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根据2021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男女人口比为105.07。其中，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虽较2010年下降了6.8，但性别失衡依然是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东北的画风却是一股清流。其中，黑龙江的数据在100左右徘徊，辽宁与吉林两省甚至不足100。对此，一些人认为，“东北可能是全国最不重男轻女的地方了。”不过，很多东北男同学冷汗直流地表示，“我们这边的女生，那家伙老彪悍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那么问题来了，东北女生是否真的“彪悍”？考虑到每个人对“彪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所以这个结论还真的很难下。

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场景下，“男女平等”甚至是“女尊男卑”的现象还是蛮多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东北女生会给人一种“天生彪悍”的印象？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脚”

1）东北女性的“彪悍往事”

坦诚说，东北女性的“彪悍”是有历史可循的。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初，东北就流传着所谓“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的“东北三大怪”的说法。其中，“姑娘叼着大烟袋”在我国的地域文化中可谓独一无二。

按照常理，待嫁出阁的大姑娘应该以“文静娴雅”的形象示人。“叼烟袋”的形象，显然是与之完全不相符的。

“东北三大怪”之“姑娘叼着大烟袋”

如果说“叼烟袋”只是表象，那么“不缠足”则极大程度解放了东北女性的天性与自由。

学界普遍认为，“缠足”这一陋习大概率兴起于南宋时期。在此后的近千年间，缠足之风逐渐蔓延至各阶层的女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贫富贵贱都会主动缠足，以至于“三寸金莲”成为了“美女”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在东北地区，几乎很难看到“缠足”的陋习。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早期的室韦、靺鞨还是以女真为代表的东北“土著居民”，长时间保持着游牧或渔猎的生活方式。因为她们整日劳作于山林草原，因此，东北大地几乎不存在滋生“裹脚”这一陋习的土壤。

穿着弓鞋的杂剧艺人

实际上，崛起于东北的清朝统治阶层，一直对“缠足”抱有强烈的否定态度。

清军入关后不久，孝庄太后就先后发布了“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与“凡是时所生女子，严禁缠足”的口谕；1660年，清廷一度颁布了“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的严厉规定。

遗憾的是，这些禁令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对此，清人笔记《菽园赘谈》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康熙元年（1662）有诏，禁妇女缠足，违者罪其父母家长。是时某大员上疏，有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时闻者传为笑柄”。

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东北地区，满族妇女无论出身贵贱，几乎都不会主动裹脚。受她们的影响，东北的汉族妇女们也逐渐放弃了陈规陋俗，理所当然地放开了自己的手脚。

70年代黑龙江的赫哲族少女

于是，在寒冷的白山黑水之间，大脚板的东北女人们与男人一样，不仅可以承担粗重的体力劳动，一些年轻女性甚至可以像同年龄段的男性一样策马驰骋，像他们一样独立、强悍、勇武，锻炼出强健的筋骨和意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不再瞻前顾后，多了一分我行我素，最终成为了在林海雪原中驰骋的“男性化”女人。

进入20世纪以后，“女土匪”一度成为了东北的一道独特景观。其中，以“驼龙”、“小白龙”、“红辣椒”、“大白梨”、“红娘子”等为代表的极具传奇色彩的彪悍、粗犷、豪侠仗义的女土匪，聚众打家劫舍、杀富济贫，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电视剧《英雄》中的大莲，就是说一不二的女土匪

一言概之，无论在形貌、体态，还是言谈举止等诸多方面，东北女性都自带有一种与其关内女子截然不同的妩媚与风情。

2）“二人转”中的“女尊男卑”

相比于京剧、昆曲等传统曲艺项目，“二人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给人以一种“上不得台面”的刻板印象。

原因很简单，鉴于其过于接地气的表演形式，这种表演形式几乎得不到任何封建文人们的认可。因此，二人转没有办法被载入曲艺发展史的花名册。

不过话说回来，与其他曲艺项目相比，二人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色”——“重女轻男”。

“刘老根大舞台”中的二人转表演

何谓“重女轻男”？在二人转中，旦角和丑角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毕竟，倘若平等的话，男性角色应该叫“生角”才对劲儿。

在二人转表演中，通常都是丑角率先上场；在热场的开场白结束后，旦角再上场。

旦角出场后，几乎都会对丑角的长相、造型等做一系列犀利的吐槽；反观丑角，大多只能迈着所谓的“矮子步”，绕着旦角转悠几周，再以挑逗的眼神对其仔细打量一番后，说一堆俏皮话以示回应。

在这个时候，旦角十有八九会对丑角大打出手——虽然是演戏，但明显是“真的动手”。

这种“重女轻男”的表演形式，不仅不会引起男性观众的反感，反而会引来阵阵掌声。所谓“旦走高，丑走低”，“丑逗旦浪，各不一样”，“下装逗、上装俏，下装围着上装闹”等说法，就是对这种表演形式的精准阐述。

“刘老根大舞台”中的二人转表演

二人转中的旦角，大多以大胆、泼辣和彪悍的形象示人。

就拿二人转正戏《穆桂英指路》为例，穆桂英遇见了杨宗保之后，就喜欢的不得了，主动上前表白：“我今年长一十八岁，小将今年你到十七；我十八你十七，依我看咱们两个正是一对小夫妻。”

与热情似火的穆桂英相比，年轻一岁的杨宗保反倒显得非常矜持。他先是“闻听则口呸”，然后以“挺大个姑娘说话不知道厚脸皮”来驳斥之，还说自己“活该背兴，碰上了个疯闺女”。

坦诚说，即便在今天，这样明目张胆的“女追男”行为，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二人转《穆桂英指路》剧照

随着剧情的深入，杨宗保因 “私自阵前收妻，违犯军纪”， 要被父亲杨延昭开刀问斩。就在这紧要关头，穆桂英亲率穆柯寨三千人马直接闯入白虎厅，劝说杨延昭放过杨宗保。

在劝说无效之后，穆桂英“拔剑出鞘，踢翻龙虎案，将令旗令箭扔在地上”，气得杨延昭无奈地说“老杨家咋招来这么个活祖宗”便要溜走。

此时，穆桂英一把揪住了这位准公公的衣领，厉声训斥他：

“难道你杀了宗保，就能破天门阵？难道你杀了宗保，就能退敌兵？难道你杀了宗保，就算保大宋？难道你杀了宗保，江山就太平？你这样凿死铆没有灵活性，只想杀儿不杀敌怎能领好兵？想要走元帅大印给留下，你净身出户离开白虎厅！”

其结果就是，穆桂英不仅救了杨宗保的小命，还率军大破天门阵，赢得了与契丹*队军**作战的完全胜利。

豫剧中的穆桂英形象

正所谓艺术来源自生活，男性化的“旦角”不仅呈现了东北女性彪悍、火爆的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北民间女性野性但不失豪迈之美。

比如她们可以不必严格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寻找配偶，也没有“从一而终”的硬性规定。这样的女性形象，必然会被移置到东北二人转中。于是，我们就见识到了“敢薅准公公衣服领子”的穆桂英。

考虑到二人转本身就是扎根于底层的艺术，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无需作伪与矫饰，本身就是对民间世情的反映更真实。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人转“重女轻男”的特质，是对东北女性群体性格特质的最好呈现。“彪悍”不是白来的，“彪悍”的基因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被外力所能抹去的。

《漫长的季节》中黄丽茹的饰演者王佳佳，是辽宁鞍山人

3）为什么东北女生“天生彪悍”？

法国艺术理论家伊波利特·丹纳（1828—1893）认为，“艺术品是人类心理历程的记录，人类心理形成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条件即环境、种族和时代”。

鉴于此，我们基于自然环境、民族构成以及时代背景三个层面，做出更为给理性的分析。

1）自然环境

卡尔·马克思（1818—1883）认为，“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照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外部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化。”

一言概之，外部的自然环境，是塑造人类及其文化的首要因素。

众所周知，东北一直以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与夏冬分明著称。这样的地理禀赋，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东北人豁达与热情的品性，并在东北女性的身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实际上，即便在当下的小品乃至文学与影视作品中，东北女性大多以热情主动的形象示人，少有斤斤计较和腼腆，与尚柔顺、重内敛的大方向有着显著的区别。

电视剧《女人当官》剧照

另外，东北地区冬夏分明的气候，也使得东北人在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感表达上十分鲜明，爽朗而有决断力；冬季漫长严寒的客观情况，不仅增加了生存的难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她们吃苦耐劳、不畏艰辛的品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不仅让东北女性自身对爽朗甚至泼辣、豁达、爱恨分明的情感，有着更为给正面的认识，也造就了她们“男性化”的性别心理。

比如乾隆皇帝的第十女和孝公主（1775—1823），“性刚毅，能弯刀弓，少尝男装随上狡猎”；在嫁给和绅的儿子丰绅殷德之后，主持家政十余年，“内外严肃，赖以小康”。

固伦和孝公主，乾隆帝第十女，生母为惇妃汪氏，养母容妃和卓氏，自幼最为乾隆所钟爱。

曹雪芹尽管在《红楼梦》的开头就特别指出，“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但不可否认的是，书中存在着大量的旗人风俗。

荣国府中的火炕，就是入关的满洲八旗带出山海关的；书中的“林姑娘”是典型的汉式称呼，“宝丫头”则是典型的满式称呼（拓展阅读： 红楼梦到底多好玩？）。

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中王熙凤、贾探春等精明强干、泼辣且具备管理大家族事务能力的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东北女性”的形象映射。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

实际上，这种女性文化至今依然影响着东北女性，进而催生出了以《女人当官》《女人的村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为代表的反映女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影视作品。

当然，女性独自操持家务的现实，固然赋予了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代价。因此，这种地位既是能力和才干的体现，也是奉献精神的体现。

电视剧《女人当官》剧照

2）民族风气

历史学家金毓黻（1887—1962）先生认为，古代东北的民族世系，可以划分为肃慎族系、獩貊族系、东胡族系与华夏一汉族族系四个部分（拓展阅读： 客从何处来：一文纵览，东北人的源与流）。

其中，獩貊族系的夫余、沃沮和东秽、*句丽高**和肃慎族系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与满洲以及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以及后续的契丹、奚、室韦和蒙古的部族，都长期延续着游牧或渔猎的生活方式。

一言概之，东北地区不仅是农业、牧业、渔猎三大经济区的汇合地带，也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的融合地带。

广义上的东北地区

在古代的东北地区，游牧与渔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重要的生产部门。

就拿畜牧业来说，除了常规的执鞭放牧之外，还包括打更、接羔、保育、饲养幼畜、剪毛制毡、挤奶打渔和走场移牧等许多劳动。

因为男子主要从事执鞭放牧，因此剩下更多的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简言之，单就牧业生产的全过程而言，妇女的作用并不次于男子。

另外，鉴于男子要长期从事对外作战的任务，因此妇女们能在手工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很多妇女不仅会“缝制皮袄、衣服、鞋、马靴和各种皮货，甚至还会驾驭大车和进行维修”，并能深度参与产品交换活动，创造更多的财富（拓展阅读： 为什么古代蒙古人没“那么重男轻女”？）。

参与商业活动的蒙古族妇女

所以我们会发现，东北各少数民族的女性服饰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用性强，更便于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比如赫哲族女性所穿的鱼皮长衫和鱼皮套裤，长衫下身和底摆宽大，常呈扇形，便于走动；套裤捕鱼时不透水，耐磨结实，便于渔猎活动。

服饰的重实用、少装饰的特质，无疑是与东北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特点相对应的。作为对比，对社会生产劳动的高度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北女性的社会地位（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风”）。

穿着鱼皮衣、鱼皮鞋的赫哲族妇女（图片选自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网站）

3）时代风潮

五四运动爆发后，觉悟的知识妇女们首先崛起。她们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妇女救国团体，以便“拟合群力，集以思、筹救亡之策”，在表明爱国决心的同时，呼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铿锵之声。

与此同时，许多妇女团体印组织“演讲队”、“露天演说团”等宣讲组织，走街串巷，不仅进行爱国宣传，还提出了“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等进步口号。

油画“五四运动”中的进步学生

随着运动的发展，一些妇女团体大胆地以实际行动来冲破封建束缚，实现男女平等。

比如在当时的天津，不仅有由男学生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还有由女学生组成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他们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打破了男女之间的界限。

1919年9月，两个组织宣布合并为“觉悟社”。资料显示，觉悟社内的社员合计20人，男女平等各占10名。他们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工作上相互竞赛，向“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发起了最为勇敢的挑战。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客观地说，这种倡导“男女平等、追求自由”的理念，极大切合了东北女性的传统气质。

因此，在五四文化运动中，以萧红、白朗、梅娘、蓝苓等为代表的东北女性作家们，都有着极为杰出的表现，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实际上，即便在个人生活中，她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刚毅、奔放、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性格特征。

萧红，生于黑龙江呼兰县，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

进入20年代以后，东北与全国各地一样积极创办女子学校。1928年，张学良在任东北大学校长后，不仅招收女大学生，还极力提倡人们摈弃女性不该读书的陈旧观念，还要“知女学之重”，借此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成为了国家的重工业重地。就像工业革命解放了欧洲女性一样，工业发展给东北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于是，她们穿上了工装，留上了最飒的短发，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职业女性。

直到今天，她们依然凭借自己勇敢、才干、独特的气质，展现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

1960年第三版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

4）尾声

总而言之，东北女性这种富有自然地理的、民族的与时代的“彪悍”特质，其精神内核又在时代的发展中，呈现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

在文化趋同趋势难以避免的今天，富有特色的东北女性文化，更加显示出了更为亮眼的独特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