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治国：礼与乐，互补相生的治理途径

胡立根

礼乐治国：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进行道德伦理教化，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各民族音乐的产生都应该是很早的事，礼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礼与乐结合，并称礼乐文化，则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了。

人文初祖，礼乐相连

从文明的发展看，一开始并非“礼乐”并重，因为乐的产生无疑早于礼。但是中华先民之乐，一开始就可能与政治与祭祀相连。《吕氏春秋》对远古音乐有这样的描述：“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兽禽**之极。”葛天氏是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远古联盟共主，葛天氏之乐可能是目前所知的中华民族最早的音乐了。这歌舞的内容包括：《载民》，歌颂承载人民的土地；《玄鸟》，崇拜氏族的图腾；《遂草木》，祝愿茂盛的草木；《奋五谷》，祈求五谷丰登；《敬天常》，歌颂上天恩赐；《达帝功》，赞扬上天恩德；《依地德》，赞美大地抚育；《总*兽禽**之极》祈祷上天多赐鸟兽，人民安居乐业。这应该是一种辅助性的原始宗教仪式，初民们以舞和乐的形式来“颂神娱神”，表达民生与政治的祈祷，可见在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时代，音乐与政治、与祭祀就紧密相连了。

到尧舜时代，已经开始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据《尚书》中《尧典》的记载，尧帝时代就设置了主观音乐的官员，在任命一个叫做“夔”的作这音乐主管时，尧帝明确要求用音乐来教育贵族子弟，培养其“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中和品格，要求通过诗歌音乐来沟通人与人、人与神的情感，形成人与人、人与神的和谐相融；尤其强调音乐的次序感，要求音乐诗歌不能破坏次序；还提出“诗言志”，指出诗歌音乐是表达人的情感的。这些要求，明显体现出尧舜对于音乐诗歌的政治伦理因素的重视，这其中的次序感，实际已经潜在有“礼”的因素了。

礼的产生，晚于音乐，但《论语·八佾》记载孔子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可见夏已经产生“礼”了。

礼起于祭祀。这从“礼”的字源可以得到证实。许慎《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而“豊”，则是“行礼之器”，王国维认为“豊”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因此“礼”的本义就是一种祭神的宗教仪式。夏朝的历史固然不可考，至于商朝，从大量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分迷信的时代，即所谓“殷人事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切王事，都要求助于先神，因而商朝的祭祀礼仪十分隆重而丰富。但商朝的礼可能主要限于祭祀，没有更多的道德人伦内涵。殷商人的礼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乐文明。

周公之典，礼乐昌明

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乐文明，始自“周公之典”。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即周礼。据《尚书》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之礼乐与殷商礼与乐的区别在于：

其一，周公制作的礼乐，虽然仍然与祭祀有关，但主要是处理人伦等级的伦理规范。周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当时没有确切的文字做完整的记载，但汉儒有《仪礼》、《周礼》、《礼记》三本书谓之“三礼”作了追记。书中说，周代设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个部门来管理典章制度。关于礼仪的条文有三千多条,对各种繁琐的礼节仪式都做了明文规定,如诸侯朝见天子，春、夏、秋、冬季节不同，礼节各异；民间婚丧喜庆，各有规章。

其二，是对音乐的高度重视。据《左传》记载，周乐有数十种之多，周朝还设有专门的机构“春官”来管理乐舞。周礼规定在贵族阶层，乐舞修养操持必须是生活的一部份，王室及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要逐渐学习掌握各种礼仪乐舞，20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大舞》和《六小舞》。这就是所谓的“乐教”，通过音乐来教育贵族子弟成材。

其三，明确将礼与乐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古代政治的一体两面。“礼别异，乐和同”，礼的作用在于划分等级，是对行为的外在的规范和约束。而礼的局限在于，外在的强制规范与约束，可能带来人际的疏离、隔阂和冷漠，甚至导致反感和叛逆，于是就需要用乐来调和，来消解这种疏离、隔阂和冷漠，达致和谐美境。这就是后来《礼记》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在西周统治者看来，礼与乐是两种相生互补的政治手段，缺一不可。

至此，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这种礼乐文明，对于西周政治的繁荣，对于“成康之治”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诸侯僭越，礼崩乐坏

但历史前行，走到春秋，进入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在许多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左传》对此有充分的反映。《左传》记载，诸侯交往僭用天子礼乐的情况屡屡出现，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穆叔拜乐”，穆叔访问晋国，是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但晋国竟然用《肆夏》之三、《文王》之三这样的天子之乐来招待。同样《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的“晋侯观礼”，写宋公以《桑林》之舞这样的天子之乐招待晋侯，以致晋侯退入房中，不敢观看。而《左传僖公十一年》记载的“晋侯受玉惰”，说晋侯在接受天子赐命的仪式上，受玉时精神怠惰，可以看出礼乐的神圣感正在诸侯们心中慢慢淡化。

而最能体现这种礼乐神圣感消失的则是《晏子春秋》记载的一个故事。一次，齐景公欢宴群臣，开怀畅饮之际，齐景公对大臣说道：“今天大家不醉不归，不要管什么君臣礼节！”晏子脸色陡变，连忙说：“国君此话不妥！*兽禽**靠蛮力主宰世界，人类考礼仪确定尊卑。君臣之间怎么能抛弃礼仪呢？”景公很不高兴。一会景公走出去，晏子也不起身相送，后来景公回来归座，晏子也不起身相迎，更有甚者，君臣碰杯，晏子竟然抢先举杯，这令景公十分生气，便疾言厉色地对晏子说，“你刚才还教训我不能没有礼节，那么现在呢，你的礼节呢？”这时晏子赶紧离开座席，向景公再拜叩首说，“我哪敢对您无礼？我只是现身说法，让您看看，没有礼仪会是怎样的情形。”景公听了，才连忙认错。 在齐景公这里，礼乐不仅不神圣，甚至可以完全抛开明目张胆地宣布抛弃礼仪。

儒者孔圣，重振大旗

这时，有个人物出现了。这就是孔子。

孔子所处的时代。

孔子对于文武周公极其崇拜，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他又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面对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上所述的礼仪神圣感的消失，诸侯大夫不断挑战神圣的礼仪制度；另一方面是礼仪的形式化，教条化。据侯外庐先生研究，此时，西周的*物文**制度、思想，已不是具有血肉的思想*物文**，所谓诗书礼乐的思想在这时也“好像变成了单纯的仪式而毫无内容”，仅仅成为了一种形式，一种教条，以备贵族背诵。而且也由此在邹鲁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职业，即“儒”（所谓邹鲁缙绅先生），儒者主要从事的就是背诵这些古训。教条化，必然走向僵死。

“礼”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

这是极其崇拜周礼的孔子面对的残酷的现实，所以，他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因而“礼”成为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在讨论“仁者爱人”时，我们曾说，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但要明白，仁无疑不是孔子的目的，孔子其仁仍然是从属于于礼的，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仁的目的在于克己，克己的目的在于复礼，复文武周公之礼。理解孔子的仁，理解孔子的君子观，都要从“礼”终极目标去思考。

这样，“礼”自然成为了《论语》全文十分重要的概念。检索《论语》全文，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论语》用词，除了文言虚词（之也而其者以乎）、文言特殊用词（言如）、生活常用词（不人有无可知）、对话文体常用词（曰子问吾谓见）之外，《论语》中出现频率排前三位的词分别是，“仁”109次，“君子”108次， “礼”75次。这三个词的内在关系是，仁是君子的修为，君子的标准，而“礼”则是“君子”和“仁”的共同目的，“君子”与“仁”最终都要归属于“礼”，君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还当注意，《诗经》《尚书》《周易》中，“礼”字并不多见，3万多字的《诗经》，“礼”字才出现了10次，3万多字的《尚书》，“礼”字出现18次。《周易》卦爻辞没有出现“礼”字，其“彖传”和“象传”“礼”字才出现两次。“礼”字的大量出现在《左传》和《论语》。《左传》正文除“经”外23万多字，“礼”字出现526次，这个比例仅次于《论语》。也正是《左传》的这500多个“礼”字，恰好传达出春秋 “礼崩乐坏”的时代特征。由此便有了孔子，有了《论语》对“礼”的高度重视。关于“乐”字，《诗经》虽出现86次，但主要是快乐之义，很少音乐之义。《论语》出现48次，其中表音乐含义的22次；“礼乐”并提9次。《左传》全文“乐”字177次，表音乐的64次，其余为快乐和姓氏。“礼乐”并提3次。

孔子属不属于邹鲁缙绅之儒，不得而知，但受其影响则是肯定的。他从小就对礼乐入迷，并且终生刻苦地研习礼乐。他曾跟当时的著名乐师师旷学琴，练习一个曲子，十天没换新曲，装饰老师师旷催他可以增加新的学习内容，但孔子觉得自己紧紧掌握的该乐曲的形式，而没有掌握其演奏的规律，当师旷觉得孔子已经掌握了乐曲的方法之后，有催他换新内容，但孔子觉得自己仅得其形，未得其神，还要坚持练习。直到孔子完全领悟乐曲的意境时，他竟然从这首乐曲想象出作者是一位“皮肤黝黑、身形颀长、眼光明亮的统治四方的王者，他并猜测出作者应该是周文王。这让作为老师的师旷敬佩不已，竟倒身便拜，说，“这支曲子就叫《文王操》！”正因为他的刻苦和迷恋，三十多岁便已有极高的礼乐造诣，成为礼乐权威，以至于当时鲁国诸侯大夫对礼乐遇有疑惑之处，都向他咨询。

检视《论语》全书，可以看出礼乐在孔子心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他认为一切行为要以礼为准则，礼为立人之本：“不学礼，无以立”，所以要“约之以礼”，恭、慎、勇、直则都要以礼节之；礼为忠孝的标准，所谓“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更是政治手段，对民要齐之以礼，“上好礼，*民则**易使”；克己复礼，天下才能归于“仁”；为政的要务便是“礼”，；为官者要“先进于礼乐”，强调“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克己复礼，“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民则**无所错手足”。他对音乐的重视并非为提升个体生命的品质，而是服从其执政伦理目的，所以当音乐违背礼的时候，他便深恶痛绝：他“恶郑声之乱雅乐”，当诸侯僭越礼制，“八佾舞于庭”，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整本《论语》最疾言厉色的言辞无过于此。“礼乐”是天下有道与无道的主要观察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因此他对于礼乐，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追求：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困于匡蒲,绝粮于陈蔡时,仍弦歌不辍。第一爱徒颜渊不幸夭亡，安葬颜渊时，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买椁，却遭到孔子断然拒绝，而他拒绝的原因是，孔子因为做过大夫，不能徒步，要坐车出行，才符合人物身份。

孔子对礼乐文明的贡献

孔子对于礼乐文化的贡献，固然在于他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新高举礼乐的大旗，并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他的更重要的贡献则在于他深入批判了邹鲁缙绅先生的形式化的“礼”并在其中注入了系统化的道德内容。且看他的批判：“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认为礼远不仅仅是“玉帛钟鼓”之类的形式；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记·檀弓》还记载子路的话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在孔子看来，礼固然需要一定的形式规范，但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为此对礼乐进行改造，他删诗书，正礼乐，使“雅颂各得其所”；他将新的系统的道德内容注入“礼乐”之中。这种新的道德内容，表现为三，一是提出了礼的内在精神品格——“仁”，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二是明确了礼的政治伦理价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是提出了礼的基本标准和要达到的目标—— “和”：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礼乐表现，形形色色

礼乐文明这一特征，表现在方方面面。

青铜器和玉器的礼乐化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青铜器时代，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体现在兵器和工具，而中国的青铜文明主要体现在礼器（鼎）和乐器（钟磬、编钟）。例如礼器的青铜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定都叫“定鼎”，追逐国家权力叫“问鼎”。古代对青铜器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guǐ）,诸侯用七鼎六簋,卿与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同样，钟磬虽然是乐器，但他属于一种礼乐器，钟磬悬挂的方式和数量也因等级的不同而不同:王可以四面悬挂成方阵,诸侯可以三面悬挂钟磬,卿大夫可以悬挂两面,士在家里娱乐,只能一面悬挂钟磬。至于编钟，明显属于宫廷乐器。

据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大约在距今5000至3500年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玉器时代，中国人有一种崇玉心理（详见“君子之道”一章），但是，这种崇玉，并非实用的和审美的立场，而是礼仪立场。玉是古人的重要配饰，佩玉是身份的象征，古代从天子到公侯、大夫到一般的士的佩玉都有严格的规定；再如玉珪，有所为“六瑞”——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分别只能由王、公、侯、伯、子、男在上朝时执拿。《周礼》一书有一篇很长的专文《玉藻》对此做专门阐述。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里有《玉人》一节,照理其内容应该是谈玉器的制作,但气温竟然无依据涉及制作，而是不厌其详地讨*公论**、侯、伯、子、男等各个等级的人应该用什么样的玉器。中国人发现了玉，重视了玉，但礼乐的文化精神使本该走向实用用和审美玉一步一步宗教化、伦理化了。

日常生活的伦理化

古代的车，实际上有“车”“舆”之分，“车”用于载重，“舆”不是一般的车，而是上层人物的代步工具，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礼”的象征，所以它比“车”造型高大，装饰豪华。

古代的“城”的建设，很有讲究，称为“重城”制度，即城内有城。比如南京作为明初的首都,有“外廓”、“内廓”、“皇城”三重城墙;北京,紫禁城外有皇城围护。重城的目的是军事防卫，皇帝居中，受到重重卫护。可以说，西方的城市是商业的，中国的城市礼制的。因此，早在周朝，对天子诸侯之城和宫殿的规模形制各有定规，天子的城高九雉（zhì，三丈高为一雉）,诸侯只能七雉;周天子的宫殿高七雉,诸侯的宫殿只能高五雉。

同样，民居也体现礼的特征。如四合院,讲究“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房间对称,象征“礼”的威严;全院坐北朝南，朝南的正房为主人房，东西两厢,东为尊,西为次,嫡子女居东,庶出者居西,女儿居西或后院（所以《西厢记》中张生住东厢，崔莺莺住西厢）。

乃至于颜色都有礼的规定。唐朝李渊开始，“唐高祖以赭黄袍、巾为常服……既而为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逐禁臣民服。”官民一律不许穿黄衣服、住黄房子。唐高宗时，服饰色彩与官员品级的关系的礼制正式形成。黄色成为皇家专用色，所以做皇帝叫做“黄袍加身”。而文武三品以上紫袍，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老百姓黑白两色。明清两代服饰通过颜色标等级的现象，已经远远不止服饰整体颜色方面，还包括衣裳上的各部分颜色。

甚至连死法也有等级之别：天子曰崩，诸侯曰薨（hōng），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自己死谦称为填沟壑。

礼乐文化的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在朝廷设置掌管天下礼乐的官僚机构，周代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官”分掌邦政，其中“地官”负责礼教，“春官”管理乐舞，还有专管宫廷音乐的机构“大司乐”。汉代设大鸿胪、尚书礼曹，魏晋时设祠部(北魏又称仪曹)，隋唐以后设礼部尚书，掌握礼仪。秦初宫廷设“乐府”，隋、唐设“大乐署”和“鼓吹署”，管理音乐。尤当注意的是，关于礼乐的书籍，成为了儒家的重要经典，如孔子开私学传授六艺，即六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乐》，汉代则将《诗》《书》《礼》《易》《春秋》列为五经，《乐》是《礼》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