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 陶浒 绘
秦陵背靠骊山面对渭河，占尽人间风光。秦陵东边，两三里，有道是西杨村落。
西杨村，故事多。1974年3月，村上十几个社员在村边一个柿园打井，挖出一堆陶器残片。此类残片社员们以前也时有发现，不值钱，因此也就没当一回事儿，继续打井。恰好公社负责打井抗旱的干部房树民来了解打井进度，见到残片那么多就多了个心眼，随即给公社汇报了，同时给负责*物文**保护的县文化馆打了电话。
文化馆赵康民骑自行车赶到现场，一眼看出残片里有“埋伏”，便花钱雇了村上三辆架子车把残片拉到县城。十几天后，竟粘连拼接出两个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古代军人。当时并不知道两个军人的名姓，实际上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但今天起码知道他俩是地下一个庞大*队军**的侦察兵，负责与地面沟通联系。历经两千两百多年，两人左冲右突在所不惜，已经粉身碎骨了。经赵康民修复后现出人形，深深吸了几口骊山下的清新空气，周身穴脉一通便有了心思，眼睛也看得见了。却意外发现眼前几个人并没有因为重大发现而大呼小叫欢欣鼓舞，反而流露出一种纠结，一种不知所措。唉，两千年都熬过来了，也不在乎这十天半月。两个侦察兵，有理由等待一个转机的到来。
这年5月，一个在北京上班的临潼人回家探亲来了。
蔺安稳是北田公社西渭阳村人。他于1964年从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分配时一步到位，当了新华社记者。1974年探亲的时候，他的夫人孙凤云恰好在县文化馆工作，与赵康民是同事，与那两个侦察兵是邻居，自然要带丈夫去看个新鲜。
蔺安稳熟读《史记》《资治通鉴》，就是在新华社这个新闻界的国家队中，也算历史知识丰满者之一。蔺安稳看到两个气势轩昂的陶俑，刚一对过眼神，心中顿起波涛，秦始皇、秦二世、秦陵，好几股思绪在波涛中打转转儿，一时竟不能自持。据我揣测，这个当口他已经开始搭建一篇稿件的框架了，要不然咋立马就问赵康民，这么大的发现，县领导知道了没，省上知道了没。
赵康民摇头，多少委屈，一时难以开口。原来，他曾在渭河滩考古中发掘出南北朝时期的石雕像，有功之臣。谁知就因了这石雕像，1964年却把他当作“封资修”典型，受到全县通报批评。如今从地下捞出两个陶俑，上边会如何评价他实在是拿不准。弄得好是惊天发现，弄不好就是复古复辟，再受一次批判。
蔺安稳听后无语，本想安慰赵康民几句、叹几口气，从此与两个侦察兵别过，可是想走却迈不开腿。记者，就跟农民工人老师一样，都是担子不轻的职业。老师不能落下一个学生，记者不能放过一条新闻线索。记者肩上的责任，从来就是代民众先一步赶到现场，先见，先问，最后用文字给民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此时疑似重磅新闻站在眼前，个人得失算老几？如果连一篇稿子都不敢写，恐与职业操守相悖。于是让赵康民带路，到西杨村打井工地现场采访，看见了更细碎的一小堆陶片。
6月24日一早，蔺安稳回到北京。他的组长郑定锋告诉他：社领导说你对历史有研究，点名要你参加研究儒法斗争学习班。说到儒法斗争，蔺安稳趁机提起两个陶俑：“要不要写个内参向中央反映一下？”郑定锋同意了。但他还是拿不准，当天晚饭后去了大学同学、人民日报社记者王永安宿舍。王永安听后很感兴趣，建议一定要赶快写，抓紧时间。
6月25日动笔，写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武士陶俑》一稿：
陕西省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1.80米，身穿军服，手执*器武**，是按秦代士兵形象塑造的，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其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力武**统一中国，而秦代士兵形象，史书上有记载……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物文**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物文**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毁掉。一些石制、陶质物品被丢来抛去，实在令人心痛和不安。
6月26日一上班，他便通过中央新闻单位之间的文件交换渠道，把稿件送至王永安手中。是想请他先看看，提出意见，再作修改。殊不知王永安心急，立马把稿子送到人民日报情况组，情况组立即打印，并径直送到一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手中。领导即刻批示发表。
6月27日下午，郑定锋看到人民日报社编发的内参中有《秦始皇陵出土一批武士陶俑》一文，找到蔺安稳问道：“秦始皇陵出土陶俑是你写的吧！”蔺安稳一听紧张了。新闻单位有一条职业守则，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发稿是犯忌的。郑定锋大度：“没关系，将情况反映给中央就行，通过哪个途径都一样。”
6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先念李**就《秦始皇陵出土一批武士陶俑》一文作了批示，批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物文**局局长王冶秋：“建议*物文**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物文**。”
临潼出土的“爆竹”在北京炸响了。看来古代*药炸**质量足够好，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仍未发潮失效。点燃“爆竹”的蔺安稳，心终于落到实处。“爆竹”声中，笼罩在临潼考古人员心头的雾霾顷刻消散。“爆竹”声中，中央相关人员纷纷赶到临潼考察支援。更关键的是，陕西穷困，中央下拨发掘陶俑的巨额资金分批抵达，奠定了开发陪葬坑的基础。“爆竹”声中，那两个侦察兵喜极而泣了。
后来经专家商定，陶俑改称兵马俑，所以两个侦察兵被命名为最先出土的兵马俑，所以有了今天的兵马俑博物馆。其他重要意义毋庸赘言，只说2018年，这座博物馆门票收入10亿元，超过故宫，全国第一。
兵马俑阔绰了，但人们应记住当年的压力山大和筚路蓝缕，记住开发过程中的许多个第一：第一个上报陶俑残片消息的人，第一个拼接出两个侦察兵的人，第一个向中央传递消息的人，第一个提起洛阳铲的人，第一个带领一个连保卫发掘现场的人……切莫说“第一个”太多，眼花缭乱。完全可以这样下个定义：每个“第一个”都代表兵马俑发掘过程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少了一个，发掘链条就会断裂，整个工程可能就会拖延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诸多“第一个”加起来，便是一部同样震撼世界的宏*史大**诗。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有必要向所有“第一个”授勋颁奖。
顺便说一句，“第一个”之一的蔺安稳今年80岁整，退休前是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还有赵康民，已于2018年去世，退休前为临潼区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