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九十载回忆录
我姓江名仁贵，民国十年（1921年）农历正月十八诞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珠湖乡曹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珠湖乡因毗邻珠湖而得名，珠湖从白沙洲出口与著名的鄱阳湖相连接。我的家打开大门就能见到碧波万顷的珠湖水面。
据《*氏江**宗谱》记载，我的始祖公江世荣携子江绍栋于道光15年（1836年）从都昌土塘大舍村迁移到曹家以篾匠手艺为生，到我曾孙子一辈已历八代人。曹家村是个大村子，民国时期有三百多户，一千多人口，村子里以曹姓为主，其余的有李、江、邱、施等杂姓十余户，占整个村子不足百分之十的人口，有钱的富豪财主多数是曹氏家庭。我的祖父江隆茂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勤劳节俭，一生务农。过着清贫而安逸的生活。我的父亲江良才，他继承父业，守住了几亩土地，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他自己却很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家里有几亩地，农忙时雇一些零工帮忙干活。父亲在农闲时节经常夹着一些湖口产的布到邻村贩卖。有时候也将家里自产的烟叶同乡邻合伙用船远销到湖南等外省销售。民国时期，烟叶税收很高，父亲艺高人胆大，他总是在有大东风暴时，赶东风暴一个人撑一条船穿越几十公里的鄱阳湖水面，独自一人将烟叶运往都昌县销售。父亲驾船走后，我祖父江隆茂总是对着家人说：“你们都睡得安稳，就我一晚不得入眼，担忧良甲里（父亲良才）安危”，在我身为人父之后，对祖父的话就愈能体会到一个做父亲的心声。由于父亲精明能干，我小的时候，家庭虽算不上富豪大户，却是个吃穿不愁的殷实人家。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大弟江桑贵因意外受伤英年早逝。我的父亲在村里人缘关系很好，与任元应、占家老等一些社会名流关系密切，他性格外向，积极参与村里的各项社交活动。每年端午节龙舟比赛舵手总是我的父亲，有他撑舵督阵，村里的龙舟赛总是能出奇制胜。由于父亲人缘关系好，又能说会道，左邻右舍相互闹纠纷，邻村有矛盾，父亲总是出面调解，他总能将矛盾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里曹氏也有一些比较老实的人家，在外面放帐收不回来，还有些雇农佃户在外村帮人家干活拿不到工资，总是父亲出面为其讨回钱财，由于父亲精明能干，办事公道，深受村民的信赖，我家在村里虽然属杂姓，却没有受到村民的歧视和排挤。
青少年时代
珠湖乡滨邻鄱阳湖，属水乡地域，沿湖居民除种地外也经常下湖捕鱼谋生。湖面捕鱼没有固定的地域界限，在沿湖捕鱼渔民们发生纠纷械斗的事时有发生。这就造就了这一区域的民风骠悍，致使人们重武功而轻文治。除了极少数富豪大户子女能到正规的中、小学校读书外，一般农民家庭子女都是只习武不读书。而我的父亲却独具慧眼，我姐弟四人，除了姐姐江备秀没读过书，我们兄弟三人都读过书，我从六岁开始在四胖子（柴训）读书一年，其后又在曹绍祖先生处读私塾四年，最后又在曹友梅私塾读一年，总共读了六年私塾。我的二弟江有贵不但读了私塾还到正规的鄱阳中学读过一两年书。那时候我的祖父江隆茂总是埋怨我父亲不应该送我二弟到鄱阳读中学，常说：“我们家是小划子船，怎么跟人家大船比”，叫父亲终止二弟的学业，后来事实证明，父亲送我们读书的决定是对的，读书对我们人生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二弟江有贵读过中学，解放初期读过中学的人除少数地主子女外，贫下中农子女可算是凤毛麟角。二弟江有贵18岁就当了乡长，他遗传到父亲聪明机灵的基因，但少了父辈沉稳务实的作风。二弟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由于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几起几落在仕途上几经波折。终没有成就大气候。好在晚年还享受到正科级离休的待遇。
我虽只读过几年私塾，12岁便离开了学堂，文化虽不高，但在我的同辈当中却算得上个文化人。
1958年成立食堂，杨花园食堂的保管员是李乾泰担任，那时候很重视家庭成分和个人历史，李在民国时期有过特派员的经历，当年就以阶级异己分子清除了他的保管员职务，后改由我担任食堂的保管员。食堂撤消后，我接任生产队会计，从当年的联合大队到后来的曹家大队我先后在第七生产队、第三生产队连任会计，保管等财务工作。到六十岁时主动辞去生产队财务工作。这一工作从头到尾总共干了二十多年，在这项工作中，我一向谦虚谨慎，虚心求教，在会计业务方面得到过结拜长兄曹茂春的点拔。我在全公社会计员业务评比考核中获得过优胜奖励，是全公社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由于自己努力，对本职工作精益求精，待人接物光明磊落，在生产队财务工作中从没有出过差错，在群众中间口碑很好。我们兄弟能有今天，得益于父亲当年顶住沉重的生活压力送我们读书的结果。
我12岁离开私塾后，便跟随家里聘请的庄稼头和家人干农活。民国时期的土地与现在一样主要是旱地。但所经营的品种和耕作方式却大不相同。那时候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一年耕种三茬。农作物是小麦、大豆和红粟（小米），经济作物以烟叶为主。那时候既没有农药、化肥，更没有农业机械。全凭手工耕作。豆子收割后立即赶种红粟，那是一年最繁忙的季节。正赶上三伏天气，特别炎热。种粟的土地要平整得稠密精细，红粟播种后还要用木碾压过，等到红粟出苗，就要锺挂，所谓锺挂就是用钯子在粟苗行距一点一点的锄松，而不能拖。等粟苗稍长大一点就要进行第一次拨苗，再锄草，再拨苗，红粟长到一定高度还要拖草，把行距的土壤拖到红粟的根部，增加红粟根部养分，提高红粟抵御大风能力。夏秋季节，三伏天气，起早贪黑不停的劳作，大人都觉得很辛苦，那时候因天气炎热过于疲劳，致一些农民病倒甚至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着大人干这些农活其辛苦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少年时期的我却没有怨言，那时候只知道我们的劳作，就象天上的飞禽，地上的鸡鸭刨食，那是必需的。
那时候，有钱的财主家，吃的是白米饭（大米饭），我们家吃的是自供自给的粟米饭，一年四季如此，只有过年过节偶尔吃几回白米饭。就是如此的生活，比一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雇农佃户们的生活要好得多。
结婚到解放时期的生活
一九四一年，我二十周岁。为了我的婚姻，父亲耗尽心机，我的岳父刘芬如是珠湖刘家村有名的地主，在珠湖一带是众所周知的开明绅士。而我家充其量只算得上一个殷实的庄户人家。显然是门户不对称。好在我妻子是在曹家一户人家带养的，后来养父母家中败落，十四岁那年，岳父母又将她接回到自己身边，因为妻子在曹家村生活过十四年，对曹家的养父母有很深的感情，对我家庭和我本人都所了解，其本人不愿意离开曹家，到1941年我妻20岁，终天在这一年岳父母同意女儿刘水英嫁与我为妻。
一九四二年，我们生一男孩，取名江中华，不幸三岁时夭折，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长子江国华，女儿江灿华相继出生，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这时候为生活所迫，我们夫妻除种地外，还做些小生意。解放战争时期，水陆交通封闭中断，很长一段时期全国许多地区缺少食盐。盐价暴涨。为了赚钱糊口，我曾多次前往安徽南陵推盐。那时候全国各地匪盗为患。为了安全，我和本村的十多人一起结伴同行。每个人身上都带有防身自卫的刀棒等*器武**。许多地方的道路都遭到人为的破坏。到外坑坑洼洼，为了躲避土匪，有时不得不绕道或翻山越岭前行。每人推两叁百斤重的独轮车，在翻越安徽苦岭时，必需三个人共一部车，五、六公里路足足走了一整天时间。从南陵到家，来回一千余公里，耗时一个多月，每个推盐回家的人其体重比出发前轻了五、六斤。
我的妻子刘水英，在1941年与我结婚到1949年解放的八年时间里，除了帮助我干农活外，还要料理家务，掌管财经，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的贤内助。她的手中稍有积蓄时，放些帐，赚点利息，养母猪、耕牛从中变换钱。遇到有好的时机，还做些小生意。都昌客商运来米兰，（类似米粉一块一块的）贻糖等食品杂货，他们的商船就停泊在我的院子坑头下面，上半年农民手头无钱，这些食品滞销，客商们呆久了都急于回家，这时候我妻子便主动找他们谈价，一旦价格合适，便将货物全部吃下。有时钱不够，还可以赊帐，这些货物放到我们家中后，不急于出手，可卖个好价钱，下次都昌客商再来，我们从不赖帐，算得清清楚楚，双方都很满意。爷爷江隆茂总是对我们说：“都昌生意是块大肉骨头，不要随意丢掉”到解放前夕我家一直与都昌保持商业往来，一九四八年农历八月中旬，我到都昌收烟叶款，八月十四日乘船回家，船到白沙洲时遇到东北大风，珠湖口水流湍急，船靠不到车门村，结果在白沙洲靠岸，都昌船只顺风返回。下船时到了下午四点多钟，那时白沙洲是个死岛，没有人烟，强盗土匪经常出没于此，我一个人在白沙洲左顾右盼希望有渔船驶过，到天黑始终没有过往船只，我身上裹着钱，在一阵阵呼啸的大风中，既恐惧又饥寒交迫地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才遇上车门的渔船，将我渡到车门村，随后安全步行回家。
自从一九四一年与刘水英成婚后到解放时止，我们夫妻二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用积蓄的私房钱我买下良田土地两亩多，我的隔壁邻居曹火生经常说，假如再晚几年解放，地富分子的帽子我们夫妻俩是戴定了，如果真的似他所说的一样，那就惨了。处在天下大变革的解放初期，祸是富所致，福乃祸所依。民间有这样一首田字歌，现全录如下：
昔日田是富字脚， 今朝田是累字头。
田在心中常思念， 田在腹中虑不休。
拖下脚来为甲首， 伸出头来不自由。
从前只说田多福， 如今田多叠叠愁。
这八句田字歌，正是当年地主对田地变化的真实写照。
土改风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毛*东泽**为首的中国*产党共**首先在全国开展划分阶级成分，实行土地革命运动。这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运动。
我的父亲江良才、曹淦泉、曹海泉都是江绍栋的孙子，父亲和他们是共奶奶的异姓堂兄弟。
新中国刚建立，地主老财的恶运来临，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曹海泉意识到大事不好，在解放的当年携带妻儿子女把家里所有的金银细软全部卷走潜逃。随后村里就进驻了土改工作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成立农民协会，划定阶级成份，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曹海泉被划定地主成份。后来追查曹海泉是怎样逃走了，土改工作队听农民协会的干部的话首先就把目标锁定在我父亲和海泉的亲兄弟淦泉身上，父亲和淦泉被带到农民协会关闭起来了。淦泉老婆李花梅到农会找工作队说：“淦泉与海泉虽是亲兄弟，他们的关系远比不过良才与海泉关系密切，海泉做生意所有的经营活动都与良才商量”。
海泉在商业活动很多方面的大事的确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父亲的商业头脑，胆识与为人都比他们兄弟两个强。
淦泉被释放回家，父亲被关闭二十多天，成子农民协会的非会员，只能呆在家中，接受群众批判斗争。内心自然很痛苦，我一向不喜欢出头露脸，这时候，父亲总是对我说，农协会不管开什么会，只要有资格参加的都要去，不发言都可以，只要人去了，总会有些情面的，遵照父亲的教导，我是每个会议准时到达。那时候划分阶级成份是将全村所有的户主登记造册，一个一个报名字，叫大家发言评定，只要一个人先发言说定什么成份，后面有几个人呼应，就确定了什么成份。
有一天，在农会评成份时，会员都已到堂，当唱到江良才时，曹孙孙第一个发言，说江良才评地主成份，见全场内没人随声附和，再吼一声，江良才评地主成份，还是没有人附和，就在这紧要关头荣甲里（曹荣枝红麻子兄长）发言，他说：“江良才家虽有房屋、烟厂（烟舍），但并没有什么根基（所谓根基是指划分成份的主要构件—土地），只能评中农”。这时候大多数在场的会员都随声呼应，从此我家中农成份就一锤定音，尘埃落定。今天想起来还是觉得好险！
一九九二年我和水英、有贵、素明（有贵的老婆）跟随长子国华一行五人前往上海曾找到曹海泉家里，那是上海最古老的城区，位于篷莱路382号最顶层的一个桶子楼，当我们敲响桶子楼的顶盖时，海泉的小女儿曹冠群掀开顶盖，我们一行五人猫着腰进入室内，年近九十的岁的伯母一见到我们立刻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当即吩咐冠群把其兄长冠豹找来。当着儿女们的面，指着我们说：“当年就是他们的爹爹，你们的良叔同伯父淦泉晚上用小划子船把我们一家人送到高毛的。这一别就四十多年，如今良叔、淦泉伯伯和你们的爸爸都已离开人世，想不到我今天还能见到你们，真是百感交集”。
原来我父亲当年和珠湖乡的乡长源阳有交情，父亲通过源阳乡长取得一张证明信给了海泉，才使得他们一家顺利逃脱。
海泉离开曹家后，开始到湖南衡阳，后辗转来到上海市，上海在土改复查时，他如实申报了自己的情况。上海市政府曾有人来珠湖乡了解情况，曹海泉只是普通地主成份，没有血债，也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所以曹海泉并没有遣返，留在上海以逃亡地主罪判处三年徒刑。刑满后，海泉在上海拉大板车，摆小摊为生。上海四个子女都过得很好，豹子在上海第一钢铁厂当工人，老二麟甲里在西安市粮食局当干部，老三龙甲里是上海第四汽车修理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九十年代中期携妻儿子女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女儿曹冠群六十年代下放到云南农村，七十年代回沪在一家菜市场工作。现在四个子女早已退休。一九九四年九十高龄的赖金娘伯母病逝，当年的住所全部拆除，建成带有电梯的高楼。他们的子女后来都分到了新居。
海泉伯父虽然没有干过任何坏事，非常勤劳节俭，他家的财富是他通过实干取得的。他精明能干，但很小气，穷人家很难向他借到钱的，如果当年他没有离开家乡，肯定没有好下场，其子女也没有今天这样好的日子过。我的父亲为了他们逃跑一事吃尽了苦头，一九五四年58周岁时与世长辞，如果上天有灵，父亲知道海泉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