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王毕强
作者：司雯雯
2020年GDP增长3%-4%，中小企业收入腰斩、招聘岗位减少40%，融资难依旧，建议降低企业所得税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损伤远比想象中严重。
“新冠疫情与过往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可能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3月25日在“北大光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表示，“而我们过去明显低估了它对经济的冲击”。
一、二月份的经济数据已证实了疫情的破坏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较2019年同期下跌超过18%，制造业下降15.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0.5%。
“疫情在尚未扩散全球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非常大，普遍看法是第一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大概率在-5%至-10%之间”，刘俏认为，负面冲击还在继续，“全球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暂停状态，我国经济疫后复苏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疫情阴影下，复工困难、需求暴跌，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受伤”最深，被推至生死线。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分析，“疫情隔断了人们的接触，所有依赖于人群接触、聚集的生产消费活动受到极大抑制，甚至停摆，断了营收，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遭受巨大考验”。
为缓解中小企业生存难题，一系列“输血给养”的货币政策及“减负减压”的财政政策相继出台。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秦志辉在3月25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小企业复工率已达71.7%。
但“解救”中小企业或还需更多发力。刘俏表示，相较受银行体系偏爱的大企业，中小企业一向融资难、融资贵，已是“老大难”问题。同时，现行的减税降费政策中，增值税为主要税种，但其税基是营业收入，疫情中对企业的纾困作用有限。
“我们需要非常大力度的经济复苏政策。”刘俏强调，“让超过3000万中小微企业和9000万个体工商户活下去，有更好的环境去发展。唯有此，才能稳住就业，也才能使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微观基础得以重塑”。
2020年GDP增长3%-4%，中小企业收入腰斩、招聘岗位减少40%
2020年经济发展的预期被不断调低。
“第一季度经济骤停，在实行积极应对政策的条件下，乐观估计将拖累全年经济增长2%至3%。”陈玉宇预测，“即使剩余三个季度的经济强劲反弹，2020年经济增长率也达不到大家期待的5%，约为3%至4%”。若以4%计算，2020年GDP增长速度的跌幅将为去年的3.5倍。
这超过2003年“非典”时期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身处新冠疫情中的人们时常将“非典”时期作为参照对象，但多位专家表示，此次疫情对经济的损伤与“非典”时期、互联网泡沫危机等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别，过往经验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有限。
“对疫情下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决策者和专家的惯性思维。”陈玉宇认为，这种惯性思维倾向的威胁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某些问题，从而没有充分应对”。
他解释说，“非典”时期中国经济正处于扩张期，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各项改革措施红利持续释放，“非典”疫情只短暂地对一、二季度经济有微弱影响，其烈度远低于今年经济数据的下滑。
而新冠疫情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接触，导致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停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分析称，疫情暴发初期，复工复产难成为首个难题，“劳动力无法返回工作地、无法开工”，且某一生产环节的缺位将波及整条产业链，“自己开工、别家不开工也不行，上下游供给存在问题”。需求暴跌的同时加重了企业运行的压力。“相比一个月前，疫情对当下经济更明显的冲击在于，需求出现了短期崩塌。”他表示，没有订单意味着没有收入，这对所有企业的现金流都是巨大考验。
贸易全球化进一步放大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201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全球40个开放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参与指数超过60%，超过美国近15%。
“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参与了全球供应链。因而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导致的全球需求下降，也将加重中国企业的困难。”唐遥介绍说，从不同口径的统计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中25%至30%用于出口，如何弥补海外订单的缺口也是对中国企业的巨大考验，“有些企业倒闭或不可避免”。
疫情冲击下，“身单力薄”的中小企业面临生死大考，资金链断裂风险成为最大难关。
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正承受考验。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2月22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93.49%的企业一季度营收预期下降，平均降幅达到47.02%，收入近乎“腰斩”，同时46.15%的企业仍需负担每月5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成本。
“现金流储备不足的企业不可能撑得过这次疫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认为，“疫情倒逼了全行业的筛选和洗牌”。
中小企业已准备好“扎紧腰带”过日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卢海表示，光华与智联招聘合作研究显示，受疫情影响，今年1-2月份新招聘的职位和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大约30%。从行业来看，文化、传媒、娱乐、服务业受影响最大，能源、矿产、环保受冲击最小；从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受影响最大，下降比例高达40%，大型企业下降幅度为15%；从企业类型看，外资、合资企业降幅最大，为34.3%，民企下降31.2%，国企下降27.4%。
“企业释放的招聘职位代表其对未来收入的信心，中小企业的预期最为悲观。”卢海总结道。
作为社会经济最有活力的“细胞”，中小企业“萎缩”将带来更长远的负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2018年发表的主旨演讲《关于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中提到，“我们有2000多万的小微企业法人和6000多万个体工商户，他们占了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企业的悲观情绪或将传至消费端，致使生产、消费陷入相互消耗的恶性循环。中小企业订单减少、营收下降，为“保命”选择缩减职位、调整薪资，员工手里的钱相应缩水，支付能力被迫下降，消费将更加谨慎。
“人们当下的消费反应对未来的预期，消费与否取决于对经济和个人收入的信心，而疫情打掉了很大一部分的消费信心。”张影表示，“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小企业的健康支撑着消费发展。如果中小企业活不好，经济不可能活得好”。
中小企业融资难依旧，帮扶资金滞留银行，应调整融资模式、降低企业所得税
为纾难中小企业，中央及地方已频频出手。
工信部3月19日发布的《支持中小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政策指引》显示，财税支持、信贷融资、市场流通等方面均已出台系列政策，包括面向中小企业提供5000亿元普惠性再*款贷**、再贴现及以优惠利率向中小微企业发放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
“源头”放水，但中小企业或未真正解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表示，资金滞留于银行间，未能顺畅地流向实体经济。
他分析说，“一方面，银行由于担心风险，仍未彻底贯彻落实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政策，基层商业银行在放*款贷**时仍较为谨慎，对企业担保品等依然存在较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多数企业受物资供应不足、产业链断裂影响，产量还未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同时，随着全球疫情的加剧，海外订单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企业的真实信贷需求不足，钱就会滞留在银行间”。
这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刘晓蕾的判断一致。她表示，中小企业对经济的作用，与其受到的信贷支持严重不符已是长期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表明，占市场主体90%的小微企业，其*款贷**余额占企业*款贷**余额的比例约为30%。
“可以预见，疫情过后小微企业会面临更紧张的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刘晓蕾提出，为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应推动融资模式由主体信用向资产信用与交易信用转变。
两种融资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企业信用评估要素的不同。“如果一家小企业的客户是大企业，大企业拖欠账款会造成小企业的资金紧张，银行评估小企业的主体信用时情况较差，但以应收账款评估的话，小企业的信用却非常好。”刘晓蕾解释说，“这笔账款的背后可能是大国企、居民，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等资产信用融资就会相对容易”。
除货币政策外，刘俏提出，财政政策也应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支持。
“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是帮扶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刘俏认为，近年来企业增值税已多次下调，但增值税的税基是营业收入，当企业受疫情影响营业额大幅下降时，降低增值税的纾困作用就不如降低企业所得税，因为后者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留存利润。
据刘俏测算，若所有档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未来3个月同时下调的幅度为原税率的20%，对应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5%降为20%，假定2020年3-5月全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额与去年同期相同，则可以为企业节约税金2570亿元。
疫情冲击下，在呼吁更积极、灵活的财政及税收支持的同时，专家指出，中小企业自身的运营能力，也是其能否存活的关键。
“我们要区分哪些企业是可以救活的，哪些是救不活的。”卢海提醒说，“甄别的标准在于，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来自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如果拿到订单、没钱开工，银行应该提供支持，但假若只是为了发工资、保就业，从银行拿到*款贷**再转给员工，问题就只是暂时缓解，并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