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满分，理科合计25分考入清华

1931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后，国学大师陈寅恪手中拿着两份国文和历史两份试卷，试卷上的分数是明晃晃的双100，赞叹到：奇才，奇才啊，真难得一见，这个学生我要了，你们可别跟我抢啊。陈寅恪是这一年文史试卷的出题人，其中一道题目是要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作者和注疏者。很多人对此束手无策，甚至考了0分，而陈寅恪口中的奇才——钱伟长，却考了满分。

青年钱伟长

可就是这样一位文史满分的奇才，数学和化学一共只考了20分、物理5分、英语更是罕见的0分。偏科的学生不少见，可是如此极端偏科的学生，实在是罕见。幸而，凭借着文史满分的巨大优势，钱伟长以总成绩225分排名第七，顺利被清华录取。最终，钱伟长在四叔钱穆的建议下，决定入读清华大学历史系。

钱穆（1895.7.30—1990.8.30），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

照理来说，钱伟长应当会在文史领域深耕，和他的叔叔钱穆一样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可最终竟出人意料的成为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中间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弃文从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一切要从这一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钱伟长入学第二天，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蓄意挑起侵华战争，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行游***威示**，呼吁各界抗日。当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东三省全部沦陷的消息后拍案而起，毅然决定弃文从理，攻读物理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在抗日的洪流中，钱伟长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奉行不抵抗政策，称日本有飞机大炮而我们没有，我们打不过。钱伟长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激愤地说道：“我听了这消息就火了。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就自己造！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造飞机大炮。”

九一八事变后，钱伟长毅然决定弃理从文

只是弃文从理谈何容易，就连四叔钱穆都说：“你物理考了5分，现在要去学物理，无异于空中楼阁。”钱伟长下了决心就不回头，他找到了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提出了转系申请。但是吴有训怎么也不肯答应他的请求，吴教授认为钱伟长数理化成绩太差，恳切地劝他专攻擅长的领域，不要头脑发热，对他来说，去中文系或历史系是最适合的。钱伟长心意已决，坚定地回答“要打仗，中文、历史都派不上用场。中国老吃败仗就是因为飞机大炮不如人家。我要进物理系！”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软磨硬泡，吴教授终于招架不住，做出了让步：“你那么坚决，给你试读。可有一个限制，现在想进物理系的学生太多了，在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必须都达到70分。如果成绩不到70分，你再去学文科也还不迟。”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钱伟长算是一只脚跨入了物理系的大门，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由于中学没有学过物理和化学，他只得从头学起。并且当时清华大学的理科课本是全英文的，这对于同样没有学过英文的钱伟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尽管如此，钱伟长铁了心的要坚持下去。他用学文史的经验来学理科，好的记忆力让他记住了很多英语单词，也熟记了大量的数理化公式。但理科和文科的学习方法终归是有差异，会背不一定会做题，连续七八周的随堂测试中，他的测试成绩都不及格。

看着焦头烂额却仍不放弃的钱伟长，吴教授被他身上的韧劲打动，主动找到钱伟长，告诉他数理化不仅要会背，还要会用，要明白公式的推导过程，他还专门送了钱伟长一本翻译过来的中文教材。钱伟长从此改变学习方法，不再一味地背诵，而是把所有问题弄通弄懂、理解透彻。钱伟长还在图书馆结识了刻苦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华罗庚，华罗庚和他一起自习，给他实时辅导，帮助了他很多。在老师的指点、友人的帮助、自身的勤奋努力下，一年后，钱伟长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均达到了八十多分，得到了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的认可，正式成为物理系的学生。本科毕业后，还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导师仍为吴有训教授，主攻X光衍射。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等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

钱伟长清华大学毕业照

局势动荡，科研不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钱伟长的校园学习被迫中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钱伟长几经波折，于1939年1月抵达西南联合大学，由于师资力量不足，他转身成为西南联大物理系讲授热力学的老师。从1937年到1939年，尽管局势动荡，钱伟长的科研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在此期间，他在《中国物理学报》发表了3篇光谱学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稀有元素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这篇论文开启了中国*土稀**元素研究的先河。另外还研究了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

1939年，他还参加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考试，报名人数超过3000人，招生名额仅20人，钱伟长名列其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留学进程不得不往后推迟，直到1940年9月，钱伟长终于坐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邮轮（由于战争，很多英国教授在加拿大避难），进入多伦多大学攻读弹性力学。

1940年，钱伟长赴加拿大留学前于上海合影，下排右1：钱伟长 右2：钱穆

出国留学享誉国际，奠定在科学界的地位

来到多伦多大学的第一天，钱伟长就发现他和导师辛格教授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学生微观，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给“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冯·卡门。两个月不到，师生二人就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次年发表在《冯·卡门教授六十岁祝寿纪念文集》上。能在该论文集上发表作品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科朗等，年仅28岁的钱伟长是最年轻的作者，也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这篇论文使钱伟长在国际物理学界和数学界名声大噪，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在国际上被称为“钱伟长方程”，爱因斯坦称赞“是钱伟长解决了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难题”。

约翰·L·辛格（1897.3.23—1995.3.30），钱伟长导师，爱尔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将新几何方法引入相对论

1941年6月，钱伟长获得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在《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一文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努力，他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在1941年10月份顺利完成以薄板薄壳统一内禀理论为内容的博士论文。1982年美国克拉克森大学校长R.H.Gallagher在上海国际有限元学术会议上介绍钱伟长时说道：“钱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禀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在40-50年代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影响”。

因为学校规定须读满三年才能得到学位，所以钱伟长于1942年春季参加了加拿大国家研究会主持的应用数学特种委员会的工作。1942年底，他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大学航空工程系，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

西奥多·冯·卡门（1881.5.11—1963.5.6），匈牙利裔美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是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

1943年，钱伟长在获得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作为研究工程师加入了冯·卡门主持的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哥根海姆实验室喷气推进研究所，与同学郭永怀、林家翘及后来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成为了志趣相投的同事。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钱伟长多伦多大学博士毕业留影

学成归国，“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钱伟长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心回到中国，他相信他所学的科学知识一定能为祖国所用。1946年5月， 钱伟长不顾劝阻，以回国探亲的名义 辞别冯·卡门教授坐上了回国的轮船。为不被发觉他‬不会再返回‬美国，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基本必要的书籍。同年8月，他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当教授，薪资微薄。那时抗战刚刚结束，接着又开始了内战，一时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他的月薪只够买两只新热水瓶， 有时还要靠借贷度日 。生活窘迫，钱伟长只得四处兼课以补贴家用， 他几乎包办了清华、北大、燕京大学所有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的课程。

钱伟长和妻子孔祥瑛

要知道，在美国工作期间，钱伟长的年薪高达8万美金。1946年，还在冯·卡门的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的钱学森回国后，见到钱伟长生活如此艰苦，就劝他再回到喷气推进研究所去。钱伟长看着家中苦不堪言的父母妻儿，窘迫之下一度动摇想去美国工作。结果在办理签证填表时看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能不能为美国效力？钱伟长义无反顾地填了“NO”。关于这件事，钱伟长在回忆里说：

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因为不信教在美国人看来就像是野蛮人。后来他让我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问中国和美国开战的时候，能不能忠于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不填“YES”，我决不*国卖**。结果就因为这个，我没能去美国。当然，我在填这个“NO”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我告诉他们我不去了。也许有人要说，你的目的就是去美国，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呢？但我做不到，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

“万能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满腔热情助力中国科技腾飞。当时的他，一边为祖国培养创新型人才，一边投身到各个领域， 火箭、导弹的研制、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军事工业领域 都有他勤奋耕耘的身影，哪个领域需要技术，他就会不遗余力埋头苦干，被称为“万能科学家”。

1949年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

1950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5月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

1951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填补了我国力学专业的空白。

1953年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从1954年到1956年，他全力参加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制定中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在规划研讨会上，钱伟长等人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弹子**、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其中后四项成为了国家“四大紧急措施”。周总理公开赞誉钱伟长、钱学森和钱三强为“三钱”。

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当选为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3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

1992年，入选“世界500杰出人士名录”。

1994年，在钱伟长的努力下，上海工业大学与上海科技大学，以及原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共同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任校长。

1997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三钱”旧照

上海大学钱伟长图书馆前的雕像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8岁，传奇人生落下帷幕。2011年2月，获评为“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伟长的颁奖辞是这样的：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纵观钱伟长一生，从文科到理科，从力学到应用数学，从政治到教育，他始终秉承着“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信念，为祖国的发展尽全力办实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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