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秦始皇一统*合六**以来，大一统帝国的管理就始终是统治者焦头烂额的存在。
因为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经济基础、统治者无法供养更多的公职人员为皇权服务，尤其是管理占帝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于是士绅阶层应运而生。
作为皇权的寄生物，士绅阶层因为没有财政权和军权而不得不唯皇权马首是瞻，这也使得当其力量威胁到皇权时，必然遭到皇权的猛烈压制。
但在皇权盛极而衰时，这些寄生于皇权的阶层最终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逆势而上，通过摆脱土地的方式最终成为皇权的掘墓人。
本文将通过解读士绅的方式，探究大一统帝国盛衰的内在原因。
1、士绅的背景
“士绅”的产生，根源在于大一统皇权，即秦朝的建立。而皇权的确立，根本原因在于铁器的大规模推广和小农经济模式的最终确立，这不仅是“春秋”和“战国”的分野，更是大一统皇权帝国和传统部落制王国的分水岭。
随着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以轩辕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不断衰落，张良和项羽也成了最后的传统贵族。随着非贵族的刘邦建立大汉，秦朝成为贵族时代的回光返照。
而汉朝的建立，也意味着豪强取代传统贵族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而皇权稳固必须依赖于豪强的扶持，这一特征在东汉表现尤为明显。
汉朝的豪强，或“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司马迁《史记·货殖传》），或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汉书·食货志》）。其势力遍布社会全境，是皇权痛恨但又不得不倚靠的阶级。
东汉后期，皇权衰微，宦权势大，外戚代表的豪强并起，最终瓦解帝国。曹魏时代，“九品中正制”形成，我国进入门阀政治时代。南北朝时期，随着少数民族入侵导致民族融合以及三教并流等出现，新的豪强不断形成，巅峰时期为北魏末期出现的关陇贵族，这是隋唐两朝的起源。
隋朝再度完成帝国大一统后，为弥合南北撕裂，需要更强大的统治力，客观上产生了压制豪强的动力，于是科举制产生，没有背景的庶族通过科举制度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皇权对抗并压制豪强的强力助手，这些庶族，就是士绅阶层的起源。
2、士绅的定义
关于士绅的定义，国内外学者给出了相对模糊但也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答案，比如历史学家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中将士绅归纳为：
“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他们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
而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将士绅总结为：
“因为士绅与官吏及地主的关系密切，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士绅，只能从政治及经济两方面出发。”
而素有“汉学三杰”之一称号的美国学者魏斐德则在《中*帝国华**的衰落》中，将“士绅”阶层和西方的“绅士”进行了对比，将士绅阶层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总结，他指出：
“只有在表明士绅既非纯粹的官僚主义集团，也不仅仅是地方名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该词来统称这个群体。与英文中的‘Gentry’不同，中文里的这个词由“绅”和“士”组成，将士绅的官僚特质和贵族倾向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魏斐德看来，士绅是两个概念的组成，所以自然也有了至少两个方面的特质，在汉语词典中，“士”指的是古代统治阶级中次于卿大夫的一个阶层，即士族。而“绅”本意指的是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后引申为束绅的人，泛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体现了士绅贤达的特质。
因为士绅崛起全靠科举，而皇权又是科举制定者，拥有最终解释权，所以士绅从一开始就在地位上和汉朝以来的士族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士绅”，在传统豪强背景下连寒门都算不上，因为九品中正制本质上是门阀政治，而寒门至少还在“门阀”之列，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最底层的首陀罗。而通过科举上位的“士绅”，则对应为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的达利特。
因为相比于实际掌控帝国且世代荣华富贵的世家大族，士绅首先没有财政权和军权，更没有世袭的资本，所以他们首先要努力，其次要高度依赖皇权。
在统治者看来，这样的庶族，是皇权能够彻底打垮士族的利剑，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2、士绅的兴衰
士绅作为豪强士族之后的新阶层，也有着产生、崛起、挫折和衰亡的历史周期律，而士绅阶层的盛衰，也是*制专**皇权兴衰的镜子。
（1）产生
虽然科举是士绅产生的根本要素，但士绅阶层却不是产生于科举肇始的隋文帝时期，因为作为皇权压制士族的尝试，士绅的形成从来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士族的反击必然异常汹涌，所以从士绅出现到形成阶层以及士绅和士族的拉锯战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贯穿了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直到北宋立国后的宋太宗时期，大大扩充了科举录取规模，大量庶族子弟才得以鲤鱼跃龙门，进入帝国体制内，并最终形成文官集团，巩固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
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剥夺武将兵权并彻底终结士族时*开代**始，庶族最终通过科举制度最终开创了庶族统治的时代，而因为此时的庶族并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更无法获得世袭的特权。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奋斗成果，文官集团纷纷在政府机构外购置田园，因为此时的宋朝经济高度发达，税收主要倚靠工商手工业的帝国对农业依赖始终不强，因此对土地兼并的抑制相对较轻；加上因发达经济带来的官员高薪，于是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就已经非常严重，文官集团尽管没有世袭官职的特权，却想方设法地恩荫子弟，造成了北宋冗官横行，相应的士绅阶层也空前扩大。
在北宋这个士绅形成的时代，文官集团大量购买田产土地，并利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财力参与商业，这使得宋朝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于是有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王安石变法”。
但问题是无论范仲淹还是王安石本身都是士绅阶层，纵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也难以提出两全其美的方案，结果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国策来回反复，北宋三冗负担更加沉重，最终在1127年靖康之变后走向灭亡。
（2）崛起
士绅的崛起，本质是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提升，而两宋作为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注定为士绅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空间。
千百年来，中原王朝统治核心长期位于北方，特别是关中和华北平原地区。不过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生灵涂炭的北方经济遭遇了巨大的破坏，人口也在两晋、唐朝后期和北宋*国亡**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南迁。
人口的南迁，除了导致北方豪强贵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基础，不得不接受彻底沦落的命运，还导致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宋立国后，由于国土面积较之于北宋更加迷你，于是帝国财政更加依赖于工商手工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关于“江南”的定义，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在《史记·秦本纪》指的是今湖南省和湖北南部、江西部分地区；在央视纪录片《何处是江南》中定义为今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北部等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而在历史学者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江南”的范围。
在这一地区成为帝国经济重心后，这里也成为士绅阶层最重要的产生地，因为在古代，想要寒窗十年地考取功名，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意味着士绅从一开始就是阶级固化大背景下部分人的“专利”。
在皇权制度下，所谓的“富贵”一般都是“先贵而后富”，这意味着很多大望族，也就是士绅家族，想要保持家族长盛不衰，就必须要族内子弟入仕，或者收养聪明男孩考取功名，亦或者将族内女儿嫁给其他宗族子嗣并与之结成互惠互利的联盟，如此可将本家族地位至少保持八代，也就是至少两个世纪。而其中的佼佼者，即范仲淹家族则从11世纪到20世纪，前后保持了将近1000年。
南宋时期，士绅不再是一个有地位的群体，而是一个庞大的阶层，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宋朝科举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虽然只要通过省试便有名次，但仍有大量的考生因无法通过省试而落榜。
以清朝为例，200万童生仅有3万能成为生员，1500人成为举人，300人能获得进士学衔的残酷淘汰率来看，一个立志在科举中考取功名的人只有1/6000的概率能成为进士。但统治者不愿看到这1/6000之外的失败者自暴自弃、自杀甚至投敌，这不符合皇权笼络文人的主旨思想，所以帝国虽然不能给举人等落榜者官职，却能给他们社会地位，并给予免除徭役等优惠，所以这也就理解了为何范进中举后会发疯，很多人考到白头也不放弃，因为这样的回报值得拥有。
而这些无法获得官职的人，就和进士等体制内的士绅区分开来，成为底层士绅，科举之路是他们的最大共同点。
底层士绅最尴尬的地方在于，他们的身份不能经商，为了尊严又不能务农，而帝国又不提供收入，所以利用社会地位“剥削”更底层的农民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生存之道。所以费孝通先生才将士绅，尤其是底层士绅形容为社会的寄生阶层。
但在“皇权止于县政”的大背景下，帝国又不得不倚靠底层士绅帮助治理乡里。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任职的淳安县，除了海瑞是朝廷派遣，其师爷、捕快等都是底层士绅的代表，空降的县令想要治理一方，必须要倚靠这些地头蛇，而他们也掌握了调停权和租税权。而为了约束这些底层士绅，代表统治阶级的高级士绅就按照儒家思想给予道德约束，并倡导士绅给予民众教化并照顾穷人，以减少农民对士绅的敌视。
但问题在于道德的约束永远比法律宽松太多，所以这也给了底层士绅中饱私囊和巧取豪夺的机会，而上层士绅虽对此深恶痛绝，但依然需要底层士绅上交租税以及做好士绅阶层的桌角，所以只能听之任之，而民众也将本属于一个体系的底层和高层士绅按照道德水平泾渭分明。
（3）挫折
士绅最尴尬的地方在于，他们被农民、高层士绅深恶痛绝，但生活中却处处有他们的影子，而作为皇权的重要辅助，无论底层还是高层士绅对最高统治者而言都不可或缺。
但问题是底层士绅虽有所谓的社会地位，却没有稳定的收入，更容易受到统治者以及高级士绅的*压打**，所以他们也最容易成为帝国风雨飘摇时揭竿而起的领导力量，典型如屡试不第的洪秀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相比于统治者对士绅阶层尤其是底层士绅的安抚，雷霆手段的打击更加摄人心魄，也最有效果，而这也导致了士绅阶层自崛起以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就是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对江南士绅阶层的清洗。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王朝，曾为如何统治中原进行过激烈讨论，但即便是积极汉化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太子真金死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动摇，这也间接导致了元朝直到1313年元仁宗时才开科取士，前后进行了16次。再加上民族歧视，录取者寡，这使得士绅阶层备受压制，间接推动了元曲的繁荣。
而没有上升通道的士绅阶层也在元朝后期成为元末民族起义的主要参与者。
而作为白手起家的皇帝，不属于士绅阶层的朱元璋从内心痛恨士绅阶层，再加上很多江南士绅感怀张士诚的宽大政策，更引发了朱元璋对江南士绅集团的疯狂报复。所以朱元璋夺其土地，迁其住所，增其捐税。而在铲除士绅经济基础的同时，朱元璋还废除宰相制度，夺走文官集团的话语权，士绅阶层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沈万三家族的沦落，就是最好的说明。
明朝正德年间学者王鏊曾感慨：“盖洪武间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这也使得明朝初期苏、松一带“富民豪族，铲削殆尽”，吴中地主“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但问题是，即便朱元璋一度停止科举，对士绅阶层釜底抽薪，偌大帝国终归还是需要士绅阶层参与管理的，于是自明成祖之后，科举步入正轨，士绅阶层重新崛起。
随着杨一清、张璁、徐阶等江浙士绅的登堂入室，明朝士绅阶层再度迎来春天，而明朝中后期也成为士绅阶层定型的阶段。
此时的士绅，在底层与地方官达成默契，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盟。底层士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及一技之长，尤其是在文盲横行时代对文字的垄断，逐渐承担起了至少5类不同职责，包括：
调节农民之间的法律纠纷；监督地方学堂与书院；监督水利工程；招募和训练地方民兵以及包揽农民税收，上交衙门属员。
随着士绅集团的巩固，士绅集团强大到可以威胁皇权，典型如张居正一度完全压制皇权。除此之外，士绅集团还催生了地方书院议政之风，典型如东林书院，不仅开启了朋*党**之争，更掌握社会舆论，即夺取所谓的“道统”，即士绅对儒学的解释权，皇权受到巨大威胁。
（4）衰亡
明朝后期士绅极端强大，但依然因没有军权而不得不继续与皇权共进退，而这一巨大缺陷，也成为士绅在清朝前期遭遇灭顶之灾的根源。
清朝成功入关，靠的是士绅集团的倒戈，但清朝并不信任这些投诚者，加上出于集权的需要，清朝对江南士绅集团的打击相比于明初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朝对士绅阶层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频繁发动*字狱文**，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数士绅送入牢狱甚至送上断头台。“*字狱文**”最早起源于北宋的“乌台诗案”，其后各朝基本都有*字狱文**出现，但清朝的*字狱文**规模和次数均前所未有，这导致士绅阶层“万马齐喑”，纷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除*字狱文**的桎梏，清朝从康熙时期开始，就频繁举行经筵，但也利用这样的帝王学习机会*压打**士绅，特别是康熙三十三年的“理学真伪论”，借理学证伪之名对满腹经纶的高层士绅进行了羞辱和*压打**，这样的恩威并施使士绅的尊严逐渐被剥夺，清朝也成为“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
雍正继位后，大力废除士绅特权，规定“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绅衿里民，一体当差”，而且一度剥夺底层士绅呈递诉状和包揽税收的权利。另外，雍正还废除贱籍，推行“摊丁入亩”，进一步压缩底层士绅的操作空间，最终将中央集权推向顶峰。
等到乾隆继位，*字狱文**更甚，尤其是道学家尹嘉铨被杀，更令广大士绅阶层噤若寒蝉。虽然因人口激增不得不恢复了底层士绅的包揽税收的权力，但清朝的士绅相比于前朝尤其是明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士绅阶层的分化，上层士绅和底层士绅的撕裂更加严重。
但随着清朝融入世界的程度不断加深，清朝的士绅尤其是底层士绅已经不再满足于小农经济的土地来源，他们开始频繁参与放贷、房地产等行业，这使得很多士绅虽有地主之名，但却有了摆脱皇权的可能。
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士绅尤其是底层士绅的曙光终于到来，虽然这仅仅是回光返照。
为了夺回半壁江山，维持风雨飘摇的统治，统治者不得不放开军权，允许底层士绅组建团练，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汉族士绅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显赫一方的封疆大吏。
等到太平天国运动平息，汉族士绅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清朝想要夺回军权但无能为力，而士绅也由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军权开始与皇权分庭抗礼，最典型如1900年的“东南互保”。
等到1905年取消科举，底层士绅失去上升空间，清朝再度陷入风起云涌，而高层士绅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已经足以联合西方列强将皇权彻底踢开，于是清朝终于在1912年寿终正寝。
后记：
清朝的灭亡，是帝制的彻底终结，但士绅阶层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虽然高层士绅如袁世凯等在清朝灭亡后，在西方列强扶持下纷纷开始了军阀割据，广大农村等依然是底层士绅的天下，即所谓的地主土豪劣绅。
而等到十月革命彻底变革了革命形势，土地改革呼之欲出，传统社会结构彻底被打碎，农村地区的士绅也纷纷逃亡城市甚至海外，这一阶层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彻底走向终结。
参考资料：
魏斐德： 《中*帝国华**的衰落》
费孝通：《中国士绅》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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