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时间/
2023年7月19日
/口述地点/
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
/本期采写/
许卓 何冬英
/本版图片/
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峻豪 陈文韬 傅葩
人物简介 赵秀琴，1960年2月出生于宝安石岩上屋村，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之后在宝安一家厂工作2年左右，1979年被村里选派到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工作，成为全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首批流水线工人。2003年，因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搬离宝安，她辞去工作，后待业在家。
洗脚上田当女工
45年前，宝安石岩上屋，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改变了命运，创造了历史。
这个决定被载入史册——1978年12月18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日子，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深圳轻工业进出口支公司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下深圳市“001号”办厂协议，决定在石岩上屋成立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根据协议，石岩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工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因此也成为国内第一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第一批劳务工原厂址合影（摄于2008年，前排右三为赵秀琴）。
引进外资来深圳办厂，在当时实属破天荒之举，正式签约之前，此举曾在村里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也有不少人担心，如果搞不好，会被打成走资派。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曾回忆，“（当年）有人指责我们‘让港商占去我们的配额’,‘把已消失了的剥削制度又引了进来，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存在担忧和争议，这一决定曾在上屋大队讨论了半年之久，经过投票表决，最终，该提议才以1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个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就这样产生了“同频共振”——彼时，赵秀琴和其他24名村里的年轻姑娘，被选中为香港怡高发热线圈厂的第一批女工，曾经在地里种田、在果园里种树的农民就这样“洗脚上田”，当上了工厂工人，成为了光荣历史的创造者。
谈起40多年前进线圈厂工作的经历，今年63岁的赵秀琴对一些细节已经有些模糊，“进线圈厂的时候，我大概19岁。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不怎么读书，我读到初中就也没继续读书了，然后开始种田、种果树，后来又短暂在另一家工厂工作过大约2年，然后就被选到线圈厂来做工。”赵秀琴回忆道，“那个时候大队在村里找年轻的女工，找满了25个，就开工了，后来的人想进厂也没有名额了。”
赵秀琴说，第一批进厂做线圈的25名女工，其实都是年龄相仿的“发小”，“大家都是一起长大、一起读书的，住得也近，都在村子里，以前也一起干农活，所以彼此都不陌生。”开工时，大家就围坐在一条流水线上做线圈，“有一个香港人来教我们做线圈，这些线圈做好后要用在吹风机风筒里，学起来不算太难，一两天就能学会个大概，但是如果要达到质量标准，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没有达到标准就通不了电，就要重新做。我们25个人做的线圈产品不一样，有不同的规格。”
劳务工博物馆（怡高线圈厂旧址）。
“初代蓝领”加班忙
“早上6点出门买菜，然后送小孩上学，7点赶到工厂开始上班，一直做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又要开始上班，一直上到6点，然后再吃饭稍微休息一个钟，经常是晚上7点又开始加班，基本上要加班到10点才能下班。我们经常没有周末，只要有货要做，周日都要上班。”回忆起进线圈厂后的“蓝领”生活，赵秀琴表示，这样的工作节奏一点不比如今的深圳打工人慢。
“初代蓝领”工作这么拼，一方面源于大家“有活就干”的朴素观念；另一方面，比起种田，在线圈厂工作的收入的确高了不少。“种田的话，种完交给集体，最后自己分不到多少钱，但是在厂里，一个月能挣七八十块钱。”赵秀琴说，每个女工的收入都是一样的，因为是“一起做，平均分，大家一起做得多，就一起挣得多。”
据了解，起初，女工们一个月能挣到80元左右工资，技术娴熟后，一个月可以挣100多元甚至200元。这远远高于原本务农所得，因为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仅有110元左右。上屋大队因此也变得富裕起来——1979年，大队结汇港币30万元，除掉工人工资，还能有四五万元的集体收入，可以用于进行很多项目的建设。
怡高厂创办初期，条件比较艰苦，生产设备也很简陋。虽然港方投资了30万元，但并没专门修建厂房，只是用石岩公社不足200平方米的办公楼作为装配车间，一楼就是原先的大队办公室，二楼就作为生产车间，25名女工分两排，面对面就座，运用脚踏、手摇和低级的电动机械进行生产。不过，赵秀琴说，那个年代，上屋到处都是水田、农地，气温感觉比现在要低，所以夏天虽然没有空调，安安静静做工的话，也不会感觉到太热。
因为女工们干活很拼，怡高厂的业务也越做越大，没多久，生产线就从1条扩充到3条，人数由最初的25人变为70多人。女工们也开始有了“晋升”的机会，即当“班长”。“做得比较认真的人就可以当班长，班长主要就是监督大家做工，如果有人请假，班长也需要顶班。”赵秀琴说，班长的工资和其他工人是一样的，还是根据总收入按照人头平分。“我也做过班长，但后来家里事情太多，当过一两年班长就没想做了。”赵秀琴坦言，在那个年代，家庭中的男人不怎么做家务活，所以一起做工的姐妹们虽然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在繁忙的流水线工作之余，但凡有点空闲时间，还得回家干家务、干农活。不过，赵秀琴说，自己的婆婆倒是会帮忙带孩子，“我上班这么忙，没时间带孩子，每个月给她70块钱，你说她愿不愿意管？”
劳务工博物馆（怡高线圈厂旧址）生产线。
散落天涯难再聚
自从19岁左右进入怡高厂，赵秀琴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2003年，该厂搬离宝安，她才辞去了工作，是在怡高厂工龄最久的“元老”。不过，据赵秀琴说，首批25名女工，像她这样“从一而终”的非常少，在怡高厂成立五六年后，当年一条流水线上的姐妹，很多被安排到别的流水线上工作，之后，大家又因为各种原因，陆续离开了工厂。“有的嫁到了罗湖，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因为家里各种事情没做了，有的后来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赵秀琴说，现在，偶尔在街上还能遇到个别居住在石岩的工友，“见面就打个招呼，也没有留电话，或者加微信什么的。”
虽然大家早已“散落在天涯”，但仔细“搜索”回忆，赵秀琴还是能回忆起一些人的名字和下落。
“有一个叫‘叶秀珍’的，后来听说她得了尿毒症，前几年又听说去世了。”赵秀琴说。“江惠群”也是赵秀琴记得的一个姐妹的名字。“就是照片里那个白头发的人，后来听说也去世了。”采访当天，在劳务工博物馆，赵秀琴指着一张合影说。那张合影拍摄于2008年，当年，上屋社区组织首批女工重聚，不过也就只来了十几个人，“那是这几十年来大家唯一一次相聚，也就一起到工厂旧址参观了一下，然后一起吃了个饭。”
据了解，江惠群也曾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介绍：当年，自己的老公叶玉荣在供销社搞业务，外出开会认识了当时位于文锦渡的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老李，听老李说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的王老板想要来内地投资办厂。叶玉荣从中牵线，推荐王老板把厂址选在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建厂时，江惠群已经32岁了，但是因为老公叶玉荣有“招商引资”的功劳，她才得以“破格”录用，后来当上了质量检查员，即坐在生产线末端，检查大家的线圈成品质量。她曾这样评价当时一起做工的姐妹：“那时候那些小姑娘都很单纯，很团结，很听话，不会闹矛盾。工作的时候可以聊天，谁有笑话都会讲，嘻嘻哈哈就一天。不会像原来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1987年，因为公公过世，江惠群举家搬迁到罗湖，便离开了工厂。
在赵秀琴心中，江惠群是工友姐妹中最会唱歌的。“我还记得，她家里有人是宣传队的，她就比较会唱歌，以前大家在一起干农活的时候，她就带着大家一起唱《刘三姐》，不过进厂工作后，大家更忙了，也就没有时间在一起唱歌了。”
“戚生”和“梅珠”也是赵秀琴能够回忆起来的人。“戚生和梅珠都是香港过来的，教我们做线圈。戚生后来自己去别的地方开厂了，梅珠也是来了两三年后就走了。”据悉，“戚生”名叫戚润能，1977年任香港电业有限公司技术员，1979年被派到石岩上屋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当技术指导员，指导培训工人工作，1986年离开公司自立门户。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石岩是一片农田，对从香港过来的他而言，感觉一片田园风光非常美，但在此办厂则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没有自来水，只能打水井，电力也有限，一到下午5点就停电，通讯则只能靠大队办公室的一部手摇电话，拨个长途回香港往往要等老半天，最不方便的是交通，每天除了公司有辆面包车可以来往石岩和香港外，就只有早上一班车到深圳市区，晚上有一班车从深圳市区回石岩，此外就只能靠走路了，当时深圳没有工业，加工的所有零配件都必须从香港运过来。
当被问到“是否还希望大家可以再次相聚”，赵秀琴表示，也说不上希望不希望，很多人早就没有生活在石岩甚至深圳了，有的人都“走”（去世）了，在的人也各自忙各自的事，应该是很难再相聚了。
劳务工博物馆（怡高线圈厂旧址）生产线。
接续奋斗再跨越
从引进怡高厂开始，宝安拉开了“三来一补”发展“大幕”。1979年以后，全县许多村、镇都参照石岩上屋模式，将仓库、食堂、祠堂等都纷纷用作厂房，进行制造业加工、生产，宝安也逐步走上集资、合作、独资、联营建厂的制造业发展“快车道”。
以怡高厂所在的石岩街道为例，有资料显示，1986年，石岩辖区共吸引投资2793万元，兴建标准厂房和宿舍19万平方米，其中生活配套设施3万平方米，建成了用水、供电、道路和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的6个工业区，引进设备价值9450万港元，先后办起了制衣厂、玩具厂等“三来一补”企业29家；另有村办企业33家，从业人数4500人。生产项目有电子元件、电器、钟表等，产品销往欧美、中东、日本、东南亚和香港等地。“三来一补”企业为石岩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使石岩一改过去单一的农业与林果业并重的农业经济，形成以工业为主体、农业为辅助的新型经济结构，走上了经济振兴的道路。
“最早我们是做线圈，两三年之后就没做线圈了，开始做铝合金等其他产品。”赵秀琴说，随着工厂发展壮大，虽然上屋本地女工相继离开，但越来越多外地打工妹来到工厂工作。据悉，1988年，怡高厂将需要脚踏、手摇等手工操作的简陋设备，换成了机械化设备，实现了半自动化生产，生产的产品也从单一的吹风机扩展到咖啡壶、多士炉等数十种家用电器，每年上缴利税2000多万元人民币。1989年，工厂更名为“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1996年，怡高厂安装上了第三代自动生产线，产品配件随着流水线转动，再由工人进行组装，实现了自动化生产。2003年，怡高厂搬离宝安，并更名为全能电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企业不断转型升级，逐步走上高新技术发展道路。
怡高厂虽然搬走了，但其“三来一补”模式彰显的里程碑意义和第一批25名女工朴素的开创精神为宝安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和宝贵的财富。
2008年4月28日，全国第一座以劳务工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建成开馆，该馆在原怡高厂旧厂房基础上改造而成，复原了三个不同年代的生产线、第一代劳务工宿舍及饭堂等场景，在有效保护怡高厂旧址的同时，活化工业文化遗产，传承改革开放精神。“深轻宝字001号”协议书、邮票、书信、老照片、边防证、暂住证、家书、收音机等900余件（份）劳务工史料及*物文**标本陈列馆中。2010年9月，该博物馆被评为宝安区*物文**保护单位。
7月19日，因采访拍摄需要，赵秀琴应邀再次来到劳务工博物馆，看着旧场景、老物件，一幕幕当时的工作场景、一个个在流水线奋斗过的年轻面庞在她脑海中浮现，虽然不善言辞，但她依然兴奋地介绍着那段无法复刻的青春岁月。
一个时代悄然离去，另一个崭新的时代又奔涌而来。走进新时代的宝安，依靠低要素成本吸引外资的优势逐渐消失，宝安“三来一补”企业或关停，或进行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宝安也正朝着加快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强区目标迈进。
2021年以来，宝安规上工业总产值接连跨越八千亿元、九千亿元两个大关，2022年达9517.74亿元，位列全国工业百强区第四。深圳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宝安有13个集群增加值位于全市前三，其中6个雄踞全市第一，是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具分量的发展主阵地之一。最新“出炉”的宝安2023年经济“半年报”显示，2023年上半年，宝安规上工业增加值1049亿元，总量占全市的21.1%、全市第一，同比增长4.8%，对全市增速贡献率达25.7%；规下工业增加值81亿元，总量全市第一，增长3.5%，实现规上工业和规下工业增加值总量全市“双第一”，宝安作为深圳工业“基本盘”的核心支撑作用愈发凸显。
【记者手记】
平凡的宝安人创造非凡历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跨越。
作为全国首批“三来一补”企业的首批女工，赵秀琴和其他24名同村姐妹朴素而平凡，平凡而伟大。在对赵秀琴进行访谈时，她说着带有浓厚客家口音的普通话（石岩本地人为客家人，讲客家话），聊起当年进厂打工的岁月，只是平铺直叙地回忆，没有任何“高大上”的词汇和包装。然而，正是这种乡音未改、朴实无华的表达，反而让人更生敬佩，感受到那股无比强大的平凡的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深圳“三来一补”、宝安工业制造的历史，就是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平凡的宝安人，在日复一日的不声不响、埋头苦干中创造！
40多年前，宝安“三来一补”企业工人踏实勤劳，成为改革开放后，宝安实现第一次崛起跨越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40多年后的今天，“三来一补”虽已成为历史，但是，在这片400平方公里土地上，在传统优势产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时代的宝安人正创新实干，接续奋斗，为宝安实现再一次跨越抢抓机遇，积攒能量，乘势而上。
这样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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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汪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