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战斗
离开布良斯克之后，在中学里，老师和同学们热情地欢迎我，就像鲍利亚一样。甚至是大司祭特列古波夫也说了几句应景的、有关浪子回头的有教育意义的话。
苏博奇刨根问底地问我安置得怎么样，并且承诺一个月后给我安排教课的事儿。总学监博江斯基发出可怕的鼻音，有点儿像打鼾——他习惯用这种声音吓唬“小不点儿”们，他说：
“您有罪，但是您得到了宽恕。去教室吧，别再惹祸了！”
但是，我不得不继续犯错误。
在我们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两个班——一班和二班。一班是贵族班，二班是大众班。
在一班里学习的大多是一些蠢货——将军、地主、大官儿和金融家的儿子。在我们二班学习的都是知识分子、平民出身的脑力劳动者、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孩子。
这样分班，显然是有意的，是上边儿的意思。
一班和二班之间的敌对一直没有停止过。它表现在相互的鄙视当中。但每年秋天，都会有一次所有年级的一班和二班之间传统的群架。只有小不点儿和毕业班的学生不参加打架。毕业班的学生已经被看作是成年人，就快是大学生了，他们打架不太合适。也曾有过不打架的、无聊的秋天。
打架的日子每年都有变化。这样做是为了欺瞒我们警惕性很高的头头脑脑们。但是，他们根据某些征兆就能猜到，意义重大的日子已经来临，他们便开始紧张，耍些花招来防止交战：有时第一节课下课后，就突然放有嫌疑的班级回家去，他们可能是战斗的主谋；有时，他们又带上两三个班级去参观艺术博物馆；而有时，他们突然关闭通往花园的门，花园通常是打架的地方。
但是，任何的花招都不管用。战斗在约定的日子开始了，而且总是在大课间。
班级里会“赦免”一些中学生，他们可以不参加打架。赦免的是那些有病的、没力气的，或者是那些不仅厌恶打架，甚至对彼此之间最平常的打闹都感到厌烦的男孩儿。打架者也不爱带着这些男孩儿去打架：反正他们也没有任何用处。我被赦免是因为最后那个原因。
被赦免的同学们在战斗开始时，要解下宽腰带。在此情况下，按照中学生战斗中铁的规定，任何人也不能碰这些被赦免的同学。
被赦免的同学们宁愿不去花园，他们从教室的窗户观看群殴——从那里看得更清楚。
战斗是从学校教学楼里突然降临的不祥的寂静开始的。走廊里瞬间空无一人。所有的中学生都冲到花园里去了。
然后，就响起了震耳欲聋、令人恐惧的咆哮声。听到声音，总学监博江斯基脸色发白，他画了一个十字。在彼此进攻的两支队伍升腾起来的一团团尘土中，几百颗栗子像*弹霰**一样，呼啸而过。
所有的看门人——卡济米尔、“冰水”马克西姆，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路小跑到花园里去。在他们的后面，有几个吓坏了的学监你追我赶地飞跑。门噼里啪啦直响。走廊里传来教师们惊慌失措的声音。
总学监博江斯基一边走，一边费力地套上大衣，把带帽徽的制帽拉到额头处，他顺着楼梯往下跑，赶去战斗的地点。
有一次，大教堂神父奥连茨基也跟在博江斯基的后面急匆匆下楼到花园去。我们爬到窗台上。我们想看看，奥连茨基怎样把十字架举到头顶，呼唤这些敌对的学生和解。
但是，奥连茨基并没有这么做，他卷起长袍的袖子，开始拉开打架的同学，用力地往两边推开他们。他做这事儿时，动作异常灵活。中学生们就像球儿一样，飞离他的身边。或许，奥连茨基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司铎呼呼地喘着气，从花园回到教员休息室。从他热情洋溢和大放光彩的脸上，可以判定，即使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参加了这场战斗，他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搏斗刚一开始，所有通往花园的安全门就会迅速打开。这是战略。打开安全门是为了让看门人和学监们拉开打架的学生，可以把他们分批击退到这些安全门里去。
“第一中学开始啦！”一些男孩儿在大街上高喊。
从窗户这边很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开始了。尘土飞扬，树枝噼啪直响。可以听到喊叫声和低沉的脚步声，就像是在花园里有一群群的大象在彼此踩踏，弄疼了脚。
然后，胜利的欢呼声扫荡了一切，沿着回声很响的走廊向四处滚去，它爆发、增强，后来变成雷鸣般的咆哮——这就意味着，二班胜利了，而一班的同学们都逃跑了。
在我的印象中，一班没赢过。
有一个中学生，长着好斗的翘鼻子，他几乎总是出现在最初的胜利者的队伍中——未来的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他冲入战斗中最危险的地带。胜利总是伴随着他，给他戴上金色的花冠，花冠就是他自己乱蓬蓬的头发。
一班的蠢货们都害怕布尔加科夫，他们试图*谤诽**他。战斗过后，他们散布谣言，说布尔加科夫打架时用了违规的手段——用了腰带上的金属扣环。但是，任何人都不相信这恶意的*谤诽**，甚至是总学监博江斯基。
这一次，我也参加了战斗，因为我要和中学生哈文算账，他是交易所经纪人的儿子。
这个心绪不宁的高个子中学生，几乎在每句话里都要想方设法地放进“神圣的”这个词，尽管他完全发不清卷舌音。他坐在剧院里，对认识的姑娘们送出懒洋洋的飞吻。他来学校时，乘坐私人马车，蔑视我们这些平民出身的脑力劳动者。
一切都起因于科兹洛夫斯卡娅夫人。这老太婆视力不好，害怕一个人进城。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送她去大教堂。科兹洛夫斯卡娅夫人因为总是麻烦我而觉得不好意思，便不厌其烦地说抱歉，就像一个小姑娘那样害羞地脸红。
通常我要拉着她的手，否则她会撞到对面的行人。有时步兵中尉罗穆亚尔德代替我充当向导的角色。但这种情况很少。我怀疑，中尉耻于有这么一个老太婆母亲，还有她的老式大衣、衰弱无力。总之，每到星期天的早晨，中尉几乎总是“忙极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领着科兹洛夫斯卡娅夫人沿着米哈伊洛夫大街去大教堂。我们遇到了哈文。他扬起眉毛，眯缝着眼睛瞧了瞧我。他的脸上现出鄙夷而疑惑的神色。然后他慢慢地从头到脚打量科兹洛夫斯卡娅夫人一番，冷冷一笑，打了一个响指，吹起口哨，从旁边走过去了。
当战斗开始后，我去了花园。哈文站在一边。他没系宽腰带。他“被特赦”了。我也“被特赦”了，也没系宽腰带。但是，我走到哈文跟前，扇了他一个耳光。
哈文奇怪地尖叫了一声。学监“什邦卡”抓住了我的手。
第二天，总学监博江斯基叫我去他办公室。
“这是怎么一回事？”博江斯基说，“如果您去打架是属于责无旁贷，像我们这些霍屯督人[2]一样，我还是理解的。您可倒好——给人一个耳光！为什么啊？”
“肯定有原因。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打过架，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您也是知道的。”
“是啊，是啊！可您还是冒险了，大概下半年不能再给您免学费了。您为什么打他？”
我憋着，不想说我为什么打哈文。
“那也值得。您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信，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但是，再多的话我不会说了。”
“我相信您，”博江斯基说，“您走吧！此事就让忘川将其慢慢吞噬吧[3]。”
每次战斗过后，校长和博江斯基都要向学区督学和那些受到重创的蠢货的家长做一番不愉快的解释。
“如果人们的脑子里没有沙皇，这意味着什么？”博江斯基苦恼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读什么易卜生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4]啊！有学问的年轻人！未来的社会栋梁！祖鲁人和野蛮人！”
[1] 米·阿·布尔加科夫（1894—1940），苏俄作家，著有《大师与玛格丽特》等。
[2] 非洲南部的部族，以善战著称。
[3] 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4] 列·尼·安德烈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