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成为安徽的省会，安庆人首先是不服气的，许多安徽人也都不满意。清代，安徽省会一直是安庆，民国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庆。抗战爆发后，省会临时迁立煌（今金寨），胜利后迁合肥。安庆临江，扼长江中下游之咽喉，水路极便；陆路交通原虽不发达，但只要肯修，变得发达诚非难事。安徽虽被淮河长江两条大河分作三大块（淮北、江淮之间、江南），但安徽人不傻，私心都愿意别人将它主要看作一个长江省份，都原因安徽的长江色彩更重一些。
安徽合肥
可能因为历史的这种滋养，合肥人的面目似乎也比较模糊。他们不像一般北方人那样爱面子、“罕言利”，却又不屑于像一般南方人一样看重利益，相反，还很愿意标榜“义气”二字；没有江南人的心计，可也绝不比之更淳朴；不失狡猾，却没有北京人的油滑；好勇斗狠，容易冲动，但较诸东北人亡命之气又有不如；为人直硬、粗线条，然而又缺少西北人的豪爽奔放……总之合肥人的风格，南南北北的特征都沾着点儿，但哪方面都不纯粹，都不正宗，直如东取一点，西凑一截，生生地捏合出来的。
合肥美食街
合肥话语速不算快，但发音方式和部位怪异。充斥着完全闭合的齿音是其第一大特征。有一个很经典的段子，总结和突出了这一点：从肥东到肥“丝”（西），买了一个老母“子”（鸡），到河时死（洗）一死（洗）。
还有一段，似乎更好笑。据说两个合肥人住店，晚上临睡前，有人听到他们在盥洗室很友好地谦让着：
“你死吧”， “不客气，还是你先死！”
“哎呀，真是的，你死过我再死嘛！”
——自然，这并非在谈论寻死，是两个合肥人正就谁先洗脸的事互相礼让。又有些发音，不单异于普通话，且急促难辨，如“吃”读如“切”，“粥”读如“卓”，“六”读如“罗”，“这”读如“地”，“个”读如“过”。他们管父亲叫“大大”，管母亲叫“妈姨”，管大哥叫“大锅”……这些杂七杂八的因素加在一起，确实令很多外地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过，如今合肥市人口不断增加，原汁原味的合肥腔已经在市区消失，市民的口音不知不觉被普通话所“改良”，外地人听起来大约不会吃力，至于正宗的合肥话，也许只在远郊乡下还保存着罢？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合肥城里几乎没有高楼。原来最高的建筑，是包河边上一座瞭望塔，约九层，据说是*防队消**用来瞭望火警的（这也可见合肥之小），后来在火车站附近终于盖起一座十层大楼。实际上，当时不单高楼，一般楼房在合肥也很少见。合肥人大多住在旧式民宅中，典型的比较好一些的合肥老宅，青砖砌就，乌瓦覆顶。但砖并非一块压一块地实实地往上砌，却是砌成空心的——两块横起来竖着砌，上面再平着砌一块，这样累层砌成墙，可以少用一些砖。
走进屋去，仰头望见椽子上鱼鳞也似的瓦脊，适当的位置上则开着天窗采光。屋子全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两旁厢房，中间大厅，右角落有灶台。大门也是木制的，又高又瘦的两扇。最奇特的是地面全然保持着原始的裸露状态，不铺砖，也没有铺水泥，甚至连三合土也不铺，就保持着原状；唯因合肥较湿润，地面不至于起灰，年长日久自然板结，黑亮黑亮，但终归是裸地，不能完全平滑，微凸微凸，履之脚感似地鹅卵石上。
这样的屋内，房梁上总是悬吊着咸肉咸鱼咸鸭。合肥人喜欢腌东西，一则防腐，二来省钱。中午饭的时候，很多孩子端一碗白米饭，上面覆盖一片片红白分明、油油亮亮的蒸腌肉在自家门口吃着，真的让人觉得嘴馋。秋天，则家家必腌雪里红，街头巷尾树间都拴着麻绳晾菜。
合肥人不虚伪，不矫情，一点也不。要拿要取与心计无关，弱肉强食，或靠臂力或仗势力，是敌是友也一如江湖般原始简单，很直截了当。
尽管可能没有什么道理，但仍让人觉得合肥能出一个刚直不阿的包拯并非偶然，或者这么说：包拯的确像个合肥人的样子。
800年以后这一带出现了另一个大人物——李鸿章李合肥（中国晚晴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他在清朝同治二年，干下一桩举世震动的狠事：他因李秀成部将投降，得以兵不血刃进入苏州城，不料只隔了三天，便将太平军降王四人，降将四人极其部卒，全部杀光，据说人数甚多。“仅在苏州城双塔寺庭院就杀太平军三万人，有外国人在*案惨**发生后二十天，还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人的鲜血。”此事一出，李鸿章的盟友常胜军统帅戈登、英军驻华陆军司令柏郎等西方人，更是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找李鸿章算账。
当然，以上均是极端形态的个例，不可用来妖魔化江淮人。不过，这些极端化的表现，确也有助于认识江淮之间民俗民风的某些深层因子。依着中国地理的一般概念，合肥算是“南方”范畴。若如此说，合肥人铁定是南方人里的另类，他们其直如矢的性情，使很多北方人相形见拙；只不过，北方人的直性子通常源于淳朴，合肥人绝不淳朴，他们的直硬，主要缘自粗野与狠暴。这是江淮文化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