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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小小的一把盐，当年却差点让明朝孕育出资本主义）讲到明朝创制了盐引制度。这盐引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债。
然而，明朝朝廷却立法禁止盐引在二级市场上自由交易，由此也就无法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对盐引进行有效的定价，无法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来量化测算盐引的市场风险和违约风险，也就无法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去转移这些风险，更加无从在国家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之间塑造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有效互动与合作机制。
由此，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与明代中国擦肩而过了。那么是不是要求明朝建立证券交易二级市场，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呢？
这还真不是，实际上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证券二级市场，明代“开中法”直接传承自宋代折中法。所谓折中法，也是宋朝朝廷为了满足边关粮食军需，用禁榷制度，也就是食盐专卖制度所产生的朝廷食盐专卖权交换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关，并且允许盐引自由转让出售。
为此，宋朝朝廷专门建立了政府部门“交引库”去发行盐引；设置了“榷货务”掌管以食盐兑付、盐引等事宜，还开办了“抵当所”向民间抵押*款贷**，盐引也可以作为抵押向官家的“抵当所”去抵押融资。
由于盐引可以拿来抵押融资，也可以去交易转让。于是就在民间自发形成了盐引的二级交易市场，也就是“交引铺”。官府甚至还专门设置了平准基金，通过吞吐盐引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目的则是监管市场，使得市场不至于过度投机交易引起泡沫危机。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果真存在某种资本主义萌芽的话，宋代比明朝清朝更加接近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那为什么明朝朝廷抄宋朝的作业不抄全套呢？宋朝允许盐引自由交易，而明朝为什么就是不允许盐引自由交易呢？
这大约是出于明朝人对元朝所奉行的重商主义的一种*动反**。征服了金朝和宋朝的元朝，乃是我国塞北游牧民族的军事贵族与中东文明的商业资本合作共建的一种开放型重商主义的世界帝国，是中东文明所开创的全球化1.0体系，与蒙古军事力量相结合的一个衍生物。商业精神乃是一切游牧民族的固有特征。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所指出的，对那些没有定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往往是他们所固有的发展。而我国的当代学者也指出，蒙古人是重商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所居之处往往不利于农耕资源，也相对缺乏要想得到粮食、食盐和工具，就必须要发展贸易。
而西征的蒙古大军一头撞到中东穆斯林商人编织的全球化1.0商贸网络当中，就自然的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成吉思汗本人是相当看重商人阶层的，并且他认为商人的作用就是要从商品生产和贸易当中为蒙古人获得金和银。
成吉思汗在其制定的法典《大扎撒》当中规定，要保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凡是进入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以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大扎撒》中所规定的“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意思并不是说要连人带货要吞没掉，而是要与商人合伙经商牟利。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成吉思汗第一次遇见一位名叫阿萨纳的塞尔柱商人，就信任他，向他提出建议，自己愿意给他本钱，并且提供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收购货物，并且贩卖到遥远的西方，所赚取的利润由双方按比例分成。
为此，《大扎撒》法典的第四十五条还特意规定到以信托资金经商累计三次亏本的，要判处死刑。元朝的时候，当然还不太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信托资本。《大扎撒》里所说的信托资金无非就是蒙古军事贵族，把其财富信托给商人代为经营牟利，双方按比例分红。
这种权贵与商人合伙经商的方式就被称为斡脱。而蒙古军事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人，拓展自己的商业利益，也不惜发动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比如蒙古西征花剌子模的那段著名历史公案。
由此可见，元朝实在是一个奉行军事重商主义的世界帝国。然而这个重商主义的普世帝国，却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元朝军事贵族的政治权利与斡脱商业资本结合，成为一种早期的原始金融资本。元朝朝廷凭借这种早期的金融资本，通过纸币和通货膨胀政策，对中原地区施加了系统性的金融掠夺。
斡脱商人则借助商业特权和高利贷，对中原百姓大搞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造成中原的白银贵金属海量流失，通过中东穆斯林商人的商业网络中转，涌向西方成为近代早期欧洲资本崛起的第一桶金之一。
元朝斡脱金融资本给中原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太过深重，给明初的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和精神创伤，以至于明太祖朱元璋对一切跟元朝统治有关的事物都痛恨不已，甚至于连商业资本、海外贸易和商业市场经济本身都被明朝统治者所深深的怀疑。
明朝定鼎之后，不但将与元朝合作的斡脱商人全部犁庭扫穴，更加力行海禁，与中东文明所开创的全球化1.0体系强行脱钩。甚至于将唐宋以来江南民间社会自然生长出来的商业市民社会一扫而空。江南的富家巨贾被连根拔起，强制迁往淮西、云南、辽东、西北等地落户，朝廷还借着各种大案要案株连江南的富商家族。
赫赫有名的江南富商旺族，如海上贸易发家的昆山顾氏、周庄沈氏、福山曹氏、上海费氏以及元末浙东海商集团夏家、吴家、韩家、倪家、戴家等，都因此而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明太祖会仿效宋朝“折中法”创制“开中法”，采用金融手段撬动商业资本为边关输粮。这不过是形格势禁，不得不出此下策。
至于说盐引还能转让流通，便宜了商业资本壮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大明律特别规定，“凡客商中买盐引勘合后，不亲赴盐场支盐，中途增价转卖，阻坏盐法者，买主与卖主各杖八十，牙保减一等，盐货价钱一并入官”。意思就是说有哪个“报中”商人若是胆敢转让出卖交易盐引，则不论是买主还是卖主，甚至是中间商都要抓起来打板子，盐货和非法所得全部罚没充公。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盐引内涵的价值增值属性。盐引作为一种资本符号，一种有价证券，民间自发产生的交易需求，绝不是官家一纸禁令所能一禁了之的。如果官家的严刑峻法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的话，又如何能阻止严引在二级市场上交易流通呢？
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若是有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因此，只要有利可图，民间总能找到各种方法，绕过官家的法律禁令去交易盐引。首先，参与“开中法”的商人们为了规避市场风险，逐渐分化出所谓边商与内商的社会分工。所谓边商，就是专门在九边边镇“报中”纳粮的商人，而内商就是专门在内地江淮盐场“守支”食盐的商人。
边商“报中”纳粮之后，并不亲自前往内地盐厂“守支”，而是将“报中”所得盐引转卖给内商，由内商完成支取食盐。实际上也就是内商对边商手中的盐引进行票据贴现，然后再从官家手中兑付食盐牟利。
久而久之，从边商与内商的社会分工当中又进一步分化出了所谓屯户，也就是专门买卖盐引的商人，盐引所负载的一定量的食盐专卖权，被明朝人形象的称为“窝”。盐引的买卖交易，因此也被称为“买窝”“卖窝”。
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买窝”每千引的市场价格大约在七八十两到百余两这个区间波动。屯户买窝盐引之后，并不会老老实实的拿着去盐场守支，而是转手再高价卖给别的囤户或者内商谋利。当然屯户以较高价格出售盐引“卖窝”是屯户对自己承担市场风险的回报，属于风险溢价。而盐引的“买窝”“卖窝”其实就是一种资本市场的投机炒作。而各种屯户，其实也就是盐引市场的投资者，或者说是投机者。
而这些投资者或者说投机者还进化出了所谓“虚搭”以及“虚单”等投资方式，或者说是投机方式，颇为类似于现代金融市场上的期货期权投资，从而吸引大量社会剩余资金进入盐引交易市场投机牟利。这些社会剩余资金通过盐引交易市场，实现自我增值，当然也就转化成了资本。而这种资本市场投资或者说投机实际上极大有利于“开中法”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国家国防事业的大局稳定。
要知道，在实践中阻碍“开中法”实施的最大问题是盐场“守支”难，资本周转时间太长，走完一次完整的“开中”交易所占用的资金太大，资金占用周期太久，而市场风险又太大，这一切都极大挫伤了商人“报中”纳粮的积极性。
根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六年为陕西边镇筹措军粮，户部张榜开中，并且发给陕西延边军政衙门中盐“勘合”。然而直到两年之后才有商人上纳粮食。由此可见，“开中法”之窒碍难行，而屯户收购盐引“买窝”实际上就是对边商手中的远期盐引进行贴现。盐引交易市场越活跃，贴现资金规模就越庞大。这就大大加快了边商的资本周转速度，使他们有能力持续不断的“报中”纳粮。
于是，大明朝廷所实施的“开中法”，经过盐引资本市场的加持，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除了为巩固国防做出巨大贡献之外，还导致了一个令“开中法”的创制者明太祖朱元璋所始料不及的后果，那就是商品经济迅速复苏，大明商帮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