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创作挑战#

在元明两朝的文献档案中，居于中国各地，分属不同种族且主要具有伊斯兰教信仰的中亚人众被泛称为“回回人”。

资料显示，今天主要生活在西北地区，以回族为首的多个民族，多多少少都与这些中亚移民存在些许渊源。

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回回人”为什么在元朝一度颇受优待？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中国化”进程演变成为了今天的“回族”？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电影《马可波罗》剧照

1）“回回人”的中国“旅程”

1219年，成吉思汗以涉嫌袭击蒙古商队为由，发动了针对中亚强国花剌子模的讨伐战争。

因为战争，以讹答刺、不花剌（布哈拉）、玉龙杰赤（库尼亚—乌尔根奇）以及帖必力思（大不里士）、巴里黑为代表的历史名城，都遭遇到了灭顶之灾（拓展阅读： 身为“蒙古圣祖”的成吉思汗，为什么在中亚也一直备受尊崇？）。

1）令人发指的屠城与人口劫掠

根据伊斯兰史料的记载，不花剌城于1210年失陷后，守城官兵与负隅顽抗的市民被尽数屠戮；即便是没有参与抵抗的城中百姓，也遭到了“有条理的洗劫和虐待”。

慑于蒙古军威的撒马尔罕城居民尽管选择主动投降，但他们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很多无辜市民依然难逃被屠戮的残酷命运。

帖木儿帝国时期的撒马尔罕

1221年春，蒙古*队军**攻入呼罗珊地区。同年2月，拖雷率兵攻克了莫夫（马里）城。除了400名工匠外，城中的男女老幼被尽数杀害。据伊斯兰史料的记载，“拖雷本人坐在自己的金椅上，目睹了整个过程。”

不久，拖雷的大军攻克了另一座名城尼沙普尔。为了给战死唉城下的妹夫脱合察儿*仇报**，这座城市被彻底摧毁。根据伊斯兰史料中的记载：

城内居民被尽数诛杀，即便是城中的猫狗等动物也未能幸免；所有尸体都被砍头，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被堆成了金字塔形。

在主力撤走之前，拖雷特意留下一支400余人的小队，负责搜寻并杀死幸免于难的民众。

细密画中的拖雷与王后唆鲁禾贴尼

除了大肆洗劫财物与屠戮民众之外，河中与呼罗珊地区都成为了蒙古*队军**掠劫人口的“重灾区”。对此，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如是写道：

在讹答刺，那些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们，蒙古人把他们掳掠而去，或者在军中服役，或者从事他们的手工艺，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兵撤麻耳干，他们也向那里去。

拉施特也在《史集》中指出：“那些从剑下赦免的人民和工匠，一部分被驱到不花刺、撒马尔罕等地充当‘哈沙儿’队（即人堆）。”

有学者推算，蒙古*队军**在呼罗珊地区掳掠的人口应在80—90万，在河中地区劫掠的人口超过了40万。除掉战争中的损失（按1/4计）后，他们从中亚掳掠的人口接近100万。

西征结束后，这些人跟随蒙古大*转军**战各地，其中有一部分来到了中国境内。

“成吉思汗在布哈拉的星期五清真寺中发表讲话”

2）元朝的“回回人”分布

来到中国境内的回回人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西北的宁夏、甘肃、陕西以及*疆新**的部分地区。

首先，西北地区距离中亚更近一些；其次，当地长期生活着汉、吐蕃、回鹘、*党**项、羌等众多民族；第三，尽管当地民族数量众多，但人口数量并不多。

一言概之，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多民族杂居和地广人稀的人文地理环境，很容易让远道而来的回回人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更何况，彼时的金朝与南宋依然占据着中原以及江南地区，内迁并不符合现实。

1221年的中国（via：史图馆）

元朝初期，迁居于西北地区的回回人众，主要以负责屯垦的官兵和工匠为主。

比如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一月，忽必烈“以忽撤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

不久，他又命令“在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发军于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为户二千二百九十，为田一千一百六十顷六十四亩”。

资料显示，宁夏境内的回回人数量，在当时就是比较多的。简单地说，“回回官兵大约在5—7万之间，加上亲属家眷合计10万人左右，一开始主要居住在黄河两岸至六盘山麓条件较好的地区。”

同心清真大寺

在甘肃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为数众多的回回官兵，主要屯田耕牧于当地已垦或未垦的荒地上。另外，肃州（即酒泉）东关内两条各一里多长的街道的经商者当中，番回居大半。”

还有学者认为，向来以善于锻造刀具著称的保安族，可能与回回人存在一定的渊源。

展开来说，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一直驻扎在青海同仁一带以回回人为主的“探马赤军”，被要求就地屯垦、繁衍生息。在与当地不同民族的女子通婚生子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保安族的雏形。

大约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他们迁徙到了今甘肃临夏境内并定居了下来。倘若这种观点是准确的，那么回回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安族的“源流”之一。

保安族刀匠正在打刀

与宁夏和甘肃相比，陕西地区的回回人数量相对少一些。不过话说回来，当地一直留有多个“回族大姓”。

比如曾任陕西平章政事一职的纳速拉丁，就是生于布哈拉的穆斯林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的长子。因为其“子孙众多，后来分为纳、速、拉、丁四姓，留居各省，故宁夏有纳家户，长安有刺（拉）家村。”

另外，*疆新**境内也生活着不少回回人。史料记载，仅在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疆新**昌吉州阜康县境内就有“屯田回回3000户”。

在云南以及部分东南沿海地区，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回回人，只不过在数量上与西北地区相比要少一些。

以上事实说明，西北地区大量回回人的迁入，与成吉思汗主导的第一次蒙古西征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各地屯垦的回回人选择就地成家并娶妻生子，成为了当地的定居民。

阿力麻里城遗址

3）回回人的生活方式

伴随着元朝社会秩序的日趋稳定，居于西北各地的回回人除了从事传统的农业与畜牧业之外，开始在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寻求发展。资料显示，在“河西织毛缎匠提举司”内工作的工匠，大部分都是回回人。

另外，不少中亚穆斯林商人也纷纷来到西北进行贸易活动。用发展的眼光看，中亚商人的到来不仅有效活跃了西北各地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让其他民族的同胞们掌握了一定的经商技巧。

对此，元朝诗人马祖常（1279—1338）如是赞道，“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地区最终奠定了集合农业、手工业、商业与畜牧业等多种形式的多元化经济格局。

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商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北当地民族将自己在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施加于“外来户”回回人的同时，回回人也将自己的经济与文化成分带了进来（拓展阅读： 千里佛国的最终倒掉：西域地区的伊斯兰化，是纯属偶然吗？）。

就拿文化领域来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部分地区出现了“伊斯兰化”倾向。根据史料记载，一些回回人进入青海后，原本笃信藏传佛教的部分藏族部落，相继出现了这种情况。

原因很简单，按照伊斯兰习惯法，选择与当地回回官兵和工匠结婚的妇女们，几乎都跟随自己的丈夫皈依了伊斯兰教。伴随着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最终在元末明初形成了回族的雏形。

位于青海的洪水泉清真寺

2）为什么回回人在元朝“吃香”？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队军**在中亚大肆屠城的进程中，城内的回回工匠们基本上都能得到赦免。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精湛技艺一直深受蒙古统治者们的青睐。

实际上，除了能工巧匠之外，在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所建树的回回官员、商人和学者们，也一度帮助元朝统治者们解决了不少棘手难题。

细密画中的接受加冕的窝阔台

1）军事领域屡立战功

实际上，早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的进程中，就有一些回回将领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札八儿火者就是典型的代表。

根据蒙古史料记载，他不仅是“斑朱尼誓约”十九人中的一员，也是蒙古帝国的元老之一，一度被授予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他的儿子阿里罕、明里察，孙子哈只以及哈只的儿子养安等人，均在元廷内担任过要职。

结合史料看，札八儿火者一直以“武德充沛”著称。他曾独率亲军，夜袭金军，致使“中都大震，金人迁汴”。据说成吉思汗在考察中都（北京）山川形势时，曾“顾谓左右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儿之功为多”。

（疑似）札八儿火者形象

除了回回武将之外，一些原本出身普通的回回工匠，也因其精湛的*器武**装备锻造技术，实现了身份与地位的“逆袭”。

其中的代表，非来自伊尔汗国、以“善造炮”著称的回回工匠亦思马因莫属。

1269年，蒙古军久攻襄阳不下。素知“西域回回炮威力甚大”的主帅阿里海牙（1227—1286）向忽必烈提出了“征西域（伊尔汗国）回回炮手前来助战”的建议。

收到调令后，阿八哈汗立刻派遣亦思马因等回回炮手与工匠前去支援。回回炮手们“置炮于城东南隅”，“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南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

战事结束后，亦思马因不仅得到了250两的赏银，还被任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他的儿子布伯、亦不剌金和孙子哈散等人，几乎都得到了世袭的*官高**厚爵，一时风头无二。

进攻襄阳的“回回炮”

2）经济领域，解决国家财政难题

众所周知，世代游牧的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初，对于赋税与理财可谓一窍不通。尽管他们完成了中华版图的统一，但面对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不利局面，元朝的统治者们彻底犯了难（拓展阅读： 理智讨论：奥斯曼帝国为何难以摆脱被列强肢解和瓜分的命运？）。

他们尝试将大部分外贸业务收归国有，由政府统筹运营。遗憾的是，因为蒙古人缺乏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因此改革效果并不明显。

在经过一系列的慎重考量之后，他们决定将外贸业务“外包”给回回商人经营，政府以“抽利”的方式充盈国库。

古画中的穆斯林商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元朝的统治者们，选择回回商人担当“合伙人”？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回回商人有着非常强悍的“赚钱能力”。

据史料记载，回回商人可以“朝无担石之信者，暮获千斤之利。只凭一铤之本，辗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铤”，相当夸张。

实际上，早在蒙古入主中原之前，中国境内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回回商人的身影。他们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大多都站在了元廷这一边，给予了蒙古*队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比如回回商人蒲寿庚（1205—1290），原是南宋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端宗进入福建境内后，一度非常依赖和仰仗于他。后因少保张世杰（？—1279）“掠其舟并没其赀（资），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愤怒的蒲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全面倒向了元朝。

后来，他“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地位更为显赫（拓展阅读： 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

这些回回商人，有的单独经营海外贸易，有的与官府合伙经营，“官取其七，自得其三”，有的经营盐业，有的贩卖价格巨昂的珠宝，“营利之术”之多，令时人叹为观止。

另外，他们销售的宝石、珍珠、毛布、金锦，蒸酒等产品，深得海内外的一致好评。

一言概之，这些被“收编”的回回商人集团，没有辜负元朝统治阶层的期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国库积累了大量的钱财。

元朝的贸易经济以及航海技术，在当时也是位居世界前列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有着理财天赋的回回人，不仅肩负起了外交官的使命，甚至还能进入元廷的中央管理机构担任要职。

这里的代表，非“为人多智巧言，常常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的回回丞相阿合马（？—1282）莫属。

忽必烈在世时，就曾提出了能够出任丞相的“三要素”，即“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在他看来，阿合马已经完全具备担任丞相的能力。

不过，鉴于此君后期过于肆意妄为，最终落下了被“剖棺裂尸”的惨烈结局。

电影《马可波罗》中的阿合马

3）科技水平高，对社会贡献较大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仅拥有着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文化也极为发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穆斯林学者们在天文学、装备制造、医药、建筑以及音乐、文学、哲学和美术等领域，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在数学领域，穆斯林数学家们改进了数字系统，率先使用了“0”的符号与十进位法，确定了三角学中正弦、余弦和正切等概念，制定了求三次根、四次根和五次根的方法。

著名波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约780—847） 在主编的《代数学》一书中，不仅提出了代数、已知数、未知数、根、移项、集项、无理数等概念，还载有800多道例题并提供了计算方法， 成功将代数学发展成为了与几何学相提并论的独立学科。

进入12世纪以后，该书被翻译成拉丁文并传入欧洲，成为了欧洲各大学广泛使用的代数教材。

阿尔·花剌子模纪念邮票

在医学领域，穆斯林医生不仅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消毒意识，还在外科手术、*醉药麻**的使用以及伤寒、霍乱、瘟疫和白内障等病症的诊治环节，积累了充足的临床经验。

由中亚著名穆斯林医学家阿维森纳（980—1037）主编的《医典》一书， 是截至十七世纪以前欧亚大陆通用的医学教材。资料显示，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内，该书的拉丁文版本足足再版了15次之多。因此，学界一直将之赞誉为“世界医学之父”。

除了医学之外，阿维森纳不仅在哲学、博物学、天文学、数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还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一度在花剌子模担任宰相。

由于他白天从事政治活动，夜间进行科学研究，身体情况一直不怎么好。因此，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可以生活得平和安详一些”。对此，阿维森纳表示：“我宁愿过宽广而短促的一生，而不愿过狭隘而漫长的一生”。

阿维森纳（980—1037）主题绘作

在地理学领域，穆斯林学者们也建树颇丰。

前面提到，善于经商的回回商人集团，在中世纪一直将东西方贸易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足迹东到中国，西达大西洋东岸，北到波罗的海，南抵非洲，有效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的地理专著相继在这一期间出版发行。其中，由易的里西编撰的《世界地理志》，在以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都是欧洲人研究地理学的重要资料以及欧洲各大学的地理教材。

在元朝境内，可以看到很多异样面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元朝统治者们的文化程度比较有限，但他们十分敬重科学家，“不亚于塞尔柱人”。

考虑到当时的伊斯兰天文学十分先进，因此忽必烈即位后，不仅第一时间将活跃于巴格达和开罗两城的穆斯林学者们编撰的天文学书籍引入中国，还主动邀请伊尔汗国著名学者扎马鲁丁来到大都，“进万年历，颁行全国”（拓展阅读： 元朝天文学：中国与伊斯兰文明的奇妙碰撞）。

扎马鲁丁雕像

基于历史看，扎马鲁丁本人完全没有辜负忽必烈的期望。

他不仅在大都建立了观象台，还创制了天球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并主持了我国的历法制订与《大元大一统志》的编撰工作，为元朝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一言概之，一大批入境中国的高素质回回学者们，以其卓越的学识，博得了元朝统治者们的青睐，为自己赢得了更为优越的地位。

举世闻名的马拉盖天文台遗址

4）“以回治汉”的小心思

在元朝建立之初，举国上下的蒙古官兵不过10万余人，迁至中原各地的蒙古人众加起来也只有40万人左右。

对于元朝统治阶层而言，要想有效经略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资料显示，“仅在1283年，江南各地就爆发了二百余起规模较大的民变，到了1289年更增加至四百余起。”

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元朝规定，“委付达鲁花赤，选拣蒙古人委付者，如果无蒙古人，拣选有根脚的色目人委付者；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

忽必烈：这个活儿不好干呐

考虑到“色目号称三十一种，以回回的文化为最高”， 因此，回回官僚集团一直都是深受元朝统治者们信赖的“主心骨”。资料显示：

在元朝的中央机关内部，回回官员合计有17人，其中右丞相2人，左丞相3人，平章政事11人，参知政事1人。

反观有过右、左丞相任职履历的汉族官员，只有史天泽（1202—1275）与贺惟一（1301—1363）二人。

至于掌控实权的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的副职），终元一朝，居然无一汉人。

关于这一点，马可·波罗如是评价道：“你们应当知道，契丹人都厌恶大汗的统治，因为他任命统治他们的大官吏都是鞑靼人，尤其是撒拉逊人（穆斯林）。这些人都依附于皇帝，并忠心耿耿替他服务，对契丹人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异族人。”

电影《马可波罗》中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

3）欧洲传教士笔下的“明朝回回人”

进入16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殖民活动的扩张，欧洲国家与亚洲的接触逐渐变得频繁了起来。其中，以大批以天主教传教士为首的基督教团体进入中国境内，进行传教活动。

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统计，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有800人左右，规模可谓不小（拓展阅读： 清代欧洲传教士的“辱华记录”，究竟是真是假？）。

与此同时，作为明朝社会*特中**殊存在的回回人，也激起了不少耶稣会士的兴趣。

1）回回人究竟来自何方？

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葡萄牙派遣至亚洲“布道”的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

1552年，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船到中国，却不幸染上疟疾，最后不得不在靠近中国沿岸的上川岛登陆。由于缺乏医药，终于在12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46岁。尽管“出身未酬身先死”，但他对中国的开创性认知是值得尊重的。

方济各·沙勿略圣像

实际上，早在1548年，沙勿略就根据一位来华商人提供的材料，为时任葡萄牙驻印度总督撰写了一篇涉及中国人的宗教习惯、官方对外国学者的态度、中国人的教育方式、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文人的地位、一夫多妻制和回回人等内容的“中国报告”。

对于回回人的来源问题，报告中如是写道：

在中国内地，有些人不是中国人，但处在中国的统治之下。他说曾经多次在北京看到很多人，他们很像中国人，但是不吃猪肉，吃其他各种肉，都是亲手宰杀。

我问他这些人是否有自己的国王，他说在北京城的背后，有一座山脉的后面就是这些人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国王。因为地方窄小，所以他们来到了中国。

学界认为，文中的“这些人的家乡”，即燕山北部的大草原。在明朝，内附的“达官”一度被称为“山后人”，大多数是蒙古人，少部分是回回人。但结合前后文分析，报告中“不吃猪肉的山后人”，无疑是回回人。

西洋画中的沙勿略

在沙勿略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无疑是利玛窦（1552—1610）。他在晚年时期，将自己的在华经历撰写成册，即《利玛窦札记》。利玛窦在札记中，也详细讨论了回回人的来源问题。

我们所谓波斯包括蒙古以及操波斯语的其他地区，在鞑靼人统治中国期间，情况尤其如此，当时从这条路进入中国是不受限制的。即使现在，波斯商人也打着正式使团的幌子每年进入中国一次。

这类使团通常总要偷偷带进来别的撒拉逊人（即穆斯林），但中国官员只要发现就立即遣送他们回国。

利玛窦（1552—1610），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除了利玛窦以外，两度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1585—1658），不仅在《大中国志》一书中谈到了回回人的来源，还记录了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明朝的多位开国元勋是回回人”的传说：

他们大约在700年前来到中国，当时的皇帝把他们从【土耳其斯坦（即西域）】召来，助他平定当时中国发生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

他们在中国取得成功，谁愿意留下，谁就获得允许，享有当地人同样的权利。从此以后，他们的人口倍增，到现在已有许多万人。

在300年前洪武帝与鞑靼人（元朝）的战争中，他们支持洪武，并且帮助他。这位皇帝取得成功后，他们也更受重视，获允许参与国政。

坤舆万国全图

简单地说，曾德昭将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回鹘人，视作回回人的主要源流之一（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回鹘人是谁？）。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多位开国元勋为回回人”的说法，在当时的民间流传甚广，甚至衍生出了所谓“十回保朱”的传说。不过截至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史料支撑这一观点（拓展阅读：理性讨论：朱元璋到底是不是回族？ ）。

两张版本的朱元璋画像

除此之外，曾德昭还简单阐述了回回人“入华路线”：

我更听说，这些到中国的摩尔人，经常经过的海是一个大海湾，从鞑靼地和波斯伸入这个国家，把整个中国及蒙古人的土地留在那一边，一直往南伸延。

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我们看见的这些摩尔人是褐色而不是白色，表明他们来自一个较暖和的国土，而不是来自北京附近的中国，那里的河流在冬季因严寒而封冻，有的冻得很实在，可以在上面行车。

这里的“摩尔人”，原本是欧洲人对北非穆斯林的称呼，这里代指回回人；“大海湾”大概率是咸海，可经西北察合台汗国进入内地。

曾德昭，葡萄牙耶稣会士，1613年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在欧洲探险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1509—1583）编撰的《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一书的“一位在中国被囚禁六年之久的正人君子在马六甲神学院向贝尔西奥神父（1519—1571）讲述中国的风俗和法律”一节，谈到了明初官方安置内附回回人的举措：

在我们所到的很多城市，我们都碰到了许多外国摩尔人，他们说来自阿拉伯，并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这些人由于善战，被安排当兵，发给军饷，但是他们被分配在城里的各个地方，不在一起，以免密谋*反造**。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文版内页

学界认为，此文应完成于1554年左右。据史料记载，在景泰（1450—1457）和成化（1465—1487）年间，官方曾将一部分“达官兵”迁入广州。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达官兵”的后裔成为了广州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贝尔西奥神父笔下的回回人，很可能为迁入广州的内附回回人。

实际上，沙勿略的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国的国王，会把他们之中一个最勇敢的骑士任命为自己手下的军官，以维持治安和司法。他说他们个个都是好弓手，人人骑马，是国王用于战事的主要力量。”

明朝《贡狮图》中的回回人形象

2）回回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

在沙勿略的“中国报告”中，他对回回人的宗教仪式进行了较为哦详细的描述：

这些人不善交谈，他认为他们都施过割礼，他曾看到在寺里任职的人施过割礼。他说他们像摩尔人一样，每周聚礼一天，在这一天里无论男女什么活都不干，男人都去一个寺里，那里供奉的神像与中国人的不同。

去寺里时，男人们穿着宽衣和长裤，头上裹着头巾，进寺以后跪在地上频频磕头。在其他的日子里，他们的穿戴和中国人一样，头发是黑色的。

他们认为自己是白人，胡子剪得像这些古吉拉特（位于印度北部）人一样。这些人没有拥有一个以上的老婆、很多*奴女**和姘妇的习惯。他说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也没有在书上读到在中国有其他外国人，也不了解与中国接壤地区的外国人。

沙勿略雕像

除了宗教仪式，利玛窦还对回回人的世俗生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他们数以千计的家庭遍及中国各地，几乎每省都有很多清真寺，他们在那里诵经、施行割礼、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据我所知，他们既不布道，也不设法宣传其教义，而且非常遵守中国的法律。

回回人对自己的教义知之甚少，而中国人对他们也不太重视，几乎把他们视为本国人。由于他们已完全同化，也就没人担心他们会*反造**，他们被允许上学，参加科考和担任官员。许多获取功名的伊斯兰教徒们纷纷放弃了他们古老的信仰，只保留了不吃猪肉的传统，而这完全是习惯使然。

客观地说，诸如“遍及各地”、“几乎都有”等字眼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回回人数量多、分布广和日趋本土化等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回回人保持着“围寺而居”的传统，但不会主动向外传教。另外，很多走向仕途的回回知识分子们，直接放弃了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只保留了不吃猪肉的传统”。

利玛窦画像

在《大中国志》中，曾德昭记录了回回人的“职业发展路径”：

回回人的相貌、鼻、眼、须和面孔，几乎与中国人完全相同。他们是商人、医师等。他们有在官府当官的。有的读书，参加考试，常常当上曼达林（Mandarin，官僚），但没有当大官的。

皇帝允许他们有公开的教规，他们奉行自己的宗教，但不十分严格。得到学位，或者当上官的，不会很在意向上攀升。

需要说明的是，曾德昭不仅在书中提到了回回人的“族内通婚”传统，还分析了“回汉通婚”环节之所以要求“汉随回教”的原因：

他们相互之间通婚以保持种族的纯洁，尽管有时他们也娶中国女人为妻，但从不把女儿许配给中国男子。

其原因是，中国是妻从夫，妻子要到夫家居住并遵奉夫家的宗教，所以异教女人嫁给摩尔人为妻，就成为摩尔人；但摩尔人之女嫁给异教徒，就必定成为异教徒。

曾德昭在考察中发现，回回人普遍不喜欢“回子”这一称呼：

中国人把他们当作异邦人来轻视，称他们为“回子教”或“回子”。这个称呼他们名字的词，并没有其他意义，只是用来称呼那个民族。

不过，当他们听见这样叫时，他们很生气和伤心。他们称自己的名字是“教门”或“教导之门”。如果说中国人轻视他们，他们也同样轻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崇拜偶像，是异教徒，所以谁也不比谁强。

曾德昭著《大中国志》内页

另外，曾德昭还对回回人的“宰牛产业”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总的来说，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有屠牛场。因为他们不吃猪肉，所以不论他们住在哪里，都杀牛出售牛肉。在我看来，中国因为有了他们才得到这好处，如无他们，牛肉就难得有卖的了。

明朝建国之初，官方严格执行着“禁止宰杀耕牛”的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禁令逐渐废弛，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了由回回人经营“宰牛产业”。

尽管官方没有严令禁止，但汉族士大夫们一直对此颇有微词。比如顾炎武（1613—1682）曾愤怒的表示，“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夷风可以渐革。”

总的来说，西方传教士们对回回人生活方式的记载，先后涉及到了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其中，一些以不吃猪肉为代表的“不起眼的习俗”，不仅被他们记录在册，一些教士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反映出了他们不俗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水平。

传教士基歇尔《中国图像》的卷首插画，汤若望（左）与利玛窦（右）拉着中国地图

3）明朝回回人的语言变迁

在元朝以及明朝初期，波斯语一直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简单地说，它不仅是官方最重要的外交语言之一，也是汲取海外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术语言，更是中国境内回回人的通用语言。

不过，伴随着回回人的本土化，波斯语逐渐淡出了中华文化圈。

但根据沙勿略的记载，16世纪中叶的不少回回人，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波斯语水平：“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中国人听不懂。这些人写摩尔语，他去暹罗时带去了这些人的信，摩尔人说能看懂。”

穆斯林学者

不过，结合晚于沙勿略来华的加斯帕·达·克路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进入16世纪后半叶，回回人的波斯语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

我听说他们的本土叫撒马尔罕，那是一个稳固的地方，有许多国王，他们都知道印度国。这可能如此，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仆人（古吉拉特人），他们肯定这是印度人。他们的语汇很多来源于波斯语，但我们听不懂。

翻译：何人所述？何人听闻？月亮的家安在杜松枝桠

根据曾德昭的记载，17世纪上半叶的回回人，基本上都不会说波斯语了：

中国还有大量的摩尔人，并不是所有省份和所有城市都有，他们只生活在大的城镇。他们说当地的话，只识几个字，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语言。

当然，他们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许多东西，我在南京遇见一个在该城生活的人，他向我读大卫、亚伯拉罕和伊萨克的名字，有如我自己读得那么清楚。”

一言概之，从“能写摩尔语”到“词汇中很多源于波斯语”再到“说当地的话，只识几个字，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语言”，真实记录了回回人母语转变以及“回回人中国化”的全过程。

位于今*疆新**维伊宁市的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麻扎（伊斯兰式陵墓）

4）尾声

最后我想说的是，与建立辽、金、元、清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一样，回族当仁不让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回族内部固然含有些许的外来因子，但他们的先民并不是在国外成为一个民族后再迁入进来的。

实际上，今天的回族，本质上是从唐宋以来定居于境内的中亚人、阿拉伯人以及畏兀儿、蒙古、汉等民族的一部分人互相通婚、融合而成的新生民族。他们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抗日战争中，西北回族同胞做出了哪些贡献？）。

回族主题画作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的领土疆域是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国历史也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起创造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享有中国历史主人的地位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