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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跟随了我们几千年，如何才能在50年或100年内消除贫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
贫穷跟随了我们几千年，如何才能在50年或100年内消除贫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
消除贫困是如此之难，以至于历经几千年，贫困仍然是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仍然有数以几亿计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贫困，又是为什么贫困如此难以消除呢？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历时15年，深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随机对照实验，揭示了穷人的日常生活、健康、教育、生育、创业等方面以及他们相应的选择，去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写就了《贫穷的本质》一书。
1.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
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饥饿与贫穷相伴相生。“穷人”往往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
然而，根据作者对18个国家的穷人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74%。余下的钱也并不都花在了购买其他必需品上。
即使是人们花在食物上的钱，也并没有全部用来增加能量或微量营养素，而是选择一些口味更好的、价钱更高的食品。
作者认为，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的基本机制似乎不适用于成人，穷人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食物的数量，而在于食物的质量，特别是微量元素的缺失。
营养充足可能会为两类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即未出生的婴儿和幼儿，因为他们还不能自主选择食物。
如果孩子在子宫内或童年早期吸收了充足的营养，那么他/她以后每年都会挣到更多的钱。
这表明，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需要就食品政策进行彻底反思，解决办法并非提供更多的粮食那么简单。
穷人的主要问题不在卡路里，而是其他营养成分。此外，仅仅给予穷人更多的钱，可能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即使收入增加，短期内他们可能也不会达到更好的营养状态。
穷人即使在自己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也不会吃得更多更好；除了食物之外，他们需要面对太多其他的压力（比如置办婚礼、嫁妆、洗礼、葬礼以及节日庆典等）和欲望（如购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DVD*放播**机、移动电话等）。
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乏味（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甚至是一些廉价奢侈品。
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为不慎重之人的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不管内心的冲动如何驱使他们、外界如何对他们施压。
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
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眼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作者认为，对儿童及孕妇的直接营养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回报。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向孕妇及儿童父母发放强化食品，对儿童进行学前或在校的抗糯虫预防，向他们提供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膳食，或者鼓励父母为补充营养而消费。
食品技术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在人们喜爱的食物中加入额外的营养素，生产出一些富含营养、美味可口的适于在各类环境中种植的新品种粮食，同时还要提高生产力。
2. 健康陷阱
健康常常被寄予厚望，但又不免会给人带来失望。
然而，“好摘的果子”似乎有很多，从疫苗到蚊帐（降低患上疟疾的风险），从消毒剂（净化饮用水以避免痢疾）到口服补液（治疗痢疾），都是一些低成本却可以挽救生命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会采取这样的预防性措施。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相对“好摘的果子”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挽救很多生命。那些方法简单、廉价，如果恰当地利用，就能够节省大量资源，如减少额外工作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增强体质等。
太多这种“果子”都未被摘下，并非人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他们不但关心，而且还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他们只是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比如并非任何时候都适用的抗生素、为时已晚的外科手术等。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人或整个国家，都掉进了一个健康陷阱之中，通过一些高效健康投资，这些国家最终就会走上繁荣之路。
其中有些方法十分廉价，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都负担得起，例如，母乳喂养根本无需任何花费。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只有不到10%的婴儿得到了6个月的母乳喂养。
再比如，只需要花费8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0.18美元），就能买到国际认可服务组织经销的一种品牌的消毒剂，并能让一个赞比亚的6口之家使用一个月，用来净化饮用水。这种方式可以避免48%的小孩患上痢疾。
赞比亚人都知道消毒剂的好处，如果问他们什么可以用来净化饮用水，98%的赞比亚人都会提到消毒剂。然而，实际使用消毒剂进行水处理的人只有10%。
低需求量表明，健康问题依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逃出“贫穷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
纯净水、蚊帐、抗糯虫药片或加铁面粉，尽管这些东西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但人们似乎不愿为此花太多的金钱或时间。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穷人不关心自己的健康？有证据显示，结果恰恰相反。
当碰到严重的健康问题时，贫穷家庭会节衣缩食、卖掉资产或借高利贷。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如果人们不利用廉价的预防手段来改善他们的健康，原因是否恰恰在于这些手段是廉价的？
因为，存在着一种“心理沉没成本”——人们更有可能会利用他们为之支付很多钱的东西。此外，人们可能会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恰恰是由于某物品是廉价的，人们便有可能认为它没有价值。
然而，通过对蚊帐的对比试验，结果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花钱买下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二者在蚊帐的使用率上没有差别。
在其他一些情况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可以排除补贴降低使用率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原因会是什么呢？
另一种解释是，信念，或者说信仰，即信念与原理的结合，是掌控我们健康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比如，在处理发烧的问题上，来自孟加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每一位母亲都知道，大米可以快速地退烧。然而，在孟加拉邦，发烧时大米是禁用的。
对于大量的信念及原理，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当这种信任在富国出于某种原因减弱时，通常会看到针对传统做法的激烈反应。
例如，尽管权威医学小组多次确认疫苗是安全的，但美国和英国的很多人都拒绝让自己患麻疹的孩子接种疫苗，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孩子患上自闭症。
想一想穷国普通公民的情况。西方国家的人们可以随时洞悉世界顶尖科学家们的观点，即使如此，他们依然很难以此做出选择；对于几乎没什么信息来源的穷人来说，他们的选择该有多难呢？
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但如果大多数人连基本的高中生理知识都不具备，他们就没理由去相信医生的能力与专长，因而他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的放矢。
更糟糕的是，了解保健知识不仅对穷人来说很难，对其他每个人来说也都一样。如果病人坚信自己需要打针才能好转，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想通过经验了解接种或许更难，因为接种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如果一个孩子接种了麻疹疫苗，那他就不会患上麻疹。然而，并非所有未接种的孩子都会感染麻疹，尤其是他们周围携带潜在感染源的人进行过接种。因此，很难将接种与无病二者明确地联系起来。
此外，接种只能预防某些疾病，还有很多其他疾病无法预防。而没受过教育的父母并不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接种后仍未能避免一些疾病。
因此，当孩子接种后仍然得了病，家长就会觉得自己受了骗，可能决定以后都不再让孩子接种了。
还有一点他们可能也不理解，为什么基本的接种体系需要很多次不同的注射——在两三次注射之后，父母们就可能觉得已经足够了。
对于健康的运转方式，人们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观念。
穷人之所以会坚持那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信念，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希望变得至关重要。
曾与作者交谈过的“孟加拉医生”说，他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穷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因为那会花很多钱，比如化验、住院，所以他们得了点小病就会来找我，我会给他们开点药，让他们感觉好一点儿。”
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点儿什么，这很重要。
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不仅存在于贫穷国家，对于那些穷国中的少数富人及第一世界的公民来说，当碰到无从医治的疾病时，他们也会采取这种方式。
与真正坚定的信念相比，基于方便与舒适的信念或许更加灵活。人们会去找“孟加拉医生”，也会去公立医院，他们似乎不会去想这两种代表着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信念体系的区别。
穷人似乎是相信一切的，但他们的很多信念并不坚定。
疫苗接种的阻力并不是很大，但让他们完成全部5次接种却很难。
或许，这一问题的产生出于同一个原因：年复一年，我们都很难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年愿望（比如定期去健身馆）。尽管我们知道健身会使我们远离心脏病。
心理学研究目前已可解释一系列经济现象，表明我们对当前与对未来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谓的“时间矛盾”概念）。
在很多情况下，“时间矛盾”会阻碍我们将目的转化为行动。
当前的我们是冲动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与即时欲望支配：花一点点时间（排队给孩子接种）或放弃一点点舒适感（唤醒肌肉）都是我们当前需要经历的，较之在没有迫切感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当前的感觉就更令人不愉快。
贫穷的家长可能完全相信接种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实现，而费用却需要今天来支付。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等待明天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当明天成为今天，相同的逻辑便会重现。
同样，我们可能会推迟购买一床蚊帐或一瓶消毒剂，因为我们的钱当前有更好的用途（比如说，有人在街上卖诱人的海螺馅饼）。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
但我们与穷人不同之处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
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周围充满了无形的助推力，而贫穷国家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穷人尽可能容易地获得预防性保健，并规范病人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
3. 教 育
作者在全球所开展的各种调查显示，儿童辍学率在14%-50%之间。
是因为家贫，上不起学，被迫辍学了吗？
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上学是免费的，至少上小学是如此。大多数孩子都有学上。
辍学往往并不是由于家里出现了紧急情况，有时可能是健康原因引起的，比如在肯尼亚，孩子们会因接受抗蛔虫治疗而耽误几天课。
辍学情况或许还能反映出孩子们并不想上学（这可能很普遍，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这种状态），而且他们的父母似乎也无力或不愿让他们去上学。
教育政策就像援助一样，一直是激烈的政策之争的主题。正如援助一样，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
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强调“供应学校教育”，作者称之为“供应达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就是这种立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
然而，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没规定孩子们必须在学校里学到东西，只是说他们应完成基本的课程。
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么上学对他们来说就毫无用处。
2002-2003年，由世界银行发起的世界缺席调查秘密派出一些调查员，到6个国家的公立学校进行抽样调查。
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的教师平均每5天就会缺席1天，其中印度和乌干达的教师缺席率是最高的。
此外，印度的调查显示，即使教师在校并授课，他们也经常在喝茶、读报或是和同事聊天。总体来说，印度公立学校50%的教师都在上课时间缺席。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学习呢？
与“供应达人”不同，“需求达人”们认为，除非有明确需求，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供教育。
在他们看来，教育质量之所以低下，原因就在于家长对教育不够重视，他们觉得教育真正的好处（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教育回报”）并不多。
当教育回报足够高时，根本无须政府的推动，入学率自然会提高。人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专门的私立学校，如果私立学校学费太贵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当地政府建立学校。
需求达人观点的核心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人们投资于教育，就像投资于任何其他领域一样，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的收入。
将教育看作一种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做出投资的是家长，而未来获益的是他们的孩子。
不过，孩子学习成绩好，家长也会为之自豪（他们喜欢与邻居分享这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家长从孩子那里得不到一分钱，他们或许也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
因此，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仅是一种投资，而且还是他们赠送给孩子的礼物。
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家长都有权支配他们的孩子——由家长来决定谁去上学，谁留在家里或是出去工作，以及他们的收入如何分配，这样的家长或许会在孩子10岁时就让他辍学，并安排他出去工作。
换句话说，教育的经济回报固然重要，但其他很多因素或许也不容忽视，比如我们对未来寄予的希望，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以及对自己的孩子是否宽容。
为此，富裕国家强制规定：当孩子达到一定年龄时必须送他们上学，除非父母能证明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教育孩子。
这在国力较为有限、义务教育难以强化的情况下，显然是行不通的。为了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是值得的，政府需要从经济角度考虑，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是值得的。
这就是教育政策所选择的新工具背后所折射出的理念：有条件现金转移，也就是给予贫穷家庭某些援助，但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孩子定期上学。
但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对一组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家庭与一组无条件现金转移（现金转移没有任何条件）的家庭，以及对照组没有现金转移的家庭所做的随机对照实验中，对照组孩子的辍学率为11%，而其他两组孩子的辍学率只有6%，有条件现金转移和无条件现金转移的效果是相同的。
这表明，家长不需要被迫送孩子上学，他们只是需要经济上的援助而已。
现金转移可以使家长们摆脱极度贫困的状态，或许也拓宽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让他们拥有更长远的人生观：教育必须现在投入，而这部分费用要等到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得到补偿。
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收入与教育息息相关：贾马尔将受到的教育不如约翰多，因为他的父母更贫穷，即使两人受教育的回报一样多也是如此。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父母的收入对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很关键，那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即使无任何天赋，也可以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天资聪颖的穷人家的孩子则有可能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因此，让市场操纵一切，并不能让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接受教育。除非我们能够完全消除收入差距，否则公共供应方的干预就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使教育变得更廉价，更容易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一次机会。
作者还讨论了义务教育政策，结果发现，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乐观，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并非完美无缺。
教育所特有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于教育成果的具体期望会歪曲家长们的需求。这种期望包括公立及私立学校的价值、孩子们的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
一些家长把教育看成一种彩票，而不是一种安全的投资，他们送孩子上学，可能是出于碰运气的考虑，以期望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
这种情况下，除非家长们愿意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否则他们可能孤注一掷，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认为最有前途的那个孩子身上，确保这个孩子接受足够的教育，而不是将教育投资分摊给所有的孩子。
不仅家长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考试的成功，整个教育体系都包含着这种思想。
教师们也往往具有精英偏见，通过一个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与被安排到“高级”学区的教师相比，被安排到“低级”学区的教师教课的概率更低，更有可能在办公室喝茶。
作者认为，在谈及关于穷人的话题时，常常会提到某种过时的社会决定论，例如，与阶级和种族有关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晚期，基恩·德勒兹撰写的印度《基础教育公开报告》中发现，很多教师不愿意到偏远或“落后”的村庄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当地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潜质，或是“行为举止就像野蛮人一样”。
另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偏见，还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行为，从而可能给予底层学生更低的分数，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是拿不到好成绩的。
在实地调研中，作者发现，一些家长也对自己的孩子缺乏信心。
过高的期望加上信心的缺失，会造成十分危险的结果。教师和家长不相信孩子的潜能，孩子自己也许也不会尝试；教师忽视成绩落后的孩子，家长也不再对孩子的教育感兴趣。
这种行为会产生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贫穷陷阱”。如果他们放弃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孩子或许能取得好成绩。
相反，那些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取得好成绩的家庭，或是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辍学的家庭，一般都是精英家庭，他们最终会证实自己“较高”的期望。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课程与教学针对的都是精英，而不是一般学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额外的投入改善学校的功能，但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在教学方法或鼓励机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新的投入收效甚微。
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有证据表明，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学好基本知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容易实现，但前提是人们能够专注于此。
第一个因素就是，关注基本技能并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每个孩子及其老师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就能掌握这些技能。
而且，通过对课程及学生进行分组，让孩子们以适合自己的进度学习，确保落后的学生专注于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实现巨大的收益。
尽量设定一些更为直接的目标，对于教师及学生来说都未尝不是个好办法。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会太过专注于难以定性的多年以后的成功。
另外，当今世界，好老师很难找到，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使用成本也越来越低，因此，更多地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作者认为，降低家长们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开发，使用技术辅助或在必要时利用教师代替的教学方式，是有必要的。
如果课程得到彻底的简化，教师的职责被严格限定为让每个人都掌握一些知识，孩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必要的时候重复学习，那么大多数孩子都能在上学的几年间学到点儿东西。
此外，有天赋的孩子还有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如果他们学会相信自己，他们就可能抓住一次机会。
作者认为，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
4. 生 育
杰弗里·萨克斯在其《共同财富》一书中谈到了人口增长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比如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导致全球变暖；一些地区饮用水减少；对粮食的需求加大，需要更多的水用于灌溉，等等。
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出台了控制人口的政策。
然而，作者提出，当今生育率高的国家更穷这个事实也许并不完全因为生育率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生育率高恰恰是由贫穷引起的，或是有第三个原因导致了高生育率及贫穷。
要想制定一种合理的人口政策，需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生那么多孩子，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看看家庭内部的情况：大家庭更穷的原因是其人口太多？他们对于子女教育及健康的投资能力较低？
经过研究实例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在较小家庭的孩子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一项来自中国的调查表明，在某些地区，那些多了一个兄弟姐妹的女孩与独生子女相比，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另一项来自孟加拉国的证据显示，一个实行自愿计划生育的地区与未实行这一计划的地区相比，从1977年到1996年，30-55岁的妇女平均少生了1.2个孩子，婴儿死亡率减少了1/4，尽管生育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儿童健康的投资加大，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其身高、体重、入学率或上学年限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就这三项研究来看，尚无有力证据表明，更大的家庭对孩子不利。
关于“穷人能控制其家庭决定吗？”这一问题，似乎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
从最明显的层面来看，他们能控制——他们的生育决定是一种选择的产物，而且即使缺少避孕措施，似乎也不构成太大的障碍。
同时，他们无法立即控制的某些因素也影响了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女性或许会受到不得不生更多孩子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他们的丈夫、婆婆或社会准则。
那么，穷人为什么要多生孩子呢？难道仅仅因为这是一种不错的经济投资？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经济未来：一种保障政策、一款存储产品，也是某种福利彩票。
如果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长期保障方式，那么可以预见到，当生育率下降时，财政储蓄就会增加。中国政府对家庭规模实行限制政策就是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的实例。
家庭规模与储蓄之间的有力联系，或许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点，即孩子越少并不意味着他们越健康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如果孩子少的父母意识到他们将来只能得到较低的现金回报，那么他们就需要提前储蓄更多的钱，这会减少他们投资给孩子的钱。
如果给孩子投资会比其他金融资产投资（毕竟养个孩子并不那么费钱）产生更高的回报，那么从长远角度来看，孩子越少，家庭或许会越穷。
同样的逻辑，如果父母对女儿会像儿子一样有用不抱希望——比如说，他们需要为女儿结婚准备嫁妆，或者因为女人一旦嫁人，经济就会受制于丈夫——父母对女儿的生活投资会更少。
因此家庭不仅会选择要几个孩子最合适，还会选择其性别构成。
养儿防老对于穷人是一种生存的选择，并非由于缺乏自控力或避孕措施，也不是社会强加的准则。穷人之所以选择高生育率，是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个孩子将来有能力给他养老。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他宁愿少要几个孩子，好好地将他们抚养长大，而且他将来也不一定要依赖孩子们。
因此，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许就是，让人们觉得没必要生很多孩子（特别是儿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这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或许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
5. 风险与保险
对于穷人来说，冒险不可避免，他们常常自己做着小生意，或是经营农场，或是做零工，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就业保障 。
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场不好的突变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生意亏损、天灾、农产品价格波动、失业、患病，甚至诈骗、绑架等等，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穷人不仅过着风险更大的生活，而且同一场灾难，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首先，对于手里本来没有几个钱的人来说，削减消费是极为痛苦的。
其次，对于几乎没有投资能力的人来说，如果投资回报相对较小，那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贫穷陷阱”，踏上永久贫穷之路；而对于投资能力较高的人来说，投资回报也会更高。
这种情况常常会受到一种心理变化的强化，失去希望，感到没有出路，会大大降低人们度过难关所需的自控力。
这种影响或许还来自其他一些心理因素：面对风险会使我们为此担忧，而担忧会带来压力，产生抑郁情绪。在穷人当中，抑郁的症状更为普遍。
我们在感到压力时更难集中注意力，这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贫穷与身体所分泌的皮质醇水平密切相关，因为皮质醇水平标志着压力的大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皮质醇会直接损害人的认知及决策能力。
那么，穷人怎么应付这些风险呢？
在面临工资或收入下降时，穷人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增加工作量。
然而，这有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互相竞争，可能导致工资水平进一步下降，情况只会更糟糕。
如果灾后增加工作量并非一个好选择，那么最好的办法常常是，通过业务多元化来缩小风险范围，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穷人选择了多样化的活动，而不是金融工具。一个关于穷人的显著事实就是，一个家庭似乎会涉足多种职业——如果一项活动赔了钱，其他活动还能让他们维持生计。
临时性迁居也可以从这一层面来加以解释。一家人全都迁居城里较为少见。通常情况下，选择迁居的家庭成员大多为印度或墨西哥的男人或十几岁的男孩，还有中国、菲律宾及泰国的女孩，其他人则留在家里。
这可以确保一个家庭的财富并未全部都押在去城里工作的人身上，还可以保持这个家庭在村里的人际关系。也就是给自己留条退路。
穷人降低风险的另一种方式是，保守地经营他们的农场或生意。这样就不需要去买新的种子，不至于在作物歉收情况下赔掉用来买新种子的额外投资。
还有一些富有创意的方式来分散风险，比如印度的农户利用婚姻作为一种分散大家庭“风险组合”的方式。一个女人婚后搬到婆家所在的村庄，娘家与婆家之间就建立了一条纽带，在遇到麻烦时，两个家族便可以寻求对方的帮助。
另一种保险的方式或许就是，生很多个孩子。
很多穷人都身兼数职，但缺乏效率。不够专业的话，很难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
在城市里，有些女人会涉足三种不同的职业，而有些男人却无法专注于一项工作，因为他们想每隔几周就回到村里。这些人会放弃学习其主业方面的技能及增加经验的机会，进而错失专门从事其擅长领域的收益。
因此，一旦遭受某种冲击，穷人不仅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担心坏事的发生，他们充分认识自己潜能的能力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另一个处理风险的方式是，村民们互相帮助，渡过难关。
但这种互助也是有限的，或许我们不愿向朋友或邻居提供无条件的帮助。
一方面，我们或许会担心，保证向某人提供帮助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惰性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或者，人们可能会在没有必要时提出需求。或者，相互帮助的许诺并未真正实现：我帮助了你，但轮到你帮助我时，你却总是在忙别的。
人们会在彼此遇到难处时互相帮忙，这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并不是他们盼望着将来能得到回报。
鉴于非正式互助网络的保障有代价高昂的风险及局限性，为什么穷人没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正式保险，也就是由一家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
首先，来分析保险产品本身。
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一旦人们知道自己无须承担全部后果，他们就可能会改变其行为（不那么认真耕种、在医疗方面花更多的钱等）。
另一个问题是“逆向选择”。如果保险是非强制性的，那些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出问题的人，参保的概率或许更大。
如果保险公司并不能确定人们是否因目前需要而参保，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提高每个人的投保费。更高的费用会赶走那些觉得自己将来可能不需要保险的人。
第三个问题是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怎样防止医院给保险公司提供大量虚假索赔证明，或收取病人不必要额医疗费？如果一位农民为自己的一头水牛投了保，怎样才能防止他谎称自己的水牛死了？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保险公司不愿意为穷人投保。
另一方面，穷人似乎也并不想买保险，投保需求也很低。
投保需求低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政府破坏了这一市场。当灾难降临时，那些善良的灵魂会伸出援手，因此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保险。
另一种可能性是，穷人对保险的基本概念并不是很了解。保险是你预先支付一定费用，为将来生活购买的一种保障，但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用到。
可信度始终是保险产品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保险合同要求一个家庭预付一些钱，而他们将来能否得到补偿则是由保险公司决定的，所以这个家庭一定要完全信任该保险公司。
时间的不一致也使得做出投保决定很困难。在决定是否买保险时，我们需要现在付出行动（支付保险费），但回报却发生在未来。
当保险只覆盖灾难性问题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难处理了：回报会发生在未来——一个特别不愉快的、谁也不愿去想的未来。
不去花太多时间预测这些事件，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且这或许也能说明，人们为什么在答完问卷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时，才更有可能会去买保险。
出于以上这些原因，小额保险或许不会成为下一个拥有10亿客户的市场机制：对于市场愿意提供某些保险产品，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
因此，政府需要扮演一个明确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取代私人保险市场。但要让一个真正的市场出现，政府必须挺身而出。
私人公司可以继续销售其正在销售的险种（有严格限制的灾难险、基于指数的天气险等）。但就目前来说，政府应为穷人支付部分保险费。
只要穷人无须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对冲基金经理，并因此而实现巨大的潜在收益，这似乎也是一个利用公共资金促进共同富裕的好方式。
6. *款贷**何其难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些摊贩早晨从批发商那里进货（常常是以赊账的方式），然后卖一天的货，晚上将欠款偿还给批发商。有时，他们用来装菜、卖菜的推车也是按天租用的。
很明显，通过这种方式，穷人需要偿还的*款贷**数额很多，相当于每天都要支付一笔高额的利息。按照复利计算，一年下来，利息高得惊人。
在印度陈耐市，如果水果贩早上从批发商那里进了1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的蔬菜，晚上平均需偿还批发商1046.9卢比，支付的利息为每天4.69%。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借了1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明天就要还104.69卢比；如果延迟一天还款，后天就要偿还109.6卢比；如果借款一年，应还款就高达1842459409卢比（购买力平价9350万美元）。
简单点说，一份5美元的*款贷**，如果*款贷**期一年，这一债务将接近1亿美元。
那为什么穷人不向银行借款呢？因为银行不愿与穷人接触。
首先是穷人违约率很高。为了降低违约率，贷方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加强履行*款贷**合同并不容易，如果借款人挥霍借款，或是遇到了难处，手头没有现金，那么贷方就无钱可收了。
因此，借款人即使在自己有钱时也可能会假装没钱，这对贷方来说则会更糟。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制止的话，即使借款人的项目获得了成功，贷方也永远拿不回借出的钱。
为了避免各种故意违约的行为，全世界的贷方保护自身的一个办法就是，收取预付定金。有时还会附加担保。
借款人受到的压力越大，其违约的概率就越小。这也意味着，借款人所做的担保越大，贷方发放的*款贷**就会越多。
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贷方将可*款贷**数量与借款人的资金现状挂钩。正如法国人所说，“人们只会借钱给富人”。也就是说，更穷的借款人所能得到的*款贷**更少。
为了收回*款贷**，贷方需要了解很多关于借款人的信息。有些信息是贷方希望在决定*款贷**之前就了解的，如借款人是否值得信赖、来自哪里、所做生意的性质、收回*款贷**方面会不会有问题等。
贷方或许还想时刻关注着借款人，时常到他家里去看看，确保*款贷**以承诺的方式使用，并在必要时推动生意向理想的方向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要花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而利率的提升便会抵消这一花费。
此外，很多此类花费并不是以*款贷**多少来衡量的。即使*款贷**额非常少，贷方也必须收集某些借款人的基本信息。结果，*款贷**额越少，作为*款贷**一部分的监督费用就会越高，而由于这部分费用要由收回的利息来抵消，利率就会变得更高。
更糟糕的是，这会产生一种经济学家所谓的“乘数效应”。当利率上涨时，借款人有更多理由想办法不偿还*款贷**。
这就意味着，借款人需要受到更为细致的监督，而这又增加了*款贷**成本。利率会因此而进一步上涨，借款人需要更多的监督，如此循环反复。贷方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导致利率飞涨。
或者，现实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贷方或许觉得，*款贷**给穷人并不可行：他们的*款贷**额太少，不值得一贷。
*款贷**给穷人的主要限制在于，收集关于他们的信息会产生费用。因此，穷人大多会向熟悉他们的人借钱，比如邻居、老板、生意伙伴或当地的放债人。因为这些贷方无须花那么多时间去监督（借款人不敢犯错），因而*款贷**会更便宜一些。
目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小额信贷业务，通常*款贷**给一组借款人，他们为彼此的*款贷**负责，确保其他人按时还款，从而降低违约率和管理费用。
然而，小额信贷也有其局限性。标准小额信贷模式的严格及规范意味着，一方面，由于组员需要对彼此负责，因此那些不喜欢掺和别人生意的女士便不愿参加；另一方面，组员或许不愿组里吸收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人。
小额信贷要求*款贷**支出一周后开始每周还款，这对于那些急需用钱的人来说并不现实，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还款。
同样的要求还会阻碍人们选择一些赚钱慢的项目，因为他们每周都需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按期还款。
总之，小额信贷机构对于零违约率的关注确定了它们对其潜在借款人的严格要求。小额信贷精神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因为，企业家精神常常意味着冒险，而且无疑还有偶尔的亏损。
相反，小额信贷的规则不容忍任何失败。对还款规则的必要关注表明，对于想要扩大企业规模的企业家来说，小额信贷并非集资的最佳方式。
小额信贷鼓励其客户进行安全交易，因此并不能发现敢于冒险的生意人。小额信贷并不是一种发现企业家的有效方式，包括那些将进一步创建大企业的企业家。
不管怎样，小额信贷运动表明，尽管困难重重，*款贷**给穷人还是可能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来说，下一个大挑战就是找到*款贷**给中等企业的方式。
7. 存钱与自我控制
作者发现，几乎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市中心到较为贫穷的农村地区都能见到一些未建成的房屋。
当地人认为这是一种省钱方式。因为穷，建不起一整间房子，就这样一砖一瓦地节省，攒一点盖一点。
为什么穷人不存更多的钱，将房屋建得更快一些呢？
在这一点上，一个常见的反应就是，“穷人怎么存钱？他们没有钱啊？”
在丰收至耕种期间，农民们甚至很难存下一点点钱。为家里存钱很难，因为他们总会有要用钱的问题出现（有人生病、有人需要买衣服、有客人需要招待）。
但穷人的确比富人有更多存钱的理由，如果他们存了一定的钱，将来就能躲过一场灾难。
前面讨论过，人脑会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在和未来进行处理。本质上，我们似乎可以预见自己将来的行动，但这常常与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不一致。
这种“时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在花钱的同时，也在计划着将来省钱。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更有耐心。
“时间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买下今天想要的东西（酒、糖或脂肪类食品，小饰品等），但计划着明天将钱花在一些更合理的地方（学费、蚊帐、修缮屋顶等）。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着会在将来购买的东西，并不总是我们今天已经买下的东西。
如果缺乏自我控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雇佣某人来强迫我们存钱或许是值得的。但很多方法并不奏效。
由于自我控制很难，自觉的决策者们会采取其他行动，减少自己将来受到诱惑的可能性。一个明确的策略就是，不存那么多的钱，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就会把钱花掉：可能我们今天就经不住诱惑，这种关于诱惑的逻辑对于穷人或富人都一样，但后果对于穷人来说或许更为严重。
诱惑是生理需求（性、糖、脂肪类食品、烟等）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更容易满足“受到诱惑的自己”。在决定是否存钱时，他们认为，任何为将来而存的钱都会用于实现长期目标。因此，如果糖和茶是一种诱惑物的原型，那么富人不太可能会有所困扰——他们并不是不会受到诱惑，而是无须担心多喝一杯茶就会花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这种效果会通过这样的事实得到加强，即穷人真正期望拥有的很多东西（如一台电冰箱或一辆自行车，或是自己的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学校）都较为昂贵，而他们的手中只有一点点钱（穷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永远都买不起那台电冰箱，还是喝杯茶吧......”）。
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于穷人来说，存钱的吸引力更小，因为在他们看来，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他们知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不过，如果不存钱，他们会一直穷下去。
对于穷人来说，自我控制更难实现还有另一个原因：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关于存多少钱的决定都很难做出，这些决定需要考虑到未来（对于很多穷人来说，想象未来可能是不愉快的），还要列出大量可能发生的事件，需要与配偶或孩子商量。
为了每周或每月都能存下钱，穷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自我控制问题。然而，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人做出更冲动的决定。因此，穷人只能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苦的任务。
我们可以预见到，富人会根据其目前的资本净值存下更多的钱，因为今天的存款是明天的资本净值的一部分。穷人存的钱较少，因此他们的未来资源一般也较少。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他们就会存下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未来资源。最终，当人们足够富裕时，他们不再需要为实现将来的目标而存下那么多财富，这与中产阶层的情况不同（这或许是他们省下钱来买房的唯一方法）。
存款行为关键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穷人来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钱用作未来的投资。相反，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一般会做出反映这一绝望心态的决定。这不仅可以解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还可以说明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同。
在印度最大的小额*款贷**公司之一斯潘达纳公司首席执行官帕德马贾·蕾迪看来，要想摆脱贫穷，首要的步骤就是对长期目标进行思考，并习惯为此做出一些短期的牺牲。
当然，就实现穷人的一些长期目标而言，小额信贷只是很多种方法之一。
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以及为他们提供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或许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我们或许可以为他们提供医疗或自然灾难的保险，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自己的成果会毁于一旦。
或者为他们创建一种社会安全网络：如果人们的收入下降到一个特定范围，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低收入支持，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没钱存活下去了。
这些方法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从而鼓励人们存钱，减少人们的压力，让他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两方面直接关系到决策能力。
更重要的是，一点儿希望、保障及安慰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措施。我们都很容易过上一种安稳的生活，制定一些我们有信心实现的目标（一张新沙发、50英寸的平板电视、第二辆汽车等），寻求一些机构（储蓄账户、养老金计划、住房*款贷**等）的帮助。
然后，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依据动力与规则行事。但实际上，人们总会担心，他们会宠坏那些懒惰的穷人。而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情况恰恰相反：当你想要的一切看上去都很遥远时，你很难感受到动力。将目标设置得更近一些，或许是穷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
8. 创业与就业
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世界著名的格莱珉银行，他常常将穷人称为“天生的企业家”。
小额信贷运动中的很多人都同意尤努斯的世界观，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有两个明确的原因甚至可以证明，穷人或许会发现更好的机会。第一，他们从未得到过一次机会，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更新颖。第二，目前市场通常忽视了“金字塔底”。
因此，他们称，创新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轻松摘到的果实，而且能够想象出穷人未来的只有他们自己。
然而，或许还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放手，穷人似乎并不会有所作为。
穷人企业家的人数令人印象深刻，一切似乎都对穷人成为企业家不利。他们拥有的资金较少，几乎无法获取正式的保险、银行服务及其他廉价金融渠道。
对于那些无法从朋友或家人那里借到足够钱的人，放债人是自有*款贷**的主要渠道，他们每月需要支付的利息为4%或更高。
因此，穷人很难为经营一种合适的生意而做出必要的投资，他们更容易受到来自这种生意的附加风险的影响。
或许，只有少数收益较高的企业家会借钱，而其他所有人的收益都很低。
虽然很多穷人都在经营着生意，但他们经营的都是一些小生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小生意赚不了多少钱。
穷人经营的生意只能产生较低的利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小额信贷似乎很难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如果穷人经营的生意都不赚钱，那么给他们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款贷**根本不能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穷人所经营的生意具有很高的边际收益，但由于规模有限，总体收益不高，可能不足以抵消在这上面所花的时间及成本。
这就是穷人和他们所做生意的矛盾之处：他们精力充沛，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努力地做着白手起家的生意。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很小的生意上，而且他们同周围很多其他人都在做着相同的生意。结果，他们失去了过上一种富裕生活的机会。
穷人无法扩大经营的原因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太难做到了：他们借不到足够的钱，靠自身积累又太慢。
他们知道，他们的存款不够实现自己所期望的那个目标，他们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意投入那么多钱（不仅是钱，还包括情感投资和智力投资），何况这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
大多数小企业主们并不会全力以赴地赚取每一分钱，这也能够说明，一些企业（小额*款贷**机构）的培训计划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这样看来，我们不免要对“普通的小业主都是天生的企业家”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我们所理解的企业家是，他的生意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他有能力承担风险，并在工作中很努力，即使在逆境中也会全力以赴。
当然，并不是说，穷人中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有很多这样的人。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意注定不会发展起来，也不会赚到很多钱。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穷人还要自己做生意呢？
在传统就业机会缺失的情况下，或许做点小生意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很多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下去，是因为家里有人时间较为充裕，这通常是女人，她常常要一边照看生意，一边做家务。尚不清楚的是，当做生意的机会出现时，她们是否能有自己的选择。
因此，很多业主（尤其是女业主）并不喜欢做生意，而且害怕扩大经营。
或许，穷人所做的很多生意并不是他们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而是某些失败的经济模式的演绎。他们周旋于这些经济模式之间，努力地付出着。其本质上，就是花钱买到一份工作。
一份稳定的工作，会通过决定性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
或许，由于人们知道自己每个月都会得到一份收入（不仅仅是工资本身），因此他们对未来产生了一种控制感，正是这种控制感使这些女人注重建立自己与孩子们的事业（为将来而努力）。
或许，这一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区分穷人与中产阶层的重要依据。
对于人们来说，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时可能需要具备一种稳定感。
至于那些看不到自己未来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的人（没有希望），他们可能总是不愿继续努力，其生活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
就教育投资而言，如果他们怀疑自己将来承担孩子学费的努力——比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意可能会亏损——那么他们就可能认为，这种投资根本不值得一试。
一份稳固的收入可以对未来的支出做更多贡献，而且也使现在的借款变得更容易、更廉价。因此，如果家里的某位成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学校会更愿意接收他们的孩子；医院会为其提供更昂贵的治疗，因为医院方面认为，他们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投资自己的生意，谋求可能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好工作如此重要。好工作是稳定的、工资可观的工作，它能够赋予人们足够的心理空间，让人们去做中产阶级擅长的做的事情。好工作意味着，孩子们生长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可以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
由于大多数好工作都在城市里，所以搬家就成为改变家庭生活水平的首要步骤。
但为什么没有更多人采取这一策略呢？大部分穷人采取的是临时性迁居。
临时性迁居的影响之一就是，对雇主来说，没有必要将这些工人转为固定工，也没有必要给他们提供特殊培训；他们一生都在打零工。
因此，他们的家人不会搬到城里住，也不能上城里更好的学校，更无法得到一份固定工作所带来的心灵的宁静。
人们更容易搬到有熟人的城市，那里可以为家人提供住所；如果家人突然生病，他们也会来帮忙，还会帮你找到一份工作——给你一份介绍信或是他们自己雇用你。
如果你在某一城市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或是其他稳定收入的渠道，那么搬过去显然更加轻松。
那么，怎样获得更多的好工作呢？
显然，如果你能轻易搬到城里，找到好工作也不成问题。可见，城市土地使用及低收入住房政策显然很重要。此外，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包括公共补助及市场保险）通过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可使移居变得更简单。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搬到城里住。不仅大城市要提供更多的好工作，较小的村镇也要提供就业机会。要实现这一点，城市与村镇的工业基础设施都要做出实质性的改善。
管理环境对于创造工作机会来说也很重要：劳动法对于安全保障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劳动法过于严格，导致没人敢雇用员工，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因此，真的有10亿穷人企业家吗，就像小额信贷机构的领导，或是有公益头脑的商业巨头所确信的那样？
其实，的确有超过10亿人在经营着自己的农场或公司，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样做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才华、技能或是必要的风险承受能力。
小额信贷及其他有助于小企业发展的方式，仍然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这些小企业要存活下去。或许，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很多穷人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他们能以此铺出一条逃脱贫穷的路，那么我们简直是在自欺欺人。
9. 政策与政治
如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贫穷国家，一些援助怀疑论者表示，正是由于政府失职，国外援助及其他来自外界的援助才对该国的社会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该国的状况更加糟糕。
当今，很多政府的垮台都是因为一些好政策没能真正实施或发挥作用。
杰弗里·萨克斯认为糟糕的机制是贫穷国家的通病，腐败是一种“贫穷陷阱”。贫穷会引起腐败现象，而腐败现象的发生必然会促使贫穷的产生。
对此，萨克斯给出的建议是，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变富来拆除这一陷阱。这种援助可以用于实现一些特殊目标，例如疟疾控制、食品生产、饮用水安全、环境卫生等一些具体、可测量的计划，或许以某种有限的方式，甚至在一种糟糕的机制环境中，可以成功地消除贫穷，让人们变得更富有、更有文化，开启一个良性循环，由此，良好的机制便会随之产生。
在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所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大部分经济政治学者一致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成功或失败的首要推动力。良好的经济制度将鼓励公民投资、积累并发展新技术，因为这些是促进社会繁荣的因素。反之，糟糕的经济制度将会产生负面效果。
不幸的是，腐败的制度往往会滋生更加腐败的制度，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
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述，阴魂不散的腐败制度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此后，又有两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产生。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糟糕的制度阻碍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可以依靠世界上其他富裕国家的力量来摆脱窘境，如果有必要，富裕国家可以采取*力武**。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任何试图操纵一个制度严密的国家的制度或政治的做法，都将失败，改变只能依靠内部力量。
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或许能打破这种糟糕制度的恶性循环。在新增长理论领域赫赫有名的保罗·罗默，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结论：如果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国家，那么就将其委托给能够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他提出了“特许城市”这一概念，即一个国家把一个近似“空白”的领域交给另一个国家管理，后者则负责在这一领域建立完善的制度。
这一设想有个小小的缺点，即我们不太确定贫穷国家的领导者是否愿意加入。进一步而言，即使这些领导者加入了，他们是否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尚不确定——没人保证：交出去的地区发展好了之后会送回。
于是一些发展专家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保罗·科利尔认为，可以使用*力武**干涉，帮助这些贫穷国家解脱出来。
然而，威廉·伊斯特利提出质疑，接管一个国家远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通常来说，一种制度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它必须要符合当地的特色。因此，任何照搬式的制度都是行不通的。
总之，伊斯特利对于外界专家的怀疑不仅针对外来管理者，还包括外界援助。他指出，每个政府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他们自己单独完成。
伊斯特利还进一步指出，应该让民众自行决定自己受教育的程度和医疗方面的状态，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干预。
作者认为，归根结底，要想真正理解制度究竟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上做一个转变，从底层人们的角度来看待制度。
从底层的观点出发，要增强职责和减少腐败，不一定要对政体进行彻底的改革。即使没有固定的、大的反腐体系，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还是有可能的。政府的直接干预很有成效，信息科技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地方政策的变化也会给政权带来一定的改变。大多数国际体系现在奉行的新理念都是将责任转嫁给受惠者，让他们负责学校、医院以及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转。
最后，作者同意这一观点：政治局限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使我们很难找到解决大问题的方法。但是，在改进机制及政策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认真了解每个人（穷人、公务员、纳税人、当选政客等）的动机及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及机制，避免腐败或渎职现象的发生。
10. 总 结
作者认为，鉴于经济增长需要人力与智慧，但无论何时，如果男人和女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市民们在为孩子投资方面具有安全感和信心，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到市里去找一份新工作，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摆脱贫困。
作者提出，尽管我们没有根除贫困，但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具体有以下5个方面：
第一，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在他们发现那些坚信不疑的信念是错误的之前，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有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可以通过简单而有吸引力的方式，发布一些人们尚未知晓的、可靠的信息来帮助他们。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做这些决定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人们考虑当下或前期做出少量付出，而回报很可能在遥远的未来。可以做正确的事情——降低加铁/碘盐的生产成本，让人人都买得起；银行提供存钱容易但取钱代价稍高的储蓄账户，政府提供必要补贴；在自来水昂贵的地方提供消毒剂等。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弥补市场发展的不足；在某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确保市场所售产品的价格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允许市场得以发展，等等。
第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对管理和政策加以改进，尽量让人们参与监督与管理。
第五，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改变人们的期望不容易，却并不是不可能，成功能带来更大的成功，从而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因此，在启动一个良性循环时，不应害怕必要的付出（包括现金）。
作者认为，除了上述5个原因，还有很多本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们拒绝懒惰和公式化的思考模式，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逻辑，就能制定出一套有效的政策，也能更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发现贫穷的原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