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前往上市，香港对科创企业还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 在面临巨大经济转型压力的情形下，科创能成为香港新的增长点和兴奋点吗？

■ 哪些资源禀赋，能够帮助香港“突围”，也能给到大湾区或上海的科创发展以启发？

以“科技、金融、未来”为主题，复旦管院2023沪港新经济论坛在香港举行，探讨香港如何实现科技产业提速换挡、依靠金融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陆雄文院长主持下，德林控股联合创始人陈宁迪、花旗中国企业及投资银行副主席袁峥怡、极光大数据副总裁殷浩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

对话嘉宾

对话精选

香港做科创有没有前途？

“科创需要人才资源、大企业、资本以及强大的制造业支持，还需要国际化网络、开明的政府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未来的科创中心，打造另一个‘硅谷’，而且没有任何历史包袱。”

陆雄文 ：2020年复旦管院提出“无科创、无未来”，现在香港提出“冇创科、冇未来”，香港已经意识到了科创的重要性，公布了《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科创需要人才资源、大企业、资本以及强大的制造业支持，还需要国际化网络、开明的政府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但香港科创基础薄弱，相关的大学和研究所都不强，缺乏大企业和制造业支撑，民营资本也不愿意投资科创。你们觉得香港做科创有没有前途？

陈宁迪 ：我认为香港能成为未来的科创中心。大家都知道“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消费”这个说法，其中创新主要发生在硅谷、斯坦福大学等地。硅谷的发展与二战时期的军工和学校合作有关，斯坦福大学旁的工业园区希望将军工订单给斯坦福大学，IBM、德国仪器等企业都到了硅谷。当时科技产品的专利权属于政府，商业转化率不到5%。战后迎来军工技术转化为民用的发展高潮，校办企业开始孵化小的创新科技公司，买了专利使用权进行技术创新，大企业则专注产品创新、观念创新，购买小企业的技术，然后将制造环节外包给亚洲，中国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加入这个国际分工体系。

香港的大学归政府所有，但政府目前对科创的支持非常有限。香港法治环境非常好，对人才有吸引力，香港的科学园也有很多科创公司。如果香港能走“硅谷模式”，进行结构创新——政府支持大学，大学吸引专业人才，大学教授申请专利，再把技术使用权给校办企业或者大学周边的科创企业，将专业技术民用化、商业化，制造环节可以外包给大湾区，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未来的科创中心，打造另一个“硅谷”，而且没有任何历史包袱。

香港曾经在中美关系良好时扮演了窗口和桥梁的角色，从两边获益。但“桥梁”不会静下心来发展科技，而是把重心放在了金融上。现在，随着中美关系逐渐脱钩，香港开始寻找自己的角色，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许多外资企业离开香港，外贸订单减少，香港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并与大湾区和国家的发展形势结合起来。

袁峥怡 ：香港需要找到增长点和兴奋点。去年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科创局局长是高层里唯一说普通话的，他出生在北京，在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求学。人才方面，香港优才计划放宽高端科技人才的来港定居条件，资本层面推出“18C”，降低上市门槛，吸引科技企业到香港。现在影响香港突围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科创由政府在支持，民间资本还缺乏动静，投资者主要投资内地的科创企业，发展科创的下一步重要方向是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香港的科创企业。

殷 浩 ：过去五年是互联网行业波折的五年，许多创业者离开香港去新加坡，但很多人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后受不了那里的天气、物价，他们希望回到香港。

现在香港放宽了对高端科技人才的限制，这些人具备创业精神，他们一定不会闲着，会进行很多尝试。AIGC将在未来20年给香港带来巨大的刺激，很多web3项目也在进行中。从香港政策、市场开放的角度，我觉得香港有机会成为未来的科创中心。

香港能和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科创吗？

“香港的大学可以专注基础研究，与大湾区下游的科技公司对接，进行商业化合作，避免和深圳同质化竞争。”

“过去十年，做中间层应用的中国科技企业与深圳和香港一直在融合。”

陆雄文 ：香港的确有机会成为未来的科创中心，但这个机会有多大呢？

在这方面，我认为大湾区协同很难：三地的法律体系不同，不同的海关清关政策也会对人员和货物的流动造成阻碍。澳门除了*彩博**和旅游业，没有太多可做的事情，也没有好大学。香港和深圳结合也有难度，有些类似不同种族、信仰的人结婚时会面临文化障碍。香港可以在软件、人工智能领域发展，但缺乏发展硬科技需要的制造业支撑，如大工厂和上下游的零部件材料；深圳拥有科技资源，但缺乏优质的科技相关大学。怎样才能让香港和深圳增加协同合作？

袁峥怡 ：香港这届新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与深圳打通的必要性，有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香港牌照的车辆可以开到广东，一系列相关事项也在推进中。香港北部地区正在规划"一区两园"，旨在吸引香港和深圳两地的科创公司，在同一园区融合、发展。香港的大学教授具有国际化水平，这是香港的优势。香港的大学可以专注基础研究，与大湾区下游的科技公司对接，进行商业化合作。

陈宁迪 ：还是要学习“硅谷模式”，IBM、惠普等大企业本身不做技术创新，而是通过收购小的创新公司来获取创新技术。

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许多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大学，而深圳在这方面相对欠缺。基础理论研究能够产生专利和科研成果，香港可以聚焦培育小型科创公司，将这些专利转化为民用，最终将产品销售给深圳的大企业，后端的制造也完全外包给深圳，避免和深圳同质化竞争。

殷 浩 ：刚刚几位在聊的似乎都是硬科技。以基础研究驱动做芯片和软件的企业需要重大投入，在中国这样的科技型企业相对较少。大部分中国科技企业是做中间层应用的。过去十年，这类企业其实与深圳和香港一直在融合，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比如我们总公司在香港，财务、海外销售在这里，在深圳则设立了产业园，用较低的成本和舒适的居住环境来吸引工程师。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加速“出海”，香港作为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接触和拓展海外市场。

上不上市？到哪里上市？科创企业面临两难

“科创企业提早上市往往会导致管理层心态的变化。18C可能更适合大型科创公司，建议小公司不要上市。”

“做好业务，公司的股价自然就会回升。”

陆雄文 ：过去十多年里，应用层面的技术创新在全国各地已经普及了，硬科技领域的突破还需要科技积累的支持。

现在美国*压打**中概股，中国内地设立了北交所，香港则推出“新特专”科技公司上市机制。现在去纳斯达克上市估值低，最好的中国科创企业都在香港或者内地上市，但股价都会“打八折”——上市对企业也没什么吸引力了，这对科创企业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袁峥怡 ：18C的规则很明确，它并不是为了和内地竞争，更多是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又一个上市地点的选择。不过，科创企业提早上市往往会导致管理层心态的变化，上市和非上市是不同的概念，上市以后股东和公众对企业会有完全不同的压力和要求。18C可能更适合大型科创公司，建议小公司不要上市，上市可能导致公司越来越小。

殷 浩 ：我认为股价下跌与中美贸易战、美国机构不看好中国公司以及经济环境有关，上市地点和业务不同会导致股价表现完全不同。

就我们公司而言，我们控制不了股价，还是想聚焦在业务上，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进军海外市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我们也出海了，效果还不错。我们面向To B市场，AIGC浪潮来了之后，希望后续可以提供组件式的产品给To B公司，让他们开发To C的产品。做好业务，公司的股价自然就会回升。

新加坡VS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会不会动摇？

“大公司更倾向在香港上市，香港有更多的、层次更丰富的机构资金。”

“香港的人才更加渴望成功，有‘饥饿感’，处处都在追求机会和投资。”

陆雄文 ：前两年受疫情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打击，大量的人去了新加坡，尽管现在人员开始回流香港，但资金并未随之回流。中央政府正在内地发展资本市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会不会动摇？

陈宁迪 ：香港官员应该向新加坡学习，特别是其在1965年到2000年间的发展经验。

1965年，马来西亚将新加坡州逐出马来西亚联邦。1967年，英国宣布从新加坡提前撤军，新加坡当时面临的是生存挑战，就业问题非常紧迫。新加坡政府通过国家贡献基金（CPF）帮助每个老百姓购买住房，强化了“家国”概念。香港的公积金制度（MPF）与CPF有所不同，香港的房子是公屋、租屋。新加坡人认为“我的家在这里，财产在这里”，对新加坡有感情，香港人对香港的感情没那么深。此外，香港在国有企业给老百姓让利这方面与新加坡也存在差距。比如，新加坡电信通过给予老百姓股票来实现民营化，设定锁定期和奖励制度，最终让老百姓受益。香港地铁（MTR）也做出过承诺，但并没有令老百姓真正受惠。

不过，由于新加坡的“大政府模式”考虑周到，老百姓生活舒适，人们容易产生惰性；相比之下，香港的生活成本较高，人们迫于压力必须努力赚钱，香港的人才更加渴望成功，有“饥饿感”，处处都在追求机会和投资。

殷 浩 ：想从纳斯达克回来的企业首选还是香港，哪怕估值低一点，这里更自由，税几乎是零。

哪个城市对中国未来发展更具决定性意义？

“制度和机制的设计对于经济发展和管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真正打通，香港加深圳可以和上海一拼。”

袁峥怡 ：如果只选一个，肯定是上海。上海有综合优势，有多年的积累，和内地融合，是香港发展的必然选择。选两个的话，如果真正打通，香港加深圳可以和上海一拼。

殷 浩 ：我也同意，上海的战略地位远高于深圳、香港。

陈宁迪 ：我持不同意见。香港具有独特的法治基础，采用普通法系统，这使得香港对投资者更加开放。比如，目前人民币只占到2%的国际交易量，美元、日元、欧元差不多占到80%，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币走国际化道路，今后还是可以依靠香港，获得全球投资者和贸易伙伴的认可。此外，香港具有更多的人才资源和综合优势，而上海的人才结构相对单一。

陆雄文 ：制度和机制的设计对于经济发展和管理能力的确具有重要影响。上海资源丰富，科技资源、制造资源、金融资源都不差，又是重要的经济中心，目前略弱的是制度设计，包括治理能力。香港地理腹地小，经济腹地也小，产业比较单一，搞科创的话找未来的产业高地太难，在金融上也一定会受到很多地方的挑战。

把美好的祝愿送给香港。香港还是要搞好，香港不搞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而国家强大，香港一定能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