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像
杨增新：忠于*疆新**，终于*疆新**（五）
杜雪巍
十二．盛世之桃园，乱世之绝地
杨增新说过：西出阳关无好人！能到*疆新**的人均背负着一个“罪人”之身！对其自己，那也是因遭遇*场官**排挤而到的*疆新**。就此，杨增新给出的注解是：“*疆新**道在万里，服官之人亦多自万里而来，其来既难归亦不易。一日得官即以回缠为鱼肉，横征暴敛，为全国所无。第得署一优缺，无不满载而归，不知者皆谓*疆新**富足。其实百姓之穷甲于他省。不过使二三贪劣之吏润身回家而已。”所以在*疆新**为官，人人皆以为是美差。“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口头禅不是没有来由的。*疆新**长久以来的腐败，就是因为吏治的腐败，进而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所致。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一个清官呢？杨增新在忠告皮山县知事谈凤翼时说：“居官无他诀一言以蔽之日爱百姓。爱百姓无他诀，一言以蔽之曰不乱要钱，不乱要钱则神钦鬼敬，虽有忌我阶者，亦无入我，何来函所谓南疆居官三要诀曰对付汉人优待、伯克压制，緾民者全用不着矣。士人服官入女子出嫁，乃终审之事，若不论应得与不应得，见钱便要，未有不以贪墨败者；做好管之人百姓爱之，然书差乡约都不喜悦，以官一清廉则若辈不能弄钱务必也，虽然言之易行之难，尚其坚持定见切实做去为要。”
杨增新主政*疆新**十七年，始终将吏治的是否清明来判断官员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公家每办一事，乡约即作为一弊。官吏以乡约为爪牙，乡约以官吏为护符。上下一气，籍公肥私。百姓未受益而先受害。”亦正是对基层官吏的不信任，所以绝大多数的各县知事几乎是一年一个轮换，抑或只要百姓告发，三分钱一张邮票即可断送一个官吏的仕途。当然要彻底吏治腐败，自然需要一套相应的制衡机制。当然那个时候*疆新**也没有什么民主、法治之说，能够让老百姓开口讲话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1928年春，杨增新遇刺前与中瑞科学考察团人员合影留念
杨增新主政*疆新**十七年，“认庙不认神”，其尊崇权威却不迷信权威。无论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但其心目中那尊“中华民国”的庙还在。杨增新从来没有像袁世凯那样有一个自己当土皇帝的梦想。杨增新的家国情怀非常之重，他说：“国事如家事，是以国强而家可保也，故曰子克家吉！”
杨增新曾说：*疆新**盛世乃桃园，乱世则为绝地。其实对杨增新来说，在其执政的十七年中，大多数时间人均处于战事纷飞的乱局时代。杨增新最大的愿望便是：将自己守护的这片地方保护好、建设好，让百姓均过上和谐、幸福、平安桃园般的生活。
杨增新在其日记中说：“处忧患要面面堤防，刻刻审顾。一有精神未周之，处其祸败即于此生。所为有远虑者无近忧，此动心之说也。事有难理，慎以图之，毋躁以致蹶。人有难处，宽以御之，毋激而生变。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此忍性之说也。”这也正是杨增新时时能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设想着*疆新**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将会发生，如此也才不至于出现难以挽回的事件发生。
杨增新执政之初，囿于*疆新**边吏缺乏，呈请民国政府为*疆新**举办县知事的选拔考试。经过考试，有19名位候选人被派到了*疆新**。但杨增新并不迷信来自上面的权威，让这些候选知县一到*疆新**便分发各地去任职。这19位候选边吏一到*疆新**，便被统一集中到了*疆新**政治研究所，进行*疆新**区情教育。外交、财政、警察、实业、法律、算学六门功课，“皆取现时通行成本分类排印讲义发交各员俾每日到所研究且颁发前清宣统三年新修通志一部，以便考求本省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并以余暇试办文牍暨随时帮同迪化县审讯上控，批发各案。”比如从广东紫金县来的邓缵先，杨增新将其安排在*疆新**政治研究所学习三个月后，才又派其去了一个乌苏小县任知事。不到两年时间，邓缵先便因为政绩突出被调去南疆叶城，一个当时约二十万人口的大县去任职。
广东紫金县来的邓缵先的任命书
杨增新认为：“牧令能亲民便是好牧令，督抚能亲民便是好督抚，帝王能亲民便是圣帝明王，能亲民则以仁心行仁，政便是王道，不能亲民，难有私恩小惠亦是霸功。”所以是否亲民，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好官吏，杨增新心中也自有其衡量评判官员的标准。
杨增新说：“既做*疆新**之官即当爱*疆新**之民，对于各种族人民视为家人父子，各种族人民遂以尚能相信不疾视其长上，所以能偷旦夕之安。”
杨增新在《呈政府整顿*疆新**内政情形文》中说：“当国体变更之际，受事于全国糜烂之时，非慎选地方官不足以资抚驭而期补救，虽边地乏才而于任用知事，实为尝稍有迁就也。” 杨增新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其对*疆新**建省以来的历任巡抚的执政得失，一一进行总结过，他非常了解。他说：“查*疆新**吏治以潘效苏抚*疆新**之时为最坏，真有如咨议所云，官吏以钻营为能，以狡诈为才，长官用人以属员之逢迎为衡者，其余历任巡抚如陶模、吴引孙如袁大化皆未尝如潘效苏之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潘效苏抚新之时，任迪化首县者无不亏空巨款，即如前此枪毙亏空八万余金之谢维兴，在迪化首县任内极为潘效苏所器重，今虽死于民国之法，其实死于潘效苏之手也。”
在*疆新**省政府杨增新的“大堂”上悬挂的一幅木质对联：“共和实草味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疆有桃园胜境，狃率南回北淮，浑噩长为太古民。”这也恰是杨增新的内心写照与做事准则。
杨增新“乃进士出身，虽擅长书法，但绝口不与人谈此，尤不喜人向其求书索句，故手书遗传极少。间吸*片鸦**而无瘾，应酬宴会，稍饮酒适量而止。不经常举行大小宴会，亦不听戏作乐，无其他恶嗜。仅喜私出散步，读古文，吟诗词，高声朗读，旁若无人。扬遇属员，必先问吹大不（*片鸦**）？即要据实答复，或吹或否，不能欺蔽，否则必遭呵斥。对年少而衣着华丽者，极为厌恶。”杨增新一件长袍可以穿十几年不换，其不修边幅，连长袍袖口都油光发亮。杨增新每天只知道“判稿阅文，个人私生活如起居、饮食毫不在意，三堂内诸物凌乱，箱柜到处堆放。汉阳兵工厂所造步枪之木箱，各种*药弹**，堆放积于三堂外，日久风吹雨蚀，箱破枪锈，无人取加整理，因杨有疑忌之心，僚佐稍有不慎，即得奇祸，故人咸视若无睹也。”
杨增新曾向其属下桂芬说：吾有“十不”，即是：“不求温饱、不修边幅、不喜阿谀、不爱游艺、不信谗言、不蓄姬妾、不受行贿、不积珍宝、用人不分畛域，为学不知下问。”
杨增新也常会在与同僚的宴会上，拿属下、同僚们打趣：“民政厅长易抱一好弄麻雀，毒瘾多；财政厅长潘震好施舍，慈悲多；建设厅长阎毓善无病*吟呻**，诗词多；教育厅长刘文龙唯利是图，生意多；参赞汪步端东涂西抹，书画债多；师长蒋松林出身行伍，经验多；外交员樊耀南礼节多；伊犁的镇边使杨太虚喜禅悦，经卷多；喀什提督马福兴好鱼色，姬妾多；我的案牍多。”
清末锡伯营最后一位领队大臣富勒祜伦之子广禄回忆说：“杨氏每晨四时即起床读书，写补过斋日记，读书时高声朗诵，一如学子，晚年喜读老子《道德经》。七时开始办公，批阅公事。所有歌各区、县、局以及军事方面的公文，都先直接送达其内收发室，杨氏自州县起家，对于处理公文极其熟练，一天要看几百件公文。”
徐炳昶、袁复礼参加西北考察团到*疆新**时，面见杨增新时说到*疆新***队军**的腐败情形时，杨增新说：“你们说的这些腐败情形，我何尝不知道呢！不过我认为还没有到达我所期待的腐化程度。我治理*疆新**对内也好，对外也好，向不用*队军**来解决，我的一颗脑袋，一支秃笔就够了。你们要晓得，*疆新**如果对外用兵，只有与苏俄打仗，*疆新**孤悬塞外，离中央万里之遥，交通又如此不便，一旦有事自得不到中央的支持，那么，以*疆新**一省之力，能和苏俄较量吗？答案既是否定的，又何必养兵呢？至于对内，地方安谧，更用不着精兵*压镇**。养少兵精兵，对外既不足成事，对内则可能无事生非，欺压百姓，我之所以名义上还保留*队军**者，一则有时以之虚张声势解决问题，再则为国家体制关系不能不备一格而已。”
为避免官员穷极之余，不择手段的贪赃枉法，每有官员赴各地去上任，他都要派一名厅长带领新上任的县长到上帝庙发誓：“敬谨守法，不贪污，不扰民，如违誓约，不但受法律制裁，抑亦受上帝之诛灭。”
由哈密一个维吾尔穷小子成长起来的尧乐博斯在其回忆录中说：“迄光绪十年*疆新**建省，前后两百余年间，*疆新**人很少见到好官，清廷派到*疆新**的文官武职，十中居九，不是贪墨苛虐的酷吏，便是横征暴敛的大员。因此，当杨增新在清末民初，统一全疆，敉平变乱，大兴地方建设，祈求民生安乐，*疆新**人对他衷心感激，非常崇敬，人人尊之为杨将军而不名。”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二十日，杨增新在给中央政府的《咨覆外交部*疆新**并未订借款外债文》中说：“*疆新**自开省以来，宣统三年清理财政。全疆收入不及五十万。民国成立，协饷断绝，继以阿塔归并，欧战迭兴，俄边不靖，添兵筹饷困难，万端然，增新抱定永不加赋、永不借债两语为宗旨，不论如何艰窘，不过剔除中饱化私，为公，从未行搜刮政策，于向来正赋之外，加收分厘，至于借外债足以*国亡**埃及覆辙，增新早引以为鉴。十年以来，亦为借过外债分厘，只此不加赋、不借债两事，增新尚可告无罪于*疆新**之民，兹准前因除分别咨行外相应咨请查核。”是的！协饷断绝后，杨增新既没有*款贷**借外债，也没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还稳定了*疆新**十七年。
杨增新自己也说：“我治理*疆新**十七年来，只可说做到保境安民，其余教育、交通……都未办好，也未扶植地方人士，一切陈旧无进步。应付以前的环境可云勉强，可是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局面却不够了。我现在想做再从头做起，恐怕已来不及了，我顾虑我去世以后，*疆新**因为没有继承我的人，会遭遇大乱。” 果然，杨增新去世后，金树仁上台，*疆新**很快便陷入了全疆糜烂的大混乱当中。
杨增新对民族问题，运用中国天理国法人情的大道理，恩威兼施的手段来治理，随顺其宗教习俗使其自然发展，同时对各民族一视同仁，部分畛域，使之和平相处。战事平定以后，杨增新在*疆新**施行的是“弱兵”政策，“当时每兵每月饷银省票四两二钱，而在外佣工，每月所得工资，高于兵饷三四倍，因此应募营兵大都是性格游惰或身体病弱的人。其中，有的在夏天外出给人种*片鸦**，或在附近割草砍柴，有的编制筐子、抬把等物出售；冬季为居民扫雪等，弄些额外收入。于是各营中有春夏任兵自去，秋冬再行招募的现象。”杨增新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来佐证其在*疆新**实行的“弱兵”政策，“人皆以君主为*制专**，吾以为中国数千年来非君主*制专**，实官僚*制专**。官僚*制专**于天下，虽有圣帝明王，无如之何。易所谓‘屯其膏’是也。”杨增新又述其宿命说：
“武人之*制专**，非暴民不能铲除；官僚之*制专**，非暴民不能*翻推**。民气郁久而必伸，祸机蓄久而必发。全国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黔察今日时局，窃恐武人*制专**久之必变为暴民*制专**。圣人不作，熟能思患而预防之！”
杨增新曾讲过，*疆新**的治安不是用兵所能维持的，用兵对国外，无论怎样也抵挡不住英、俄的坚甲利兵；用兵对地方，如果地方*反造**了不但区区几旅汉族*队军**无法戡定，就是几十万大军也无济于事。*疆新**的治安，只能从政治上入手。
笔者以为杨增新治理*疆新**十七年，其功劳非常之大。其功在保境安民，其过是*疆新**少有建设。但我还是认为瑕不掩瑜，其功完全可以掩盖他的过。试想杨增新执政*疆新**的大部分时间均在处理内忧外患的问题，在保全*疆新**，直到1920年后，才最后剿平沙俄败兵窜入*疆新**问题。没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又怎么能来搞建设呢？我们看看《补过斋文牍》，杨增新在*疆新**实业的发展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如*疆新**煤油公司的成立、吐鲁番棉纺织厂的成立、和阗桑皮纸的推广、农事试验场的建立、农工银行的建立、*疆新**实业厅的成立、*疆新**医学研究所的成立，改进中学教育等等，杨增新在处理内忧外患的同时，在*疆新**的建设、发展上，文化教育上均倾注了大量心血。只不过这些成就，相比于那些一个个战事显现出的效果时间要漫长地多，常人难以注意到而已。当然杨增新在*疆新**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在早期处理内忧外患时自然有效，一旦战事结束，这便显得与时代有些格格不入了。斯文赫定曾说：“杨增新学问渊博，眼光远大，心胸恢弘，手腕灵活，他如果生长在欧洲的社会，必是一个政治上的伟大人物。他是一个代表中国旧社会、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的最后一个典型人物！”
曾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考察*疆新**财政状况的谢彬说：“杨之为人，才识干练，能大有作为。惟惜脑筋太旧，成见太深，服官西北太久，世界思潮太弱。未能为向上之发展。”同时，谢彬说：不要中央政府补贴，而能维持*疆新**局面，杨增新是第一人。
而民国三年（1914年）分发来*疆新**先后出任乌苏、叶城、墨玉、疏附、巴楚县知事的邓缵先则评价杨增新说：“补过连篇笔有声，梅花前约认前身。云霞城郭昆仑晓，笳鼓楼台苜蓿春。漠北龙头凤落落，关西麟趾瑞振振。曾闻回纥私相议，道是中朝第一人。”邓缵先与杨增新均喜好玩弄笔墨，惺惺相惜，所以他不吝笔墨饱含深情的赞誉杨增新是*疆新**治疆第一人。
杨增新给*疆新**的誓言是：忠于*疆新**，终于*疆新**。一语成谶，这也正如他与邓缵先坦露心迹说的那样：让我们都一起做这片土地的孤魂野鬼吧！
杨增新生前曾对*尔汉包**等部属说，自己死后要埋葬在博格达山上的天池，永远不离开*疆新**。杨增新的“忠于*疆新**、终于*疆新**”其中透露出来的无奈、决绝与慷慨，是其与*疆新**共生共死的一种眷恋、一种悲壮、一种凄凉。
笔者认为，杨增新1924年在给在北京的女儿的电报中说：其忠于*疆新**，终于*疆新**那番话时，杨增新将*疆新**果断交予樊耀南而离开*疆新**，便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了。这也符合杨增新在日记中说的“世间不论何等好事到了十分便要回头，故曰，其旋元吉，不然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则亢龙有悔而已矣。”但是历史又从来没有办法用来假设的。我们看到的是，杨增新遇刺后，志大才疏的金树仁上台仅一年多时间，*疆新**便陷入了一个“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的战火之中。
前右一为樊耀南
十三．杨增新遇刺，谁是真凶？
尽管“三七*案惨**”已过去八十余年，但杨增新遇刺背后的种种悬疑仍没有最终定论，众说纷纭。众所周知的仍是历史所披露的那样，是樊耀南一手策划并实施了这次刺杀。
《民国*疆新**史》上说：“这一天是星期六，是驻在北梁的*疆新**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日子。参加毕业典礼的除杨增新以外，还有各厅道以及其他军政要员。当时，苏联领事夫妇也应邀参加。金树仁借口‘案牍山积’亟待处理，便偕同秘书长屠文沛、科长王之佐等人先行退席。樊耀南以学校监督的身份主持了毕业典礼事宜。在举行毕业典礼前，樊及其*党**羽做了周密的策划。他们原来想在全体照相时刺杀杨增新，因旅长杜发荣见到左右杂人甚多，产生了疑问，便当面质问张纯熙。张虽然搪塞过去，但怕发生意外，便改在宴席上动手。举行毕业典礼仪式时，杨增新除致词外，还颁发了毕业证书。仪式完毕，樊耀南、张纯熙设宴于学校教室，热情接待了杨增新等人。为了便于下手，樊、张事先把副官们安排在东厢房，卫队则隔于外院，并设酒肉、抓饭相待。他们又借口天热，饮酒用饭方便，坚请副官、卫兵卸去*器武**。而这些人也乐而为之，举杯痛饮。所以，接待杨增新等文武官员的大都是扮做学生模样的刺客。他们蓝衫皂履，殷勤接待。酒席共三桌，其中杨增新、旅长杜发荣、建设厅长阎毓善、迪化道尹李溶和钱桐居中一桌，由一个汉文教员作陪。苏联领事夫妇为另一桌，由樊耀南、张纯熙作陪。当菜上两道、酒至数巡的时候，樊问酒菜准备如何？张纯熙便以酒壶顿案，高喊‘酒已齐备’。而樊以向苏联领事举杯敬酒为暗号，扮做上菜模样的刘锦臣首次向杨增新开枪，结果，杨连中七弹而死；当场被击毙的还有旅长杜发荣、卫队团长高连斗、副官张子文、王祉、冒维新等人；建设厅长阎毓善中弹受伤，随后跑到学生宿舍暂时躲藏起来，电政监督陈汝彬亦受伤逃出；其余人慌做一团竞相逃命，一时秩序大乱。”
“金树仁在政务厅批阅积压公文时，就听到法校方向枪声大作待兵士陆续归署后，‘始知法校有变’，立即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以及杜发荣的儿子杜国治等人密商对策，做了部署，并在‘替杨复仇’旗号下，指挥张培元、黎海如、冯梁、杜国治等人率部包围了省署，督令省署卫兵冲入三堂，紧接着，营长王大成、张毓秀亦率部至署，听候命令。开始，因士兵‘莫名真相’，‘莫肯用命’，金树仁不得不‘悬以重赏’，亲临现场‘指挥督战’。霎时，一个庄严的省政府变成了战场和巷战之所。开始，樊耀南等人尚在对击，后因寡不敌众，午后七时被冲入省府三堂的士兵捕获。金树仁将樊耀南等21人捕获后，立即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并经军法会议议决，将樊耀南、何光兴、张纯熙、吕葆如、杨庆南等人先后处死；张馨被押进监狱，等待判处；参与*变政**的牟维潼，因和金树仁关系至厚得到庇护，没有被捕杀；曾任过‘法校’法律教员的张贤集，虽是樊的同*党**，但因在吉木乃任县知事，幸免被杀。”
所以将此事件完整摘录于此，就是因为“七七*变政**”乃*疆新**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其中的玄机和争论焦点距在于此。 《民国*疆新**史》作者概括樊耀南这次*变政**之所以失败，列出四条理由：一、樊没有军权，没有可靠的实力，基本队伍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白面书生；二、樊发动的‘七七*变政**’没有群众基础，基本上属于个人的冒险行动；三、樊对杨增新的统治基础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四、樊在*变政**后没有一个周密的善后安排。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又名纯炳，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湖北公安县涂郭巷人。其父樊贞瑞，育有三子一女，樊耀南为长子。家有祖传旱田四十余亩，系耕读小康之家。
樊耀南“自幼聪颖勤学，8岁发蒙，光绪二十年与李氏结婚，次年丁酉18岁时入泮为秀才。”后来，樊耀南受到洋务派首领、湖光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进为廪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废除八股、设立学堂以后，樊耀南被选为荆南中学暨两湖书院的教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取消科举制度后，樊耀南又被选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法律。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樊耀南“自奉谨饬，品学兼优，而且表现出多方面才能：工诗词、善度曲、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还能拍摄出极好的人像和风光艺术照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樊耀南学成归国后，不愿意进入异常腐败且已日落西山的清政府，遂返回湖北公安县设馆办学，教乡邻子弟知识。宣统二年（1910年），联魁任*疆新**巡抚时担任*疆新**提法使的荣霈为加强*疆新**的政法力量，1902年即创办了*疆新**政法学堂。荣霈了解樊耀南是学习法律的，便邀请他来*疆新**政法学堂任教并担任*疆新**迪化地方审判厅一职。樊耀南知道自己可以为推动地方的司法进步有所助益，便抛家舍业，只身前往*疆新**。当他取道苏联西伯利亚到达斜米时，旅资告罄。他只好求助于当地的斜米省长，省长便把他介绍给了专门做俄新贸易的天兴贸易商行的老板依斯哈克。依斯哈克慷慨解囊，并护送樊耀南到了塔城，最后到达迪化。
樊耀南到迪化任职后，联魁于宣统二年（1910年）7月被免职，袁大化接任*疆新**巡抚，杨增新任*疆新**镇迪道兼提法使，荣霈也调往山西河东道，迪化地方审判厅被裁撤。在这种情况下，樊耀南无所作为，只好返回内地。
樊耀南返回湖北时，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人迅速成立了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出身湖北黄陂的黎元洪知道樊耀南东归，便聘请他担任了军政府的财政顾问官。
孙中山回国后，在1911年12月29日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黎元洪就任后，立即延聘樊耀南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兼宪法起草委员，期望樊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民国5年（1916年）6月，袁世凯病殁，称帝失败。黎元洪继任民国政府大总统一职，樊耀南再次由沪返京。此时，袁大化辞去*疆新**巡抚一职，杨增新登上*疆新**都督之位。民国成立后，杨增新曾多次对中央表示归附，但*疆新**的军政事务却完全自立。他对中央也奉行“任庙不认神”的策略。当时担任阿克苏道的朱瑞墀拟调喀什道，阿克苏道出缺，朱瑞墀遂电请中央派员接替。为改善中央与*疆新**的关系，黎元洪原想派黑龙江兰西县知事、巴彦州知州、时任国务院参事的阎毓善接任，但阎讨价还价，不愿就任。于是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商议，决定改派樊耀南出任阿克苏道尹，以担负起巩固*疆新**与中央关系的重任。民国6年（1917年）1月13日，中央正式任命樊耀南为*疆新**阿克苏道道尹。
因路途曲折，待樊耀南再次抵达*疆新**时，距离任命其为阿克苏道尹已经过去了七个月。而在此前，杨增新已委派了自己的同乡和女儿亲家、曾任过*疆新**司法筹备处长、阿尔泰长官的刘长炳接任了阿克苏道尹。而此时，北京也发生了“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的闹剧，黎元洪被迫下台。
樊耀南第一次来*疆新**时，曾与杨增新共事过两年。他们彼此之间还算互相了解，所以杨增新便就近安排樊耀南担任了迪化道尹兼培养官吏的政治研究所总办。对于上面派来的樊耀南，杨增新心里充满警惕，防止有一天自己被取而代之。但杨增新也知道樊耀南与1911年武昌首义的革命*党**、1912年的刘先俊起义以及伊犁革命*党**人的起义均素无瓜葛，仅仅是一个精通法律的书生而已。
*疆新**地图缩影
樊耀南的入新，对于杨增新而言，的确有很多倚重之处。我们从樊耀南协助杨增新办理大量的与苏联政治、经济事务取得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上，就可以知道樊耀南的成就所在了。
樊耀南最重要的成就是代表*疆新**首先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民国9年（1920年）初，苏联十月革命后，仍处于内战和外患之中的苏联，经济遭受重大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当时苏联尚没有取得中华民国承认，双方的贸易也没有恢复。没有了对苏贸易，*疆新**的贸易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所以尽快恢复与苏联贸易的重任便落在了樊耀南肩上。
杨增新与樊耀南商议后，决定在外交署首先组成一个“苏俄问题研究委员会”，由樊耀南负责。杨增新、樊耀南决定，趁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发表对中国的宣言精神及苏联当时国内十分困难的经济状况，商议取消领事裁判权和俄商在*疆新**经商不纳税、华商在俄财产任意遭扣留、没收和盘剥等不平等的旧规矩，重新议定税则和保护在苏华侨权益为商谈基础。为此，由樊耀南负责的“苏俄问题研究委员会”，从咸丰十年（1860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与*疆新**有关的《北京条约》开始，一直到清光绪十九年（1893）所签订的《中俄会订管辖哈萨克等处条款》以及苏俄十月革命前后新俄各方关系和现状都重新得以签订协议，并予以修正。
从双方最后商定的六条条款中：一、中国*疆新**伊犁官府与俄国土耳其斯坦政府之委员，为两国边界人民之利益及联络双方感情起见，拟互设商务及交涉机关，以资接洽。二、中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俄国七河省威尔诺城（今阿拉木图）；俄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中国伊犁之伊宁城，以为利益之交换。三、俄国商务交涉机关或普通俄民由俄运货来伊或由伊运货回俄，均须依*疆新**统税章程向中国税关纳税。四、以尼堪卡为两国通商必经之道。入有绕道出境者，即以偷*税漏**违*论法**。五、两国人民因贸易发生争执时及所有民刑各事，均以住在国法律裁判执行之。六、两国人民因事过界往来，需持有双方双方发给之护照，始准入境。
以上六条条款，十分明确的取消了苏俄在*疆新**从咸丰十（1860）
签订的中俄条约起就享有的非法特权，中国获得了关税自主和废除了苏俄在*疆新**的领事裁判权。这是中国自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开始，让外国在中国享有非法特权的首次收回主权。这原本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在《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议定的第二年，即1921年5月，苏俄再次派出代表向*疆新**提出开放塔城、阿山、喀什、迪化等处为商埠，并在以上开放各地设立和恢复领事馆的要求。当时苏俄的国内形势并未见好转，所以迫切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而中国也不希望急于求成。当时，时任迪化道尹兼外交署长的樊耀南在征得杨增新的意见后，趁机提出了对我方非常有利的十四条作为谈判的基础。
樊耀南在主持*疆新**外交事务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突出，“开始改变了我国在外交上受辱77年的惨痛历史，杨增新对此欣慰之至，曾报请政府对樊以特任公使职级存记，俾我驻外公使遇有出缺，即可提名任用。在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谈判前后的民国9年3月10日和11年1月20日，北京政府还因樊有勋劳于国，两次授予二等嘉禾勋章。”
在杨增新执政时期，*疆新***场官**便流行着“四气”的趣闻：即阔气、娇气、暮气、客气。阔气是指教育厅长刘文龙的家产多，有钱，阔气；娇气是指政务厅长金树仁对人不理不睬，官气十足；暮气是指实业厅长阎毓善，得过且过，与金树仁一样是个瘾君子，好吟诗词，无病*吟呻**，喜欢说长到短，暗箭伤人。客气便是指外交署长樊耀南穿着朴实，和蔼可亲，待人彬彬有礼。此外当时也流行着杨增新“文有樊耀南，武有杨飞霞”的说法。樊耀南的木秀于林，自然引起自恃才高的阎毓善等人的嫉恨。广禄在其回忆录中曾说，*疆新**在与苏俄及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外交事务，“都居主动地位，未曾失败过一次，未曾签订过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尔汉包**也说过，“当日在杨增新的高级干部中，有政务厅长金树仁、财政厅长徐益珊、实业厅长阎毓善、教育厅长刘文龙和军务厅长樊耀南，其中只有樊耀南的事情最多，并且是办理对外交涉的台柱。”
杨增新一方面对樊耀南在政治上十分倚重，另一方面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的予以照顾。杨增新委派樊耀南任迪化道尹的同时，还兼任军务厅长、外交署长，除了充分信任樊耀南的才能外，另有一层意思，就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多给樊一些津贴、俸禄。民国11年（1922年），樊耀南在迪化道尹任上时，杨增新了解到樊耀南的两个儿子秉承父亲意愿正在北京民国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湖北老家还有老小，日本还有妻儿需要抚养，生活非常困难。杨增新便当即让*尔汉包**给樊家汇去一万两省币，并告知*尔汉包**，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樊道台一人在*疆新**，口里有家小，有两个大孩子在北京大学念书，负担很重，应该给他一些津贴，好让他安心工作”。这之后，杨增新还多次给樊家汇款接济。“一九二四年间，樊耀南借寡母病故，再次请求回籍奔丧，而杨增新假借公务繁忙依然不准，一面急电驻京办事员赴樊家进行慰问，一面令财政厅从薪俸以外拨出四千元，给樊家汇去，作为治丧费。”
杨增新曾多次对樊耀南说，“*疆新**需要我们来维持，要回家，一起回去，不要忙，尊府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像我们这些戈壁滩上的游魂孤鬼，想回去将来一起回去吧。”
尧乐博斯说：“樊耀南是黎元洪派赴*疆新**的，志大才疏，未蒙杨增新的重用，郁郁不得志者数年。十七年*疆新**省府改组，他又未获一官半职，衔恨甚深，起意杀杨夺权，秘密勾结*疆新**民政厅长金树仁，下此毒手，使杨增新饮弹而殁，*疆新**同胞为纪念此一不幸事件。名之为‘三七*变政**’”。尧乐博斯说樊耀南“志大才疏”肯定是对樊不了解，说其“衔恨”杨增新似有一定道理。
也有记载说：事件发生时，金树仁并非去批阅什么“积压的公文”，而是大烟瘾犯了，前去过烟瘾而已。正是过完了烟瘾，金树仁才能够心情舒畅、亢奋，气定神闲，从容、镇定地去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四个小时之后便迅速平定了*变政**。
也有分析说，“七七*变政**”发生时，“扮作上菜模样的刘锦臣首次向杨增新开枪”是为了复仇；“或说曾任冯玉祥参谋长熊斌的表亲张纯熙---时任*疆新**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勾结金树仁杀杨，金事后卖友，嫁祸于樊、张而夺权。”
从民国10年（1921年）开始，中国国内各地军阀为扩充势力和地盘而进行的内战异常激烈。*疆新**的杨增新原本与内地的军阀无甚瓜葛，“在关内军阀的压力下，杨增新曾于民国10年（1921年）被迫请辞新督”。在民国10年（1921年）到民国11年（1922年），内地曾有马福祥取代杨增新*疆新**都督的风潮；1923年至1924年，又有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干涉*疆新**事务，期望将*疆新**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企图。在此期间，杨增新派马绍武星夜赶往喀什枪杀马福兴父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马福兴派妻妾马瑞珍勾结北京的曹锟、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人，阴谋*翻推**杨增新。1925年，北京政府又拟派马良为*疆新**宣慰员到*疆新**沟通因杨增新枪杀马福兴父子而引发的回汉问题等。所有这些均形成一股倒杨风潮波及到*疆新**，且日趋表面化。“3月1日，上海《中央日报》北京2月28日电：冯玉祥助马福祥攻*疆新**。3月8日《中央日报》报导冯玉祥在豫注意*疆新**……各代表继续请冯以革命手段改革*疆新**，冯决定先派员去新调查，并定北伐成功后，二集团军以新、宁为归宿，实行垦殖。”而在*疆新**，1925年的3月3日，“长期软禁在督署内书房内两名据说是由甘肃冯玉祥系刘郁芬派来侦查*疆新**情况的赵淼川、徐之瓒企图逃跑被杨枪毙。”所以，杨增新是樊耀南所杀？还是张纯熙勾结冯玉祥所杀？或是金树仁也参与其中？在何种势力在何种背景下枪杀了杨增新，我们似乎还不能完全相信目前是樊耀南策划枪杀了杨增新这一结论。
所以也难怪，1928年7月8日，当金树仁以*疆新**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名义，向南京中央政府和迪化民众公告刺杨事件系樊所为，“闻着莫不惊疑惋惜，消息传到北京在报端披露后，时樊耀南的长子樊筠青立即发函各报要求更正，谓乃父随杨近20年，情同骨肉，绝无此事。”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樊耀南的长子樊茂如（字筠青）向南京政府行政院控告金树仁说，“（樊耀南在）*疆新**服官十余年，然家贫如故，其智虑忠纯、操守廉介，素为*疆新**省长杨增新所倚，重故辅佐杨省长刷新政治、启迪文化、巩固边陲，应付外交卓著。……今幸政府明令逮捕金树仁，在案该逆贼祸国殃民，恶贯满盈，授首有日，惟先父耀南为拥护中央，效忠*国党**，为该逆贼所残杀，沉冤莫白，迄今一棺暴骸未收。”
当时来*疆新**带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记载说：“我在乌鲁木齐遇到一些消息灵通的汉族人都知道，1928年被指控杀害了杨将军的外交特派员樊耀南是无辜的，真正的罪犯是受到张培元支持的金树仁。”但笔者认为，将谋刺杨增新的主要责任算在樊耀南身上似乎还有些牵强，但若说金树仁阴谋杀害了恩师杨增新也有悖人伦，不大可能。笔者倒认为，在当时冯玉祥等纷纷染指*疆新**事务，形成一股倒杨风潮的情况下，与杨增新相处十七年的那些同僚们，面对国内形势的大势，都不免心生很多怨言，用一句不准确的话说，即“墙倒众人推”似乎较为合理。在*变政**之时，论资历和才能，似乎只有樊耀南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再者，当时的*疆新**民众似乎也都希望一种变革，这才是杨增新被谋杀的真正动因。“瘾君子”金树仁也未必不知道刺杨之事，与其说他是“座山观虎斗”，倒不如说他以求图渔人之利似乎更为准确。也就是在这些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提前接受冯玉祥之参谋长熊斌旨意的张纯熙才有可能去铤而走险。
对于杨增新来说，尽管他早就有离开*疆新**的心理准备，但他没有将他离任后的接班人问题处理好，“恋栈”的结果便是在其宣布*疆新**“改悬易帜”的第六天，便命丧黄泉。而对于*疆新**的改悬易帜来说，这一天来的又似乎太迟了些!从另一个角度来假设，杨增新即使真正让位于樊耀南，也比后来金树仁上台执政强过百倍，至少不会酿成波及全疆的大*乱暴**，然而历史又是不能假设的。
“在*疆新**当时除樊耀南一派较新进思想者外，老一辈者能服众望的只有年已衰耄的蒋松林，其次是建设厅长阎毓善，财政厅长徐谦，金在当时的声望并不甚高，因为其‘阿芙蓉’瘾极大，才具又不如杨，更不如樊耀南，每日高榻横卧，吞云吐雾，生活相当颓废，政界不满意者颇多，但其能获得政权者，乃平乱有功，乘机握得军政大权。”在张培元等甘肃同乡利欲熏心、自私自利人的集体拥戴下，作为“三七*案惨**”的最大受益者，金树仁登上了*疆新**省主席兼总司令的宝座。
杨增新生活了八年左右的家乡莫别村故居
十四．杨氏遗产
杨增新死后，*疆新**迪化官民为其进行公祭一个月。其灵柩从塔城取道苏联西伯利亚运到了北京，安葬于北京昌平沙河路路边。因其生前杀害了阴谋起事的云南籍同乡李寅、夏鼎，致使其云南蒙自家乡的祖坟亦被掘。所以杨增新死后只能葬于内地北京。
杨增新一生手不释卷，下笔立就。其一生留下读《易》笔记六卷，读《老子》笔记七卷，著《补过斋文牍》初编三集，共五十四卷，日记三十卷，《阴符经补注》等著作，成为人们了解民国时*疆新**历史的珍贵史料。杨增新的女儿亲家王学曾在其遗著《补过斋文牍》的序言中说：“督新十年独能苦心孤诣、措置裕如是非以通儒之识，裕内以通儒之才，应于外恐不能通权达变如是也。”
王树枬在《蒙自杨公家传》中说：杨氏“家原配谢氏，继配冯氏、崔氏、陈氏，子男三：应乾，简任职；次应坤、应艮。女子子二：长应桓，适文水王，乃慰次应廉。”（《蒙自杨公家传》第13页）即杨增新的后代是三男二女。
笔者曾在2017年主编《这次远行有些远：杨镰纪念文集》时，通过杨镰先生的夫人张颐青老师联系上了现居于加拿大的杨增新的嫡孙杨绍箕先生。杨绍箕还特意为纪念文集写来一首纪念杨镰先生的旧体诗，以示纪念。
2018年4月30日定
2020年2月23日校对审核。 笔者曾主编 《这次远行有点远：杨镰纪念文集》一书，通过杨镰夫人张颐清老师转来杨增新嫡孙杨绍箕一首悼念杨镰老师的诗：“载鬼一车攫其身，故人心上去来频；狂飙绝漠楼兰閟，落日危邦迪化珍；风谊平生悭聚会，文章青史拔松筠；越洋不敢招魂祭，恐触前缘涕泪新。”！
《杨增新：忠于*疆新**，终于*疆新**》五集连载结束，后面是《樊耀南的悲情一生》和《杨增新遇刺背后的真正凶手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