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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钩沉系列/不定期更新/细雨丝竹（撰文）|
当14岁的陈秀清被无良亲戚强行卖给*楼青**时，一定想不到自己会成为20世纪的"李子柒"，走在文化输出的前列。
那是1909年，江苏女孩陈秀清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沦落风尘，改姓"张"，取了一个讽刺般的新名字"玉良"。她的相貌并不美丽。据见过面的人说，她脸型较长、皮肤偏黑。很难想象将来能遇到什么恩主愿意花钱救她脱离苦海，总之，张玉良的前途铅雾弥漫，黑得透不进一丝儿光。
（上图来自陈琳《民国时期女性西画家群芳谱》）
但是世界上总有这样一种人存在：即使住在泥潭里，也会使劲儿挖掘，看着傻乎乎的，可是有一天，他们就能挖出别人永远也找不到的宝石。张玉良正是这种人。她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利用*楼青**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努力学习，默默地充实自己的头脑，在心里播下文艺的种子，逐步展现出绘画天赋。
1912年，幸运开始眷顾这个有准备的人。有一天，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和张玉良同时出席一场社交活动。在一堆庸脂俗粉中，潘赞化只看见了貌不惊人、气质脱俗的张玉良。
（上图搜自网络）
潘赞化，字"赞华"，号"世璧"，籍贯安徽桐城，出身名门望族，比张玉良年长十岁，已和门当户对的原配夫人结婚生子。难能可贵的是，他真心欣赏张玉良的个性和艺术天份，完全没有狎邪玩弄的念头。
相恋一年，潘赞化解职，临行前为张玉良赎身，纳为侧室夫人，双双迁居上海。张玉良改名"潘玉良"，报答潘赞化的再造之恩。可是她并不打算把自己锁在家庭小圈子里做花瓶，像老电影里常见的姨太太那样靠麻将和社交消磨时光。她立志提升自己的美术造诣。为此，潘赞化苦心寻访名师，出资礼聘，帮助玉良学画。
1917年，潘玉良师从当时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洪野学习。洪野先生融中、西画法于一体的独特风格对她的画坛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洪野点拨，潘玉良于1918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进修西洋绘画。
（上图搜自网络）
艺术追求不断开拓潘玉良的视野，因此，对于潘赞化匡时济世的大志，她也能给予充分的理解。1915年，潘赞化远走云南，辅佐蔡锷将军活动，1918年又奔赴广州，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这是潘赞化和潘玉良比翼齐飞的黄金时期。虽然时而因事业分隔两地，但他们互相激励，各自奋斗，两颗心紧紧相连。
然而，潘赞化毕竟另有婚姻，他和潘玉良之间始终投射着另一个人的影子——正室夫人。夫人娘家本姓方，后改为璩氏，号称"璩方"。由双方生育七名子女及潘赞化1945年为璩氏重修族谱题词来看，这对旧式夫妻尽管精神无法完全相通，关系倒还过得去，想来做到了老辈人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潘赞化骨子里也认可璩氏"原配正室"的地位。1918年护法之役结束，潘赞化顺道返回安徽故乡省亲，估计也回老宅与夫人、孩子团聚过。
后来，潘玉良为孩子的教育着想，主动提出接潘赞化的儿子到上海共同生活。她对孩子视同己出，与潘家长子潘牟建立起深挚的亲情，潘牟日后给潘玉良写信，会亲昵地称呼她"亲爱的吾妈"。但孩子来上海意味着生母——正室夫人随之到来。据说正室夫人对潘玉良"风尘女子"的过往抱有成见，也看不惯她新式女性的作派，家庭内部发生不少摩擦。
为了解除这种烦恼，更是出于炽热的艺术进取心，在潘赞化的支持下，潘玉良于1921年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中法大学、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考取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次年正式入读）。她是第二位入学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中国女性。
（上图来自陈明园《民国时期留欧女性西画创作群体考略》）
1925年，潘玉良转赴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深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考入该学院的亚洲女性。此后，潘玉良的油画作品频频亮相意大利郭嘉级美术展览，从不缺席。其中1927年的作品《裸女》夺得罗马国际艺术展金奖。这位从*楼青**走出来的天才画家，渐渐把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彰扬在世界级艺术殿堂。
留在国内的潘赞化也没有虚度光阴。他参加了北伐，曾任第33军某师副师长，为历史进程作出了贡献。1928年起，他相继在农矿部、实业部任职。
也是在1928年，潘玉良学成归国，与潘赞化重聚。在阖家团圆的美满氛围中，她首度举办了个人画展。1929年，母校上海美专聘任她为西画系主任。这一年，她还参加了全国首届美展，凭借过硬的实力赢得高度赞誉，业内公认她为"中国西洋画家中第一流人物"。
（上图搜自网络）
在教学方面，潘玉良同样深受学生欢迎。高等学府的聘书纷至沓来，1930年起，除了上海美专的职务，潘玉良也兼职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新华艺专教授，又在上海创立了"艺苑绘画研究所"。1930-1931年，如同本系列写过的钢琴家冷兰琴一样，潘玉良在南京、上海之间穿梭奔走。百忙之中，她仍挤出宝贵的时间，在东京举办了画展，让极其重男轻女、轻视中国的日本人领教了中国女画家的造诣。
1931年起，潘玉良专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之后多次成功举办画展。当年挣扎在人间最底层的孤儿完成了逆袭，跻身社会上流。岁月把她的气质沉淀出甘美醇厚的佳酿，冬天，她经常穿着墨绿色呢旗袍，外搭米色大衣，衬托着匀称优美的体型。哪里还能找到那个十四岁苦命孤儿的阴影？
不过，生活难免阴晴圆缺，潘玉良也有自己的苦恼。在事业上，一些人抱着嫉妒心或者食古不化的酸腐礼教，以潘玉良的*楼青**经历为借口，质疑她画作的真实性，提出"他人代笔"之类的无端臆测；在家庭中，她作为侧室的尴尬地位也没有随着艺术生涯发展而发生任何改观，与正室夫人依然不能和谐相处。
对于前者，潘玉良无所畏惧，敢于与之针锋相对。例如，面对小报记者要求她现场作画、以证明作品不是他人代笔的难堪局面，潘玉良泰然自若，当场创作一幅自画像，并故意把这幅画像用作画集的封面，出版发行，作为对无聊之徒的公开回击。可是，对于后者——家庭矛盾，潘玉良就有些无奈了。
（上图来自陈琳《民国时期女性西画家群芳谱》）
也许是潘玉良不忍逼迫潘赞化作出选择，抑或是潘赞化的传统道德观不允许自己放弃原配婚姻，甚至潘赞化与正室夫人可能也有深厚的亲情羁绊，他们继续心照不宣地维持"三人行"的关系。潘玉良仅仅在1931年透过一幅题为《我的家庭》的画，委婉地倾诉过心曲。
在这幅画里，潘赞化和潘牟父子俩静静地旁观潘玉良作画。没有原配婚姻，没有正室夫人，只有一个其乐融融的新式家庭。画面浓缩着潘玉良深埋心底的梦，但那毕竟只是一个梦。
（上图来自陈琳《民国时期女性西画家群芳谱》）
1937年，潘玉良再次出国，到巴黎参加万国艺术博览会，并筹备个人画展。据说，此次漂洋过海也有缓解家庭纠纷的考虑——尽管是次要因素。潘赞化送她上了轮船。潘玉良是否与他约定过归期？我不清楚。但他们应该没有想到，码头上的凝视，竟然是今生最后的一瞥。
潘玉良旅欧期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烽火硝烟阻了归程，她不得不滞留欧洲。
不过，凡事有失必有得，羁旅之苦、思乡之情激发了潘玉良的艺术创造力，曾于1935年游历的故国山川仿佛全部汇聚到调色盘里，促使她大胆地把国画的表现方式融入油画创作，佳作迭出，1938年参加"沙龙"展览，1939年参加第53届"正式画展"，1940年参加第51届"独立派沙龙"画展，出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并为国内抗战捐款。
（上图搜自网络）
巴黎赛努奇美术馆馆长叶赛夫如此评价潘玉良的作品："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独创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调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互相依存，很自然地流露出远近、明暗、虚实，气韵生动……"
在此期间，潘赞化在国内为抗日救亡大业奔波操劳，1940年返回家乡桐城兴办教育。他千方百计把潘玉良留在国内的画作也一并运回潘家祖宅保管，保护这些珍贵的作品免遭炮火损毁。它们不仅是潘玉良的心血，也是潘玉良留给他的纪念。当发现其中一些油画被家人误当作引火柴使用时，他气愤地质问："我玉良是把这些画当作自己生命的，你们就这样糟蹋它吗？"
老家人不懂得，对于潘赞化而言，爱她，就放她飞翔；画在，她就在。
1950年代末，潘赞化逝世。自从1937年分别，历经二十二年的风霜雨雪，他和潘玉良终归未能重聚。而此时，潘玉良已改用硬豪笔，画法呈现更多中华文化特色，创作了一批中国戏曲、舞蹈人物形象油画。一切都在延续她写于1938年的题画诗——"边塞峡江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心"。
（上图来自陈琳《民国时期女性西画家群芳谱》）
潘玉良八十二岁高龄逝世于巴黎，走完了世纪艺术之旅。1980年代上半叶，她的遗作运回安徽合肥。冥冥之中，大约也实现了她和潘赞化的重逢。因为在潘赞化看来，画回来了，她就回来了。
主要参考资料：陈琳《民国时期女性西画家群芳谱》、陈明园《民国时期留欧女性西画创作群体考略》、凤凰网《潘玉良与潘家楼》（作者：桐城潘爱娅；转引自2015年1月16日《新安晚报》）、今日安庆《潘赞化的原配夫人》（2007年8月1日"笑说风里事"转自"老汉坐禅"博客）。
作者简介：细雨丝竹，又名浅樽酌海、井飞鸟，金融从业者，文史控、推理迷、言情痴、考据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神探王妃》（笔名"浅樽酌海"，致公出版社2019年11月版）、长篇历史散文《鱼玄机》（已签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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