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沃达克政治话语分析的批评观
本章介绍了沃达克政治话语分析中的批评观，包括批评话语分析的起源、发展、现状，沃达克对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研究的贡献，以及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发展状况。
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认为，考察话语的同时，需要充分研究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同样，研究沃达克的学术思想，也要充分考察沃达克的学术背景。批评话语分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语言学，80年代后期开始兴盛，发展至今，世界各地拥有大量卓有成就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近年来，批评话语分析逐渐成长为批评话语研究。沃达克与其维也纳团队在80年代中后期创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中极其活跃和有影响力的一支，以指出社会问题、剖析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建议改良方案为研究目的和研究主体。本章针对沃达克的批评观展开讨论。
第一节 批评话语分析学术语境
沃达克于20世纪70年*开代**始发表学术作品，70年代末开始有批评话语思想，80年代末正式提出话语历史分析法这一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体说来，沃达克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她所处的批评话语分析学术语境的深刻影响。
作为术语的“批评话语分析”最早出现于1989年费尔克劳出版的《语言与权力》一书，然而就马尔姆卡尔（Malmkjær，2002）在第2版《语言学百科全书》中将“critical linguistic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并置为一个词条来看，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语言学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诚如福勒（Fowler，1997）所言，两者在研究兴趣、做法以及借助系统功能语法、意识形态、霸权、复调、体裁、互文性等理论来源方面非常相似。若从福勒等人于1979年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概念算起，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已有40年的发展历程：术语使用方面，在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89）提出批评话语分析之后，批评话语分析渐呈取代批评语言学之势；致力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学者们不断拓展研究路径，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框架。
一、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缘起
辛斌（2005）在论及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哲学渊源时，详细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理论对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阿杜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哈贝马斯等德国社会科学理论家不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和方*论法**问题。他们认为，社会科学不应仅限于客观描写和事实呈现，科学（知识）与科学家的兴趣密切相连。具体说来，人类的认知兴趣可分为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分别指代人们控制客观过程的兴趣，消除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误解和隔阂进而达到社会成员间相互理解和协调的兴趣，以及通过反省将自身从限制、*力暴**和导致歪曲意识的各种条件下解放出来的兴趣（Habermas，1971）。三类兴趣分别成为自然科学、文化科学和批评科学的主要动机，各类科学的研究主题有了较为明确的方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科学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否定意识形态的传统，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对于科学知识总是威胁和障碍”（参见辛斌，2005）。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用以指代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大众传媒、文艺和体育等文化活动（Althusser，1971）。也就是说，上述工具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操纵被统治阶级的手段理应受到批判。受到上述社会批评理论的启发，福勒等人开始思考电视报刊等工具的媒介——语言，认为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语言学研究中将语言视为自足系统，导致语言与社会、历史背景割裂的结构主义弊病，提出语言绝非人们交流客观知识的透明媒介，亦非对稳定社会结构的反映（Fowler，1991）；语言运用表达的是对我们表述世界起干预作用的意识形态类型和话语结构，不同的语言运用因为交际场景和目的的不同表达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中一种不间断的干预力量（Fowler，1991），从而开启了批评语言学的时代。
二、批评语言学的发展脉络
福勒和克莱斯于1987年在《语言与控制》的最后一章提出“批评语言学”概念（参见Malmkjær，2002）。福勒将批评语言学定义为“工具语言学”：批评语言学家借助合适的语言工具和相关的历史、社会语境分析话语，目的在于揭示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进而解释其产生、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在阐释意识形态时，福勒补充道，批评语言学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后者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而前者将意识形态视为中性概念，即人们生活及表征自身与生存条件的方式总和（参见Malmkjær，2002）。就分析方法而言，以福勒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尤其关注语言分析，他们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主要理论框架，结合言语行为、转换语法、格莱斯的含意等理论，通过考察及物性、情态、转换、分类、连贯性等语言特征发现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他们通过分析小句的及物类型或者旨在掩饰行为者、模糊因果关系的隐喻表达，揭示话语产出者对事件的态度；情态分析可通过考察情态动词、形容词、副词、人称代词、称谓词、言语行为、过去/现在时态、引语来源、前提意义等完成，以期揭示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程度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权力和距离关系；转换尤其体现为名物化和被动语态——前者以语法隐喻的方式削弱了事件的动作感，营造出非人格化或永久性状态的效果，后者通过语序调整同样可以达到掩饰动作者的目的；分类指话语生成者命名和描述话语中人物和事件的技巧，例如，话语产出者可借助再词汇化和过度词汇化手段，传递相关群体的态度和意识形态，实现“积极的自我表征和消极的他者表征”；最后，分析者可借助话语的连贯性、一致性和秩序，发现话语产出者是如何构建事件关系并以此影响受众的（参见Malmkjær，2002）。
批评语言学的语言分析框架和历史观对后来的话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费尔克劳（Fairclough，1989）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和福勒等语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设计出语言描写的十个问题，为揭示语言、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语言分析策略。福勒本人一再强调历史语境在话语分析中的重要性，认为批评语言学是一门对文献和论辩技巧要求较高的历史学科（Malmkjær，2002），与沃达克重视话语历史语境的观点一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早期的批评语言学工作对上述要求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福勒（Fowler，1987）建议将隐喻、框架、原型等认知概念纳入分析范围，进一步挖掘隐藏的意识形态，为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研究批评话语分析指明了方向。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批评语言学的萌芽和发展导致了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蓬勃兴起，沃达克显然是批评话语分析活跃的学者之一。
三、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脉络
若要了解批评话语分析，一定离不开对话语分析概念的梳理。“话语分析”作为语言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哈里斯于1952年发表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Harris，1952）一文。在该文中，“话语”可大致理解为大于句子的语法单位或“某人在特定情境下连续说/写的一些句子”（Harris，1952:3）；作者采用的话语分析方法为结构分析，即在寻找对等成分的基础上分析文本的结构类型。随着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话语分析从结构分析逐渐转向语言的使用，研究内容主要表现为英美学派在功能语法的理论基础上围绕衔接、连贯、信息结构、话语结构、体裁理论、会话分析、话语类型、篇章语法、语用学、变异分析等内容展开的分析（黄国文，徐珺，2006）。无论采用结构还是功能视角，英美学派话语分析的研究重点一直都是语言和分析语言的方法。
对很多西方学者而言，话语分析不仅是语言描写的技术性工具，还是一种理解人类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活动的方式（Chilton, Tian ＆ Wodak, 2010）。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正是意识到了话语分析的这一功能，纷纷转向话语研究，学科的融合催生了话语心理学、交互与认知、批评话语分析等交叉学科。不仅如此，梵戴克（Van Dijk, 2007）发现，几乎所有的人文和社会学科都将话语纳入研究范围。话语研究在其他学科的盛行，很大程度上缘于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黄国文，徐珺，2006）。依福柯看来，话语不仅表征社会秩序，还能建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和行为。话语也就成为福柯及其追随者研究社会实践和社会问题的工具。
陈中竺（1995）将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萌芽（1976—1979）、停滞（1980—1985）、反思（1986—1987）、新发展（1988年至今）四个阶段。福勒等人于1979年吹响了批评语言学研究的号角之后，接下来的几年并未一路直行下去。同事纷离使得批评语言学研究暂时沉寂，直至1985年克莱斯再次发声，号召重新思考批评语言学的出路问题：1979年学者的研究结论多止于发现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克莱斯建议通过指导读者学习批评分析实现自身解放和社会改造（陈中竺，1995）。福勒（Fowler, 1987）予以回应。此后，福勒和克莱斯等分别从完善批评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拓展外围着手。
批评话语分析学科地位确立的标志性事件被概括为一次会议的召开、几本书和一个期刊的问世。会议指1991年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会议，与会者得以讨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几本书指当时问世的几本有关批评话语分析的专著：梵戴克的《话语中的偏见》（ Prejudice in Discourse）（Van Dijk，1984）、沃达克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Wodak，1989）和费尔克劳的《语言与权力》（ Language and Power）（Fairclough，1989）；期刊指梵戴克于1990年发起创办的期刊《话语与社会》（ Discourse ＆ Society），以及该刊1993年出版的“批评话语分析”专辑《批评话语研究方法》（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Wodak ＆ Meyer, 2016b）。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专著、文章大量涌现（Fairclough，1989, 1995, 2003；Fowler，1991；Van Dijk，1998a，1998b)。批评话语分析出现了福勒、费尔克劳、沃达克和梵戴克四大流派，从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视角研究批评话语分析则成为近年来批评话语分析的较新途径。
梵戴克将批评话语分析定义为“带有态度的话语分析”（Van Dijk，2001）。所谓态度，是指话语分析者表明个人立场，站在弱势者的位置，揭示隐藏在话语中的歧视、不平等和权力关系，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了更好地指导批评话语研究者，费尔克劳和沃达克（Fairclough ＆ Wodak，1997）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八个基本原则：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权力关系在话语中得以再现和实施；话语构建社会与文化；话语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具有历史性；文本和社会间的联系借由中介建立；话语分析是一项阐释性、解释性的工作；话语是社会行为。
批评话语分析是对其前身批评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批评语言学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主要理论基础，分析单位多限于语法词汇，在阐释阶段关注文本再现社会结构的作用；批评话语分析认识到批评语言学的不足，换“语言学”为社会学概念“话语”，意在扩展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强调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和超学科性，且将分析单位延伸至话语结构（如沃达克1993年对文本叙事结构的分析）、论辩修辞等，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认为话语不仅再现社会机构，还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能够起到变革和改造社会的功用。批评语言学通过对小句过程、被动语态、名物化、转换、语言、分类、连贯等语言特征的分析，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在语言结构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批评话语分析不承认文本与社会结构间的直接关系，认为两者的关系需借助媒介建立。在寻找媒介的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的各种路径纷纷涌现：以话语秩序作为媒介的文本-话语-社会分析（费尔克劳）、以认知为媒介的话语-认知-社会三角（梵戴克）、以中介行为为媒介的中介话语分析（斯科隆（Scollon））、以社会行为者表征为中介的分析（梵卢文）以及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等。所有这些路径自提出以后，几经修改，在不断扩大应用范围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理论框架：三维分析法发展为五步分析法；话语-认知-社会三角中的认知成分不断丰富；中介话语分析升级为结点分析；社会行为者的表征方式更加系统化；话语历史分析法中的语境理论、论辩策略等更加成熟。且批评话语研究者不囿于传统的以系统功能语法为主的分析方法，引入认知语言学、语料库、多模态研究的新成果以及民族志、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批评话语分析手段愈发多样化。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起源和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批评话语分析对于沃达克的影响和沃达克对批评话语分析所做的贡献。
四、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法和五步分析法
费尔克劳是最早提出批评话语分析术语的学者。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费尔克劳亦著述颇丰，且在研究中不断完善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本部分就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法、五步分析法以及费尔克劳与沃达克研究方法的异同作简要介绍。
在话语-交际-语境（又称“话语-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维分析法中，话语，如我们分析的书面和口语文本，指话语过程的产品；交际指语篇产出和理解的过程；第三维度的语境包括社会情景语境、社会机构语境和社会语境。根据话语、交际和语境这三个维度，批评话语分析也相应地分为描写、阐释和解释三个阶段。具体说来，分析者在描写阶段对话语的语言特征做出描写：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89）针对词汇、语法和话语结构表达的经验值、关系值、表达值、联结值设计出十个问题，为详尽的语言形式特征描写提供了范例。接下来，分析者/话语参加者可对语篇和话语，即话语和话语产出、理解间的关系做出阐释。费尔克劳详细介绍了话语的理解过程。在阐释阶段，分析者/受话者利用成员资源（members' resources）对话语和语境做出阐释。成员资源，简单说来，指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有关语言的知识，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表征、价值观、信仰、假设等”（Fairclough，1989:24）。成员资源具有认知特性，同时兼具社会意义。阐释话语时依据的成员资源包括阐释句子表层所需的音系、语法和词汇知识；阐释句义所需的语义、语用知识；阐释局部连贯所需的衔接知识和不出现衔接手段的情况下推导连贯关系的语用知识；阐释话语结构时所需的图式。诚然，话语的理解过程离不开个人对互文语境和情景语境的理解。分析者/受话者阐释情景语境时，借助他对社会秩序和机构秩序形成的表征，对情景中的活动类型、话题、活动目的、涉及人员、人员关系以及语言在当前活动中的作用做出分析。互文语境的阐释则依据分析者持有的有关信息构成互文关系的话语系列的假设。总之，分析者/受话者本人的成员资源在阐释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最后的解释阶段重点从决定话语的权力关系和话语对社会斗争的效用两个维度做出分析。
在三维分析法的基础上，费尔克劳等（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又提出了五步分析框架：一是锁定社会问题。二是找出解决该问题的障碍。完成该步需要进行三个层面的分析：识别该问题所处的社会实践网络，如辨别出某问题属于“警察粗鲁行为引起的社会争议”实践；分析该话语与该社会实践中非话语成分（包括物质活动，社会关系，信仰、愿望、价值观等心理现象，权力，机构）的关系；话语层面的分析，包括对话语秩序的结构分析（辨别该话语所依据的体裁、话语类型）和互动分析（研究该话语所依据的体裁、话语类型间互动关系的话语间性分析；语言分析）。三是考虑该问题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四是克服上述障碍的可能的方法。五是进行批判性反思分析。
五、梵戴克的话语-认知-社会三角
费尔克劳和梵戴克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重视认知在话语产出和理解中的关键作用，在前者的分析框架中，分析者/受话者借助“成员资源”这一心理表征对话语和语境做出阐释，梵戴克则明确提出了话语-认知-社会的话语分析三角模式，将认知界面看作联系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桥梁。
在话语-认知-社会三角模式中，话语被定义为“交际事件”，包括互动话语、书面语篇，以及相关的手势、面子、排版设计、图像等意义符号。梵戴克对话语的定义表现出多模态性，然其文中观点时而又表现出话语与语篇的重合之处。例如，他指出，“我们可以把三角模式中的认知和社会维度看作话语的语境”（参见Wodak ＆ Meyer，2001:98），即语篇与三角模式中的另外两个构成话语-语境关系；紧接着，他又讲道：批评话语分析需要对“话语-语境”的复杂关系做出理论阐释（参见Wodak ＆ Meyer，2001:98）。另外，将话语-认知-社会三角的内涵与“社会语境和话语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需要一个认知界面”（参见Wodak ＆ Chilton，2005:95）的表述进行对比，读者亦可发现梵戴克不时将“话语”“语篇”等同的现象。梵戴克理论框架中的话语既可以是交际事件，又可为“言语成品”（辛斌，高小丽，2013），三角模式中的社会既包括局部微观的面对面互动，也包括诸如团体、团体关系、社会机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
三角模式中的最后一个要素，认知，包括个人和社会认知、信仰、目标、评价、情感、心理或记忆结构，以及心理表征和心理加工（Wodak ＆ Meyer，2001:98）。梵戴克认为，一个较好的文本加工理论应包含语境加工理论和作为该语境模型一部分的知识成分（参见Wodak ＆ Chilton，2005）。三角模式中的认知界面主要表现为语境模型，即话语参加者对当下社会情景关联特征的心理表征（参见Wodak ＆ Chilton，2005:75）。语境模型具有认知性、社会性、个体差异性、动态性和关联性的特性，其中前三个特性在费尔克劳的成员资源特征描述中也有提及，而从语境的动态和关联性中尤其可以发现梵戴克语境模型与斯波博（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关联理论的密切联系。认知语境处于不断的变化、累积过程之中，说话人当前的话语构成了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激活的新的认知语境。梵戴克一再强调语境模型的关联特性：语境模型使得语言使用者仅仅选择心理模型中那些与当下情景相关联的信息，而话语产出者也可能故意忽略一些关联信息，达到增加积极自我表征，减少消极自我表征的目的，操纵受话人的语境模型。
作为语境模型的重要部分，知识被定义为社团成员共有的被证实了的信仰（Wodak ＆ Chilton，2005:88），可分为个人知识，人际知识，以及有关团体、机构、组织、国家和文化的知识等类型。从话语产出者的角度来看，他所拥有的知识机制可以指导自己了解对方的知识状态（Wodak ＆ Chilton，2005:72），进而决定话语产出过程中哪些知识可以被预设、被提醒或哪些知识对受话人来说为新知识。然而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话语产出者亦有可能出于个人意图，滥用知识管理策略：如将各人的观点而非广为接受的知识作为预设；将部分读者并不知道的知识作为预设，从而使其被边缘化；或因视对方为无知受众，向受话者传递他们业已知道的知识。
梵戴克强调，批评话语分析对所要分析的话语结构范畴的选择依赖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揭示话语对社会权力支配的再生产（参见Wodak ＆ Meyer，2001）。他借助话语-认知-社会三角模式，从语义宏观结构（话题）、局部意义、话语的形式特征、语境模型、事件模型五个话语结构范畴对一封反对美国政府*害迫**微软的*愿请**书展开分析，揭示了话语生产者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操纵语篇模型，积极表征自我、消极表征他者的手段。
总之，梵戴克认为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语言使用者借助语境模型等认知机制产出和理解话语，从而建立话语和社会结构的联系；语境模型受到意识形态、态度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其社会性的一面，也因语言使用者知识的不同呈现个体差异性。梵戴克主张批评话语分析借鉴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哲学、逻辑、神经学多学科的成果，然而同时声明自己最感兴趣的是话语分析的社会-认知界面研究（参见Wodak ＆ Meyer，2001:97）。
六、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
作为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受到广泛关注并且被采用。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具体内容在后文解释，此处阐述沃达克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解。沃达克认为，话语这个概念作为社会实践，必须是语境化的，因此意义很脆弱，来自话语参与者的竞争性建构。话语分析则是发现交流中参与者建构和再建构的秩序（Wodak, 2018:153）。从这里可以看到哈贝马斯、福柯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沃达克对于历史语境的着重分析以及对于政治话语的主题选择是其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与众不同的建树。
七、谢格弗莱德·捷格的措置分析法
除上述四大流派外，德国社会语言学家谢格弗莱德·捷格（Jager，2001）还提出了措置分析法。“措置”一词源于福柯的“dispositif”，国内有措置、装置、定因、关键因素等多种译法（洪北頔，2017）。福柯将措置定义为“包含话语、机构、建筑机构、规章决定、法律、管理措施、科学观点、哲学、道德、慈善教育等异质要素在内的集合体”（参见Wodak ＆ Meyer，2001:39）。捷格在福柯话语与权力的基础上提出措置分析法，研究话语实践（说或想）、非话语实践（行动）、物质化（物体）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捷格视话语为穿越时间隧道蜿蜒流淌的知识（社会知识）长河，能够决定个体和集体的行动，为形成行动主体和塑造社会创造了条件，因而得以施展权力（参见Wodak ＆ Meyer，2001:39）。
在谢格弗莱德·捷格的话语分析框架中，话语组成结构包括话语片段、话语集束、话语交叠和社会完整话语；话语事件、话语语境、话语层、话语立场构成话语的主要阐释内容。简单说来，话语片段是关于同一主题的某一篇章或此篇章的某一部分（Wodak ＆ Meyer，2001:47）；一系列主题一致的话语片段有序组成话语集束；不同的话语集束相互交织、支撑，形成话语交叠；依靠话语交叠集结的所有的话语集束构成了社会完整话语。就阐释维度而言，话语事件仅指在媒体中引起重视、能够影响某一话语集束方向和质量的事件；某一话语集束的过去状态，此话语集束与其他话语集束的交叉，以及此话语集束在其他话语层的体现构成了此话语集束的话语语境；话语层即话语集束所植根的社会场景，如政治、媒体、教育、商业、日常生活等；话语立场即个人或媒体表现出的意识形态立场。虽然话语研究的目的在于解读社会整体话语，出于研究的可行性，话语分析通常选择单个话语层的单个话语集束展开分析。
在应用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在明确研究主题后，从收集到的与主题相关的话语事件中筛选出某一话语集束下的所有话语片段；根据历时和共时顺序对话语片段加以排列，对语料进行结构描写；对话语片段进行细致分析：在话语、机构、社会历史语境下（梁珊珊，2014）分析话语片段的内容、语言手段和意识形态，进而归纳出整个话语集束的内涵和轮廓；将话语集束置于社会、历史框架之中，挖掘出隐藏在话语中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谢格弗莱德·捷格的话语分析框架中，话语是一条历史长河，每一话语皆有自己的历史，因而话语分析要在话语事件的语境，包括话语、机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这种话语历史观与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故而两人的框架被研究者纳入话语历史背景分析法（纪玉华，2001）。
八、中介话语分析
美国语言学家龙·斯科隆提出的中介话语分析（Medium-Discourse Approach, MDA）（参见 Wodak ＆ Meyer，2001）与上述其他批评话语分析路径有较大差异。批评话语分析关注话语和语篇；中介话语分析不仅研究话语，更关注社会行为。在此基础上，斯高伦进一步比较了中介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异同。就语篇和话语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地位而言，中介话语分析认为话语只是实施社会行为的中介手段之一，不同意费尔克劳和沃达克提出的“话语构建社会与文化”“权力关系的话语性”两个观点（参见Wodak ＆ Meyer，2001），认为话语只是构建社会与文化的中介手段之一，其他的手段还包括社会中的物质产品和非话语实践；同理，权力关系不仅体现于话语，还植根于实践。这两点主张与中介话语分析重视社会行为的特点是一致的。斯高伦提出，中介话语分析只研究行为中的话语或在位话语，即对分析社会行为而言有意义的话语。至于费尔克劳和沃达克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的其他六项标准，即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话语表现、构建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历史性，语篇和社会间的联系需借助其他中介建立，话语分析是一项阐释性、解释性的工作，话语是社会行为，中介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趋于一致，前者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的另一路径（参见Wodak ＆ Meyer，2001）。
中介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围绕中介行为、中介手段、实践、介入面、实践社团、实践结点展开。任何社会行为皆为中介行为，“中介行为”概念的提出重在强调中介手段或文化工具在实施社会行为中的作用。中介行为是中介话语分析研究的基本单位，甄别出对当前研究的社会问题而言有意义的中介行为便成为研究的关键。研究中介行为不仅可以发现施事者和中介手段对行为的影响，亦有助于发现社会行为者的身份。中介手段具有多样性，可为语言、话语等心理工具，亦可包括物质性实体。实践在中介话语分析中指具体的日常活动，强调历史个体的惯习在活动中的作用。换句话说，研究者通过观察实践可以发现社会行为者的惯习。通常说来，某一社会行为由多个实践构成；多个具体的实践同时汇集到某一历史时刻形成介入面。实践社团由有着共同目的、经常交互的成员构成。最后，多个具体实践若要组成某个实践结点需得到该实践社团的认可。实践结点的内涵与“体裁”接近，由一组可辨认的中介行为组成，可指一种活动类型及参与该活动的成员（Wodak ＆ Meyer，2001:150）。
中介话语分析的宗旨之一在于借助中介行为发现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革。例如，唐青叶（2012）运用中介话语分析解读“卧街男”报道中的中介行为、社会行为者、中介手段，有助于揭示各方社会行为者的身份、某些社会行为者对待贫困者的惯常冷漠态度和惯常做法，勾勒出当今“社会的世界结构和秩序”，呼吁将贫困者从其所属的群体符号中解放出来。中介话语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宗旨与批评话语分析，包括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宗旨是相一致的。中介话语分析重视历史个体的惯习以及“文本体现与过去活动之间的关系”（唐青叶，李青，2015:38），与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历史观相呼应；另外，中介话语分析中前瞻性话语、回溯性话语、惯习等概念的提出回应了话语历史分析法的互文性语境。
综上所述，批评话语分析秉承社会科学的批评传统，旨在通过研究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将人们从偏见、歧视、歪曲意识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本着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共同宗旨，学者们结合多门学科理论，根据侧重点的不同，提出了各自独特成熟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在这种批评话语分析学术语境中，沃达克以其历史的和实践的批评观分析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是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杰出的学者之一。
第二节 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
进入21世纪，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批评话语分析的不足，提出该领域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分析方法的探索，更要在理论构建和应用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批评话语分析进入了批评话语研究的新时期。
一、批评话语分析的不足之处
正如“话语分析”让人误以为是一种分析方法一样，批评话语分析的使用同样引起不少争议，让人误解为“某一特定的分析方法”或“话语分析的方法之一”。学界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误解可见于梵戴克为澄清批评话语分析概念所做的一系列否定辩护：批评话语分析并非如转换生成语法、系统语言学那样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方向；亦非像话语心理学、会话分析那样作为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存在；它非直接可用来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无法为社会分析提供一种现成的路径（Wodak ＆ Meyer，2001:96，98）；“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一种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批评话语分析并非仅有一种方法，而有很多（Wodak, 2013）。梵戴克解释道，批评话语分析与话语分析一样，呈现出方法的多样性：分析方法既包括从语法（音系、形态、句法）、语义、语用、交际修辞、文体、叙事或体裁等语言维度进行的分析，又包括实验、民族志、采访、生活故事、聚焦群体、观察等多种获取数据的方法（参见Wodak, 2013）。具体使用何种方法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目标、话语参加者和场景、话语使用者及其信念和兴趣（Wodak ＆ Meyer，2001:96）。
除术语“批评话语分析”本身有可能引起“批评话语研究空间较窄”的负面联想外，批评话语分析在发展过程中，也的确遇到了一些学者对其某些观点、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质疑。例如，某些视语言学为中立科学的语言学家对批评话语分析承诺的政治使命提出异议；批评话语分析对文本和语言特征进行有选择性的分析以及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宣布的主观立场使得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观性受人诟病；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深度不够；批评话语分析无法为研究者提供判断某一话语（特征/使用者）是否违背*权人**时所需的应用伦理学等理论指导（Chilton, Tian, ＆ Wodak, 2010；Wodak, 2013a；Van Dijk, 2008c）。所有这些要求批评话语分析从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完善自身，实现向批评话语研究的转变。
二、批评话语研究
鉴于批评话语分析一词可能引起的误解和困惑，梵戴克多次明确建议以“融理论、方法、分析、应用于一身”的批评话语研究代替批评话语分析（Wodak ＆ Meyer，2009；Wodak ＆ Meyer，2016；Van Dijk，2013）。
在话语研究的跨学科形势下，梵戴克建议以“话语研究”代替“话语分析”：后者如内容分析、会话分析一样，让人产生“话语分析是一种分析方法”的错觉。梵戴克（Van Dijk，2007）指出，“话语研究”并非限于指称某一分析方法；在推荐使用“话语研究”时，他尤其强调“话语研究”的理论目标，亦即话语研究需要汲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营养，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总之，“话语研究”蕴含的理论建设目标、多学科性和方法多样性使之成为梵戴克青睐的术语。
梵戴克（Van Dijk，2007）在区分了“话语研究”和“话语分析”的概念后，虽未明确区分批评话语研究/批评话语分析，却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批评话语研究”的概念，且在“批评话语研究”小节中提出话语批评“需要实现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梵戴克使用批评话语研究而非传统的批评话语分析也许并非毫无原由：与选择“话语研究”的初衷类似，选择批评话语研究或许同样出于在跨/超学科性、理论建设、方法多样性等方面不断拓展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空间的考虑。
梵戴克后来明确提供了术语选择变化的理由：避免使用批评话语分析一词，因为该词暗含“批评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而非话语研究的一个批评视角或态度”（Wodak ＆ Meyer，2016b：63）；批评话语研究作为含义较广的术语不仅包括批评分析，还包括批评理论和批评应用（Wodak ＆ Meyer，2009b：62），囊括了“理论、方法、分析、应用研究和批评话语分析家从事的其他实践”（Van Dijk，2013）。
“话语研究/批评话语研究”概念的提出激励从事（批评）话语研究的学者不断拓展研究空间，“多学科”成为众多学者描述话语研究/批评话语研究特征时达成的共识和强调的重点（Van Dijk，1999；Fairclough, Graham, ＆ Lemke et al.，2004；Wodak ＆ Meyer，2016b）。“多学科”也是定义批评话语分析的关键词，只是该词在描述话语研究/批评话语研究时更加具体，指向特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梵戴克在创办《话语研究》（ Discourse Studies）刊物时，将该刊描述为“一种研究语篇和谈话的跨学科新期刊”（Van Dijk，1999）。在梵戴克明确提出区分批评话语研究/批评话语分析之前，国际著名期刊《批评话语研究》（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的创刊者费尔克劳等在首期期刊介绍部分就发出了丰富话语批评理论和方法视角的呼吁（Fairclough, Graham, Lemke et al.，2004:3）。批评话语研究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他们建议批评话语研究超越传统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希望该刊能够吸引大量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他们甚至详细地列出了与话语研究交融的学科：传播学，社会学，商务研究，社会心理学，社会地理学，新媒体研究，教育，批评文学，多模态分析，政治科学，人类学，语言学，法律研究，互动设计研究，广告，文学研究，政治经济，戏剧研究，应用伦理学，哲学，社会工作，健康研究，社会认识论，新闻，环境研究，媒体和文化研究，科技研究等（Fairclough, Graham, Lemke et al.，6）。创刊者们宣称，使《批评话语研究》期刊成为推动学科、理论和方法间对话的平台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之一。
作为批评话语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话语与社会》对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予以积极回应和讨论。在该刊2016年专辑中，一些学者（Krzyanowski ＆ Forchtner，2016）认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批评话语研究面临着来自现实社会和学术世界的新挑战，需借助社会学理论和概念予以应对。就现实社会而言，后危机时代和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带来了当代公共话语特征的变化：后英雄社会兴起且对达成一致的历史进行不同的构建；公共话语及其他话语模式愈加断裂、碎片化；技术的作用愈加明显，与话语联系密切，对后者施加影响；民主在形式上稳定的民主政权里坍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带来金融、经济、移民危机。这些社会变化带来的话语特征的变化需要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加以解释。就学术研究而言，批评话语研究领域之外的，如后马克思主义、后福柯理论视角下的话语以“提供批评话语研究所不具备的理论和概念深度”（Krzyanowski ＆ Forchtner，2016:256）向批评话语研究宣战。这也要求批评话语研究超越原有的社会批评和语言学理论基础，在新近发展的社会理论的广阔背景下重新思考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为此，专辑收录的文章引入传统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较少用到的后基础主义、后黑格尔理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概念史等哲学、社会学理论，或者超越传统的以系统功能为基础的多模态研究范式，对多模态进行认知语言学和社会、符号性视角的解读。
面对社会变化和学术世界带来的挑战，一些学者（Krzyanowski ＆ Forchtner，2016）将理论和概念发展确立为批评话语研究学者努力的方向。另外，这一提议与批评话语研究的现状不无关系。如两位学者所言，虽然学界针对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概念展开过讨论，然而分析方法的探讨仍然居领先位置：批评话语研究的核心路径，如社会认知路径、话语历史分析法、措置分析法等不断得到完善；学者们不断尝试分析方法的融合。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概念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当然，一些学者观点中表现出的理论侧重以及《话语与社会》专辑主题（批评话语研究中的理论与概念）的设立并非意味着理论与概念发展是批评话语研究未来发展的唯一目标。专辑最后收入哈特（Hart）探讨批评话语研究方法的文章，表明了批评话语研究学者们并非仅重理论一极，还要发展方法的态度。
我们研究梵戴克（2007）对“话语研究”的定义和《话语与社会》的2016年专辑（批评话语研究中的理论与概念）中对批评话语研究发展方向的规划后，可得出以下结论：批评话语研究不满足于批评话语分析对完善分析方法的关注，更加强调理论的多学科性和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建设。
综上所述，面临来自现实社会剧烈变化和学术界转向的双重挑战，梵戴克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向批评话语研究的转变，得到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学者包括沃达克的响应。沃达克在2010年尤其是2015年之后的学术作品中，多用批评话语研究来指代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研究作为一门以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科学，积极应对新的社会问题和新话语特征，在理论建设和分析方法方面正得到不断完善。
第三节 沃达克早期研究中的批评话语分析
从分析社会问题的批评角度来看，沃达克做的研究基本都是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比如，1977年与沃夫冈·德斯勒合作的论文《布列塔尼的语言保持与语言消亡》（Language Preservation and Language Death in Brittany）（Dressler ＆ Wodak, 1977），讨论了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居民布列塔尼人（Bretons）的语言。该研究发现，长期以来，在法兰西人的影响下，大多数布列塔尼人使用法语，只有一些农村居民仍以布列塔尼语为口语。沃达克认为，布列塔尼语的“死亡”与孩子们中学阶段的社会化有关。少数族裔、社会等级、工作压力、文化影响等，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母语，使用法语。尽管主题是社会语言学的话题，文章中讨论了皮钦语、克里奥尔语、语言的“死亡”等，但很显然，研究的意图是诊断社会问题，结果是发现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碾压，展示出社会的不平等。在该论文所发期刊当期的《序言》里，沃达克讨论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死亡”，从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等不同方面探讨原因。虽然这两篇文章中没有涉及批评话语分析的“不平等”概念，读者却可以轻易发现语言的强弱趋势背后的原因是民族强大、平等与否，批评话语分析的理念初露端倪。
沃达克在1980年的论文《话语分析与法庭互动》（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urtroom Interaction）里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念探讨法庭话语。她在维也纳的法庭作为观察者出席10次，旁观4次，录制6次，搜集交通诉讼的语料。他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把被告人分为几个不同阶层：中产阶层、低层中产阶层、工薪阶层和有犯罪前科者。沃达克先修订了伯恩斯坦的限定语码理论，认为不同阶层孩子的语言表述能力不同，并非是父母的不同语言教育方式所致，而是面对不同的听者所致。例如，黑人儿童在自己族类面前和白人管理者面前表述效果不同。沃达克进一步认为，法律程序是机构化的语境。这种话语情境中，个人只有在明白清晰与含糊的价值和规范，能够把知识话语化和执行化的时候，才能在自发交往中掌握局势。此外，研究中沃达克发现，法官开庭前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例如，女性不会开车；这人有前科等。对法庭语料经过质性和量性分析，沃达克发现被告通过话语进行自我身份建构。比如，中产阶层懂得法庭话语交往的策略和价值观，会服罪，从而营造积极的形象；低层中产阶层运用的是复杂的话语方式，不愿服罪，没能构建积极的形象；工薪阶层不懂规矩和准则，他们的话语行为激起法官的原有偏见；有前科者懂得运用以前的知识，把法庭话语交往引向积极的方向。作者还发现，法律面前不平等存在于话语交往中：中产阶层可以通过流畅的表述赢得法官信任，建立好的形象；低层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刻意改变自己的话语方式，从非正式语体改变为正式语体，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有犯罪前科者我行我素，保持自己的方言。话语风格的转变，反映了心理和社会范式。针对法庭话语不平等的现象，作者给出的改良建议是：在学校教育中增加相关法律和法庭知识。这个研究较好地反映了沃达克的批评话语分析理念，知识产生权力，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知识，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权力和身份。同时，沃达克也为这个社会问题开出了疗方。
20世纪90年代末是批评话语分析开始蓬勃发展的时期，沃达克这个时期的论文即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呼应。1988年，沃达克在与人合作的论文《权力结构与媒体》（Power Structure and the Media）里鲜明地提出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概念。沃达克等搜集了1984年12月到1985年1月共14天的奥地利的“海恩堡（Hainburg）危机”新闻报道——在关于是否修建水电厂的议题上，民众聚会阻止修厂和官方驱散*威示**者的新闻报道。语料包括几家不同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话语，以及对该事件参与者进行采访的口语话语。研究者们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对不同的名词、形容词、主动被动句式等微观话语的描述，到篇章级别和对话级别的宏观内容分析，阐释了不同媒体和参与者的不同态度。研究问题包括同样的主题怎样用不同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新闻怎样维持客观性，谁有机会讲话等。研究的假设之一是，获胜的是权力，而非更好的辩论，拥有权力的那些人的语言获胜。然而，结论是，研究者们发现，他们无法确定哪一方正确或者错误，尽管他们的兴趣是“公平”和“不公平”、“权力”和“无能”（impotence）。因为那些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关系随着事态的发展在改变，即权力（powerful）话语和无权（powerless）话语在事件描述中呈动态建构，经常此消彼长。因而，研究者们认为，语言事实（language reality）是不同的话语策略构建出来的，而事实是我们想看到的，话语的象征功能超越了新闻主题“生态对峙经济以及政治中的民主”。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到了“批评式”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语言里面充满了意识形态。研究者们还发现，尽管权力关系在变化，话语主题在变化，话语策略（明显的：内容策略；暗含的：语言形式策略）却保持不变。常见的话语策略有“替罪羊”“誓约”“诱惑”“黑白描画”等；因为抽象和不定性，词汇策略最模糊和广义，篇章级别的策略诉诸感情（PP.443-444）。只有通过批评话语分析，暗含的话语策略和意识形态才能被发现。此研究是经典的批评话语分析的模式。
沃达克的早期代表作还有《话语的无序》这部专著，用的研究方法是话语社会语言学，分析语言形式对话语的去神秘化效果（Wodak，1996:3）。书中区分了群内/群外、机构成员/机构客户和精英/普通公民等概念（Wodak，1996:2）。该书一方面专注于机构成员和机构客户之间的不同话语，另一方面专注于机构话语产品对外行的影响。研究的机构是诊所、学校、媒体和心理辅导机构等。因此，研究的意图是，识别及描写潜在的嵌在某类语境中的导致话语无序的机制（Wodak，1996:3）。研究涉及的哲学概念是福柯的“话语中的有序”，沃达克在研究中试图对比哈贝马斯的“理想的言语情境”和福柯的谱系学后结构概念“话语”。以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组织机构概念为研究语境，沃达克的研究发现，机构有生命、有价值观（Wodak，1996:11）。
在《话语的无序》中，沃达克搜集了一些医患对话、医生之间对话和医生护士对话等，发现各种矛盾、混乱、尴尬的无序话语会自行建立起惯例和权力的公正。例如，理想的病人应该是有经验的、懂行话、会用技术语言解释症状、用精确简洁的话语回答医生并且不期待医生听他们描述日常生活的人；而医生并非都有经验，他们会等待高级医生帮助他们做诊断和决定；此外，资料和数据乱糟糟地堆在办公室；仪器有时不好用；有时会做重复检查；医生会疲倦；甚至有的护士反而更有经验；但是，医生在患者和护士面前总是会保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沃达克对于这种医疗门诊的无序话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医患双方都需要批判性地反思。
在几所中学，沃达克搜集了学校一些集体会议的记录。这些会议是为了保证学校的决策程序中有教师、父母和学生足够的参与，确保他们的合法权利受到保护。尽管有改革，奥地利的学校仍然保持严格的权力机制：校长在校内做决定，但是需要在教育部进行辩护；教师被校长监督；学生们则受到校长和教师的双重控制。校内的权力规定明晰，等级鲜明。家长处于该权力结构的外面，仅在需要赞助和充当替罪羊（学生有麻烦的时候，总是母亲承担责任，校方永远不会有问题）的时候出现。沃达克搜集了几所学校的几次会议记录并进行分析，发现在信息不透明、不被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学生父母不可能有足够的话语权。因此，沃达克针对这种话语的无序给出建议：每个到会人都应有充分的信息知情权；教师的头目不应该做会议主席，否则会加重权力集中；开会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的讨论；提前公布议程；父母和孩子在不同意学校集体会议某些决定情况下，不会被勒令退学；等等。从沃达克的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中学内部存在的权力金字塔。
关于媒体新闻理解的分析中，沃达克发现许多老年人每天听收音机而不是读报纸。但是，对于新闻信息的缺失、发音、词汇、句子等的理解障碍，造成这些老年人对新闻广播理解的不同。特例是精英，即使获得较少的信息背景、信息前后错乱，他们也能理解较多。从而验证“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的这一论断。
最后是在危机干预中心对一个自杀治疗小组的集体诊疗记录的研究。该中心的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的目的是帮助极度抑郁的人应对他们人生中的难题。这个机构的话语不同于其他机构的最大之处是，心理治疗师们面对着社会中非常沮丧的群体。阶层同样存在于这个机构。该机构的优点是，不掩饰矛盾和争执，开诚布公。对自杀治疗小组的话语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存在着阶层和性别的差异，但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救助；组员讲述自己问题时的话语展示包括三个步骤：问题情境、问题叙事和问题症状。问题叙事最受欢迎，而话语情境可以帮助患者提升和加强自我反思。通过这种小组诊疗方式，很多人获得新生，或者与自己的前半生和解。沃达克发现，这种特定情境中的话语有解放效果。
沃达克在机构的无序话语中，梳理出了有序：任何交流话语都不会缺少权力，否则就成了无序；权力关系会变，但是权力永存；权力与知识有关。同时，该研究还发现，这种无序中的有序，几近等同于布迪厄的“象征*力暴**”，即需要接受不平等和权力的存在。改变社会问题的建议是，提升批评者的能力，配备语言学工具，揭秘权力关系，去掉伪和谐。接受无序的争端和矛盾是人类的生存本性，期待可以改变结构和权力关系来改造社会。从这部专著可以看出沃达克的后结构主义批判思想。
从上述沃达克的早期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她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运用和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对于社会阶层、身份概念、公平和权力的运用等研究的兴趣。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后期，沃达克正式进入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行列。
第四节 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
沃达克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之一，在80年代末研究奥地利总统大选中出现的反犹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话语历史分析法。话语历史分析法将话语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和认知语境中，从话题、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段三个维度对媒体话语、政治访谈话语等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在将近30年的发展历史中，话语历史分析法在理论、方法、分析和应用等维度不断丰富完善，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中的强劲一支，诠释着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特性。
一、话语历史分析法的缘起
1986年奥地利总统竞选中，参选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因长期隐瞒身为德国国防军士兵参与巴尔干战役的纳粹历史，遭到美国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的谴责，随后奥地利公共和私人话语中出现二战后长期处于禁忌状态的反犹偏见。
为了详细考察瓦尔德海姆事件话语中的反犹偏见，语言学家沃达克与历史学、心理学领域的五位学者组成研究团队，开展“奥地利战后反犹主义”研究，采取三角验证的方法考察不同政治行为场域中不同体裁的文本，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Reisigl ＆ Wodak，2001:99）。该团队大量收集了瓦尔德海姆参战的历史信息，包括巴尔干战役中有关国防军特别是与瓦尔德海姆直接有关的历史文件，对曾与瓦尔德海姆一起服役的老兵进行访谈，历史学家对瓦尔德海姆战时角色进行调查等（Wodak ＆ Matouschek，1993）。分析报纸对于瓦尔德海姆的报道时，沃达克并不仅仅依赖“元信息”，而是用相关历史记录来校对报道中的“瓦尔德海姆故事”，以发现并描述报道中对记录事实的扭曲（Reisigl ＆ Wodak，2001:99-100）。此外，研究还分析了竞选期间奥地利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新皇冠日报》——在报道瓦尔德海姆事件中显现的反犹偏见：前者暗指早已存在的反犹偏见；后者具体化并形成隐晦的、不成熟的反犹偏见（Reisigl ＆ Wodak，2001:102）。
对话语事件历史信息和历时分析的注重促使话语历史分析法的问世。话语历史分析法中，“话语”这个单词表明研究者们对书面和口头话语的关注，“历史”指话语的历史维度，需要从两方面对其进行考察：首先，融合尽可能多的有关话语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历史渊源等信息；其次，追踪特定类型的话语在具体时间段内经历的共时变化（Wodak ＆ Meyer，2009:7-8）。
二、话语历史分析法的早期应用
20世纪90年代初，沃达克（Wodak，1991）在《话语与社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初步运用了话语历史分析法。论文中，沃达克分析了由瓦尔德海姆参选总统引出其隐瞒纳粹分子历史，从而导致奥地利公众及媒体的反犹话题讨论。
论文中，沃达克运用历史分析结构，把奥地利反犹话语历史背景与瓦尔德海姆参选总统引出的反犹话语事件源头结合在一起。二战后在奥地利，反犹话语成为禁忌语，公开场合禁止使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隐藏的反犹偏见逐渐浮出水面，公共场合的反犹话语使用越来越多，在一小撮右翼极端分子中更为常见。他们有对强烈的国家主义身份的新追求，否定超越个人犯罪的责任，强化“内部人”“局外人”的概念，即“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这成为新反犹主义趋势。沃达克列出1986年反犹话语的历史原型：“不诚实的”“狡猾的”犹太人、犹太人阴谋以及有“特权”的犹太人（这是新偏见，特指那些逃离二战区、没进过集中营的犹太人不应该抱怨和愤怒的观点）等。
奥地利人有担心犹太人报复的恐惧，对二战大*杀屠**的内疚转化成自我辩护或者掀桌子式的“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沃达克辨别了进攻的宏观策略（社会行为上有意识和无意识、计划或者自发、非理性等）和微观策略（基于上述行为的语言形式）。在奥地利公众生活中，反犹话语弥漫，对犹太人的威胁和敌意在语言形式和程度上各有不同。沃达克总结出从否认到进攻的宏观策略的四个等级：（1）把反犹和大*杀屠**琐碎化、相对化；（2）害人者与受害者倒转：反犹主义是犹太人自己的错误；（3）所有传统的反犹话语出现：模糊的故事或者暗指，清晰的概括等；（4）直接的和公开的辱骂。
此外，沃达克还分析了语言形式的例子。
（1）表述和断言，即描述某群人的特点。这是一个重要的语言机制，建构出一个二分世界：“内部人”和“局外人”，即“我们”和“他们”。1986年在维也纳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奥地利人民*党**发言人的讲话节选——犹太人的不可信的方法；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不名誉成员；*手党黑**的方式等——可以作为“表述和断言”语言机制的例子。
（2）暗指，这可以用多种方式表示出来，引证、话语形式构建、语言选择、模糊话语等。1987年，林茨市副市长赫德尔（Hödl）写信给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布朗夫曼（Bronfman），把两人对比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位奥地利人、基督徒、训练有素的法学家”，指出他是瓦尔德海姆和所有奥地利人的代表。这封信把世界犹太人大会对瓦尔德海姆的*害迫**与耶稣被交付给罗马人进行类比。类似的类比出现在1986年至1987年的一系列报纸评论中。
（3）引用，这使得讲话人引用反犹话语而无须承担责任。报纸和奥地利广播公司用这种方式最多。
为了更加深刻揭露反犹主义话语，沃达克（Wodak，1991）专门分析了一个案例。1986年，世界犹太人大会发布二战战犯名单，显示瓦尔德海姆因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而被美国军方追踪。随后，世界犹太人大会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当天的一个晚间新闻节目上，电话采访瓦尔德海姆的录音被*放播**，奥地利政界的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被播出。但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却无人采访。当天的记者招待会被解读为对“反犹话语讨论”的评论，委婉意味深厚。沃达克分析的两个广播新闻节目中，所有的政客都采用了同样的策略：琐碎化，否认，涉及奥地利的纳粹历史时中断讨论；涉及世界犹太人大会时，对于未知的指控则采取歪曲、*谤诽**、先发制人的防守。讲话人的顺序安排，使得反对的争辩相对说来无效。转向和回避策略则非常成功：讨论不再是瓦尔德海姆的纳粹历史，而是代表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不再是关于战后奥地利和反犹主义，而是关于世界犹太人大会，以及被系统歪曲了的指控。替罪羊策略也能清晰地在节目中显示。同时，反犹话语的前提是表达“我们”的话语，所有的政客都这么用，无一例外。如此一来，针对瓦尔德海姆处理自己的过去的方式的批评，转换成了复仇犹太人策划的针对奥地利的阴谋。经过沃达克对这种语境的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的分析后，反犹主义被清晰地表述了出来。
在该篇论文中，沃达克通过历史语境和即刻语境的分析、反犹话语的主题阐释、反犹话语策略（述谓、论辩、内部人、局外人的概念等）的揭露和具体反犹话语的形式描写（暗指、替罪羊、歪曲、琐碎化、引用等），深刻地揭示出奥地利政治精英、媒体、大众的反犹偏见，是后来的话语历史分析法中的话语策略步骤的雏形。
随着时间的推移，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应用范围亦越来越广。话语历史分析法从最初用于研究反犹话语，之后扩展到针对中东欧移民的排外话语（Van Leeuwen ＆ Wodak，1999）、国家身份话语（De Cillia, Reisigl ＆ Wodak，1999）、高级管理层战略会议话语（Kwon, Clarke ＆ Wodak，2014）、气候话语（Wodak ＆ Meyer，2016b）等，揭示话语中的歧视、权力和意识形态，质疑歪曲话语的有效性。沃达克在多理论融合、方法、分析、应用等方面对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完善符合批评话语研究“集理论、方法、分析与应用”为一体的要求。
三、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发展
30多年来，话语历史分析法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Reisigl，2018:44-47）。第一阶段（1987—1993）是维也纳批评话语分析。“奥地利战后反犹研究”结束后，沃达克及其维也纳团队随即开展了“奥地利对于中东欧邻居的态度：关于排外公共话语的研究”，剖析了奥地利人1988—1990年对来自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移民和难民的态度及其变化轨迹（Wodak ＆ Matouschek，1993）。第二阶段（1994—1997），话语历史分析法在维也纳成为研究惯例。20世纪90年代，话语历史分析法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越来越得到学界认可，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研究奥地利的国家身份建构（Wodak ＆ Meyer，2009）。第三阶段——“话语、政治、身份”研究中心的成立（1998—2003）。沃达克在1996年获得维特根斯坦奖，她用该奖项创立了“话语、政治、身份”研究中心，资助不同主题的研究项目，如“历史的话语建构”，考察奥地利公共和私人领域如何应对国防军在歼灭战和大*杀屠**中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国防军罪行展的看法（Heer ＆ Wodak，2008）。这一时期话语历史分析法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奥地利转向欧洲，这一跨国焦点在第四阶段得到维持和阐述。第四阶段（2004年至今）：话语历史分析法进一步国际化。两个研究项目标志着话语历史分析法从第三阶段过渡到第四阶段。第一个项目考察关于欧盟宪法的报刊话语，例如欧泊哈勃（Oberhuber, Barenreuter, ＆ Krzyznowski et al., 2005），第二个关注欧盟中融合、歧视和移民话语。2004年，沃达克接受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系的聘请，沃达克及其兰卡斯特大学团队继续关注身份政治、移民和歧视，研究话语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近期的话语历史分析法研究关注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法西斯话语（如Wodak，2015b），以及环境和气候变化话语（如Reisigl ＆ Wodak，2015）。
四、话语历史分析法的特征
沃达克关注话语中的身份和种族、反犹、排外、民族主义事件，与其维也纳团队共同提出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在批评话语的实践中强调话语与语境的结合。诚如沃达克所言，话语历史分析法在分析、阐释特定的话语时超越纯语言维度的分析，试图将历史、政治、社会学、心理学维度都纳入其中，在各类实证数据和语境理论的基础上对话语进行跨学科、多方法的分析（Wodak，2007a）。同时，话语历史分析法侧重历史语境，如反犹史（Wodak，1991）、移民史（Van Leeuwen ＆Wodak，1999）等的追溯。其多元互证模式使得分析结果较为客观可靠。话语历史分析法的主要思想大致可从三维批评、四维语境和五个话语策略这几方面探讨得知。
话语历史分析法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社会批评，即文本或话语内部批评；超越纯粹的文本或话语内部批评、借助背景和语境知识研究话语事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社会诊断批评；旨在减少语言障碍、避免歧视话语、改变改进交流的前瞻性批评和回顾性批评。
四维语境指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互文（intertextuality）和互语（interdiscursivity）语境；中层理论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上下文（co-text）语境。在分析政治话语时，两个概念最为突出：互文性和语境重构（2009a：155）。
对话语进行分析时，话语历史分析法提供了五种策略：命名、述谓、论辩、视角化策略和强化弱化策略。沃达克对较为抽象的论辩策略做出详细解释，罗列出论辩策略的15种常见论式。沃达克（Wodak，1999）分析奥地利移民局如何选择操纵某些论式使移民控制政策合法化。分析论式中的谬误有助于发现歧视话语，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在沃达克看来，论辩策略和论式的分析非常重要，确保了由论证到结论的转变（2009a：156）。
话语历史分析法一直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研究的特征：它为审视话语中的潜在权力动态和参与者的权力潜势提供一套方法。它整合话语实践所嵌入的场域知识，运用三角验证原则分析社会和政治背景、历史语境和互文信息。
五、与费尔克劳和梵戴克的异同
沃达克和费尔克劳的理论框架存在许多共有的关键要素：两位学者的语境观中都包含了社会语境、机构语境、情景语境、互文语境，且强调上述语境分析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作用。然而沃达克出于强烈的改良社会的愿望，在对反犹、排外话语进行分析时表现出更明显的人文主义政治观和社会历史语境观；费尔克劳则更为关注如何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
梵戴克与沃达克研究路径的最大差异是，前者的社会认知语境取向和后者的社会、历史语境取向。从社会层面来讲，两位学者都阐释了宏大社会语境和情景语境对话语产出和理解的影响，然而梵戴克更强调认知在其中的媒介作用：客观的社会语境不会对话语直接产生作用，语言使用者出于多种目的，仅仅选择语境信息中与当前交际有关联的信息或自己意欲选择的关联信息，从而引导分析者发现语言产出者的意图和操纵。
第五节 沃达克的批评话语观
沃达克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跨学科性特点。沃达克认为，批评有三层含义，第一，它意味着把话语里不清楚的事物解释清楚；第二，批评也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第三，批评实际是改变社会的实践（话语批评、诊断批评和回顾批评）（Wodak，2013a：ⅹⅹⅵ-ⅹⅹⅶ）。就认识论起源而言，她明确表示话语历史分析法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理论和符号交互论的影响（Wodak ＆ Meyer，2016b）。法兰克福学派号召人们通过自我反思从“看似自然的限制”“约束和错误的意识”中解放出来（Habermas，1971）。解放式批评成为话语历史分析法借助话语分析将人类从歪曲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这一宗旨的理论依据之一。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交互论认为人们通过符号建构世界和自身行动的意义，符号的意义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符号交互论的集大成者布鲁默（Blumer）曾经提出，说话者在阐释过程中根据自身所处的情景和行动方向对符号意义进行灵活处理。符号交互论为揭示话语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操控，进而减少、消除不平等话语提供了又一思想来源。
在理解话语历史分析法的一些重要概念时，随时可以发现沃达克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如话语分析过程中用到的论辩策略概念和语境理论。沃达克在介绍“话语”概念的过程中，提出话语与关乎“效度诉求”的论辩有关（Wodak ＆ Meyer，2016b：27），表明了其论辩策略与哈贝马斯“效度诉求”语言哲学观的渊源；同时，借助论辩理论和语用辩证法充实论辩策略，解析话语生产者如何借助合理或含有谬误的论式说服话语接受者（Wodak ＆ Meyer，2016b：35）。话语历史分析法的语境理论最终发展成为包含上下文语境，互文和互语语境，情景语境，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在内的四维语境。互文概念指向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克里斯特瓦的互文理论；帮助文本与文本、话语与话语之间建立互文和互语的联系的语境重构是对伯恩斯坦“语境重构”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的纳入表明了社会政治学和历史理论在话语历史分析法中的运用。沃达克将话语定义为“置于特定社会行动场域的符号实践”（Wodak ＆ Meyer，2016b：27），其中的行动场域概念受益于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总之，沃达克的批评话语分析具有广泛的社会学和相关学科理论基础，此处不一一而论。
除了把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发展为话语历史分析法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为己所用外，沃达克还充分利用话语和语言学研究的既有成果，采用多条路径进行批评话语研究。她将话语历史分析法与社会行为者理论结合起来，分析成功女性自传叙述中的身份构建（Wagner ＆ Wodak，2006）；综合话语历史分析法与视觉语法，对奥地利和英国政*党**的宣传页进行多模态分析（Richardson ＆ Wodak，2009a）；借鉴语用学的暗指、预设和文字游戏等概念揭示政治话语中的歧视（Wodak，2007a）；将认知理论与话语历史分析法结合起来，分析反犹话语，探索连接话语与社会的媒介（Wodak，2006a）。
就研究方法而言，沃达克提倡多维论证法，除对现有文本进行分析外，她还借助采访、录音、个案研究等提供的多重数据，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引入田野调查法、民族志研究（Wodak，2009b）。为获取全面的数据，她在研究奥地利国家身份建构时选取政治精英的演讲、报纸文章、海报等公开资源，聚焦人群讨论构成的半公开资源以及以采访形式呈现的非公开资源（De Cillia, Reisigl ＆ Wodak，1999）。另外，针对语料库语言学对语境和内隐意义研究不足，而批评话语研究文本数量较少且文本选择具有倾向性的问题，以沃达克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与以贝克为代表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组建合作小组，研究英国媒体中的难民话语（Baker Gabrielatos, ＆ Khosravinik, 2008），实现了优势互补。
沃达克（Wodak，2013a）并不看好出现于批评话语分析争论中的二分法：语言分析还是语境分析？社会研究和政治论辩还是微观分析？量化数据还是质性案例研究？报纸等传统数据还是民族志、新媒体？考虑到一些学者（Krzyanowski ＆ Forchtner）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建设倡议，她认为还可以加入另一组二元对立：理论建设与分析方法。沃达克认为，话语研究路径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多种数据和方*论法**的融合。多维论证或许可以为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提供更全面的指导，包括理论、方法、数据和研究者的多维论证（Wodak ＆ Meyer，2016b：31）。
针对梵戴克（Van Dijk，2007）提出批评话语分析改为批评话语研究的学术建议，沃达克积极响应，并且介绍批评话语研究的最新成果。沃达克和梅耶合作编著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在第3版时更名为《批评话语研究方法》（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两位编者于该书首篇文章中介绍批评话语研究的历史、议程、理论和方法，引用梵戴克对更换术语的解释，可谓对梵戴克更名建议的积极回应。最新版收录的文章多数都是对话语研究路径最新成果的介绍，且在第2版基础上加入两篇有关社会媒介和多模态的批评研究，顺应了批评话语研究的问题导向性、跨学科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特点。从3个版本中术语使用的情况（第1版使用批评话语分析，第2版批评话语研究/批评话语分析并用，第3版使用批评话语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对深入发展批评话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和渴望。
关于批评话语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差异，沃达克多次指出，批评话语研究考察和分析的话语对象，未必是负面的社会现象或者“严肃的”社会政治话题。这里的“批评”，并非指常见的否定含义。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被批评性地调查，或者被挑战，而不是被当作想当然地存在。对于研究方法，批评话语研究不追求提供某一种语言学研究理论，有时社会学理论甚至超越话语分析。此外，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里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批评话语研究中的意义有了些许改变。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批评话语研究里面的“话语”这个词，在现代社会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上起了重要作用。通过提供“话语”这个词项，可以掌握语言和其他社会符号学形式传达社会经验的方式，以及掌握组成社会客体、该客体的关系、它们所存在的场域的方式。所以，沃达克（Wodak，2018a：154）认为意识形态和话语二词在批评话语研究领域几乎合并，因此导致了这两个词的通胀式的使用。这两个概念倾向于同时指称文本、定位、主体、信仰系统、知识结构和社会实践。
另外，沃达克认为“权力”这个概念仍是批评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研究里的核心词。因为，分析有权者的语言可以界定对不公平现象的责任。沃达克（Wodak，2018a）赞同霍尔兹希特（Holzscheiter）对权力的分类：话语中的权力（power in discourse），指行动者对意义的不同阐释的斗争；话语之上的权力（power over discourse），指宏观和微观语境中拥有“通往舞台的路径”，例如群内和群外的过程；话语的权力（power of discourse），指随着历史成长起来的意义的宏观结构的影响，行动者找到自我的语言游戏的习俗。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沃达克对从批评话语分析向批评话语研究转向的赞成以及对批评话语理论和概念的贡献。
第六节 小结
沃达克的话语分析研究，无不鲜明地反映出她的批评观。最初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话语之间的力量不平等，到使用话语历史分析法分析右翼极端分子的反犹偏见、种族歧视等话语，中间历经媒体偏见的话语分析、政界要人的话语分析、失业者与东欧难民的社会阶层话语分析、欧盟的机构话语分析、欧盟政客的台前和台后话语分析等，可以发现，沃达克专注于发现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从政治的角度审视不平等的话语语料，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不平等的原因，从话语的角度剖析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沃达克对政治话语的分析与批评，包括宏观（国家身份、欧洲身份）与微观（东欧移民、土耳其人移民等身份），精英（奥地利总理）与草根（失业者），真实（大量的民族志语料采集）与虚构（《白宫风云》里的人物话语等）各种语料的分析。除了极少数关于医患对话、教育界话语、公司会议话语的分析之外，其余均与政治相关。
在这些政治话语分析中，贯穿着沃达克的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研究批评观：话语蕴含的权力体现在社会实践中，阐发于历史维度。沃达克的话语分析，除了帮助我们了解和学习欧洲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批评式话语分析技巧之外，还帮助我们了解欧洲现代政治风云和人文状况。而这些研究内容正是国内外话语分析学者评价沃达克时忽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