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27日东关沙金案发现场 绘图/@陶浒
西安革命公园建成于1927年3月，是为安葬围城期间无人收殓的死难军民尸骨而建，北区营造两大墓穴，并于两冢之间修建烈士祠和革命亭；南区（今市体育场大门附近）建木制牌楼一座，其南（人民大厦主楼）处建中正堂，解放后改为群众堂。说起这座中正堂，它的来历非同寻常，竟与轰动一时的沙金案有着紧密的关联。
革命公园（北区）南门 绘图/@陶浒
民国30年（1941）10月27日，郭永禄（绰号麻娃）、赵寿彦、张永恒、赵万全四人，在西安东关长乐坊八仙庵东北方向（景龙池附近）义地（旧时由私人或团体设置埋葬贫民的公共坟场）掘墓帮人埋葬小孩时，挖出了一个铁箱子。他们打开一看，尽装的是像发了霉的绿豆一样的东西。抓起一把，掂着很沉，几个人惊奇地摸来抚去，终认不出是什么东西。
就在这个当口，一个卖豆芽的挑着担子从旁边小路上过来，他见四人在乱葬坟内围着一个箱子在翻看什么，便上前打问。一个挖墓人说：我们埋死娃时挖出了这个铁箱子，这里边装的不知道是啥东西？卖豆芽的随手抓了一把，在衣襟上蹭了蹭，大声惊叫：“啊，这是金沙呀！”说着，便大把大把往自己口袋里装。四个挖墓人一听说是金子，急忙大喊着：“这是我们挖出来的！”并动手制止卖豆芽的再去抓。你推我抢间，金粒撒了一地。
卖豆芽的见势不妙，捂着口袋挑着担子跑了。于是，四个挖墓人又互不相让地争拾洒落在地上的沙金。殊不知这儿过往的人甚多，他们的争吵招惹了一大群围观者，大家一听说挖出了金子，遂一哄而上抓抢。此时，四人顾不上互相争抢一致阻挡后来者。挡了这边那边伸手，堵了那边这边又乱抢，最后干脆两人坐到箱子盖上死死不动，两人一人一侧形成护卫态势。哄抢者无奈，只得在地上寻捡洒落的金粒。机灵的捡拾一些溜走，贪婪者则越捡越想捡……
当年沿街卖豆芽的老者 绘图/@陶浒
有几个混混模样的人不知何时挤进人群，其中一个胸前纹着老虎的大汉看着混乱的场面，对护着箱子的四个人一拱手，说道：“哥几个，这东西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按照道上的规矩见者有份，应该大家分了。”“凭什么呀？”四人中最年轻且高大的张永恒不愿意了。大汉看有人反对，狠狠地咬着牙，腮帮鼓鼓的，厉声道：“就凭你四个也走不了！”他又扫了一眼其他三人，感觉是可以拿捏的“软柿子”，接着狠狠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下四个人没了硬气，只有张永恒还忿忿不平。现场顿时胶着起来，一片死寂。
“呜呜……”一声清脆的哨声划破长空，警察赶到了。长乐坊警察分驻所十余警察持械包围了现场，在场所有人被搜身，有藏匿嫌疑者被围到墙角脱得一丝不挂。警察搜走了哄抢者捡拾到的所有金粒，命令挖墓人两人抬箱子，另二人跟着到警察局接受调查。可怜四个挖墓人，挖出一箱沙金，自己却未得分毫。一行刚离去，一部分人跟着去东关警察局看热闹，更多的人则在乱葬坟里寻捡黄金。更有甚者，竟拿来筛、箩，一把一把地筛箩脏土，企图觅得黄金。
一轮疯狂挖掘，许多尸骨暴露于天日之下，大有挫骨扬灰之势！事后不几年，这块义地改变风水，被一间间民房覆盖。
事发翌日，一家不嫌事多的小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东关金沙案一时成为轰动全城的热点话题。
大家热议时仿佛置身其中，言辞凿凿：其数量或称一箱，或言一匣，或云一盒；其重量亦有“千两整数”或“二百斤”“一百四十斤”诸说，大概皆因所传盛金器物之相异而不同。省政府秘书处长的签收报告则说“计铁箱一只，连同麻包一方、粗绳一条、铁钩一个、铁丝一条，共重市秤九十斤；沙金另用天平秤详确衡量，净重六百四十六两八钱，带金铁锈七两五钱”。由于签收报告产生于层层转报之后，因而坊间对于“六百四十六两八钱”这个数字，疑其不实，颇持异义。
档案记载，1942年1月22日，有王国藩者向省民政厅密报，经手沙金的省会警察局第八分局秘书王士杰有窃取沙金嫌疑，民政厅旋派视察员周伯昂前去调查，证明王士杰未经过问此案，无从盗窃沙金，倒是该局最早过手此事的长乐坊（即沙金发现地）警察分驻所的巡官王子南有重大嫌疑，遂于当月马（21）日电饬第八分局将王子南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后据该局是年3月18日呈称，王子南共“侵占黄金三两一钱，法币一千七百元”，并将赃款赃物随呈一并解送民厅。民厅派会计主任金宜庄、出纳主任张沛会同验收，金、张二人“眼同该局来员舒振寰赴南院门裘天宝银楼托其秤验，当即眼同将固封之盛盒启开，当面置入天秤（市秤）之内，称得实有重量叁两壹分，成色为八五折，由该银楼出具证明一纸。惟据舒出纳主任称，该局接受前任移交时，曾在马坊门上海酱园内称得重量为叁两壹钱（市秤），请再由该上海酱园复秤。当又偕赴上海酱园，该园系用普通秤货之铜盘秤（最低单位仅能到‘钱’为止，‘钱’以下‘分’即不能秤出）秤得重量确为叁两壹钱，与金店所称重量相差九分。”建议“宜照金店所称重量叁两壹分收存，以昭郑重。”并“将原呈金子用原盒眼同妥慎封存”。民厅按程序又“将原沙金三两一分、法币一千七百元，并照抄本厅收据底稿及求天宝银楼复秤沙金数量凭单备文”，解送省府备案存储，还请省府出具了收据。
在此期间，省政府又以“该金发现唐代兴庆宫故址，当系宫闱故物，且成色优良，超越一般黄金”，“省内人士及各机关纷请将此意外之财变价作为公益事业之用”，“建议发起公益建设募捐”为由，决定将其全部炼成纯金，铸成奖牌，颁发乐输将者变相出售，并承诺以所得款项，在革命公园内修建中正纪念堂，以及划出一部分办理冬赈以救济陕、豫两省灾民。
然而在具体执行中漏洞百出，更加激起众怒，质疑之声此起彼伏，终至演成朝野瞩目之惊天大案。以李元鼎为议长的省临时参议会，除不断致函省府追问黄金数量及用途外，还借助当局的人事矛盾，连同“军粮代购案”一起，对省主席熊斌进行弹劾，致其最终去职离开陕西。
那一箱沙金，被掘出时乱葬坟里洒落一些（卖豆芽的拿走最多），到场警察揩去部分，西安警察局又捞走一笔，抬到省政府大楼时，已经失落近半。警局随即前去查抄卖豆芽老者居所，早已人去楼空。
这箱沙金原本究竟有多少，官方始终没有公布，民间传闻箱子上标有“十三号”和“两千两”字样，但谁也不知其详。民间推测，安史之乱，唐玄宗慌了手脚，携带杨贵妃仓促西逃，宫内乱作一团，个个逃命不及，谁还顾得上带走这些沉重的东西，故而就地掩埋。谁知一埋就是一千多年！如果铁箱上确实又“十三”，那会不会还有一、二、三、四……？
介然斋在“民国西安‘沙金案’中的一件弊案”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弊案，见于1942年3月18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给主席熊斌的签呈，呈中载明王子南的赃金已经如数追回缴送到了省府，但是这笔金子后来到哪里去了，迄今不见下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金子绝对不在省府1941年10月30日公布的“六百四十六两八钱”之内；同时，“六百四十六两八钱”作为官方数字公布之后，档案中屡次出现的就一直都是这个数字，再未改口，可见这笔赃金缴府之后确也没有加入总数的迹象……
1943年祝绍周接替了熊斌，才在省政府会议上研究这箱沙金的一些使用问题。此时，沙金案已经淡出人们视野。最后决定，用这些金子在东新街路北的空地上建一座大礼堂，供大型会议之用。并将这座礼堂定名为“中正堂“，以示对蒋介石的崇敬。
1945年初，中正堂正式落成。
上世纪50年代初，景龙池附近老人们对当年沙金案仍念念不忘，他们猜测那个卖豆芽菜的不是河南人便是山东人。相传那人捡了不少沙金回到住处，抛弃了一切家当，连夜逃回老家。他在老家置了5亩地，买了一院房，过起衣食无虞的生活……
“瓜菜代”期间，景龙池来了一位操与豫鲁口音相近的老者专卖豆芽菜，让远去的记忆在当地老人们的脑海中掀起涟漪，他们猜测这个卖豆芽的就是当年金沙获益者。然此时的老者语言迟滞、行为木讷，一脸茫然，让坊间复燃的星火再度熄灭，成为近八十年来老西安人心头的一桩悬案。
几年前，景龙池畔，几位晒暖的老人家提起当年沙金案仍莫是一衷，说到紧要处竟争得耳红目赤。本就那么一听，也无关紧要，但其中一近九旬老者非要让我这个路人评理，这下也让我有了了解事件真相与传说的机会，草就此文。
据说，当年卖豆芽的老者确为山东人，泡得一手好豆芽，为当地人所喜爱。当年他辨识沙金并随手抓了一把，连夜逃出西安回到老家。后购得5亩薄田和一院房屋，还娶了一房年轻媳妇。解放后重新划定成分，因其有房有地被划为地主，房屋、田地被没收还遭到打击、排挤，老婆受不了这份怨气一跑了之，他也趁乱跑回西安，隐姓埋名，装聋作哑，以卖豆芽为生……
一桩沙金案，映衬出世道人心。见金眼开，雁过拔毛，在那个混乱年月不足为奇；沙金舞弊，民怨沸腾，即便严令追究，终是不了了之。一个沙金案足以看出当时政府已腐烂透顶，其灭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2019年11月11日一稿
2021年11月7日二稿
本文参考：介然斋“西安东关‘沙金案’”、马建中“沙金案与中正堂”，在此致谢！
金沙发案地在现三中至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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