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唐朝文化在日本，明朝文化在韩国”虽然不十分准确，却也能说明一种现象，大唐王朝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盛世的大一统王朝，其对日本国的影响是深远的，政治上，效仿唐朝进行大化改革，废除奴隶制，设立三省六部，文化上，参考汉字创造本国文字，建筑上参照唐朝风格，甚至连衣服和饮食都深受唐朝影响。

对于一个四面临海，资源匮乏，制度落后的小国，正是向唐朝学习文化技术，才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本篇文章着重讲述唐朝对日本国经济的影响，来讲述一下以唐为师，唐代日本的发展史。

唐代时期的日本在政权和经济上已经完成了大致统一，而这时候，日本国家整体发展水平还是相对较弱，那么如何逆转四面临海，发展受阻的窘迫，日本人将目光看向了东方的大国大唐王朝，而唐代的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与唐朝的贸易，而唐日贸易的核心点就是遣唐使。

大化改革，日本国贸易发展迅猛

大化改革以来，日本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国内交通，有较迅速的发展。不过，就其发展水平说，手工业尚未达到可以脱离农业独立生产的程度；可是，自佛教兴盛之后，以寺庙建筑为中心的建筑、铸造、雕刻、绘画、砖瓦制造各行业的发展速度尤其迅速；为适应这些行业的需要，除了在国外进口所需各种物资外，在国内陆续发现金、银、铜、铁等矿藏，积极开采以满足所需。

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以后，此前需要从唐朝购买的金粉、熟铜、水银等物品，现在日本可以自产了；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得到发展；在国内的—些城镇和地方，初步形成一些集市交换的市场。

如岛根郡促户渡口等交通要地附近“房屋鳞比，居民四集，自然成市”，在大宝三年（公元703年）以后，这些自然形成的集市中，有些集市开始由不定期转变为定期，其中个别的则形成为长期的；当时的京城奈良（公元710年*都迁**），就是一个长期开放的集市市场。

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包括在城市建设上，奈良城内仿效唐都长安市场模式，分设东西两市。东市设五十一厘，西市设三十三厘；在各市厘内出售丝织品，如：粗绸、绢、绵、丝等；棉织品，如布、棉等；日用品，如油、盐、米、鱼等；文化用具，如纸、笔、墨等；其他杂货，如铁器、陶器、柴草、柜、帚等等。

政府设有专门机构“市司”对市场进行管理、检查，并按商品的质量，分出等级，标出价格，方准买卖；每天正午开市，日入闭市。贵族、官吏、寺僧以及一般市民到市场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

国家权力支撑起来的市场繁荣

从表面上看，唐代时日本市场是很繁荣的；但实际上，京城的市场不是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是靠国家权力支撑起来的；京城是政治中心，是天皇、皇族、贵族、豪族、官吏等等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他们每年以租、庸、调等形式征收的贡纳物品，不是通过商业渠道，而是通过征徭役的方式，由百姓从全国各地运到京城的。

农民贡纳的各种物资，一部分被统治者消费掉，一部分成为市场上的商品；当然，市场中的商品有一部分是地方国司的物品，他们在征役夫向京城运送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物品一同运到京城市场上出售。在这点上，他们起了商人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说，日本的商业在唐初尚没有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部门，商人已经出现，但尚未形成商人阶级。

然而，自奈良朝以后，天皇以及皇族、贵族和高级僧侣等的生活日益奢侈，过着像《万叶集》中所描写的那样：“富家子弟穿不了太多的衣服，放烂了就丢掉”的生活；这些人对唐朝的物品极其嗜爱，每每以拥有某种唐货，互相夸耀；天皇在表彰臣下时，要特赐“唐国彩帛”；祭祀已故天皇时，要以“唐物”献于陵前；由于嗜爱唐货已成风习，因而促进了对唐贸易的发展。

商人阶级尚未形成前，新罗人承担海路运输

唐代时期的日本，商人阶级尚未形成，因而日本的商人只是一些中小商贩，个别资本较大者，只能在全国各地贩运，而去对马以及新罗者就极其少了；至于到唐朝进行商业活动的日本商人，至少在唐中叶以前是没有的。

因为这不仅需要雄厚的资本，而且需要建造航海的大船；这一切对刚刚出现的商人说，是难以办到的；所以，尽管国内市场“唐货”短缺，但贩运“唐货”的商业活动，不得不让外国商人，如新罗人，后来的唐商人去承担。

这样，在唐代日本的对唐贸易，按其性质大体上可分为官商和私商；按其形式可分为遣唐使和国外商人贸易。私商，是指私人商业活动，亦即国外商人的贸易活动；宫商，并不是指国家开办的官营商店，那时的日本尚无这种商店，主要是指遣唐使在其赴唐往返过程中，带有官商贩运的性质和作用。

唐朝为遣唐使团提供的生活费、赠品皆参与市场交易

遣唐使代表团，如以三百人计，则上述各种人员所携物品合计约为：施三百七十一锭、绵二千五百五十屯、布一千五百一十二端、彩帛三百二十五正、贷布七十四端。这个数字已超过贡品，如果代表团人员增加，则所携物品自然随之增加。因为这些物品是代表团成员在唐执行任务时维持生活的必需费用，所以它必然要在唐各地市场上出售。

但是，实际上唐代对倭国遣唐使代表团照顾优厚；从代表团登陆时起，不论留在登陆地点守船的水手和其他留守人员，抑或准许进京朝遏的人员，都按惯例供应食宿费用；基本上不用花费自本国带来的生活费。

与此同时，唐政府对代表团成员还时有馈赠，例如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州官曾依赦准，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赐赴京遣唐使成员二百七十人，每人绢五正，计一千三百五十正；唐政府所赐的礼物和自倭国带来的生活费用，都参加了唐首都和地方市场的贸易。

渤海国赴日使团，参与贸易交流

这种贸易的形式，目前尚不清楚；但是，倭国史书中关于记载渤海国赴日使团，在倭国的贸易情况可作参考。因为倭国对渤海因使团的礼典，基本上是唐对倭国礼典的重演。清和天皇贞观十四年（公元879年）五月，渤海国使团到达倭国首都平安京（今京都），进遏天皇之后，经太政官批准，进行贸易。

贸易分作三步：第一步，先由内藏寮与渤海使团互相贸易；第二步再由“京师人”（大臣、贵族）与渤海使团贸易；第三步，渤海使团始可到市里与一般商人、市民进行贸易。在渤海使团到市里进行贸易时，天皇朝廷又赐渤海使团官钱四十万，并令市里商人将土物出售给渤海使团。

遣唐使团促成“宫市”形成

倭国遣唐使到唐后的贸易活动，虽然不能与渤海使团到日首都的贸易活动完全相同，但总要有类似的规定；这可从遣唐使成员因购买商品被唐吏拘留一事，得到说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倭国僧人圆仁，随遣唐使入唐学习。

在遣唐使即将回国之时，他亲眼看到遣唐使长官的家臣以及留学生等，下船私自到市场购买“香药”和其他物品，或被官吏捉住拘留，或扔掉二百余贯钱逃回，被拘留者隔日方始放归。

由于遣唐使成员从大使到水手都积极购买唐商品，致使回国时载货量骤增。唐开成年间的遣唐使赴唐时共乘四船，由于船有损坏，回国时雇用新罗船九只（商船较遣唐船小），方始将货物载回。天皇朝廷对这次遣唐使带回如此众多的唐商品，极其喜悦，命在“建礼门前，张立三幅（帐幕），杂置唐物，内藏宏宫人及内侍等交易”，这就是“宫市”。

唐商品在宫廷贵族及大臣间进行交易之后，必然要有一部分流入京城市场；与此同时，遣唐使的成员以及水手所带回的个人商品，也都进入京城市场，由此可见，遣唐使的官商作用是很大的。

日本遣唐使在官商配合作用下，直接带给了日本极大的经济刺激，而唐日贸易的货物主要分为这几类：佛经、佛像、香料、丝绸、文房用具、书籍（唐代文豪作品，在日本被极度追捧）、瓷器、贵金属、手工艺品。

军事实力羸弱，海上贸易通道被切断，商品折损率高

实际上，唐代时期的日本国，在军事实力上是历代最弱小的，因为这个时期的日本国内更趋于平稳安定，国内纷争较少，国民经济优渥，而西北部的新罗帝国反而实力强悍，也因此，唐代时期的日本对外作战，大多数都是和新罗进行作战。

作战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为了争夺与唐贸易的航海路线和过往船只需要缴纳的关税，很大程度上新罗控制了黄海一带的海域，这就使得日本海上贸易线路被切断了一半，日本只能通过东海地区进行贸易。

而唐代的东海地区不仅航行路线较远，并且航线中有不少唐朝的海盗进行骚扰打劫，这就使得日本遣唐使带回来的货物，因人为和自然环境而折损的货物达到了近4成，而日本国出口到唐朝的货物也仅能够运到最初数量的5成。这样的高折损率，导致了日本国天皇政权的十分不满，也爆发了多次新罗日本海战，而唐朝往往都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

小结

唐朝与日本的关系与新罗关系不同，并不是朝贡、册封体系，唐朝廷并不能名正言顺地对日本进行赏赐，唐朝与日本的贸易，只能通过遣唐使和其他民间机构，半官方地交流；唐代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靠唐朝，这种依靠是全方位的，囊括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等领域，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遣唐使，而遣唐使之所以有这些资源，除了天皇朝廷的支持外，唐朝的赏赐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