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石景山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读报纸、讲时事。 冯文冈 摄
文化馆是集宣传阵地、业余学校、群众舞台、社会服务机构等职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其工作内容可以分为馆办活动和文艺辅导两大模块。1949年至1956年，北京市文化馆事业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整体上为初创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接管、改造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的民众教育馆；1950年至1952年为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京市文化馆在数量上得到发展，馆内各项规章制度初步完善；1953年至1956年为提升阶段，这一时期，文化馆进行了自我整顿，工作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初创阶段
接管、改造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的民众教育馆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国民政府在北京市设立的各民众教育馆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馆舍也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京先后重建了6所民众教育馆，其中2所在市区，4所在郊区。但重建后的民众教育馆不仅没能发挥应有的职能，且与之前相比作用更加有限。1949年2月起，中国*产党共**便着手接管和改造旧的民众教育馆。
民众教育馆的接管工作主要由文化接管委员会下面的社会教育处负责。1949年2月19日，社会教育处开始逐步接收当时的6个民众教育馆。是年3月底，接收工作大致完成。各民众教育馆改名为人民教育馆，凸显了新生人民政权的性质与属性。
对于原有的工作人员，社会教育处秉持的原则是在审查个人背景的基础上，以留用为主。如当时市区的两个馆就留用了大部分原民众教育馆的工作人员，接管工作完成后，一馆干部18人，包含留用干部14人；二馆干部12人，包含留用干部7人。同时，通过自主组织学习、定期派人上课、讲演等方式，社会教育处对留用的旧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改造。社会教育处停止了各馆原有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工作，并对各馆进行了新的业务布置与改造。
受战争的影响，接收过来的6个民教馆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人员队伍方面，民众教育馆馆内每个部门的人员数量都超过了正常标准，甚至很多干部都是“国民*党**官员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兼差”。在活动开展方面，民众教育馆的各项活动都趋于停滞，以二馆为例，“当时馆里的教学股曾举办过儿童识字班，缝纫训练班等，但也都毫无生气……根本谈不到什么活动的开展。”为此，为了使被接收过来的民众教育馆发挥其应有职能，社会教育处对其进行了改造。改造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精简了庞杂的组织机构。社会教育处撤销了民众教育馆原有的组织架构，整合了民众教育馆本部及其附设机构的职能，重新开设了总务股、教学股、阅览股、宣传股，不再设立民众茶社、民众商场、民众诊疗所等机构。机构精简之后，民众教育馆职能分散、业务广而不专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工作效率大为提升。
整顿了图书室和陈列室。图书方面，将原有的封建图书报刊全部清除，并逐步补充了马列主义书刊及通俗读物。陈列室方面，剔除了原有的*动反**展品，增加了可以普及科学常识、文化知识的陈列物品，“剔去具有封建意识的和为统治者装饰太平的锦标锦旗等*动反**陈列品448件、五月间将接收国货陈列馆之物品1000件，以自然科学、工艺、卫生、动植物、史地五类予以陈列。”
改造了馆内的干部队伍。在*党**内选派了作风、能力过硬的干部作为接收过来的民众教育馆的馆长，“*党**派自己的干部来作为馆的领导。”同时，明确了要为全市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贫民服务的宗旨，加强了对馆内干部的培训，一方面，经常性地组织干部进行政治学习，让留馆的干部在思想上逐步向群众靠拢；另一方面，社会教育处也对干部的业务能力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使他们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改进了馆内的工作方式。社会教育处摒弃了过去民众教育馆只在馆内“守摊子”的工作方式，大力提倡阵地活动与“送活动上门”并行的工作方法，不仅在馆内组织休闲活动吸引群众前来参加，而且主动到群众中去开展图书阅览等活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改变了过去只守摊子的工作方式，而是一方面吸引大批人民群众来馆，一方面‘送教育上门’‘送活动上门’，如第一馆设立了巡回书摊，第二馆在八个茶馆设立了阅览站。”
发展阶段
数量上得到发展，馆内各项规章制度初步完善
在接管旧的民众教育馆的同时，北京市也创建了一批新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新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最初叫做人民教育馆，1950年以后改称人民文化馆，之后统称为文化馆。文化馆与边区民众教育馆有着很强的承继性，吸收了边区民众教育馆的办馆经验，继承了边区民众教育馆的办馆思想、组织架构、工作方法等。同时，在立足社会发展水平、照顾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文化馆也作出了一些创新。
文化馆一开始就确立了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办馆思想。1949年12月，根据文教事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北京市各文化馆明确提出文化馆的服务对象是全市工人、农民及城市贫民。
在具体实践层面，针对文盲率较高的社会现状和人民迫切要求接受文化教育、丰富业余生活的诉求，文化馆在识字教育、时事宣传、休闲娱乐、艺术辅导、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面对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想要接受文化教育的诉求，文化馆组织了识字班、识字小组、补习班、成人夜校等；面对人民群众想要阅读书报的诉求，文化馆组织了阅览室、巡回书箱、读书组、读报组等；面对人民群众想要文化娱乐活动的诉求，文化馆积极筹备群众剧团、歌咏队、群众俱乐部等组织，举办晚会、表演，并辅导工人、农民等自主开展文艺活动等。
文化馆延续了分区设馆这一组织形式。1951年，《北京市郊区文化网试行办法》作出规定，为了在北京市建立起文化网络，各区都要创建文化馆，同时以点带面，各区文化馆都要建立文化站，数量不做具体规定。文化站作为文化馆的派出机构，人员、经费、设备（房屋除外）均由文化馆统一调配，文化站的任务在于组织推动其他工作责任地区内各村（镇）的文化教育工作，并以自己的实际工作为各村做出榜样，文化站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俱乐部或巡回图书站。
与此同时，文化馆也制定了简单易行、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在部门设置方面，文化馆共设立总务、教学、阅览、宣传四股；在干部队伍方面，设立馆长1人（多由各区政府行政领导兼任）和分属不同部门的干事若干（由市文化处任免）；在经费来源方面，文化馆的具体经费先由文化处做具体计划，再由国家财政负责拨款。
到了1952年底，北京市文化馆数量得到较大发展，全市共有文化馆20个，基本实现了每区都有一个文化馆的目标。
在活动方式上，文化馆开展工作的方法更加多元化，更贴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一方面，文化馆馆内设备数量、种类有了较大程度的补充。截至1952年，全市各文化馆共有幻灯片48架、幻灯片数485套、收音机48架、图片2421张，由文化馆发稿的黑板报2872块、有线广播9套、模型标本200件、音乐器材208件，图书174275册，其中通俗读物54064册，杂志637种，报纸179种。
另一方面，文化馆的活动形式也更加丰富，除了沿用读书组、读报组、讲座、座谈会等传统的活动形式，漫画、广播、晚会朗诵、评书、新洋片、幻灯、电影等新技术和新形式也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如前门区文化馆通过摆小人书摊来为群众提供阅览服务，成效显著，“市第四文化馆乃收购了新内容的小人书，加上一些通俗书籍和画报，由该馆干部和地方积极分子，从五日起，前往该地区摆设小人书摊，不收租钱，受到了该地区劳动人民及失学儿童们的极大欢迎。两日来，年老年少的观众，终日拥挤在书摊前，书籍不敷分配。”
提升阶段
进行了自我整顿，工作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经过4年的发展，北京市文化馆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此，1953年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整顿文件，各文化馆都开始进行自我整顿。经过一番整顿，北京市文化馆的工作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存在的诸多问题中，以文化馆的干部人员数量不足、管理不够规范以及和其他机关团体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最为突出。1952年，北京市文化馆人员总数为181人，根据文化馆的正常规格需要，还缺65人。干部数量不足、精力有限，开展活动时忙乱问题严重，导致文化馆工作质量不高。同时，文化馆馆办活动多样，但缺少一个统揽全局的领导部门。文化馆的行政工作、宣传工作由各区文教科负责，但在开展识字教育工作时，文化馆需要请示市文教局；在组织文艺活动时，则需要按照市文化事业管理处的指示来进行。这种分属于不同领导部门的模式，分散了文化馆的精力，再加上领导部门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使文化馆的很多活动都无法有效开展。
除此之外，文化馆与其他机关、团体的联系不够紧密，有时无法有效配合开展工作，“虽然早已明确了文化馆是社会教育的组织机关，工作的开展需要各有关机关和团体的协助和配合，但是直到今天彼此关系还不够密切，甚至个别机关团体对文化馆还不够重视，还没有对文化馆予以应有的协助和配合，如大众讲座时常请不到人。”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注意到了文化馆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因此，1953年底，北京市各文化馆都遵照文化部的指示开始了整顿工作，在组织架构、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文化馆干部说：三年来，我们第一次总结了全面工作，交流了经验，初步明确了文化馆的工作方针。”1953年至1956年，经过整顿，文化馆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针，工作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明确了文化馆的工作要求。与1953年之前的工作相比，首先，文化馆仍然重视对时事政策和中心任务的宣传；其次，文化馆不再主要负责扫盲运动，开始由扫盲运动的组织者变为协助者，工作职能转变为配合和宣传扫盲运动；最后，文化馆更加重视与经济建设活动相配合，与工农业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
调整了文化馆的组织架构。从1953年开始，阅览股被裁撤，增设文艺股，开始重视组织和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各馆均开设了文艺股，以负责文艺宣传和文化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细化了文化馆的工作方法，不仅明确规定了文化馆要组织的各项活动，如演讲会、座谈会、幻灯放映、电影放映、黑板报、读书组、读报组、晚会演出等，而且强调了文化馆要与其他机关、团体力量加强合作。在工作中，文化馆密切了与工会、共青团、科普协会的联系，并且得到了社会人士的帮助。
调整了文化馆的工作重心，在实践中充分面向工人、农民群众开展工作。例如，以京西矿区为例，为了加强面向工人的文化服务，矿区新建了6个文化站。无独有偶，“崇文区文化馆延长了开馆时间，便利了工人来馆参加各种活动，每日来馆都达百余人，有时甚至达到四五百人”。与此同时，地处郊区、主要面向农民群体的南苑文化馆积极组织活动下乡，把活动送到农民群众身边，1953年8月至1954年8月，南苑文化馆共为农民群众组织讲座32次、展览16次、群众会25次、黑板报133期、广播28次。这些都体现了文化馆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转向工农群众，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各文化馆都及时补充了干部力量，增加了行政人员和业务人员。1953年，全市文化馆人员共增加了64人，其中业务人员增加最多，行政人员次之。行政人员在此次补充后，一直保持在36人左右，较为稳定。服务人员的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在业务上，各馆之间通过开展业务讨论会和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干高**部的业务水平”，这使得干部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到了1956年，全市文化馆共有干部220人，其中“在政治上，*党**员有29人，团员42人；在文化程度上，达到大专水平者33人，高中者67人，初中者83人，其余均达到小学毕业生水平；在业务上，各馆都配备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音乐、舞蹈、戏剧和美术的专业干部”。
（作者：张保军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共中***党**史*党**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