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成斌
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是晋中行署直属的正县处级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地方志书的编纂、研究和县市志书的编纂指导。
晋中的地方志机构最早成立于1980年9月，时称晋中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由晋中地委领属。1981年12月，晋中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后，晋中的*党**史、地方志开始合署办公，归晋中地委直属。1984年3月，晋中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更名为晋中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年6月，再改称*共中**晋中地委*党**史研究室。1991年8月30日，为加强全区的地方志编纂工作，经地委、行署研究决定，地方志办公室与*党**史办公室分设，晋中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改为晋中行署的直属事业单位，由晋中行署秘书处直接领导。这也就是说，在我1992年7月26日前去地方志办公室上班时，地方志与*党**史刚刚分设不到一年。而这个时候，地方志办公室的“三定”方案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地区编办的正式批复。
在我报名参加宣传部招录考试（后落榜）的同时，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持工作的郭主任又给了我一个调动工作的机会。记得大约是7月20日的下午，我正在晋华小学参加晋中艺校1992年招生文化课考试的监考工作。大约四五点钟考试即将结束之时，我的朋友东海急匆匆跑到晋华小学找我，说是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郭主任要见我，并说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现已从地委大院搬迁到晋中军分区招待所办公。于是，在东海的带领下，我俩骑车到了晋中军分区招待所，找到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见到了郭主任。聊过一阵之后，郭主任便问我什么时候有空能到地方志办帮忙，我便说艺校已经放假，考试结束后一半天即可。在聊天的过程中，东海也一个劲地夸我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会写文章、如何喜欢写文章之类，多少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临走之时，郭主任便说：那就26号来上班，试用一个月看看。在我们走出办公室之后，送我们出来的老乡王效明还说道：“小曹来地方志的事，我当着你们的面不好对郭主任说，我在后面可与郭主任说来，尤其小曹的姐夫瑞平与我不仅认识，我们的关系相处得还非常不错，来了以后我也会尽量照顾他的。”
试用一个月，也即考察一个月。尽管这一个月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但想到有可能通过试用实现自己多年来希望实现的愿望，自己也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试用。于是，从1992年的7月26日起，我便利用晋中艺校放假之时，开始到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工作。
一个月时间到期后，郭齐文主任认为我的工作能力、文字水平、工作态度和对新业务的领悟力还都不错，比较令他满意，于是便决定与晋中艺校沟通先行借调，待有机会再办理调动手续。有一天晚上，我在同单元的晋中艺校*党**委书记、校长葛凤英家玩时，葛校长跟我说起我去地方志办工作的事，说郭主任曾找过她了解过我的情况，并说“你自己想想，能不走还是不要走，因为你是艺校的骨干，如果你要硬走我也不会卡你。”这时，葛校长的爱人、时在晋中日报社（或许是地委讲师团）工作的老刘在旁边插话说：“能走的话，还是走的好，出去肯定比在艺校有前途。”8月31日，晋中艺校领导开会研究后，同意我外出借调，并决定停发我的工资，由暂借单位发放。从此，我每月的工资便开始由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按我在艺校的标准工资发放。
9月10日，我又回到晋中艺校参加了我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教师节，领取到晋中艺校发放的现金150元，小台灯一盏，对虾一斤。
在郭主任与晋中行署人事局段局长的不断沟通下，我于1992年的12月26日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实现了我不当老师的愿望，正式成为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一员，也开始了我的史志编研生涯……
对于调动，在我12月27日星期四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调动手续昨日得以解决，忧和喜在我的心中各有一些，喜的是从昨日起，自己不必再为能否调动而费心，在郭主任手下工作起来也心顺。郭主任人很好，这次调动都是郭主任一手促成，眼看就要荒的事，多亏了郭主任多次奔波于人事局才得以解决。东海为我调动的事也出力很多，是我应该好好感激的人，我不能忘记。人常说，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应该铭记于心，想办法报答他们！”1993年元旦时，我到主任家走过，花费不过十几元。1月14日，我又在地委招待所定了一桌饭请单位的同事坐了坐。尽管花钱不多，可多少算是我要表达的一点谢意。谢谢帮助过我的人们！
到了1992年的8月31日，地区编办正式下文，核定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人员编制为10人，内设综合科和县志指导科2个科室。
1992年7月的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正如当时郭主任对我们所讲，尽管在名义上地方志与*党**史已经分设，主持工作的领导也已经明确，但人员和财务、财产等等却因种种原因未能真正分清，尤其是工作人员的分属问题，郭主任想要业务人员或者最起码要有一两个业务人员，而时任*党**史研究室的王主任坚持分流到地方志的是行政后勤人员，业务人员一个也不给。于是，在人员分属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协议，分管*党**史工作的晋中地委张副书记便将这个问题上到书记碰头会进行研究，从而作出“*党**史不必过人，地方志也不必再调，等待机构改革”的口头性决定。而对于财产的分割和公车的使用两家也是矛盾重重。我就曾记得当时*党**史办具体负责财、物的同志还在电话中与郭主任就这些问题发生过争执。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郭主任才决定另起炉灶，招录业务人员、租用公车。
郭齐文主任是榆次德音村人，太谷师范毕业后即留在太谷从事教育工作。后来通过自身努力，担任过太谷县志办主任、太谷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91年10月，被任命为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郭主任是晋中的著名书法家，曾长时间担任晋中书法协会的主席一职，拜他为师的人非常多，人们对他也非常敬重。在我1992年7月末到地方志办工作后，常见许多书法界的朋友到办公室找他讨教，研究书法事宜。人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尽管那时我已经开始练习写字，可惜我天生愚笨，对书法始终不得要领，在郭主任手下干了四五年，也没能在书法方面讨得一知半解，书法练习也就始终处于初学水平，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进步。在我的眼中，郭主任是一个有恩于我的人，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从晋中艺校到地方志办工作，完全是由郭主任一人奔波而成。而在整个的调动过程中，我没有给郭主任送过一分钱、一点财物。就在我与郭主任的学生同时调入的问题上，郭主任也是先调的我，1994年才调的他的学生。由此可见，郭主任的人品与大局观还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相反，在我调动工作的过程中，却充分反映了我是一个既不会做事、也不会做人的人，还是一个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有点“吝啬”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不太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从艺校来到地方志办以后，也就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和新的环境，一切便要从头开始，要从熟悉环境、了解工作性质、认识地方志的人开始。
实际上，在我到地方志办工作前，曾听到过县志办的机构名称，但却不知道这样的机构是干什么的。相反，对于*党**史研究室倒是略微知道那么一点，因我在人民大学进修时，给我们授课的一位老师就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叫王淇。所以，对于地方志及地方志工作机构，我与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无知。记得有一年我与其他同事一起到榆次百货大楼因公购物，要开发票时，就单位的名称问题怎样也给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及*票开**的同志解释不清楚。她们不是问“地质办？”就是问“地房治办公室？”当知道是“晋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时，便会好奇地问“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而我，实际在未到地方志以前也与她们完全一样，对于地方志办的性质，是到地方志办工作以后才慢慢了解到的。
那时，晋中地方志办公室除了主持工作的郭主任外，还有另外三个人，分别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系、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山西大学历史系。四人分处两地办公，其中郭主任和老王在晋中军分区招待所办公，老刘和小李在地委大院西偏楼二楼办公。我到地方志后，便与郭主任、老王一起在军分区招待所南侧二层的复式楼内办公。大约在10月底到11月中旬的时候，地方志办又新增一名打字员和一名司机，这样地方志办的工作人员便增加到7人。1993年，租用军分区招待所正楼三楼的四间办公室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便全部集中在一起，不再分处。1994年，又有一名毕业于晋中师专中文专业的同志到方志办工作，这样，正式工作人员便增加至8人。大约也是这一年，我们又从军分区搬到了地委大门对面的天通公司的大楼上办公，直到1997年才搬回地委大院的后楼二楼，而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1992年，我初到地方志办工作时，主要任务是学习地方志和年鉴的基本知识及编纂知识，同时负责报纸的收发。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会跑到地委大院收发室拿取报纸、信函，并把报纸分送给在西偏楼办公的刘主任和在军分区办公的郭主任。8月底，我正式办理了借调手续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郭主任的领导下，为《晋中年鉴》编纂工作的启动做准备。《晋中年鉴》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后，我还在《晋中年鉴》编纂业务研讨会上，对撰稿人员进行了培训。
年鉴编纂，在晋中是一项新的工作，有许多人既不了解，也不理解，还不配合，加之从事年鉴编纂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有时会感觉很累，尤其是遇到一些单位、一些人员的完全不配合时，心里的那种委屈和劳累感会非常严重。记得在1992年的一天，我顺路到地区统计局催稿，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提供年鉴稿件，并提供一些统计数据时，却遭到了个别人的冷言冷语和断然拒绝。他们的拒绝让我感觉好没面子，也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地方志办公室在一些人眼中的地位是何等地弱小。事实上在当时的工作中，自己所遭遇到的冷言冷语和拒绝，可不是一次两次，那真多了去了。所以，地方志的催稿过程，是个不断说好话、不断求人的过程。那时的自己，尽管已十分尽力，可最后也只收到应交稿件的百分之九十多点，未百分之百收回。尽管如此，那时的我觉得还是挺充实、挺成功、挺有意义的。遗憾的是，《晋中年鉴（1990－1992）》初稿基本编纂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够付印出版，从而使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参与者失去了信心和动力，导致年鉴编纂工作停滞不前，成为一项“烂尾工程”，最终不了了之。《晋中年鉴》的编纂工作停顿后，从1995年后半年起，我上班后所做的事情一是看书，二是练书法，三是看棋谱，四是偶尔写篇小论文或小文章。所以，那两年我的象棋棋艺长进较快，书法练习也小有进步，只是年鉴编纂却止步不前。
应该说，1995年是我值得记忆的一年。在这一年的6月2日，经省地方志中评委评议，我获得编辑任职资格，7月聘任，8月起薪。对此，我到是要感谢时任晋中科干局局长的郭鸿亭先生。也是这一年的12月17日，我被晋中行署秘书处批准担任地方志办综合科副科长职务，这是我此生的第一个行政职务。对此，我还是要感谢郭齐文主任对我的关爱。
可以说，从1992年7月进入地方志办公室开始，到1996年6月*党**史、地方志的再次合并为止，我总体上是快乐、高兴的。不过，也有让我苦恼、烦心的时候，尤其是在遇到应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总让我觉得苦恼，总有一种无法应付的感觉，会在无意间惹到别人，让人侧目。
在我走上社会的几十年来，人际关系的处理一直是我无法克服的一个致命短板和弱点，所以我有时也会瞎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有一副惹人讨厌的外表。有人说，只要心情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看来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是自己不能正确地看待人生，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中遇到的坎坷。
1996年6月，根据晋中地区*党**政机构改革的要求，地委*党**史研究室与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合并，组建晋中地区史志研究院，为地委、行署直属事业单位，内设5个科室，核定全额事业编制20名。
在1996年晋中地区的机构改革开始后，人们便有*党**史、地方志要合并的传说。大约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便经常看到*党**史室的同志三三两两一起到地方志办看望郭主任，有时也会顺便拐进我们的办公室与我们聊天闲扯，那时总觉得*党**史室的同志都很热情、友善、亲切。不过，在与他们交谈、闲聊的过程中，才知道史志合并后郭主任主持工作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才明白他们看望郭主任的良苦用心。到6月份*党**史、地方志正式合并为史志研究院，并宣布主持工作的是时年只有42岁的王院长时，多少让大家有些出乎预料。至于我，那时从未想过谁主持工作的事，也就不存在出乎预料的问题，倒是心存一点担忧，害怕以后会对自己的发展不利，但又觉得木已成舟，自己无法改变，接受现实好好工作才是，其他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王院长是盂县人，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便被分配到晋中*党**史研究室工作，1991年被提拔为副主任，1998年8月任史志院正处级常务副院长，2002年任院长。王院长的文字功底扎实，专业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思想解放。在我的眼中，他应该说是一个开拓型的人，觉得若把他放在一个更大的平台的话，可能会比在史志院有更大的作为。人们常用“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的俗语来形容一个人的聪明，我觉得若把这句话用来形容王院长那可能是恰当的。
我与王院长的相识始于我到地方志工作后。他家从地委后宿舍搬到地委南宿舍时，我还前去帮忙，不过那时只是认识，并无深交。王院长那时年轻，偶尔也会说几句凉话、开个玩笑。记得有一次我在地委澡堂旁边的理发室闲坐，王院长进去后没看躺在椅子上理发的人是谁，便与我说起凉话、开起玩笑来，等我指点看到躺在那里理发的是地委书记裴庆生时，吓得他直吐舌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好在裴书记与他也很熟悉，理完发离开时还与他热情地打了招呼，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在*党**史地方志合并后的前几年，我与王院长的关系实属一般。可以说，在王院长或其他人的眼中，我属“郭的人”，尤其是我在合并初期的公开或非公开场合说过一些维护郭主任声誉的话，还在会上与个别人顶过牛，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认识。同时，他们还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于是便在1996年底需要抽人下乡扶贫时，决定安排我到和顺县横岭镇的东白岩村下乡扶贫。那时，下乡扶贫是个苦差事，基本没人愿意下去。为了完成派差任务，单位还让每个人写出“我自愿下乡”的志愿书，以此说明派人下乡不是强迫而是自愿。患病在家休息的我，接到电话通知回到单位时，才知道一是要我写出志愿书，二是要找我谈话。面对要求，我并无半点犹豫，不仅写出志愿书，还痛快地答应了下乡扶贫的要求。我的态度，让当时的王院长和在座的几位领导多少有些意外，也让王院长准备的好多原则性的大话没了用处。事实上，回到农村下乡扶贫，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我本来就来自农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担心的是怕要不来资金，解决不了问题，处理不好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当得知是配合人大工委工作时，自己也便没了顾虑，觉得当好队员、做好工作便是。入村时，因我是副科干部，地委组织部还让我挂职担任了村长助理一职，作为干部挂职锻炼的一项内容。这样，我与*党**委系统下乡的其他同志在当时的地委常委会议室接受了时任地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雅安的会议动员后，到和顺脱产扶贫一下便是两年。在这两年中，我完全以扶贫工作为主，除了报销下乡费用、述职和单位搬家外，基本没去过单位。在1997年8月史志院组织举行的正科干部推荐时，以我担任副科职务不满两年未予考虑。1998年推荐正科干部时，我未得到消息没有参加。在1997年的8月，我被重新任命为当代晋中研究室副主任，与卫民、晋生成为同处一室的同事。
1999年初，当我扶贫结束回到单位后，俊山院长考虑到我以前从事的是年鉴编纂工作，同时他在大同开会时看到大同市地方志办通过编纂年鉴还能解决单位经费短缺的问题，便决定再次启动《晋中年鉴》的编纂工作。于是，在他多次向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进行请示沟通后，并最终获得了地委行署主要领导的支持，重新开始了《晋中年鉴》的编纂工作，并让我具体负责年鉴编纂工作。2000年9月，《晋中年鉴（1997－1998）》由山西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85万字，由杜拉柱任主编，王俊山、刘俊礼任副主编，曹成斌、王卫民、温晋生任总纂。《晋中年鉴（1997－1998）》也成为晋中地区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地本级年鉴。此后，《晋中年鉴》每两年编一部。到2012年8月俊山院长离岗前，由我负责组织编纂并具体修改、校对，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晋中年鉴》共7部，内部资料未公开出版2部，总字数约700余万字。从2005年始，我也由《晋中年鉴》的总纂变成了排在俊山院长之后的副主编。
在编纂年鉴的同时，自己对地方志书及地方志的一些基本知识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2003年底启动《晋中市志》的编纂工作后，我又参与了《晋中市志》的编纂。后来，又参与了《晋中财政志》、《晋中金融志》、《晋中地税志》、《灵石财政志》等志书及《晋中撤地设市十年纪事》、《山西改革发展30年·晋中卷》、《晋中改革开放实录》等书籍的编写，指导完成了《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志》、《晋中市疾控中心志》、《晋中市荣复军人精神病院志》等志书的编纂，指导完成了《晋中市政区大典》、《晋中市人民政府大事记》等书籍的编写，参与了除《左权县志》外的10部县（区、市）志书的评审工作。
在个人工作成果不断积累的前提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也得到了认可，我与俊山院长的交往也便渐渐多了起来。不过，与王院长个人关系的进一步拉近或得到彻底的改变，应该说是缘于史志院的一次职称评聘“事件”。
那是2000年的寒冬，市史志院组织开展职称评聘的申报工作。由于实行结构比例限制，在单位没有高级指标的前提下，王院长经与人事局领导协商，决定提前占用2001年刘院长退休后的一个空余指标，同时以35岁以下特殊人才的办法申请一个特别指标，以此解决两个人的职称晋升问题。由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失误，导致矛盾突发，有人便找到俊山院长质问，也有人在楼道摆放的黑板上书写“史志院假民主，评职称暗箱操作”的大字，还有人在单位召开的大会上对俊山院长进行质问。面对“明哲保身”式的众口缄默，俊山院长显得有些落寞，也有些无法招架，尤其看到平时与自己关系不错的人此时也一律地保持了沉默，似还有点看热闹的味道，他的内心更觉不是滋味。这时，一向心无城府、说话直来直去、与此次职称评聘毫无瓜葛的我，站起来讲了一些客观事实，说了几句公道话，才多少使俊山院长的困境得到缓解。自此以后，俊山院长才对我个人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常在大会上肯定我的人品，表扬我的成绩，说我一个人扛起了年鉴编纂的大任，并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质的改变，不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还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在这样的基础上，2002年我被提拔为当代晋中研究室主任，2005年参加第十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09年被提拔为副调研员，2012年12月被提拔为史志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成为晋中市史志研究院的一名领导干部。后来，我又被列入晋中市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组成员库。事实上，即使俊山院长在2000年受到了人们的责难，但他也并没有对当时为难他的人有什么记恨，甚至还把那时的当事人当作培养对象进行了重点培养，这也足见俊山院长的胸怀与气度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不过，在我与他就我们俩关系的改变问题进行交流时，他回忆说是缘于一次会议上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认识。在那次会议上，他看到我快人快语，心里阳光，便产生了亲近感，从直觉上感觉我性格直爽，不搞阴谋，是个好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我们俩的交往和工作上的信任，也才有他多次在全体会议和全省系统会议上及全国经验交流会议上讲到的，《晋中年鉴》就是一个人在干的事情。
讲到职称评聘事件，看到人们争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的一幕，不免就会想到我在艺校时看到的一幕，觉得有时站在“台下”以“观众”的身份看着别人为了小利而争，而面红耳赤，会突然感觉自己好超脱，人生好悲哀。自己想脱俗，又难以真正脱俗，只好听天由命，依然活在红尘中，为了名利而奔波、劳碌！ 时间过去多少年了，但史志的合并与年鉴编纂工作的重启，可以说是我事业和人生发展的又一个起点。如果史志一直没有合并，我可能会一直保持着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慢慢荒诞下去了，可能也就没有了后来。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抬头向前，让新的开始带给你新的期待，带给你新的希望。同时，我的经历也告诉我，做人还是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要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