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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到尚结赞坐稳了吐蕃大相之位后，开启一段权臣岁月。你还真别说，这段功高震主的权臣岁月，还真是有点像噶尔家族致敬的味道。

以至于远在苍山洱海的南诏王异牟寻都知道了。

他在给韦皋的书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

首先的说明一点，异牟寻的书信是向唐朝示好，自然不会说吐蕃的好话。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这段话中感受到尚结赞强横的掌控之力。

那么这段话中“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说的是什么事情呢？

按照《拔协》记载：“拔赛囊（益西旺波）去世以后，赤松德赞的内心很苦闷。他对身边人说：“老师曾经说过，他去世以后，我的寿命也不会长久。”

因此，他便想把王位禅让给儿子，自己则一心向佛，度过余生。

于是他把尚结赞召到桑耶寺主殿中层的密室中详谈，准备将王位传给王子牟尼。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点，赤松德赞与长妃蔡邦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

按《贤者喜宴》的说法：“长子牟赤赞普早逝，未建陵墓，二儿子牟尼赞普生于其父三十四岁的水阳虎年，次年水兔年牟茹赞普出生，再次年木龙年赤德松赞出生。”[1]

蔡邦妃发现后，担心赤松德赞将王位委托给纳囊氏，就是尚结赞所在的家族。于是她便派儿子牟茹硬闯密室，正好碰到尚结赞的儿子伍仁在门外把守。

伍仁阻拦王子不让他进入，牟茹拔出短剑便杀了他。

密室里的二人听到声音走出来，赤松德赞便问道：“伍仁到哪里去了?”王子丢下带血的短剑答道:“我把那个长头人（“伍仁”的藏语意思是“长头颅”）远远地扔掉了！”

尚结赞抱着儿子的尸体老泪纵横，此事成了吐蕃最有权势的两个外戚家族的直接冲突。

说到这里，我们得先来解释一下，吐蕃赞普娶媳妇的*规则潜**了。

老早之前咱们曾经用两期的篇幅讲过《唐蕃两国和亲案例的对比》，当时还有人说我故意给唐朝和亲做掩饰。我就挺奇怪的，都一千多年的事儿了，骨头找不着了，还至于非得掩饰一下吗？

其实说起来，不管哪个王室，不管是吐蕃，还是唐朝，也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种联姻里面都充满了政治考量和平衡技巧。

就拿吐蕃王室来说，早期的各位赞普（松赞干布、贡松贡赞、赤都松赞、尺带珠丹）娶媳妇堪称是“全球化的典范”，分别娶了象雄公主、*党**项公主、吐谷浑公主、唐朝公主、南诏公主。外嫁公主的去向也包含象雄、吐谷浑、突骑施、小勃律。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吐蕃王室又娶公主，又嫁公主，忙得热火朝天。

可到了赤松德赞以后的历代赞普，外嫁公主戛然而止，一个都没有了。不但不外嫁了，也再不娶外地媳妇了，一门心思研究自己家的闺女。

我当时就说过，这是因为吐蕃实力强了，和亲公主的效果已经没有崛起期间那么显著了。于此相反，吐蕃国内各大豪门的实力也强了，赞普需要用对内和亲来稳定基本盘。

那么研究自己家的闺女，是逮住一个往秃了薅吗？

当然不是，这种做法必然会让一家做大！

对吐蕃王室来说，最危险的人恰恰来自内部，不管这些人是代表世俗贵族的“论”，还是代表外戚的“尚”。

从表格里可以看出，吐蕃王室在有意识的避开和“四大尚族”连续发生姻亲关系。

比如，尚结赞所在的纳囊氏与尺带珠丹联姻之后，赤松德赞的妃子里就不会再出现纳囊妃。

当然有时候是不能完全避开的，但长妃基本是在“四大尚族”间轮流坐庄。

顺便再强调一点，此时的记载已经是主要出自晚期的教法史料了，里面明确出现了“长妃”和“次妃”的分别。但在早期的敦煌文献里确实看不出“长妃”和“次妃”的写法。

知道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伍仁被杀事件。

被杀的人出自纳囊氏是赤松德赞的母族，杀人的出自蔡邦氏是下代赞普的母族。

这就不是一个大臣被王子所杀，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它变成了两个尚族之间，如何交接权力的博弈了。

按照吐蕃的法律来说，每个人脑袋上都顶着一个价签。

不管是杀了别人，还是被别人杀了，是该赔命，还是该赔钱，该赔多少钱都交代地明明白白的。

这种制度叫做“赔命价”。

藏族学者仁青整理出了一份详细的“赔命价”表格， 我放在文稿里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杀了大相的赔白银一万两，到杀了别人的奴隶赔五十两白银，一共九个等级二十五个子项。[2]

需要注意一点，表格里的赔偿额度与吐蕃的告身制度存在对应关系。比如第一等级的群体，也是拥有第一等级告身的群体，之下以此类推。

这就意味着，吐蕃社会用告身制度和赔命价制度划定了全体民众的等级差异。

在操作细节上，高等级对低等级、同等级间的伤害，可以赔钱不赔命；

低等级贵族杀死高等级贵族，在一定范围内赔钱不赔命，超过一定范围必须赔命；

至于平民杀了贵族，一律处死！

等级差异越高，适用法律越严苛！

唯一例外的人是吐蕃赞普，根本不在赔偿范畴内。

也就是说，杀了赞普不管你是谁。

要不你就取而代之，要不杀你全家！

怎么样，杀个赞普是不是很刺激啊？！

吐蕃法律里的“赔命价”规定，来源于藏区古已有之的习惯法。

这种习惯法早在吐蕃王朝之前就已存在，之后又在藏区长期实行。

五世达赖喇嘛制定的《十三法》里，就有“杀人赔命价”的规定。青海果洛地区阿什羌部落的《红本法》也有“杀人者赔命价”的内容。

青海蒙藏地区的习惯法也规定：“杀人者不死，以其家所有之半为偿命钱”。

到1949年废除藏区旧律时，“赔命价”制度的实施周期，长达1300余年。

但由于这种习惯法，世代相传，根深蒂固，即便新中国已经明令禁止了，但在藏区依旧存在，以至于到了2000年，青海省还专门颁布一个文件，名叫《坚决禁止“赔命价”的规定》。

你还真别以为赔命价的习惯是种陋习，它的出现在某程度上算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可以避免另一种更血腥的习俗，这就是血亲复仇制度。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没有太多的法律意识，家里有人被杀，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杀回去。

童恩正先生对血亲复仇做过解释：“血亲复仇常见于部落社会，……肇事者虽然是个人，但是报复对象却是他整个的亲族，因为他们应该为其亲属的行为负责，所以杀死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认为是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这种快意恩仇的方式不止出现在藏地，而是弥散在整个人类的聚居地区，甚至是被提倡的。

《春秋公羊传》中写道：“子不复仇，非子也”。

《古兰经》也说：“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报复谁”。

俄罗斯的《罗斯法典》规定：“如果某人杀害了他人，被害人的兄弟可以为他复仇；子也可以为其父；父也可以为其子；或者是侄子为其叔伯；外甥为其舅父，向凶手复仇。”

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也有很相似的规定。

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威越来越强，法律条文越来越细，血亲复仇制度开始被抑制和禁止，转而由国家来实施制裁。

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从原来的血亲复仇逐渐演化成由国家来替代的复仇。[4]

但由于藏区在历史上，国家权力机关的力量长期薄弱，导致血亲复仇现象长期存在。甚至从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的仇杀，扩大到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之间的仇杀，可以绵延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

正是因为血亲复仇习俗过于激烈，才出现了一种相对和平的解决方式，这就是“赔命价”制度。

但不是所有的杀人事件都适用于“赔命价”规则，它只适用于过失杀人，蓄意谋杀不在此列。

吐蕃王朝的法律对这两种情况有明确的界定，过失致人死亡适用《狩猎伤人赔偿律》和《纵犬伤人赔偿律》。

故意杀人则适行《对仇敌之律例》，说白了就去杀回来，怎么痛快，怎么来。甚至实施了血亲复仇，不但不负法律责任，还被认为是条汉子，值得尊敬！

按照吐蕃法律的条文，王子杀了伍仁并非蓄谋，属于意外杀人的类型，也就是可以适用赔命价的规则。

按照表格里的规定，伍仁属于第二个等级，也就是尚论的子侄、叔伯兄弟、继母、儿媳的级别，最多赔偿白银六千两。再考虑行凶的人是吐蕃王子，本身就存在等级差，说不定还得打个折。

如果换成其他贵族，儿子被王子杀了，大概率也就忍了。估计牟茹敢下死手，也是因为知道自己不用抵命。

但被害人属于纳囊氏，凶手属于蔡邦氏，又恰好处于两个外戚家族权利交接的档口，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

对吐蕃王室来说，家大业大，不差这点钱，再多给点也在乎。

问题是纳囊氏也不差这点钱，六千两白银的赔偿，肯定不能让其满意。有的文献里说赔偿的额度为与伍仁身体等重的白银，甚至黄金。如果这种记载是真的，那赔偿的额度已远远超过了第二等级，也远超了第一等级的一万两白银。但纳囊氏就是不松口，被害人家族不接受赔偿，事情就僵住了。

吐蕃王室也很难办，赤松德赞召开御前会议，请各位臣僚来商议如何处理。

这地方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我们不能把伍仁被杀，看成王室与纳囊氏之间一对一的问题。王室面对不仅仅是权臣世家纳囊氏，而是整个吐蕃的贵族阶层。

此事如果草草收场，王子没有受到惩罚，也就意味着，贵族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

这将是一个非常坏的先例，意味着王室成员可以随意剥夺贵族的生命权，就更不用说财产权了。

尤其在吐蕃王朝的社会结构里，虽然王室在努力塑造执政的神圣性，加强中央集权，但部落联盟制度的遗存始终都存在，贵族大臣拥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如果把这个案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来看，王室无疑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他们需要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避免刺激整个贵族群体。

按《拔协》的记载，赤松德赞将事件交给大臣来解决，避免王室直接操办的偏袒嫌疑。

最后达成的妥协为：

补偿尚结赞一日马程的土地，以使那囊氏欢喜；

委托王子牟尼代理国政，以使蔡邦氏欢喜；

将王子牟如流放到门隅，以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使臣民上下欢喜。

这就是所谓的“三喜法”。

《贤者喜宴》里的记载，则有更多的佛教因素。

受命处理此事的桂氏大臣，让人去把保存佛塔中的法律取来。于是有人骑马前往，见到石塔下面有如下的文字：“王者如杀死属民则如母亲打孩子一样，无法可言”。

因此，赞普父子高兴了；

塔中部写的文字是：“如果杀死属民,则属民不得起来反抗,赞普应将去看望逝者”

于是众属民高兴了；

佛塔上部的文字是：“赞普本身如果不捍卫法律，那么就不得对属民执行法律。”

因此，将牟茹流放到北方的羌塘，长达九年之久。继之又将上部的一处地区赐予了舅臣，由是那囊氏人高兴了。

以上即所称之“三喜法”。

这段风波反应在异牟寻的书信里，就是“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

那么这个看上去让各方都满意的“三喜法”真的“三喜”了吗？

真的让一切消弭于无形了吗？

我看未必！

就在这个事件之后，赤松德赞就从史料里消失了。有的史料认为他是被人*杀暗**的。

至于那位被流放的牟茹王子，结局可能也不太乐观。

《拔协》在写到三喜法的时候，在后面加了一句“后来，他们请亲友帮助报了仇。”

也就是说，三喜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纳囊氏得到补偿后，还实施了血亲复仇。

我们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讲述伍仁被杀事件，是因为它透露出了赤松德赞晚年的吐蕃乱局。

这个乱局并没有因为三喜法的实施而终结，恰恰相反，它是之后一段混乱时期的开始。

这段混乱时期，将贯穿下一代牟尼赞普的执政期，并一直延续到再下一代赞普赤德松赞的早期。

参考书目：

[1]、《贤者喜宴》_巴俄·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

[2]、《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_林冠群；

[3]、《论藏区赔命价的历史起源》_王林敏；

[4]、《从血亲复仇到赔命价—西北藏族习惯法的历史演变》_丁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