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不同人眼里的大丈夫，自然其含义各不相同。《富贵不能淫》（统编八语上课文）这一章里，景春与孟子，他们眼里的“大丈夫”，其内涵与形象则完全不同。
在景春看来，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人可谓大丈夫的典型。他评判的标准就是以个人的意志、好恶为转移而能够左右诸侯、天下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可见他们是何其威风八面，何其权倾天下，何其掌控时局。能够威风八面，权倾天下，左右时局者，景春认为就是大丈夫。其实，这种人看起来似乎能以个人意志、好恶为转移而决定天下时局变化，实际上只是“唯君命是从”的小人，是不能以大丈夫名之的。
在孟子看来，真正的“大丈夫”是不应以权势高低相论的，而是能在内心稳住“道义之锚”。他们在面对富贵、贫贱、威武等不同的人生境遇时，能够始终坚持“仁、义、礼”之原则，进退以道而不唯君命是从，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丈夫。
公孙衍、张仪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大丈夫？孟子先从“礼”说起，打了一个比方。孟子说，男子成年时，父亲给予教导；女子出嫁的时，母亲给予教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能违背你的丈夫！”
孟子通过男子成年，女子出嫁时的行为来比喻公孙衍、张仪的行为。公孙衍、张仪他们虽然贵为三国相、六国相，威行天下，但是他们却要无条件地服从国君。他们的一切行为，还要根本决定于秦王、魏王的利益取向，他们的所谓“大丈夫”行为，实际上是趋炎附势、狐假虎威的没有原则的“事君之道”。这跟“女子出嫁的时，母亲”教导所说的“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完全相同。
所以孟子认为，公孙衍、张仪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不讲仁义道德原则，只是“以顺为正”，所行只不过是小人、妾妇奉行的是“妇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非大丈夫所为。
儒家的顺从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的。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如果丈夫不对，妻子也要劝说补正，也就是要“和而不同”。不问是非的一味顺从，那是太监、妾妇、婢女之流所奉行的。实际上，孟子是将公孙衍、张仪类比成了“太监、妾妇、婢女”这些不问是非毫无原则的小人。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和地位的诱惑不能改变他的心志，贫穷和卑贱不能改变他的气节，威武和权势不能屈服他的志向，像这样的人才是大丈夫！
怎样才能成为大丈夫？孟子认为：
他首先要是个仁者。他要有以天下为家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天下人为亲的伟大情怀，居住在天下最大的居所——“仁”里。
他要是个讲礼仪者，要有为天下而立大正的社会理想和觉悟。
他要是个“大道之行，为公天下”的公道主义者。“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时势适宜时，实现志向了，就跟百姓一起实行它；时势不宜时，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坚守自己的道义。也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大丈夫要时刻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让你出仕为官，要牢记“大道”之宗旨；不让你出仕为官，同样要牢记“大道”之宗旨。
能够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样两点，你就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了。
《孟子》中的这一章关于“大丈夫”的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座右铭。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一章时，似乎仍然可以听到金声玉振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