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连记事52

云南是一块福地。历史上，成批的优秀儿女、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入滇的事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时，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联学**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冒着炮火南迁至湖南。国难当头，*都迁**重庆，省主席龙云热情邀请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巨头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三大常委为龙主席的诚挚所动，再加之昆明是离前线战火最远的省会城市，又有米轨铁路直通国外，进退自如，于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第二次便是1968年11月来自省内外各大专院校的4000余名大专毕业生了。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西南联大在滇长达8年，其间共有学生8000余人，曾有834热血青年弃学从军，史称西南联大“八百壮士”。8年间联大共有毕业生3343人，毕业后遍布九州及海内外各地，有些人后来成了国宝级的名家大师，是新中国建设的高端人才。

第二批入滇的大专毕业生在部队锻炼后，1970年3月再分配时，除有400多人投笔从军外，余下者不管此前他们来自哪里、家在何方，统统留在了云南，而且哪里边远哪里艰苦就往哪儿塞。

第二批留在云南的有4000余人之众，虽比联大总毕业数3343人还多一些，但10个青辣椒抵不过一个老南瓜，与联大毕业生比较下来，大都是小打小闹，无名之辈者众，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领军人物更是乏善可陈，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能称得上大师级人物的也是寥若晨星。

不是妄自菲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不是没有英才闪过光，亮过相，但作为一个整体，终因青春岁月被蹉跎过多，论做学问，其功底确实不如上一辈人，实难有人可以与联大的精英比肩，至于联大造就的那批国宝级人物就更难望其项背，因此我们中漫说没有国宝级人物，就是“省宝级”者也不多，但称得上“县宝级”、“乡宝级”、“校宝级”乃至“家宝级”的却是不少。

我们这一代人，完完整整地亲身经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运动，见证了国家的成长壮大，繁荣富强。1970年再分配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沉到社会的最底层，在云南的边远山区生根发芽，成家立业，开花结果，反认他乡是故乡。苦难与蹉跎，使这批40后成了世间最勤奋，行事低调的人。

转眼10年过去，国家转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急需人才，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和“老三届”知青都还很稚嫩，稀泥糊不上墙，还不堪大用。唯这批在底层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人恰值三十老几四十不到，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刚好符合当时“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

时来运转，真如俗话所说“人走狗屎运，挡都挡不住。”一时间臭老九成了香饽饽，有的组织部门依葫芦画瓢，还来不及细究任职者学的是什么专业，见档案里写着是老五届大学生便不敢怠慢，立马安排使用，许多臭老九转眼间就有了一官半职，一个个头戴乌纱帽，挺直腰板，迈着方步进入了政界，大多为区科级如县里的部委办局主任部长之流，亦有不少是县处级，还很有一些是地厅级，其间还有几位官至省部级的。

当然。这说的是上世纪1978年12月以后的事，物以稀为贵，当时虽把大学生叫作臭老九，但闻着臭却是吃着香。若放在今日，小小一个本科实在算不了什么，就是去教小学、幼稚园，人家都要掂量再三。

当然，其间也有几位因运动年代“有功”而出道较早曾经显赫一时者，据说在清理“5.16”分子时，因与“三种人”牵连沾边，被入了另册，终生潦倒，半个多世纪过去，有幸见一尚在者，鹑衣鲐背，龇牙咧嘴，头发花白杂乱，似市井老倌，凤凰落毛不如鸡，哪里还有当年叱咤风云的神韵。

联大师生在滇8年，名师教授诲人不倦，依旧器宇轩昂。弟子8000弦歌不辍，书声琅琅，向社会传递的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彰显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使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得以传承发展，还在联大的原址上为云南人民留下了昆明师院即今之云南师范大学，蛮夷之地的历史文化由此进入到了加速发展期，边城昆明因此名声大振，一跃而为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之一，联大全面促进了云南社会发展的进程。

“秀才没落，下乡教学。”第二批留在云南的许多人，大多去了中学或者夹皮沟里的戴帽初中班，当娃娃头、教书匠。这对于曾经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说来或许是一灾难，但对后来恢复高考时的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来说，却是一实实在在的福分。

因为教他们的老师在1962年、1963年参加高考时都是百里挑一，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知识过硬素质普遍较高的学生。那时正是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阶段，各大学招生量骤然缩减，国家持“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以云南大学为例，偌大一校8个系在全国仅招生486人，仅为1960年1173人的41.43%，因为录取率低，始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说。所以，说这批人如何了得，并非浪得虚名，若没有两把刷子，早在过独木桥时就被人一脚踢下桥去落水身亡了，哪还能有坐在象牙塔里深造的机会。

夹皮沟里的农家子弟得到有较高水平的老师的熏陶教育，不说金榜题名上大学，只要能考上一中专、读个中师，命运都会由此改变。那年头云南高考放榜时的街谈巷议、热门话题都是XX山沟里又有鸡枞绽放，XX泥腿子家里飞出了金凤凰。

始，乡里、县里为高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大旗，给教得好的老师戴上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由专人牵马坠镫，一路敲锣打鼓，穿街过巷，万人仰慕，众*交口**赞。“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甚是风光。后来不玩虚的了，索性奖励实物，有的乡奖永久牌自行车一辆或者日立电视机一台，后来索性奖一手扶拖拉机或农用车或者奖金若干。

在第二批的4000余人中，尽管从政为官的人数有限，但被任用者大都根正苗红，受的又是传统教育，作风还算正派，有较强的自律精神，贪污堕落者少见，为人处世大都还记得天理良心四字，大体上还能为人民服务，*场官**基本上还算得风清气正。客观地说，这批人对云南的文化、经济的发展乃至*场官**的净化都有一定贡献。

这一代人左颠簸右折腾，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是世间最勤奋最坚忍最能吃苦耐劳最少阴谋诡计的人，因最接地气抑或还算得上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的人，他们挺直了腰憋足了劲始终支撑着国家的建设，庶几还可称之为共和国的中坚和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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