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汉学家，号称"一代儒宗"的钱大昕，在他的著作《十驾斋养新录》第八卷中，引注了关于"吃菜事魔"的条目，这是一条源自宋代绍兴年间的记录，提到"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臣以为此先王导其民使相亲、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务节俭，有古淳朴之风。"
钱大昕在文章中对"食菜事魔"的教徒表示肯定，在儒学大师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评价，是不易的，至少说明这种组织在民间存在是受到拥戴的。这个食素宗教，就是金庸先生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描写的明教，它兴起于唐代，最初的名字叫做"摩尼教"。
唐代：明教的前身，"摩尼教"进入中土
摩尼教，又叫"牟尼教"，它并非中原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而是发源于古代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公元三世纪中叶，由一位叫"摩尼"的波斯人创建。摩尼教的教义本质是非常美好的，它崇尚光明，"摩尼"的本义在波斯语即"光明"。摩尼生于公元216年，幼年跟随父亲接触了基督派的生活，二十四岁时自称受到了上天启示，作为“神在世间的最后一位先知”，他回到故乡，把古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基督教以及佛教思想相互杂糅，摩尼教就这么诞生了。
摩尼教派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互相克制的力量，即"光明与黑暗"，光明王国的统治者是"察宛"（永恒之意），即后来中土所尊崇的明父、明王或大明尊。由于黑暗的存在，让世界陷入混乱和纷争，作为正义的光明，被黑暗压迫着。摩尼教的最根本追求，就是把光明元素从黑暗中解放出来，战胜黑暗的统治，让光明的国度重返人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彻底二元论的理想主义宗教，它的教义比较极端，缺少灵活和变通，好处是信念也更加坚决。
摩尼教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前后，通过丝绸之路，从*疆新**地区逐渐传入东亚，至漠北的回纥，在那里扎下了进入中*帝国华**的第一个根基。这也是《倚天屠龙记》一书中，描写的中土明教总坛在昆仑山光明顶的原因，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从那里开端的。
回纥又叫回鹘，属于突厥部族，维吾尔族的祖先，主要分布在*疆新**地区，兴盛于公元七至八世纪，与唐帝国的关系良好，两者保持着紧密而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唐睿宗文孝武皇帝大历三年（即768年），应回纥部族的要求，唐廷同意在江淮等地设立摩尼教寺院，并开展区部地区的宗教传播活动。
武宗灭佛：更名改姓保存实力
政治天气的变幻总是令人莫测，不过百余年，摩尼教赖以存在的帝国乐土，就变成了恐怖地狱。还是那个唐王朝，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灭佛运动，这次宗教大清洗，把扎根不久的摩尼教（因为摩尼教也把自己的最高神称为"光明佛"），也划在清理范围之内，让摩尼教大受重创，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次运动，纯属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宗教派别的喜好所引发，并非摩尼教制造了什么社会问题。
摩尼教遭遇重创之后，并没有被斩草除根，当然它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教义，只能从表面上的传播转入秘密活动，从富庶的江浙转入偏远安全的福建。为了保全自己，摩尼教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把道教、佛教和民间泛神信仰都作为自己宗教的元素，借以强化根基，扩大影响力。从这时起，摩尼教已经换了名字，第一次出现了"明教"。
关于摩尼教何时更名，这里有一份资料，据五代至宋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徐铉，在《稽神录》一书中，记载说泉州"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有念诵经文驱除鬼怪的行为。这说明至少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有了"明教"的称呼。由教主命名转变为教义命名，如此这般良苦用心，也是出于更易被中国人接受的考虑，也昭示着这个数百年历史的波斯教派，已经做好了"死而复生"的准备。
宋代有这样一份记载，真宗时期，张君房受命主持修撰《道藏》，他分别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天禧三年（1019年），两次敕命福建进献《明使摩尼经》，将其归入《道藏》中。另一个说法是，福建当地的明教教徒，通过各种关系，用大量金钱买通了修编的官吏，极力争取《摩尼经》进入国家藏书序列，以此扩大明教在宋帝国的影响力和合法地位。无论怎样，在宋代统治者看来，明教和摩尼经，不过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没有像前面的朝代那样，视之若洪水猛兽。
宋代：从相安无事到柔性剿抚
明教在北宋初期，一直采取低调的姿态发展自己，势力扩展很快，从福建到两浙大片地区都有覆盖。到了北宋徽宗时代，崇尚艺术和道教的皇帝打算续修《道藏》，在政和七年（1117年）和宣和二年（1120年），两次敕命礼部官员到福建温州采集明教经文，将其编入道藏。尽管此时明教依然温和，但是它毕竟拥有了大批的社会底层苦难百姓作为支持基础。
宋代的"明教"（即摩尼教），教义被归纳为简单好懂的八个字，"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它吸收的教众中，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以社会中下层居多，有农民、书生、吏员、兵卒、盗贼、豪侠等。为了统一辨识和开展教务活动，明教规定教众们必须白衣黑帽，尊奉明使为教内最高神，他们都相信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金庸先生的小说中，对此有非常细致的描述。
宋代时期，明教仍然是秘密结社的形式，教名也被隐蔽，在各地都有别称为掩护，两浙仍称摩尼教，福建称为明教或者"揭谛斋"，其他据陆游的《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篇载，淮南等地称"二桧子"，江东称"四果"，江西称"金刚禅"等，这些名字听上去，更像是普通松散的民俗组织，只是这“组织”中，蕴含着看不见的巨大力量。其实，殷天正主持的天鹰教，也正是明教的组成部分之一。
北宋徽宗后期，社会统治终于出了问题，君臣联手祸国殃民，极大的危机一触即发。作为真命天子的皇帝不可侵犯，民众们就将愤怒指向了"君侧"，明教的力量这时候才显示出来它的威力，对外宣扬"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论调，"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帮"的互帮互助朴素理念，这些积极的理论，让底层百姓在欺骗、盘剥和压迫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对此，革命导师恩格斯有一段名言，"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作为明教根基之一的两浙地区，本身经济基础较好，教义传播更加迅速。政和四年（1114年），有地方官员发现，当地已经出现了许多明教"斋堂"，仅温州一地就有四十余个，其他无名的据点还不在其列。这些教会点每年固定时间开设道场，蛊惑男女民众，夜聚晓散，非常神秘。徽宗皇帝接到这样的报告，可想而知心中的惊惧，他立即决定对明教采取措施，想逐步控制和消除这个"毒瘤"。由于宋代的政策几乎都是"以抚代剿"，方式比较温和，所以彼时朝廷和明教之间，仍维持着表面的平和与暗地的对抗，没有太明显激烈的冲突。这两股暧昧的力量，一直到方腊的起事，才开始打*局破**面。
北宋：方腊起义震动东南半壁
正当徽宗还在竭尽全力，幻想用"怀柔"办法收拾这个烂摊子，他下令，要求"今后百姓不得妄立名色，自称道民，结集徒*党**。严切晓谕，各令四散着业。"但是效果并不好，由于地方上执行的力度不同，行政命令往往见效很慢，但南方的"明教教主"方腊，已经迫不及待开始举事了。
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的一天，方腊在浙江淳安率众起义，自称"圣公"，喊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呼声，顿时应者如云，数以十万计，声势席卷东南六州五十二县（今浙江、安徽一带），并建号"永乐"成立政权。这个稚嫩的政权实际存在不过一年，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方腊的根据地青溪帮源洞（今浙江省淳安西北）在童贯等人的分兵合围之下很快沦陷，方腊父子等三十九名首领在汴京处决，义军被剿杀者达七万余人。
此后，以崇尚光明为宗旨的明教，被北宋朝廷彻底列入黑名单。要想毁灭一个东西，先要破坏它的外在形象，这是统治者想当然的思路。为了给明教永远打上劣质的烙印，北宋统治者从明教徒"茹素拜摩尼"的教规着手，把明教冠以"食菜事魔（即摩尼）"的恶名，将其诬为*教魔**。其实宗教史学家陈垣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摩尼教律己甚严，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财极公，不失为一道德宗教"。从教规和教义来看，明教比后来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还要好得多。
《倚天屠龙记》中有一个情节，张无忌在书中看到"伏见两浙州县，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愈不可胜禁。"以方腊起事为节点，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身为光明左使的杨逍是这么解释的，"宋朝本教教主方腊起事，也不过是为了不让官府欺压百姓"。这句话字数不多，却把明教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为民众谋幸福7"的新高度。而钱大昕的看法是，"民愚无知，谓吾从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济也，故以魔头之说为皆可信，而争趋归之，此所以法愈严而不可胜禁。"（《十驾斋养新录》）
南宋：明教的日子依然很不好过
*压镇**方腊起义的战斗结束没有几年，由"皇袍加身"开始的北宋王朝，遭遇了可耻的靖康之变，在金国打击下宣告结束。"总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王朝走上历史舞台，这个偏安一隅的新政权，对"食菜事魔"的取缔和压迫更为严酷，从绍兴元年开始，南宋高宗赵构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禁令，有食菜事魔行为的、夜聚晓散传习妖教的，主犯一律绞杀，从犯流配三千里，鼓励信徒和民众相互告发。几年时间里，被告发、株连、流放者不计其数。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南宋朝廷面临着"法禁愈严，而事魔愈不可胜禁"的新难题。越查越多，屡禁不绝，这个奇特的现象，庙堂之上的统治者可能不明白，但基层官员是深知其中奥妙的。南宋中期，有一位叫王炎的官员，曾奉命到湖北办案，审查明教教徒后意外发现，这些所谓的"教案"许多是捕风捉影、莫须有的冤案。有官员对此辩解说，"事魔之迹，则诡秘难测，以故事未发作，则无非平民，州县虽欲根治，却虑未必得实。"确实是轻重难以把握。
地方官员在朝廷压力和自身政绩的双重驱动下，要么不闻不问消极免过，要么急功近利滥杀无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因此王炎感慨颇深，写下了"黔首亦何罪，可悯不可嗔，大道若反古，怪说难眩民"的诗句，说世事如果向古代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歪理邪说蛊惑民心了。这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对南宋朝政最一针见血的评价了。
南宋：魔咒一般存在的明教
剿抚的工作还没完成，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食菜事魔的"魔性"居然开始向统治阶层的内部扩散和感染，绍兴十五年（1145年），部队中发现了吃素信奉摩尼的士兵，此后不过数年，竟然有官员之间演示传授明教的"法术"。高宗大怒，将涉事官员士兵依律严惩，谁知几年以后，释放的官员食菜事魔如故，广发请帖举办"食菜之会"，四处宣称"某日赴明教斋"，以某某家"明教宅邸"为炫耀。这让南宋朝廷异常尴尬，只得再次严惩相关人员，该罢官的罢官，该发配的发配。但是这并没有阻挡"兵卒士绅"们信教的热忱，绍兴末年大诗人陆游曾经感叹，"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白衣乌帽，所在成社"，如果说，信奉教义还是内心隐秘的活动，"白衣乌帽"的结社则是公开的行为了。
朝廷的禁令毕竟是严肃的，明教在民间的活动受到限制和阻力，为了继续生存下去，教徒们想了"曲线救国"的办法，把明教披上其它宗教的外衣。绍兴年间，在泉州石刀山有一座龙泉书院，最早系儒家学堂，据说有人常见书院后有五色神光出现，有"僧人"寻到此间，以重金购下此地，改建为寺院，起名"摩尼寺"，这是典型的佛化明教建筑。另外有黄震《崇寿宫记》记载浙东慈溪有"崇寿宫"，原本是钦定道观，后转为摩尼教寺院，宫记中写道"摩尼之法之严，虽久已莫能行，而其法尚存，庶几记之以自警，且以警后之人也。"表明了传承"摩尼香火"的本意。
明代：逃不掉兔死狗烹的命运
张无忌一去，朱元璋便命廖永忠将韩林儿沉入河中浸死。这一箭双雕之计，竟是不露破绽。后来杨逍虽继任明教教主，但朱元璋羽翼已成，统兵百万之众，杨逍又年老德薄，万万不能与他争帝皇之位了。朱元璋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常遇春因病早死，徐达终于不免于难。——《倚天屠龙记》
由于明教与儒、佛、道等教派的深度结合，更容易被社会中下层民众所接受，也成为对抗朝廷的良好形式，由于长期被压抑的缘故，明教起事更坚决果断，除了北宋末年震动东南半壁的方腊起义，还有绍定三年（1228年）陈三枪在赣州的举事，波及十余州郡，持续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再有，就是明教和白莲教联合之后，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优秀表现，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多为白莲教徒，它的首领叫韩林儿，又称"小明王"，这个"明"显然与明教有密切关联。同样作为起义军首领的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明太祖，也是白莲教和明教的信徒，只是他有更多的政治信仰。
一山不容二虎，当朱元璋迎接韩林儿回应天的途中，韩林儿意外翻船落水而死（《明史》记载，太祖遣永忠迎（韩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取得大权以后，朱元璋可能考虑到自己出身"明教"，也知道秘密教派在社会上的蛊惑和危害性，逐渐对"白莲"和"摩尼"两家露出獠牙。在登上大宝之后，朱元璋采纳了丞相李善长的建议，严禁白莲、明尊两教生存空间，并且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大明律》。可能也是出于亏心的原因，朱元璋把自己获得的政权，新的王朝起名为"明"，或许是怀念那个拼搏厮杀的岁月，也或许是给曾经死难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无论如何，历代朝廷直到明朝，对明教的剿灭，还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地处偏远的东南隅有零星的痕迹遗存，摩尼教在中原统治圈已经完全消声灭迹了。也正是这些零星的遗存，让今天的人有幸可以看到当时摩尼教神主的样貌。至今有记载的摩尼教遗迹有两处，一处是福建宁德屏南的降龙村，当地《韩氏宗谱》中记载，先祖德斌公于乾隆年间在闽清一带经商时，见到三个顽童，回乡后就依照形象做了三尊木刻佛像，尊称"摩尼光佛灵相尊公"。另一处在福建晋江华表山的一座简陋草庵中，也有一尊佛像石刻，依庵内石壁雕刻而成，端坐莲坛，背后浮雕毫光四射，容貌慈祥，这可能是世上唯一一尊石刻"摩尼光佛"造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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