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提及“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这是“道”的第一特性。展现了“言多世乱，大治守冲”的至理。多言之教仅会引致社会的纷乱与衰败。因此，要达成天下的盛治，我们必须切实遵循“守冲”的精神，实践“不言之教”。
所谓“守冲”，就是“守虚”，就是“无心”，落实下来就是无憎爱之心。因而，真正能救世纾困、实现盛治的，非无心莫属。无心之道，恰如“挫其锐”都功效，任何“锐”，都源于一种“有心”、“有言”的追求。然而，真正的大治良方却恰恰在于“守虚”、“无心”之道！这一领悟无疑是对所有盛心笃志之人的巨大震撼。
接着，《道德经》深谈“道”的另一特性：“渊兮，似万物之宗。”洞察“道”的精义，圣君之所学乃至其治理天下的终极追求，在于成为无人匹敌、得万众归心的领袖。于“解其纷”中，圣王的*志宏**就在于化解一切思想上和世间利益上的纷争。诚然圣王至高无上，如何才能厘清并化解天下种种族群、团体间的纷繁纠结？只需要顺着前面的“无憎爱”深入下去就行了：因为心存“爱憎”，便做不到“守虚”，才会受制于情感的挣扎。 而圣王所行之“解”乃在于摒弃一切私欲。“爱憎”模式在于执念之“爱”，而“爱”不过是私心之“贪”，是因私欲而生的念头。圣人之王，怀抱天下，无私即为他们最深切无私的追求。
仿佛天地之母，天地为什么能够成就“无限久远地生养一切万物”的伟业？根植于其无私之心。它的供育之心，无一为己，全为万物。需要注意，“长生”不是指天地本身的长生不老，而是天地“生育万物”的功业能源源不断，长存不败。
正因对“长生”的误解，方使道家之徒纷纷落入追求个人长生不老的误区中陷。如今与“道家”稍有干系者几乎都与养身密不可分。这全是对“长生”的一个误读。
老子能确信的，是圣王践行这道理治理天下，国家事业将延续繁华不衰。然而，他无法保证治理者本身的长生不老，因为老子本身便是一个视身体如浮云者，重道轻身的圣人。
假若宇宙间养有私心，则必然因为执念于某一或一批物种为“私有”：
将有益于这一“私有”之物的视为“益物”；
将对“私有”之物无益者视作“无用之物”；
将损害“私有”之物者鄙弃为“害物”。
最终，倘使致力于灭绝“害”与“无用”，存留“益者”，以期达到整个天地就为它的“私物”而生的目的。本欲为“私利”服务的世界必将崩溃败坏。益者亦因没有了“害物”和“无用之物”，难以独存。
为何？因为整个世界同为一个生态链，故于无私的天地而言，每一个物种皆有其所用。“害”与“无用”之别，源自我等格局之狭隘，以及时空的局限。诚如人们所畏惧的蛇，一旦将之一网打尽，老鼠遂成患。若将狮虎等食肉动物屠尽，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定会泛滥成灾，草场旋即被食尽。即便是令众人讨厌的苍蝇，一旦其族灭绝，动物死尸便将污染生态，传播病菌，人类亦难幸免。因此，天地若沾染私欲，必引发灾害，破坏生态的和谐，导致万物无法茁壮成长。圣人君王若要治理天下，亦应如天如地，秉持无私之心，面对万民。
私念若生，正如先前所言，它不仅无法护佑万物，甚至还将予以伤害。君王心性，应如《金刚经》所述，发“灭度一切众生”广大心。因为王者之于百姓，就是世间各色人等、诸般利益团体、种种族裔和不同信仰之归宿。
治理天下，核心在于为不同之人提供适宜的环境境，设立公正之法，建构盛世之台——一个人人得以最舒服的发展的平台。正是这个平台，让众人乐享其成，共沐天恩。而建立如此平台者，先须心无私利。以整个平台的繁盛为己任，是其唯一之追求。
即便是经营*场赌**，也需遵循此不言之律，以*场赌**之繁荣为己利，更莫在其中设置私策，将自身置于赌徒之列以谋个人之利益。否则，一旦他人察觉不公，必将弃若敝屣，背之而去。
这便如同“裁判”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王者取裁判之职，其矢志之所在，是令络绎不绝的运动员欣然接受裁判。裁判若忘形于私，其行之曲直，必损赛事之公允。轻则偏爱某个运动员，重则“吹黑哨”，自毁职业，赛事不成，害己害人。
是以，裁判、*场赌**如是，家国天下更甚！放诸广义，圣人君王若私揽私利，公平正义沦丧，天下乱套，贤臣遭冷落，小人趁虚而入，最终结*党**营私，派系林立，社稷安危。是故，圣人君王必须舍弃私欲，以海纳百川的心胸，为民造福。那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超然的无私？老子知道此中之关键，于《道德经》作了如下回答：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这句话本质上就是针对“私利”反其道而行之。拥“私”的君王目光短浅，凡事先考虑一己私利。而圣人君王深深懂得自己乃“平台”的维系者——若无“平台”存续，个人亦将随之消散。故此，全心为“平台”负责，“平台”的良善治理，让人人享有权益，那么民心自然向背，护持你的统治。这便是“后其身而身先”的至诚之道。
荀子为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私利”的次序：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国亡**富筐箧、实府库。”
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循序渐进：首富民众，然后政治安稳，终致国泰民安。
王者心境如此清明，无私利之念，便洞若观火。君王若沉湎小我之利，，误国殃民。荀子警醒世人，误国之道往往起始于一己之强大幻想，忽略民众之疾苦。聪慧之王与身边贤臣并肩而立，而不是俯瞰圣臣。他们不通过压榨民众获取利益，而是与民共存，成就共赢。故国家治理，首推王道——首富民众后富己。
《论语》里就有个很形象的例子：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里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即便在饥荒之年，也应该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百姓在我的“平台”的都活不下去，那自己这个王者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里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后其身而身先”最好的注脚。
与“后其身而身先”相反的就是“与民争利”。这就是“将亡之国”和“仅存之国”常干的事。所以《大学》反复强调：国家不以私利求治，而以大义立道。王者谋利，就是与民争利，整个天下的“大义”就被伤害，这是治天下的大忌！越是深刻理解这道义，君王便越能“后其身而身先”。
作为一个圣王，不但应该“后其身而身先”，在国家存亡之秋，当巍然屹立，毅然为国为民挺身而出。
如《礼记》云：“君王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然而，君王有牺牲决心，并非真的要其赴死。相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正是因为这种忘我投身的勇气，才能真正力挽狂澜，化解了危局，将危难扭转为国家的重生。官员们见到如此大无畏的领袖，必将视为珍亲之宝，手足之情，关键时刻也甘愿用生命来守护君王。这对于君王个人来讲，不正是因为不计身命反而自身和国家却得到了永存么？这即是“外其身而身存”！
先搁置个人之利，反获百姓尊崇；不计个人安危，反让己身与国家获得了长久的安宁与繁荣。这样广受爱戴的君王，持盈守国，方见王道之至。所有的荣光，皆源于那“王者”般的“无我私利”。
此即是《道德经》所言：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道德经》行文至此，是一个分水岭：这里已经把“无为”讲成了一种“方*论法**”了。我们一直用“无为的方法”来表述这个“方*论法**”，这里我们得给它定个性了。相对应“无为之道”，这里可以定性为“无为之术”。
我们做一件事情，想要实现的不同方向，可以称为“目标”。而具体达到目标的手段，就称为“方法”。同一个目标，是可以由不同的“方法”达到的。这些方法，可以是“有为”的方法，也可以是无为”的方法。当我们选择用“无为”的方法来达到目标时，这就叫“无为之术”。
“无为之道”更主要讲的是一个“无知无欲”的方向。是“目标”。而“无为之术”只是一种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可以为不同的“目标”服务的。同一个“目标”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实现。而《道德经》主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无为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