认为不应随便扣*派右**帽子，随便下结论，“这是压制鸣放，自造宗派”。同时，由张伯驹先生主持，邓散木参加筹组的中国书法研究社不知怎么也被定成了“*党反**”组织，张伯驹先生和邓散木都被戴上“*派右**”帽子。

这顶帽子，一戴五年，正是这五年当中，邓散木又连住三次医院，连动两次大手术，手、足、胃三个大部件都出了毛病。精神上、身体上、生活上的打击接二连三地向他压来。在重重压力面前，邓散木是坚强的。他刻了一方印“白头唯有赤心存”。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必坚持临池、读书；在找不到出版单位的情况下，他译注了《苟子》二十三章数十万言，还诠释了《书谱》、《欧阳结体三十六法》等古代书法理论，写出了《中国书法演变简史》、《怎样临帖》。《草书写法》等书法普及读物和许多种字帖。这些著述或手迹，直到他去世十六年后，才有部分问世。

也是在这最后的几年当中，他发心“书苑茁奇葩，浇灌诚有责”，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编写一些普及性的字帖。这类字帖，工整规矩，供小学生习字用，不署书者名字。

在那些年月里，尽管邓散木精神压力很重，身体又很不好，一年倒有大半时间卧病在床，但只要有人来请教书法篆刻，他总是口讲指划，一一解答，完全把病痛丟在一边。当时外地来信请教的也很多，邓散木都是亲自复信，常常一天要写上十几封信。

邓散木就是这样，忍受着极大的委屈和病痛，把他生命的最后一点光和热无保留地献给了他热爱终生的书法篆刻事业。

幸余霸气堂堂在

邓散木早年身体很好，精力旺盛，陆渊雷先生说他“望之如拳勇之士，轻裘缓带，谈笑雍容，而炯炯双瞳，自露英气耳。”

邓散木他生活朴素，不喜欢铺排陈设，平生唯一嗜好就是喝酒。他的酒量也特别大，年轻时和人打赌，共喝一坛子绍兴酒(五十斤)，不许上厕所，一共十来个人，只有邓散木一人如约喝完，而且没有失态。解放前，书刻所得大多花来买酒，每天邀朋友到家痛饮，尽欢方休。许多到过邓家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时天井里堆满的绍兴酒坛子。

但这喝酒终于给邓散木种下了毛病。五十多岁时，他便常常手足发麻，到1960年(六十三岁)，终于因血管堵塞而截去了左下肢，从这时开始，他署款便用了“一足”、“夔”两个号。紧接着，1961年，他的右手腕伤筋不能握笔；1962年，胃痛厉害，又以为是胃溃疡，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做完手术，才知道原来是胃癌。做胃切除手术时，因心脏病，不能全身麻醉，只用少量麻醉剂作了局部麻醉，事后邓散木说，切口、牵拉、割除直到缝合的全过程，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局部麻醉根本不起多少作用，那真是巨大的痛苦，但他也以巨大的毅力挺了过来。

当时邓散木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脚、手、胃三个大部件连续出了毛病，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特别是做了胃切除手术，胃癌很快向全身扩散，这一病就此没有起来。但邓散木在病痛的折磨下，精神和意志却依然如故。他在《夔言》里写道：

“……幸余霸气堂堂在，一足犹堪抵十夫。”

“……饭蔬倘许非尸位，伏枥犹堪起壮心。剩有未干江海笔，衰年报国有余情。”

一个书法篆刻家主要依靠手来工作，腕病对于邓散木确实是个沉重的打击，那些日子，连举筷子都困难，何谈握笔奏刀!但邓散木硬是凭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方面请医吃药、针灸推拿，一方面“硬做”一一右手握不了笔就练左手握，执不了刀就用锤子凿。这一段时间的作品，不但没有因手病而稍有逊色，反觉一股奇倔之气，流露在毫端印面。他自己刻了一方印：“谁云病未能”，边款刻：“病腕作书亦有神来之。因攘王右丞句，琢此以记。一足时年六十又五。”《一足印稿》里的章绝大部分都是病腕、截足之后刻的，识者评价邓散木晚年的篆刻作品：“越来越显得他意态宏大。”“从最不经意当中，透露出最独特最深厚的功力来。”

流光匆匆，邓散木于1963年病逝。“*人帮四**”被 粉碎后，他的“*派右**”错案得到了平反改正；遗著陆续出版，《篆刻学》并被译成了日文；1979年，“邓散木金石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之后又在天津、杭州、青岛等地作了展出。每至一地，观众踊跃，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他们的感想：“才华横溢，看后令人精神极受震动。这不只是邓先生的，这宝贵的财富属于我中华民族。”“看了展览之后，令人耳目一新，感慨万分，不禁为我国书法金石艺术及文字学方面有邓老这样大成就的人感到自豪。一个人一生能在这么多方面出版著作，他为人民做了这样大的贡献，可以看到邓老是一个非常勤奋并有坚强毅力的学者。”……

邓散木虽逝，他的艺术没有死，他的艺术生命永远长在。#精品长文创作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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