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位于翠屏山的宜宾市国营畜牧场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五粮液的技术团队。
畜牧场内有六口始建于1662年的老窖池，是由叙府第九代传承人周太平依山建造，因窖池形状呈狭长弯型，被当地人称为“月亮窖”。
五粮液技术团队来这里，是协助畜牧场在六口“月亮窖”的基础上，建造当时宜宾的第二个酒厂——国营宜宾市畜牧场酒厂（后更名为叙府酒业）。由于建厂初期使用的是五粮液的窖泥和酒糟，很短时间内，这个酒厂便在白酒史上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笔。
这一年，大连也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1978年12月，由原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主持召开的全国名优白酒提高产品质量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这是*革文**后白酒行业“拨乱反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
长沙会议期间部分代表合影
（前排左1汾酒万良适、左2茅台聂镜明、左3洋河梁邦昌；
后排右1津酒钟国辉、右3白沙液肖德润）
会议提出了发展名酒要学创结合，要不断开发创造新产品、新香型，适应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要，并决定举办第三届全国评酒会。
次年，313个酒类样品汇集于大连，停办15年有余的全国评酒会再次启动。
与往常不同，此次评酒首次通过考核录取评委，并将白酒按香型划分评比，打破名优质酒终身制。也因此，白酒行业常常把第三届评酒会视为中国评酒史上的里程碑。
一个新开办的酒厂和一个重新启动的评酒会，一南一北，隔着千山万水，却又共同描绘着上个世纪末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轨迹。
那是在1963年，由于没有科学基础，第二届名优酒评比采用的是不按香型的大排队评法，也就是所有的参评样品采取混合编组，分组淘汰，择优推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酒是越香越好，所以浓香型白酒更占优势。 以此为标准，第一届名酒评比中身为“四大名酒”之首的茅台，只排到了第五位，曾排名第二的汾酒，也退居到第七位。
当时的评酒结果是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布出来的，那时候周恩来总理正在国外出访。在那个年代，做外交工作很不容易，有时候会碰到一些记者，对话很不友好。当时有一个记者就问： “总理出来为什么不把你们最好的酒拿出来，而要拿第五名的茅台酒？”
因为这是个政治事件，周总理回国之后，就彻查了此事。这也直接推动了后来对白酒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及推进作用的“茅台试点”和“汾酒试点”的进行。
这个由名酒引发的政治事件，曾对沈怡方产生过很大触动，也让他对于名酒评比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按照沈老的话说，“这一切都是有背景的”，所谓的背景，就是当时所处的时代。从中也能看出，尽管在评选流程和标准等方面，那时的条件略显简单， 但是国家名优酒的牌子背后，却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分量。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出一个红头文件是要一贯到底的。因此 在当时，由国家推动的名优酒评比，对白酒行业的发展“影响非常厉害”。
自从第三届全国评酒会采取按香型打分后，为了顺应这个变化，各个省都开始对本省有名望的酒进行香型总结，有些省份甚至在一次次名落孙山后反复尝试。这也直接推动了白酒行业科学总结传统生产工艺的浪潮，并促进了香型不断丰富， 其中也曾发生过许多“插曲”。
首先是西凤酒。在前两届评比中，西凤都位列国家名酒，而在第三届评酒会上，由于西凤是按清香型来参评，但其并不完全属于清香型风格，因此与名酒失之交臂，降为国家优质酒。
随后西凤迅速组建了工作小组，并邀请专家对西凤酒工艺进行科研总结，独树一帜地提出凤香之宗，之后又回到名酒阵营。
广东玉冰烧和江西四特酒，也曾因为香型“投错了娘胎”而与奖牌侧肩而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玉冰烧在东南沿海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家喻户晓的存在，每年有万吨以上的出口量。然而就是这样一款蜚声海内外的白酒产品，却在第四届评酒会之前，一次又一次地名落孙山。
“玉冰烧在参评时报的是米香型，米香型的标杆是桂林三花酒，它们两个的工艺完全不一样。所以，按照米香型来参评，玉冰烧一上去就被‘枪毙’了。”沈怡方后来回忆道。
之后，玉冰烧的领导专程找到沈怡方，希望他能出马帮助企业寻找原因。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研究和总结后有了论断，一个全新的白酒香型——豉香型在行业中得以确立，也让玉冰烧在第四届评酒会上得偿夙愿，拿到了国家优质酒的奖章。
江西的四特酒也曾因为同样的原因，与奖牌失之交臂。后来，也是在沈怡方等专家的帮助下，总结出“ 非清非浓非酱又非米，四大香型都沾边但又都不靠 ”（周恒刚先生评语）的特点，于是被认定为特香型，最终在第五届评酒会上，成功摘取国家优质酒称号。
从这些名优酒的参评经历，一方面可以看到名酒评比在当时的影响力，以至于众多酒厂为之孜孜以求。另一方面， 在国家名酒与优质酒之间，往往也只是一线之隔。
西凤、宝丰、郎酒、武陵、双沟大曲在第三届评酒会上都曾是国家优质酒，经过一番打磨，后来又都由银升金跻身于国家名酒阵营，由此可见国家优质酒的潜力。
据叙府酒业老厂长陈泽军回忆，在1984年的评酒会中，叙府酒样的评分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国家名酒的基准线，但由于当时宜宾地区已有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三大名酒（泸州曾并入宜宾地区），加上叙府建厂时间短，产量小，最终位列国家优质酒，与名酒擦肩而过。
直到1989年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在17大名酒出炉的同时，共有53个产品获得或复查保留了国家优质奖的称号。
后来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出版的《中国历届评酒会资料汇编》中，曾担任第五届评酒会专家组组长的沈怡方，给予国家优质酒更简洁的名号： 53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