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我不到8岁，读2年级，那时候长得还算好看，后来长破了，越来越难看。当时，爹妈上班的平凉造纸厂，离我们家隔一条河。小孩子经常跑过去玩，跟厂里的大人混得挺熟。
我才从北京回甘肃1年多，拽的京腔，被称“北京娃”。有一天，工厂的厂长，如今50多岁的我，还记得他叫“张部效”，是不是这几个字，不太清楚。他对我爸说，要出去一趟，让小凤跟着玩去？如今想来，感觉很诡异，他到医院去，我竟然跟着。多么朴实并且傻。他绝对是因为喜欢我才愿意带我去，我爹和我也一定是信任他的。至于看什么病人，会不会有危险，因为没有传染这个概念，根本不考虑。
到医院，进了病房，他看望的病人，床边地下，放着个脸盆，在接从他鼻子里流出来的黄水。我只看了一眼，就到外面玩去了。估计我看他的时间不超过5秒钟。
不记得是几天还是十几天后，我得了黄疸性肝炎，就住在我们看望病人的隔壁病房。
才知道传染病一说，也知道了“传染”二字的威力。当时那个病人的情形，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
我住进医院，中药苦似黄连，总是能憋着气一饮而尽。打针从来不哭。被医生护士们表扬着，成为其他孩子的榜样。印象最深的是旁边病床一个老师的儿子老讲鬼故事，我经常做梦，被无头或者青面獠牙的怪物吓得哭醒。一次抽血化验，因为身体虚弱，胳膊上血管空瘪，抽不出来血，只好从大腿根的大血管抽，小小的我，躺在医生硕大的办公桌上，被几个人围着扎针，反复了几次，才妥当。疼得很厉害。忍着不哭，感觉自己就是刘胡兰小英雄。当年买什么都凭票，由于得病，给我家多供应一斤白糖。能喝到白糖水，感觉有一种淡淡的，如今想来挺苦涩的幸福。
因为住院耽误了学习，不得不留级，这让我哭得很伤心。也因为我的治病养病，给家里造成经济负担，至今内疚。
后来学了医，知道那是叫做甲肝的传染病，不会通过空气传染。我虽然只看了他几秒钟，但手可能接触了病房的物件，又没有消毒，就被传染了。通过观察，知道一般来说，传染科与太平间离得近，这两个地方和其他科室保持一定距离。也知道“传染”途径、医疗诊治、防范措施各有不同。
当下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有了积极向好的态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别不信狼是麻的，遇到了，很凶险。那时的厂长和我爸，一定没有“传染病”这根弦。当年，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只是“知道”，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如何做。
坚持住，没事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不扎堆，不聚会，勤洗手。一定要科学防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