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75”部队是一些军垦战士讲的俏皮话，说他们是“2975”部队（即月工资29.75元）。是“倒贴兵”（指家庭寄钱补贴）；另一个版本，称之为“庄稼兵”。
当过兵的人一般都知道×××部队指的是部队的番号，×××兵指的是兵种，例如：汽车兵、工程兵、炮兵、坦克兵、步兵等等。“庄稼兵”即语音为装甲兵。
说起“2975”部队，我想起了刚到兵团敦煌县黄墩子时，连队老兵们讲的一段有趣的故事。
1966年我国第一颗原*弹子**实验成功，当时讲实验基地就在离我们连队不算远的地方——罗布泊。
当年地方供应无论是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粮油食品……都十分紧缺，许多东西要凭票供应，记得当时流行的票证有粮票、肉票、布票、棉絮票、自行车票、工业用品购货券……不知是我们团还是我们营×连的管理员——也称之谓司务长,是大城市来的知边青年，见过世面，胆子大，竟穿着兵团发的黄军装，佩戴帽徽、领章，大摇大摆的来到敦煌县商业局，指名点姓的找局长大人，说有要事相商。两人相见后，局长大人一看来者系一名军人，精精干干、利利索索、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不明底细，又不敢慢待，忙是倒茶又是敬烟。局长大人斗胆问来者系哪个部队？来者顺口脱出，2975部队！局长又问，贵部队*长首**找我何事？来者大大方方，从容不迫的说，我们部队是为实验原*弹子**服务的部队，刚调防过来不久，麻烦贵局支持部队工作，提供方便,所谓提供方便的便是当时比较紧俏的五金、交电、百货、日用品……局长是犹豫不决，来者是乘胜追击、紧追不舍，什么支持我们部队工作就是支持国防事业，要拥军爱军……一通大道理，直讲得局长连连称是，尽力而为。
接下来来者拿出了早已例好的购物单，局长看过后，多数照办，个别暂时不能供给的其原因他一一解释清楚，并承诺上面一但调拨其物资来我局，一定给部队上留着……
来者是喜气洋洋，满载而归。此故事一时传为佳话，但未考证是纯属虚构还是确有其事。
说起“2975”部队，那真可谓人才济济，藏龙卧虎。论起部队构成，大致可分为复转军人、地方干部（农业指导）、外来移民、支边青年等四大类。
一、 复转军人
就拿敦煌农场来说，初创时期是195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的一个营的官兵集体转业后，整营调到敦煌国营黄墩棉花农场。
转业来兵团创业的复转军人
其西湖部分在安西县（现名瓜州）境内，为1958年所建国营西湖农场。两场于1964年并为一场。场名西湖农场，黄墩子为其的一部分。1985年，场部由安西（瓜州）西湖搬迁至敦煌黄墩后，并请省农垦总公司批准更名为国营敦煌农场。
国营敦煌农场
首批来农场的拓荒者，大多数是参加了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的剿匪平叛，经过战争的洗礼，炼就了他们铁骨铮铮的军人气质。是一支所向披麾、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队伍。
这支队伍，随着军垦事业的发展，196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十一师的组建，又从*疆新**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抽调来一大批农林、畜牧、技术、水利、武装、教育、卫生、商业、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领导、专家。例如，从*疆新**兵团抽调农一师副师长李正肃任农十一师师长，抽调*疆新**兵团农七师副师长张光汉任农十一师副师长……这批从*疆新**兵团抽调来的方方面面的骨干，均属原在陕北时的“三五九旅”，是*震王**旅长的部下，他们随*震王**旅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疆新**的平叛，最后部队集体转业在*疆新**生产建设兵团。据《甘肃省志·农垦志》记载1964年农建十一师从*疆新**兵团调进251人。这批来甘的干部队伍中，官职最高的是师长，官职最低的是连长。营团之职的不乏其人。当年另接受转业军官80人，接受*疆新**兵团、东北农垦总局和天津市调进技术工人1419人，接受*员复**军人（战士）2945人，其中：济南军区905人，北京军区1903人，甘肃省公安部队137人。
1965年接收复转军人1100人；
1966年继续接收*员复**军人1100人；
由此可见，复转军人在“2975”部队占绝大多数，是主力。
又一批复转军人来支援军垦建设
二、 地方干部（农业指导）
开发河西，发展军垦需要技术、劳动力和管理。
1964年农建十一师，自甘肃省农垦局和河西分局调进62人，自山东青坨农场调进62人，自其他省区调进干部181人。
还有当地办的农场移交兵团时，随农场一并移交给兵团的干部职工；另有当地支援兵*派团**调来的地方干部，例如本书介绍到的24岁就当副县长，后调兵团工作的李忠团长和当一团一营营长的高杰等，他们既是地方干部，又是农业专家、技术指导。
三、 移民安置
据《甘肃省志·农垦志》记载：
在“*跃进大**”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国营农场（农建十一师的前身）既是农业生产跃进的场所，也是移民安置、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的场所。在安置方面曾安置过转业军人、下放干部、“*派右**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福利院孤儿和盲流人员。在移民方面，曾接收上海移民、河南支建青年。移民与安置曾一度为国营农场建场“*跃进大**”解决了干部和劳动力问题，但也为国营农场的企业经营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
1. 安置下放干部
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结束后，*共中**甘肃省委决定：省级机关对那些在反*派右**斗争中阶级立场不稳和历史上有问题的干部，由机关决定精减下放。精减下来的干部由省农林厅农垦局负责举办下放干部农场，统一集中起来劳动锻炼。各机关可根据其在农场劳动锻炼的情况、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原机关单位的需要，分期分批地调回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原单位不再调回者，由农场安排使用。部队精减下来的干部，由兰州军区与农垦局协商，筹建“八一农庄”，集中安置。各地、州、县亦照此办理。从而，1958年初就在河西走廊的荒滩上仓促建立了9个下放干部农场，安置省级机关、兰州市、白银市、中央在省单位以及张掖专区地、县机关的下放干部6560余人，即先锋农场安置1000余人，下四分农场安置800余人，余定农场安置207人，山羊堡农场安置59人，边湾农场(包括长城农场)安置2271人，北湖农场安置477人，四工农场安置475人，花海农场安置452人，八一农庄安置819人。1～2年后，这些下放干部之绝大部分陆续调回原单位或另行分配工作，少部分留在农场任职。
2.安置“*派右**分子”
本章文已在书中前部叙述，不再赘述。
3.安置上海移民
4.安置*党**内“反右倾”斗争中挨整的高级干部
5.安置河南支建青年
河南支建青年是河南支援甘肃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的简称。
经两省协商，移出地点为河南省商丘专区的太康、睢县、淮阳、夏邑、民权、宁陵、永城、商丘、鹿邑、项城、虞城、沈丘、郸城、柘城等县和开封专区的通许、兰考、开封、中牟、尉氏、杞县等县。自1959年至1960年，全省国营农牧场共安置河南支建青年6．846万人(包括随迁干部和随迁家属)，其中，甘南国营农牧场安置3．076万人，河西国营农牧场安置2．0465万人，陇东国营农牧场安置1．4811万人，中部国营农牧场安置．2424人。
6.安置盲流人员
1960年，内地人口开始向兰州盲目流动，当时称“盲流”。据统计流源有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安徽、江苏、浙江、黑龙江、辽宁、贵州、北京、上海、山西等省市，其中以河南、陕西两省为最多，青年占70％，壮年占30％。就原有职业论，学生占60％以上，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皆有，而以初中学生占多数；农民占30％左右；少数是各类技术工人。他们的共同愿望是谋求适当职业。
*共中**甘肃省委根据当时盲流情况，为了减轻兰州市的人口压力，决定由甘肃省农垦委员会负责收留并安排适当工作，共收留6599人，安置于河西国营农场者4800人，计四坝农场360人，山丹牧场193人，八一农场1351人，西湖农场400人，四工农场436人，满家滩农场502人，其余农场少量。但是，由于盲流人员都希望到工矿企业和建筑业部门工作，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到场不久，即以无铺盖、无棉衣、嫌30斤口粮低、对环境不适应等种种原因为借口，开始外逃。
7.安置上山下乡青年、福利院孤儿和农场职工子女
1963年，中央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各地都设置了上山下乡办公室，上山下乡人员包括精减职工、青年学生和社会闲散人员3类。国营农场是安置上山下乡人员的对象之一，凡是经过兰州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审批介绍的人员，农场即予安置。1963～1965年，共在连家砭、甘湫子、海龙山、花儿坡、张老寺、北湾、高楼山、平安台、天门山、五举等国营农牧场和武威拖拉机配件厂安置精减职工和社会闲散人员75人，青年学生(小学、初中、大专文化程度)159人，随带家属54人。由于国营农牧场的工资水平较低，来者情绪都不稳定。
在安置上山下乡人员的同时，不少地方将当地福利院孤儿作为上山下乡人员安置在国营农牧场中。1963～1965年共安置福利院孤儿356名。
196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农场职工子女问题的通知》，“达到年龄不能升学的农场职工子女，应该由农场自己负责安置”。具体规定如下：(1)对居住在农场或居住在城市的农场职工的子女，年龄满16周岁、不能升学、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的，国营农场可以自行根据生产的需要安置他们在农场工作。(2)吸收、安置农场职工的子女的工作，要注意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要考虑到需要，要纳入劳动计划，要注意掌握吸收的条件，不要盲目的吸收，更不要把居住在农村的农场职工子女，也安置到农场工作。自此，各国营农牧场开始安置本场的职工子女。
四、 支边青年
自农建十一师建师后，就开始大量吸收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官和干部、并招收大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军垦。
1964年农建十一师接收国家分配大、中专毕业生196人，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生95人、中专医务毕业生85人、中专水利毕业生16人。招收天津、西安、兰州、张掖、武威等地城市知识青年5916人。其中，天津市2021人、西安市2253人、兰州、张掖、武威市1542人。1964年，农垦十一师的职工总数达到1.8927万人。
1965年继续接收国家分配大中专毕业生200人左右，招进城镇知识青年846人，其中，天津青年6000人，山东（淄博）青年2000人，其他各地464人。
1966年，继续接收天津、山东等地城镇知识青年1.0051万人。
1968-1969两年，各团场先后接收兰州中等学校66、67级和68级毕业生3991人。截止1969年底，农建十一师的人口总数已达6.8万人，职工总数为4.1325万人。
支边知青整队下田劳动
各连的知青及连队人数、固定资产、工作完成等情况如何？
就拿我当年所在连队来说，据我当年的日记中记载：截止1970年底全连总人数达260名，其中男127名，女133名。单身69名（男27名，女42名；基本上全是知青）；户数34户，计191名（男100名，女91名）。
连队农业生产资料统计：车辆16辆，其中，马车2辆、牛车4辆、架子车10辆；棉花播种器1台，石磨、石碾各1个。房屋面积2112平方米。
园林生产情况：林地200亩，育苗3亩、零星植树5万株。果园85亩，其中苹果35亩、葡萄6亩、桃杏36亩、核桃8亩。
牲畜头数：牛13头，其中公9头，母4头（其中小的2头）。奶牛4头，其中母2头，小2头。马11匹，其中公3匹，母8匹（其中小的3匹）。骡10匹。驴7头，其中公6头，母1头。
全连工作完成情况：机械秋翻耕地1020亩，机播耕地900亩，人工播种160亩；冬灌耕地600亩；开荒地250亩，平地20亩，新开渠道1100m，复修渠道1200m，修水闸9座，人工打埂1000亩，积肥1000万斤，选种2600斤。
农作物实际产量统计：小麦播种1060亩，收获面积1040亩，收280000斤，每亩单产250斤。另外：种扁豆6亩，黄豆4亩，谷子10亩，糜子8亩，收1200斤，单产150斤。油料经济作物：棉花种植220亩，收150亩，单产当时未来得及统计。胡麻种植30亩，收4500斤，单产150斤；甜菜4亩，*麻大**6亩，洋芋（马铃薯）5亩，瓜果20亩，蔬菜15亩，收92035斤，单产6135斤。
食堂生产面积：共65亩，其中：小麦播种57亩，收17000斤；蔬菜8亩。
家属生产面积：共18亩，其中：小麦播种16亩，收4200斤；蔬菜2亩。
五自给情况统计：粮食产量280000斤，其中，籽种30000斤，口粮150000斤，饲料30000斤，余70000斤。食油产量1200斤，自用油1200斤。肉类产量3668斤，自用1600斤，余2068斤。蔬菜产量92035斤，自用90000斤，余2035斤。经费收入2557.91元，支出60000元，亏57443元。
1974年底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撤销
自1963年农建十一师筹建至1974年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师撤销，军垦在甘肃持续了11年。在这11年里，“文化大革命”占了8年时间。“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给军垦事业的顺利发展带来了灾难。但是通过全体军垦部队的积极奋斗，也给甘肃农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师的撤销，“2975”部队的戏称也随部队番号的撤销自动淡化。我所在的农一师改为酒泉地区农垦局，“军绿色”开始淡出戈壁滩。军垦结束后，各团（场）、厂交由所在地区*党**委、革命委员会领导。接踵而来的是城镇知识青年“大返城”。
1974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为解决参加各省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病退”问题，曾以鲁知办（74）第12号文规定：凡按一定程序经有关部门审批而办“病退”手续的可以返城。山东为知青返城开了绿灯，随后青岛、天津、兰州也纷纷效仿，并为“病返”和“困退”进一步简化了手续，从而在甘肃农垦刮起了“知识青年回城风”。兰州知青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兰州熟人多门路广，大都于1974年始，采用各种方式，纷纷回城，已经结婚的青年也不惜持“假离婚证明”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返城。
那么，在各农场仍留在农场工作的支边知识青年人数能有多少？我为撰写《情漫戈壁》之书，已多次去敦煌农场和农垦酒泉分公司采访，顺便了解到，在现有的农场中兰州知青几乎全部返城重新就业；天津、山东和西安的知青仍留在农场的只是寥寥无己、凤毛麟角。
兵团由于劳动强度大、工资报酬低、生存条件相对比较恶劣，以至基层连队人心浮动，纷纷思走，“扎根边疆，屯垦戍边”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
简介“2975”部队构成其演变过程，它有过大起，也有过大落，它有过辉煌，也有过衰失。就我们支边知识青年来说，兵团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茫茫戈壁，留下我们深深足迹，块块条田，是兵团战友血汗浇灌。蹉跎岁月，我们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青春，义无反顾的留给了军垦事业。兵团更是座大熔炉，它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它培养我们成才，它教我们笑对人生……
回首往事，有得有失。就拿个人来说，战友们常说我是“幸运儿”。在我的日记本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底我到兵团，成为“2975”部队中的一员后，不到三个月，我被上级机关任命为连文教兼统计。197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疆新**军区某部招兵，我和我连高生荣被推荐去当兵，我俩体检完之后，高生荣参了军，而我没去成。大伙说，小高是因为他父亲是我们营营长……
兵团战友送高生荣(前排右二)去参军
1971年5月我被连里派往师部教导队，当时在酒泉参加《人民军垦报》和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全师新闻报道培训班。（见下图）
参加新闻培训班(后排右四是作者)
通过3个多月的新闻培训，我学会了用新闻体裁写新闻，例如简讯、消息、通讯、评论、纪实等。回连后，我也有几篇简讯，消息和评论见诸报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参加了这次新闻报道培训班，为我今生一辈子干新闻工作打下了基础。在新闻培训班上我还结识了当年在我团宣传股当干事的刘国铭，他系兰州支边青年，1974年被团里选送到兰州大学历史系深造，毕业后一直留在学校任教，现带研究生；另一位朋友叫何毅，当年他在我团五连当文书，系天津知识青年，后在兰州大学学习植物分类学，然后去加拿大出国留学，专攻种质、遗传学，回国后，他又报考了西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据我了解，当年我们团曾去师部参加过首届新闻培训班的人员中，留在兰州工作的只有4人，这4人中屈指可数在学习方面最勤奋的要算何毅了。他先后在畜牧研究所、省草原总站、省农牧厅、省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任过职，当过领导，现主抓课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业务或技术性的专业干部。
幸运的机会总是眷顾我。1971年底全营推荐我和一连的兰州知青金晓英去团部体检，我差点成为兵团系统首次选送的甘肃农业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曾被团部宣传股抽调去组织整理过“九大代表”——我团十一连排长许瑞兰、一连连长陈志以及我连牟桂芳的先进事迹材料，认识了当年的现役军官一团政委张顶成，面对着去不去上大学的选择，政委建议我最好去当兵，在部队锻炼锻炼，一定是个好苗子……我听了政委的话，于1972年底光荣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汽车18团，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山城重庆，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九个月后我团奉命调防，又调驻天府之国——成都，主要任务是跑“川藏线”，保障驻藏部队的一切所需物资的供给。（见下图）
军车在冰天雪地的川藏线上行进
在部队期间，我又参加了成都军区“成（都）昌（都）”兵站部举办的新闻培训班，数月学习后，我和另外3个汽车团及峨嵋四零医院的学员一起赴峨嵋四零医院实地采访。没想到我们组选送的稿件中，唯独我采写的“不信仁道，斗到底”一文被《四川日报》刊登，我有幸被团里借调去从事新闻报道和理论宣讲工作……从此后，再次夯实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基础。
回想起来，许多事情，不遂人愿，事与愿违，命运之神总是在不断的捉弄人……1976年我从部队回兰后，被省军人安置办安排到了兰州棉纺织印染厂。我到厂劳资科报到后，科长看了一眼介绍信后说：“我们厂里没有新闻干事岗位，你不是汽车18团的吗？有驾驶执照吗？”我回答说：“有”，他就让我下午去厂汽车队报到……当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营业员……”此话的含义印证了在那物资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年代，上述岗位毋庸置疑的成为“吃的开”的工作。我也只能顺其自然，稀里糊涂的从干部岗位“高升”到人人羡慕的驾驶员岗位。
我在兰棉汽车队工作时，工作在西固区，家住兰州市里。只能早出晚归，市里郊区两头跑，中午饭只能在厂职工食堂吃。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厂新调来位厂*党**委书记，名叫耿全礼，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十分关心职工生活，他亲自深入食堂，外抓环境，内抓饭菜质量、品种、味道。不久，食堂饭菜的花样品种增多了，桌、凳配备上了，餐厅里花环、彩带布置得十分温馨，职工们交口称赞。大概是新闻敏感吧，我就去采访食堂管理员，刘兴元管理员听完我的来意后，竟毫不留情的对我说：“程师傅，你一个开车的能写文章，告诉你吧，宣传科的干事和工会的干事都来采访过，文章也写了，像也照了，至今未见到报刊上刊登……”没过几天我采写的“书记抓食堂，食堂大变样”的新闻稿件，被《兰州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后听说厂领导见报后都十分诧异，“一个开车的竟会写文章……让他再写篇试试”。接踵而来的是厂长闵均培把我请到办公室，很客气的对我说：“程师傅，你所在的汽车队安全无事故800多天了，你能不能抽时间给写篇文章”。又没几天，我采写的“兰棉汽车队安全警钟长鸣、800天安全行驶无事故”一稿又被《兰州报》采用。工会刘国章主席也把我请到工会办公室十分热情的对我说：“小程，工会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牵线搭桥，举办联谊会等初见成效，你们车队的大龄青年×××不是通过工会帮助近日喜结良缘了吗？你能不能就此事也给我们宣传宣传……”盛情难却，又是事实。很快我就此内容采写的稿件被《甘肃工人报》采用了……据说，我这位开车师傅采写的几篇新闻稿件引起了厂领导的高度重视，竟调出我的档案追踪寻秘，才发现我曾干过宣传干事和新闻干事工作。1984年厂领导一纸调令将我调到厂*党**委宣传科，主要任务就是筹办《兰棉报》，从此结束了我当职业驾驶员的生涯。开始了我专职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生。
在兵团“2975”部队中，像我这样经过兵团生活锤炼和熏陶成长起来的人太多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数不胜数。何止一个贠小苏，一个张全林，一个许瑞兰，一个王联群……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有今天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就，离不开在兵团时那段刻骨铭心的历炼。
岁月递嬗，仓海桑田。今天，在我所结识的“兵团”战友中，既有*党**、政、军、事业、企业等单位的中、高级干部，又有声振遐迩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各界精英。更多的“兵团”战友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当年在“兵团”练就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精神，为祖国建设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我们虽然离开了兵团，离开了“2975”部队，但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永恒的留在那里。风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战友相互思念。唯有那片戈壁滩，我们的第二故乡里结下的情结，将我们的心永久的定格在魂牵梦萦的“2975”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