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Foreword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似乎已经是一个过时老梗了，但其中映射出人和人之间愈发难以交流，观点愈发分化、极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价值观日益多元，个体利益殊为不同的时代，这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痛点。本文讨论了公共利益传播领域的三个基本原则：摒弃二元思维、寻找共享的价值观和积极倾听他人的论点。作者指出，我们需要超越二元思维，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即使在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可以找到共享的价值观，并从中达成协议。最后，积极倾听他人的论点是解决分歧的关键，只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沟通和理解。

插图：埃里克·尼奎斯特（Eric Nyquist）绘

美国的头条新闻揭示了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苦涩现实。以枪支管制为例，大规模枪击事件屡见不鲜，随之而来的新闻报道暗示改革努力注定失败。2023年1月2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两起枪击案后，《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的新闻头条写道：“大规模枪击案仍在继续，华盛顿再次陷入枪支僵局”。

但事实远比头条新闻所指涉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枪支安全运动面临严重挫折，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数次*意民**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不让危险人物掌握枪支，而在一些州，来自两*党**的立法者也做出了回应。2018年，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发生造成 17人死亡的高中枪击案后，美国2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通过了枪支安全法律，其中包括12个由共和*党**人领导的立法机关。特拉华州的“红旗法”（red-flag law）在当年获得一致通过，该法允许警方没收精神健康专业人士认定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的人的枪支。2022年6月，即使是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也通过了适度的枪支安全改革法案/条例，其中有二十多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

由前美国众议院议员、在2011年的一次枪手*杀暗**未遂事件中幸免于难的加比·吉福兹（Gabby Giffords）发起的“枪支持有者支持安全”（Gun Owners for Safety）联盟称：“ 多年来，枪支游说团体一直在散布这样一个荒唐的说法，即我们面临着一个二元选择 ：要么到处都是枪支，要么根本没有枪支。但事实并非如此。各派爱国者都同意，第二修正案（the Second Amendment）与普遍背调等常识性措施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将不可能的盟友聚集在一起，为安全和责任大声疾呼 ”。

作为发展公共利益传播（public interest communications）领域的学者，我们深知求同存异是一种智慧。我们生活在地球的两端，对公共利益传播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我们有几个共同的原则，并相信这些共同点对于解决美国和世界各地已经形成的危险的、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社会极化问题至关重要。

▍三项基本原则

公共利益传播是一门新兴学科， 旨在利用传播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本文作者之一安吉拉任教的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我们将其定义为“利用基于研究的战略传播动员人们实现正向的社会变革——通常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或结果”（the use of research-bas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to mobilize people to effect positive social change—usually to attain a specific goal or outcome）。在本文另一位作者简任教的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公共利益传播是关于“优先考虑民主进程（如协商和倾听）并促成理性的公共辩论”（prioritizing democratic processes (such as consultation and listening) and enabling reasoned public debate）。因此， 它既关乎过程，也关乎结果或解决方案 。

尽管存在不同，但我们有三个共享的承诺。首先， 我们赞成摒弃二元思维。严格的好坏之别、非黑即白的对错划分不适用于我们复杂的社会和政治世界 。正如吉福兹的团队所说，枪支并不是全有或全无。个人是复杂的，并不适合我们通常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条条框框。相反，根据问题的不同，他们属于进步保守*党**思维的范围。著名认知语言学家和政治话语分析家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将此称为“双概念主义”（biconceptualism），意思是人们可能同时怀有进步和保守的世界观。他们采用哪种观点取决于具体情况和问题。

有部分人认为，这种摆脱二元对立的转变证明了社会的进步。例如，未来学家鲍勃·约翰森（Bob Johansen）将这种构想世界的新方式称为全光谱思维（“full-spectrum thinking”）。 由于我们在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中不停切换，在生活中拥有多重身份，二元论变得没有帮助，反而有害。 我们被迫超越二元思维，用不同尺度看待问题，并体察其中的幽微之处。这种应对现代生活的灵活方式表明，差异并不像其一度体现的那般鲜明。

第二，我们提倡寻找共享的价值观（shared values）。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往往仍能找到共享的价值观，并从中达成协议。在美国发生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新闻报道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枪支拥有者支持某些枪支安全措施。拥护改革的信息侧重于有关安全的共享价值观，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呼吁像对待汽车一样对待枪支——可能致命的设备，可以通过监管将伤害降到最低。

在澳大利亚，随着民众对个人自由、平等和包容等价值观的认同，同性婚姻和自愿协助死亡（VAD）等一些社会正义问题近年来已被合法化。2017年，经过全国邮政投票，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批准，许多人将婚姻立法的改变视为更广泛的性别平等的象征性胜利。同样，维多利亚州于2019年引入了自愿协助死亡，其他各州也很快跟进，到 2023 年，澳大利亚所有州都将实现自愿协助死亡（合法），两个领地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自愿协助死亡。 这些变化（不是澳大利亚独有的）证实了公众价值观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变的， 这一过程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公众讨论和辩论。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 即使人们在某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他们对该问题的底层价值观有着共同的理解时，去极化就会出现 。在民主国家，这些价值观包括个人对与谁结婚和如何死亡拥有发言权的基本权利。

第三，我们赞成积极倾听他人的论点。要做到积极倾听，就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分歧。“积极倾听” （“Active listening”）由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于 1957 年首次提出。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婚姻咨询、劳资纠纷、课堂冲突和国家和平建设等多种场合。人们可以尽早开始学习这种方法。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US 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将积极倾听与其他沟通技巧（如提出问题、重新构思、建立融洽关系、有效使用语言、缓和负面情绪和非语言沟通）一起列为解决校园冲突的一种方法。

使用积极倾听技巧来帮助解决冲突和突破分歧的个人和组织数量激增。哥伦比亚大学的莫顿·多伊奇国际合作与冲突解决中心（Morton Deutsc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列出了数十个致力于弥合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的组织、团体和个人。这些组织和个人致力于发展驾驭各种冲突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事实上，该中心还举办了一个名为“如何克服有害的极化”（How to Overcome Toxic Polarization）的研讨会，通过其“政治勇气挑战”（political courage challenge）鼓励人们定期自我锻炼，以减少极化的倾向。该课程围绕一系列渐进式练习展开，旨在克服制造分歧的社会习惯，培育诚实和宽容，并降级紧张局势。

美国的其他组织也在这一领域浮现出来。例如，“一小步”（One Small Step）组织将持有不同政治信仰的陌生人聚集在一起，进行 50 分钟的对话。“一小步”以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为基础，认为 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可以减少偏见和冲突 。通过对话，参与者可以摆脱刻板印象，发现彼此共同的人性。同样，“更勇敢的天使”（Braver Angels）和“联合美国”（Unify America）也将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以寻找共同基础。

在新冠疫情期间，针对养老院中持证护理助理们（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s, CNA）对疫苗接种犹豫不决的问题进行的研究发现，积极倾听并承认他们担忧的合理性是关键所在。研究人员建议与持证护理助理们进行一对一谈话，并且“通过倾听他们的恐惧来与持证护理助理建立信任”。

人们需要被倾听，而不是被告知，这也是民众参与和直接民主决策的趋势 。普通公民，包括那些受问题影响最大的人，越来越多地要求获得被倾听的机会。以爱尔兰制宪会议为例，该会议于2013年发起了该国的同性婚姻公投。该会议由 66 名公众成员组成，他们与当选代表合作，在2015年取得了婚姻平等的历史性胜利。用于衡量*意民**和激励行为的传播方式包括#HomeToVote（#回家投票）主题标签，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侨民回到爱尔兰投下了赞成票。由民众领导的大会最终反映了*意民**的转变，而此前*意民**存在政治分歧。这反映了基层自下而上的对话，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议程。

▍放下智能手机

我们知道，所有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政治分歧作斗争。然而，研究表明，我们对“另一方”的理解往往是不准确的，而我们认为的另一方对我们的理解也是不准确的。如果我们放下智能手机，离开电脑，（跨过电子设备）直接进行对话，就会发现我们的共同点比想象的要多得多。

不过，促进更多对话并不能确保和谐。这正是公共利益传播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 对话并不是万能药——太多的因素导致了我们之间的隔阂 。但是，如果我们将公共利益传播的基本要素结合起来——以非二元的方式思考问题、寻找共享的价值观、积极倾听他人的立场，尤其是那些与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人的立场——我们就能开始消除政治分歧，弥合社会鸿沟。

安吉拉·布拉德伯是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共利益传播领域的弗兰克·卡雷尔讲席教授。

简·约翰斯顿是昆士兰大学战略传播学副教授，在公共利益传播方面著述颇丰。她还是《公共利益传播》（Public Interest Communication）开放存取版的作者之一。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3年秋季刊

原标题：A Path Toward Depolar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