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金石碑帖漫谈之三
【摘 要】介绍传统书法中的帖以及帖与碑的区别；刻帖的起源，法帖的种类；帖学以及它在中国书法中的地位。
【关键词】帖 法帖 刻帖 单帖 丛帖 帖学
我们学习书法，一定会说到“碑帖”。什么是碑帖？启功先生说：“古代铭功记事的石刻（包括墓志题名等）称为碑，尺牍书疏（包括诗文卷轴等）称为帖，也即是简帖的帖。”［1］具体说起来，还可以讲得细一点。
一、
帖和法帖
什么是帖？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帛书也。”古代还没有发明纸的时候，我们祖先把书写在竹片木片上称为“简牍”，写在丝织品上谓之“帖”。可见，帖本来就是指帛书。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魏晋六朝以后泛指笔札，例如一些书信及其小件帛书和纸书都称“帖”。清人顾燿君《书法概要》说：“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缣半纸珍藏墨迹者，皆归之帖。今晋人之书，其流传者，王、谢、钟诸书，皆帖也。”［2］可见，帖本来是指那些手札、散绢、纸片等经过粘贴装裱成册的书法作品，并不是为刻石而写的。但是纸本的东西难以保存久远，加上又不能广泛流传。于是有人就将古人的纸帛书迹，摹刻于木、石以便于拓印流传，这种拓印的作品就叫“法帖”。在“法帖”广泛流传之前，人们用“双钩填廓”法把那些喜欢的书法作品保存。从六朝到唐代，由于纸的逐渐普及，人们普遍使用这种“双钩填廓”法来保存名书法家的作品，当然这里也有鉴赏的成分在。这种被后人称为“下真迹一等”的作品，逼真地再造了原作，在唐朝甚为流行。我们知道王羲之《兰亭序》原作已不存，能够看到的是冯承素、虞世南、欧阳询的临摹本。所谓摹本，就是“双钩填廓”；所谓临本，就是照样子临写。这种“复制品”数量有限，且要求很严，一不小心就会弄坏原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需要，为了再造原作就采用书碑刻石，然后才拓印的方法。到了宋代，就出现了“法帖”。关于法帖起于何时，千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起源于南唐的李煜，但是证据不足。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的是以《淳化阁帖》为标志。“宋淳化三年（992）的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于枣木板上，共分十卷，拓赐大臣一本，其后不复赐。”［3］《淳化阁帖》也称《淳化秘阁法帖》。
据说，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摹刻，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拓赐大臣，其后不再复赐。可惜王著书学未深，使这些历代法书中混入了伪迹，标题也每有错误。但是古人法书赖以传，所以被称为“法帖之祖”，“法帖”这个名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后来初刻的模板毁于火。所以，历代重辑、纠误、翻摹者甚多。几年前，有一位爱国华侨，用四十五万美元，从拍卖行把一部《淳化阁》初拓本从美国买回，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传为一时盛事。
刻法帖，就是把书法作品刻在石碑上或者木材上，然后再拓印。这种木材一般多用梨木或枣木，后世有“灾梨祸枣”这个成语。出版一本书，也叫“付梓”，梓就是梓木，意即刻印。但是法帖木刻比较少，多数用石刻。刻帖的石为横石，刻的内容多为帝王、名臣和文人的诗词、文赋、往来的书札等，书体多为行草，比较自由，楷书较少。刻碑的石为竖石，如汉隶、魏碑、唐碑的字体则是隶书、魏碑或楷书。我们现在看到的装裱成书本样子的字帖，都叫“帖”。同样是刻石的墨拓本，如《多宝塔》就是竖的碑，而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就是横的碑。就书法的术语而言，前者属于“碑”，后者属于“帖”。所以，“帖，从狭义上讲，名家写的诗文、信札、帛书等墨迹手书称为‘帖’。从广义上讲，凡供习字者作为范本的拓本或影印本，统称为帖，或字帖”［4］。
二、
单帖和丛帖
从法帖所收内容看，有“单帖”和“丛帖”之分。法帖最初只是单件书法作品的摹刻，叫单帖，最早的单帖如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乐毅论》等。再如《兰亭序》，唐太宗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诸大臣临摹《兰亭序》，太宗下令把欧阳询的临本留置宫中并刻石，然后拓下来分赐大臣。这块刻石，历经战乱，北宋末年被人们在河北定武发现，所以这本《兰亭序》被称为“定武兰亭”。据说有位僧人独孤长老把一本《定武兰亭》送给赵孟，赵一口气写下了著名的《定武兰亭十三跋》。这样的单帖还有欧阳询的《般若心经》、虞世南的《破邪论序》，再后一点的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的诸多手稿，宋四家的作品等。
“丛帖”分为汇集一家的诸多帖和诸多名家帖两种。集刻一家的诸帖，可以称为“个人丛帖”和“诸家集帖”两种。个人丛帖，有唐代刻的王羲之《十七帖》；宋代刻的颜真卿《忠义堂帖》或称《颜鲁公帖》，此帖收颜真卿书法作品40余帖，有名的《争座位帖》《祭侄稿》等都在里面；还有宋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辑刻的《西楼帖》又名《东坡苏公集》，选刻苏东坡书迹30种，因为刻于四川成都西楼下，故史称《西楼苏帖》；《绍兴米帖》是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赵构下令刻内府所藏米芾真迹摹刻于禁中，末题“绍兴辛酉奉旨摹勒上石”，故名。
集名家诸帖最有名的是《淳化阁帖》，收入的作品除王羲之、王献之之外，还有张芝、崔瑗、钟繇、卫瓘多家，上至汉章帝、李斯、程邈，远及仓颉、史籀等。还有如明代文征明刻的《停云馆帖》、董其昌的《戏鸿堂帖》以及清代官刻《三希堂法帖》等。
从法帖刻印性质看，有“官刻”和“私刻”区别。宋以后直至近代，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社会上刻印的各种法帖不计其数。官刻的除《淳化阁帖》以外还有《大观帖》《淳熙秘阁续帖》，清代最有名的当然是《三希堂法帖》。金元两代刻帖较少，到明清时刻帖复盛，更多的是私家所刻。如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随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学艺术也得以发展，士大夫文人争相购买与收藏书画、古董，尤其是苏州、扬州、杭州、松江等都市出现了许多善于书画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人文荟萃之地，为适应需要，各地文人连续刊行集帖。比较有名的如嘉靖元年（1522）由华夏出家藏“真赏斋”古法帖，自己编次，由文征明、文彭钩摹，长洲章简甫镌刻的《真赏斋帖》；文征明的《停云馆帖》，由文征明撰集，他的儿子文彭、文嘉摹勒，温恕、章简甫刻，从嘉靖十六年到三十九年（1537—1560）费时近24年才得以完成。其他的还有董其昌的《戏鸿堂帖》，邢侗的《来禽馆帖》等。赵翼有句云：“临池闲写《来禽帖》，插架兼翻《相鹤经》。”［5］前句讲的就是邢侗的《来禽馆帖》，可见此帖流传之广。
直到近代摄影、印刷术的高度发展以后，人们也不需要“双钩填廓”了，刻帖才告终。特别是高清技术的发展，使古人的墨迹可以清晰地再现在我们眼前。笔者收藏的由日本二玄堂影印的诸种中国古代法帖，真可以说“纤毫毕现”，达到与真迹一样的效果。近代最后刻印的巨帙法帖是霍邱裴氏的《壮陶阁法帖》，共有四十八卷之多。所以，我国刻帖的历史“可云‘始于《淳化阁》，终于《壮陶阁》’”［6］。
三、
碑学与帖学
中国的书法既是一门实用技艺，又是一种艺术。我们经常会遇到所谓的“碑学”与“帖学”这样两个词。“碑学”有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是指凡研究各种碑石上刻的字及其年代源流、新旧体变的都叫“碑学”。狭义的碑学，就是指研究碑石上的文体、书体。所谓“帖学”也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崇尚魏晋以下，如钟繇、王羲之、颜真卿等书风体系的学派。以区别于碑学”，二是指“研究考订法帖源流、版本优劣、字迹真伪的一种学问”。［7］我们这里讲的是狭义的“碑学”和前一种“帖学”。
从中国书学历史发展看，唐以后到清代中期，帖学占据主要的地位，因为帝王都倡导帖学。唐太宗喜欢“二王”；宋高宗对魏晋六朝以后的笔法，无不临摹；康熙、乾隆喜欢赵孟、董其昌，使清代两百年文人大多学赵、董。清代乾隆年间，阮元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创“南北书派”之说，后来安徽泾县包世臣著《艺舟双楫》继承阮元之统绪，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更力主“尊碑”而轻帖，当然康有为尊的是“魏碑”而非唐碑。清末碑学的兴起，有几个原因：一是人们对于受制于科举的“馆阁体”不满；二是地下*物文**出土日益增多，各地的碑碣鼎彝层出不穷；三是汉简、唐人经卷甚至甲骨文也发现了。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追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不满于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所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力主碑学，后人就争相传习。帖学与碑学形成相互抗衡的局面，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有。
四、
余论
搞清楚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由于各人的学养、经历、性情不同，所以“谈到趣味无争辩”，碑与帖各有长处，尊碑、尊帖都可以。其次，可以提高我们的见识。现在生活节奏加快，许多人不愿沉下心来学习书法，于是出现不少欺世盗名之辈，甚至搞一些“牛鬼蛇神”冒充“书法”来唬人。提高了见识，我们就不会为人所欺。再次，学书法最好从楷书开始，不要躐等。苏东坡说：“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8］最后，对于字帖的选择，如写行草书，我们最好选墨迹本。再好的刻本，经过多次拓印，总会失真，而墨迹本则多数保留原来书家的韵味，所以宋代米芾就主张要临古人真迹。
参考文献
［1］启功.启功丛稿：论文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213.
［2］［3］［6］张菊英，闻广.碑帖鉴赏与收藏［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5，132，136.
［4］蒋文光，张菊英.中国碑帖艺术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171.
［5］赵翼.瓯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1.
［7］沈柔坚，主编.中国美术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160.
［8］苏轼.东坡题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54.
（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 200062）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