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同样是中业慧谷刚进入产业地产就是始终秉行的立身之本，几乎所有项目都有当地政府平台公司的合资参与，而且中业慧谷处于控股地位。“和国企合作有没有弊端？肯定有，但是我们理性权衡下来，一定是利大于弊，毕竟我们会通过模式和机制的设置，放大利的部分，削弱弊的部分。”朱伶俐表示。
中业慧谷的确把形势看得非常清楚，民营资本没有必要在这一轮的国资园区大进击中过于妄自菲薄，挑战和危机固然有，但机遇和红利同样前所未有。我认为，在这种增量园区的有效供给和存量园区高效运营领域，充满进取活力和创新意识的民营资本，用武之地还是有的，而且很广阔，形式也完全可以越来越丰富。
政府园区平台公司的最大特点是根植于本地的政府资源与政策优势，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并不追求利润的大幅增长，这既符合产业园区的发展客观规律，又能与民营产业地产开发商在机制灵活性与产业发展专业性方面的优势融合，借水行舟，事半功倍。
这种“政府引导、市场主体、企业化运作”的操盘模式，将产业地产政商关系这门行业绝学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有平台公司参与和背书，当地政府才愿意给出一些针对产业特点的能落地的优惠政策，其对于二级园区后续的产业集聚与招商的作用，这在徐州、淮安等项目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也是其一直坚持的打法。
疫情之后，中业慧谷将“国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把包括CEC中国电子、中冶二十二局等众多央企纳入朋友圈，特别是在园区工程建设领域都选择央企品牌作为合作伙伴，形成了央企、平台公司、民企“政企合作2.0”模式。
毕竟，央企当前形势下的优势是受到国家金融领域的大力扶持，融资成本非常低，而痛点则在于希望拿到更多工程，扩大业务规模，同时给自己增加产业元素，地方政府的痛点就是招商和产业经济的发展。中业慧谷嗅觉还是很敏锐的，懂得寻求这些枝叶浓密的“大树”荫蔽之所，也找到了其与自身商业逻辑的契合点——总结起来是“四有”效应： 让央企有工程做，让政府有面子讲，让客户有利润赚，有自己有日子过 。
“主动向国资靠拢是对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依托央企的资信能力来保证我自己现金流的安全，尽可能将项目降低到零风险，没有后顾之忧才能腾出手来不断巩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更能跟国资伙伴优势互补，各得其利。”朱伶俐表示，中业慧谷不会像一些同行那样向国资让渡集团顶层的股权，那样会失去自己的控制力，在业务开展上也会很被动，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