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加山
1958-1961年，我在孙桥读初中。学校在京钟公路南边，沙土路面，汽车通过，扬起尘土，两边地上树上灰蒙蒙的一片，因此公路边少有人家。孙桥镇在路北，离学校有一里多路。到学校报名的那天，我注意到镇边有一座石拱桥，清澈的溪水从桥下流过，桥面没有栏杆，斑驳的拱壁石缝中可见少许藤木，我想这就是“孙家桥”了，而且应该是小镇得名的原因。
后来得知，石拱桥乃是很久之前由王姓修造的，名“王公桥”。以桥为界，桥西孙姓居多，桥东罗姓居多，因此改为孙罗家桥。桥两边各成小街，分单双日轮流开集。后罗姓外迁，生意为孙姓垄断，于是改为孙家桥。生意场上的优盛劣衰成就了“孙桥”地名，而现在，小镇上的孙姓已经不多了。
桥下的溪流叫柳林河，它发源于北山殷家冲的大小焕岭，流经西台、殷家湾和孙桥镇后蜿蜒南去。柳林河得名于沿河两岸的大叶柳树，这些树干有近两人抱围，树龄应该在300年左右，树身黝黑粗糙而且满是疙瘩，只有树冠部分才有少许枝叶，怪异类似非洲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猴面包树。树的根部在水下盘结，内空幽深，形成小潭，胡子鲢鱼、黄古鱼、脚鱼喜欢藏身其间，这是我和同学们夏季星期天捉鱼的好地方。
孙家桥是一个小集镇，人口不满三百，从学校到镇上要经过石拱桥头的粮管所，是由一个类似石牌坊结构的古建筑改建的，有石门和护柱石，左拐就是孙桥街。小街约长约300米，地势西高东低，房屋古旧，沿着宽约3米的石板路缓坡上行，20多家小商铺两边排列，大多经营日用杂货。门面为杉树板木，大门四扇开合，两边有约半人高的外柜台，营业时外柜台上的木板可以卸下，顾客从街上就能看到货架上的商品。
孙桥街西头有我的姑婆家，但我不知道的是，离姑婆家不远还有我天门舅妈的娘家。1959年，那正是食物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一天，我下课后正在操场上，同学喊说有人找，顺着同学手指望去，一个年近40，身材清瘦的妇女站在公路边。我似曾见过，又不知道喊她什么。这是因为舅舅家在天门，那时交通不便，自我懂事到读初中，与舅妈见面的次数极少。见我又黑又瘦，舅妈的眼光充满怜悯，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记得的是，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一斤粮票和一元钱递给我。那时候，一两粮票，两分钱可以买一个粑粑，城镇居民成人每天只有七两米的定量，由于缺乏油水，如果放开肚量吃，七两米连一餐都不够。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最珍贵最缺乏的是粮票。我接过粮票和钱，甚至不知道应该喊舅妈和说声谢谢。后来，听表弟说，舅妈为了省下食物给儿女们，自己已经饿成了肝病。这一次带儿女回孙桥，是想让大弟接济一下帮助度过难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自己屋漏无干处，风雨飘零，却冀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显现他心忧苍生的襟怀。我的舅妈，自己及四个小儿女们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惦念着不在一地，没有共同生活的我，这种发自内心“幼吾幼”的悲悯之情，使我一生都不能释怀。舅妈叫余凤珍，小时候念过私塾，是小镇同辈女性中的姣姣者，这在当时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实属不易。我常想，如果她能像张文秋那样参加革命，一定是一位很有作为，兼济天下的志士。
街中段，离舅妈家不远是徐记杂货铺。我之所以对这家杂货铺印象深刻在于其老板徐*民泽**。他当时50岁左右，清瘦，戴一副眼镜，留八字胡，着长衫，默默地照看铺子，不像一般生意人那样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拉生意，透出一种读书人的儒雅谦恭。我听同学说，此人是毛主席的儿女亲家张文秋的原配丈夫。张文秋投身革命后另嫁刘谦初。1927年7月底，时任*共中**京山县委、国共合作县*党**部宣传委员的她，因汪精卫武汉发动反革命*变政**遭到通缉，九死一生从京山县城脱险，连夜偷偷回到出生地孙桥青树岭谢家湾，随即又被*动反**派侦得消息，在敌人准备动手围捕之前，徐*民泽**冒着“通匪杀头”的危险，连夜送张文秋逃离了京山，使之躲过生死一劫。当时徐*民泽**从名分上讲，与张文秋已是路人，何况一般婚姻破裂，大多存有一些恩怨纠结。难以想象，我眼前这位文静瘦弱的老先生，当年竟有置生死不顾的担当，他的宽厚善良与嵚崎磊落让人钦敬。
孙桥初中阶段的校园生活，充满那个时代的激情和特色。当时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我们是在大办钢铁和勤工俭学的热潮中度过的。学校处于停课状态，操场上建起几个土高炉，大同学三班倒，昼夜不停的拉风箱，不断向熊熊烈火的高炉口投进燃料和矿石。相对弱小的我们这般同学则日夜不停到虎爪山挑矿石，到胡家棚挑木炭，供高炉炼铁之需。
记得那时候最困人的是瞌睡，有一次挑矿石，一夜行军，天亮后在虎爪山顶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同学，派人循原路查找，原来他在途中休息时在草枝空里睡着了，一时成为大家的笑柄。我是在县城关长大的，不如农村同学的耐劳负重。开始一段时间非常吃力，不说挑东西，就是空手跟上“大部队”也不容易，后来才慢慢习惯，挑的东西也由少变多了，这种磨炼使我终身受益。
后接着是勤工俭学，任务是自己动手修建学生宿舍，学校组织大同学砌墙、调椽檩、竖大架，挑选几位会木工的同学做架子床，并负责研制学校食堂的切菜机，我们一班小同学则风雨无阻的到原始密林的黑冲搬运椽子、檩子和木板。至今我还记得，为庆祝勤工俭学成果，有位老师写了一首歌在学校传唱：“南山线上挖沟刨路，北山顶上砍雨锯风，学校规划打墨线，蓝图上面夺巧工，师生动手结硕果，切菜机架子床做成功”，虽然我并不懂“规划打墨线”“蓝图夺巧工”的意思。
1959年上半年后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那时老师们并不对学生成绩排名，家长也不苛求，所以功课方面不存在压力。十四、五岁的我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开始显现。校园流行的小说是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但我更喜欢看的是苏联小说，我像佩服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佩服盖达尔，这是一位16岁就当上红军团长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在《铁木尔和他的伙伴》、《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以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和不谙世事险恶孩子的目光，讲叙了1918年前后苏联社会的严酷、动荡和生死搏杀，使我内心激情难抑并对未来充满幻想，得知盖达尔“自出生起，就是一个大吵大闹，一刻也不安宁的婴儿”时，我回家专门问过妈妈，我小时候的表现如何？
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山河气概，云水襟怀的少年心事已如云烟飘散，当年蜿蜒的柳林河，窄窄的石板街和雪壁黛瓦的学校也不复存在，但孙家桥留给我的是人生的启蒙，小镇淳朴民风教我应该怎样做人，三年的精神意志锻炼教我砥砺前行，这些书本上无法学到的宝贵知识，使我能踏踏实实地走向自己人生的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