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建国
县城的东南、明长城脚下，有一个村庄叫口子上。
口子上西接山西水泉可达偏关，东连老牛坡，抗战时期的一块红色堡垒根据地；北通胶泥卯过大路梁直达县城；其南为宏伟明长城，通柏杨岭可入老营城。
明时此地建军堡，筑关隘，修边塞，处晋绥(蒙)关口要道，驻军戍边。民国废堡却在关口设税厅成立稽查队。边贸开禁，关口大道往来驼商马队络绎不绝，或行商或坐贾，一时极盛。
边墙上的
村子
口子上历史的源头可追溯到明初，大约于宣德年间口子上这地方便开始筹备筑边事宜。史书一般称这些地方是“荒芜”的无土著人烟。然而自筑边始，有了人迹，有了文字，文明开始出现。
明初是先筑堡(烽火墩台)后连墙。来此筑堡戍边的兵民，他们的生存方式也许是搭窝棚掘地窖。今口子上村北丫角山下的一座望台，望台筑围墙，围墙里可放马，饲养猪羊。至今在围台下仍可看到石砌的洞口遗迹，老乡说这是守台的军士们的寝室，或曰“藏兵洞”。
类似于这种带围院的望台墩台，在长城沿线确有不少。有些带围院的墩台，至今仍遗留明军所生活的痕迹。清末民初在边墙上挖掘窑洞居住，成为那时老百姓的一个普遍现象。
口子上村(之前称口子沟)以现在的眼光看，也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生活在边墙上的村子。这样的边墙村，在万里长城上随处可见。这些边墙上的居民，有的一住好多年，有的甚至传承了十多代人。口子上村的刘迪才从他老爷爷那辈起就一直居住在边墙窑洞里。而老人去世那年，伴随了他一家三代的边墙窑洞却轰然坍塌，变为废墟。
口子上自解放以来一直是大队后来的村委所在地，在周边算的上是个大村庄，人口曾达到七、八百口。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变化，特别是村里中青年人口的外流，一个近千人的村庄如今不足百人。曾经的繁华已是昙花一现，村口麻黄滩，古碑下只留下一些留守的空巢老人。
村落出现于
崇祯年
口子上一带出现人口并形成村落与明代在此筑边墙有着直接关系。据考，边墙军堡于宣德年间建成后，那些戍边的将士便于此驻守。是否一开始便有随营的“家眷”，史料记载不明。即便有，大概也是一些“散户”，还形不成一个村庄的规模。
嘉靖二十七年，总督翁万达上奏建议将大同镇的大边、二边上的墩台守军“量给荒田，令其携家住种”。这是目前所看到比较早的允许军人带眷的记载。而隆庆年间，由于明蒙关系的改善，边疆形势缓和了几十年，于是内地明人在政策的支持并向往边外蒙地“自在好过”的生活情景，大批地翻越边墙涌入蒙地开荒垦种。五眼井堡于崇祯年间筑成后，五里一墩台，一墩有五军(五个军士)，规定“一军(一兵)有地五六亩”，“墩下置田建屋，召人耕种，每墩约得夫四名，每名约得地二十五亩，草屋数间，使其父母，妻子俱生于斯，聚于斯，葬于斯……”。如此一来，五眼井口周边一时人畜聚增。坐商开铺，行商艺人落户，文艺娱乐寺庙戏台兴起，村落雏形出现。至清咸丰年，据《清水河厅志》载，清水河厅时有村落二百余处。
村落演变
今口子上村北有明初筑的大墩台，史载丫角墩台。丫角墩筑在丫角山上，丫角山一名在《明史》里就出现了。之后又称“五眼井口”，是《三关志》中的记载，今口子上、阳坡、老洼沟、老牛坡等在其范围内。
五眼井称谓是因明时掘有五眼水井之故，非四公主所为。公主在口子上暂居时，见村民饮水困难，便将明时已废的五眼水井重新整修，“浚其井泉以修之”，养活了周边二百余口人。
光绪年间所编《偏关县志》称此地为“西要边口”。《绥远通志稿》称“老牛坡口”。位置重要是显而易见的。
雍正三年(1725)，偏头关所改设县治，偏关称县。县下设乡，乡实行保甲制。清水河地区从清朝雍正年开始编甲，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其时口子上隶属于老牛坡治下的一个闾邻组织。
民国二十五年(1936)偏关县实行编村制，老牛坡是偏关县十大编村之一，也称主村，管辖阳坡、老洼沟、五眼井堡、新村、南柳沟、口子上、石灰窑、碌碡坪、泉子沟、二十六口等村。
民国二十七年(1938)清水河沦陷。日伪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清水河伪县署，区乡保甲制度基本沿袭国民*党**政府旧制。县下设区，区下有乡，乡管保甲，一甲约有百余户。其时老牛坡、口子上、北堡等属南王庄日伪乡公所，北堡、口子上村的张其礼、李大虎任过乡长，朱茂林、贾喜红、梁文厚、牛九、朱考成等人当过时间长短不等的甲闾邻长职务。
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日伪、国共三方在这里军事割据，曾一度称过“口子沟”。就是现在的口子上人仍有叫“口子沟”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接管了清水河，划全县为八大乡，设乡长，村设村公所，有乡兵二三十人。口子上属南王庄乡北堡保。乡长先后有王六福、郭江、张其禅。任过北堡保长的有周保成、刘保、张家弟、刘喜恒等人。尽管国民*党**政权统治了全县，但在口子上这个地方国民*党**的势力无法立足，在*产党共**领导组织下，建立村公所，组织民兵武装队伍，每个自然村选派村代表。刘根拴担任了口子上第一任民选村长。
口子沟改叫口子上是一九四五年在偏关水泉营召开的一次乡绅座谈会议上，座谈会的记录稿第一次将“口子沟”改为“口子上”。
口子上住过
皇公主
康熙有女六公主，民间却称四公主，其实是一个人。
皇帝之女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大计，尊父出京远嫁漠北，途经口子上村暂住，着实让当地的黎民百姓开了一回眼。但公主下嫁，在民间却另有说辞。
传说四公主是“被贬”出嫁的，民间有流传，但正史语焉不详。民间说法是否可靠，值得考究。《土默特沿革》(荣祥著)一书却对四公主在归化城居住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大意)：四公主从清水河迁居归化城后，喜欢热闹，没事就上街。她一上街老百姓就得回避，官员碰上得下轿跪下磕头，搞得当地官员很狼狈。归化城那时地小，街上碰上四公主的机会太多了，官员们感到很不方便。于是想办法请四公主搬家，就在北郊另找一地盖了一处大型府院，就是今天的公主府博物馆。于是四公主顺从*意民**三搬府邸，远离了闹市。这样公主出府，城里的官员得到消息马上躲开了。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四公主当年在归化城并不是十分受当地官员爱戴，能躲则躲，主动上府拜访，讨旨或套近乎，大概不大可能。如此说来还真的是“被贬”了。
有关公主“府第三迁”、“三次受封”均有史可查，在此不予赘述。
由于边境还处战乱，四公主并未如期到达漠北库伦王府，康熙准其暂居到归化城南一百余公里外的清水河。这里是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接合部，又距山西八旗驻军近，比较安全。于是公主携文武随从，乘马车离京，一路颠簸，从山西老营沿明代边墙驿道(官马道)翻越柏杨岭进入口子上。然后在阳面圪愣租民房住下。四公主在口子上居住时，“知闾阎之缺水也”，令待卫黄佟二公“浚其井泉以修之”，引导村民在村南一里的井沟淘井五眼。后人据此推断五眼井之名便由此而来。五眼井泉修好后，养活了周边百余户二三百人。此井约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废。
其然五眼井之名早在明清史籍中便有记载。明崇祯十年在此筑军堡，堡名便称五眼井堡。民国时村也叫堡也用，后来干脆村堡混用了。四公主只是将五眼井泉重修为井。不管怎样，总算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好事。公主离开后当地百姓念其好处，在她居住的院落下方立了一方石碑，立碑之处称“牌楼街”。从牌楼街三字研判，公主所居之处临时所修府第必然富丽堂皇。
四公主从口子上迁到清水河厅署又居住了八九年，其间大兴土木，建起一座花园府邸。还垦地四万余亩，开边抚民，整饬农田，纳杀虎口汉民来此耕种，筑二十里水渠为“青龙渠”，以灌农田。《清水河厅志》载：巡检暑相传以四公主园囿，导青龙渠入园，浇灌花木。清水河的花园巷便是四公主花园而得名。在驻牧期间，皇帝赐良田“汤沐邑”四万八千七百三十亩，招民耕种。
口房子税厅
清军突破山海关，崇祯帝梅山上了吊，一个二百七十年的江山顷刻灰飞烟灭。清朝立国之初，对地方民间村务的管理仍基本沿袭旧制。于是明代的五眼井城堡换了牌子变了称呼，作了衙门机构。还在口子沟的边墙，水关设警卡关，稽查过往民商。
口子沟水门据说有过“上口子”之称，“下口子”是川岇的红门口。口子上是否因此得名好象未有人考证过吧。
从民国起，偏关县在口子上村设置税警队，收税的税厅是口房子。口房子旧址大概在今村口麻黄滩这个位置。以后拆了口房子村民砌了新窑。
税厅有三十多人的税警员，任务是稽查关里口外贩运*片鸦**、食盐及其它*禁品违**。设正副队长各一，都是山西人。另外有两小什长，大概相当于小组长，各领二组具体负责稽查工作。这些税警员身着灰色制服，扣一顶大沿帽(老乡叫坛盖帽)，背一杆套筒破步枪，三五发*弹子**，白天各处游走，晚上爬在边墙上捕捉偷越边墙的*私走**贩私者。当年口子上村有几个人当过税警队员，每月领薪金大洋六块。
税警队一部分住五眼井衙门，另一部分住庙院，就是现在的清泉寺戏台庙院会房窑。会房窑当年有马圈，饲养几匹差马，专司交通送信。有骑手，饲养员和厨师。
五眼井堡作了衙门机构，老乡叫“衙门圐圙”。这个称谓一直延用至今。还有个地方叫“下衙门”，用来安置衙门里当差的家眷，后来下衙门演变成一处小村庄，后来也废了。那些拿破套筒步枪的兵丁住过的院子老乡们叫它“营房院”。
口子上关口有武装稽查，还有几名专司的收税人员。出来收税屁股后便有背枪的税警相随，防备有人抗税。这几个收税人与税警队在装束上不同，他们是穿长袍，戴礼帽，不配*器武**。头儿叫卡长，任务是对过往的商人和牲畜打税。口子上人过卡子不交税，但种地和牲畜过卡要交税。与外村人的区别是本村人一年一交税，外地人一次一交税。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了清水河，北堡立起了“围子”，设卡收税的地方全让日伪村公所的人接管了。在日伪统治时， 苛捐杂税更是繁如牛毛，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各地不断出现人员逃亡现象。一九四二年《解放日报》载文报道：
“清水河人民负担，据该县第三乡调查：全乡二十七村，二十九个闾，七百十二户，人口三千一百余人，地三万一千余饷，全乡每人每年平均收粮五斗，而缴送敌伪物品，计：猪二百口，鸡二千只，鸡蛋五千个，谷物，大谷，麦子等三十八万八千余斤，煤炭十数万斤，现洋四万多元”。
日伪占据清水河的七年间，划全县为二十个乡。所交敌伪物品，一九四一年伪县署统计：猪三千六百口，鸡一万三千只，鸡蛋四万五千个，谷物五百零五万四千余斤，蔬菜七万二千六百斤，炭二百十万斤。
另外敌人所巧立名目的敲诈，强占矿山，商店，没收“逃亡户”的产业，开设*院妓**烟馆等剥削，均未计算在内。
如此沉重的税赋，就连敌伪县署的人员不得不承认全县“粮谷困难已极”，“全县余粮者无一户”，“人民终日受苦不得一饱”。
老百姓承受不了这样的负担，逃亡户不断增多。仅口子上一村日伪时期逃往别处谋生的达三十多户。无法逃走的人便想法子逃点税。
*税逃**已不是一个地方的个别现象。位于盆地青新村与山西交界的七墩口，往来村人及客商*税逃**更加愈烈。因为这里的税费高出口子上关卡许多倍。当地人一头骡子出入一次一块六毛，毛驴八毛。一年下来的收入全变成了税票。
七墩在明清时是一处商旅重镇，民国年间土匪卢占魁在清水河又抢又烧，窜到七墩村，又一把大火把个几百年历史的边贸商市烧了个精光。
口子上的烟患匪祸
民国年间，清水河境内烟患肆虐，匪祸不断，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民众生活崩溃到什么程度呢？一九三九年有一份档案资料是这样记载的：“炕上除几块破烂不堪千补万接的羊皮狗皮外，简直席片儿都没有。地下柴草狼藉，牛驴粪左右堆积，……每月能得到两顿饱饭者，不过十之五六耳”。《绥远省分县调查报告》也对该地民生现状有如下描述：土地贫瘠，生计维艰，穷年劳碌，饮食粗粝，偶遇岁欠，却啼饥号寒……。就是这样一个穷的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又遭受了*片鸦**(洋烟)的祸害。
道光十三年*片鸦**流入中国。咸丰年间又流入清水河境内。民国十一年(1922)山西闫锡山修同浦路，强迫绥远地区村民种植*片鸦**。一时绥远*片鸦**盛行，遍地种植。民国二十七年(1938)清水河伦陷后，伪县署设官烟局，乡下设烟政机构，成立烟叶公司，强买强卖，以此达到刺激*片鸦**种植。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O)清水河各乡大种*片鸦**，形成风潮。口子上在抗战前一亩地种莜麦收六斗，每斗价三毛，一亩仅收获一块八毛钱。而种*片鸦**却比粮价高出四五十倍。这下地租骤然抬升，烟价暴涨。口子上只要能种烟的地都种了*片鸦**。据一九四二年《解放日报》载，敌寇为加紧毒化政策，曾一再奖励栽培*片鸦**，敌清水河伪县署强令各乡种植*片鸦**。去年(1941)清水河全县种烟一万两千五百亩，产烟土二十五万两。一时清水河洋烟泛滥，口子上也是烟民成群。吸食洋烟染上梅毒者不在少数。
烟市繁华带来赌博盛行。每逢洋烟上市，白花们(赌徒)日游夜赌，十分活跃。逢节庙会，更是他们集聚场所。庙会滩上，随处可见支起的宝逢子，里面聚集了一群饿狼般的赌棍。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是口子上村的三关庙会。此风俗大概从明末就流传到现在。三天庙会，流窜的赌徒几乎占了赶庙会的一半，每天都有赌徒斗殴，夫妻打架，童叟嚎啕，寻死上吊，卖儿卖女，卖妻卖地的事发生。
军阀混战，匪盗四起，口子上边墙匪祸不断。一些让打散流窜至边墙内外的土匪(老百姓又称诈兵)，时常半夜翻墙入院，叼抢百姓。有的“诈兵”还在村里长期霸占村妇。所谓“诈兵”，就是混战时被打散后脱离了同伙的散兵游勇，三五个结伙流窜打家劫舍，敲诈老百姓。当时地方上也树起了几个“抗日”武装团体，但多数是些乌合之众，不敢和日本人对抗，有的干脆投降了日本人，反过来祸害自己的同胞。
北堡村围子上的王凯警察队，明里暗里与日本人勾结，不经不保境安民，反而经常“扫荡”清乡。口子上相距北堡二三里，一袋烟的工夫就到了，让王凯的六大队祸害的鸡犬不宁，成了重灾区。这些汉匪每次清乡都是“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村民稍有反抗便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管用。老百姓一听见他们来，四处逃散。抓回来的轻则皮肉开花，重则丢掉性命。逃出去的人，无论冬夏，爬野地，睡山沟，拖儿带女，受尽欺凌。从一九三八年变乱到一九四九年，口子上非正常死亡四十多人。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刘建国，*物文**工作者。喜好弄点碎史之类的"豆腐干"。编过县志，也做过文学编辑。只图做事，不谙名禄。钻研方向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