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可以说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典范，亚洲四小龙之一，1994年一个台湾岛的GDP，相当于整个中国大陆的一半，台湾的人均GDP更是惊人地名列世界第14名。
但如今台湾经济辉煌不再，年增长率只有3%，比亚洲的平均增长率还差一个多百分点，台湾经济为什么会掉入衰退陷阱难以自拔？
私人财阀坐大，政府经济功能急剧衰退
台湾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并有能够有力阻止贫富分化，社会基本上是均富的，让每一个台湾人都能看到希望，但现在随着台湾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社会发展越来越封闭，上下层流动性越发变差，经济发展越来越慢。
台湾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始于1990年台湾政治放宽对经济的管制，使台湾经济迅速全球化，很多台商为了寻找更便宜的经济要素，迅速将企业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东南亚等人力、税收、地价便宜的国家和地区。
该经济发展模式被形容为叶克膜经济，就像人体机能一旦丧失后，只能靠外来的输血输氧系统维持生命。这种模式下的台湾的经济动能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依赖于外部供给，像现在台湾企业雇用的大陆员工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岛内员工数。
台湾企业发展成为跨国企业之后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导致台湾政府对这些企业的管控力越发下降。
在1990年之前，国有企业对台湾GDP的贡献率达到了三成，有关机构还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市场、介入企业管理，但1990年以后，随着以大家族企业为首的私营企业大规模扩张，严重削弱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
私人财阀对政府官员的笼络甚至控制也极大的影响了政府决策的制定和落实。台湾私营企业的大型化导致政府功能逐渐丧失，新自由主义泛滥，大企业或富人缴税骤减，压力全压到了中下层人民，导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进入21世纪之后，台湾也深感经济问题的棘手，所以他们一直采用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不断减轻企业税负，以期望将已经在大陆和海外发展的台企资本回流到台湾岛内。
但减税政策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反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弊病，台湾的遗产税由原来的45%降到了10%，资本确实回流了，但都跑到台湾的股票和房地产行业了，没有真正用于科技研发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减税这种政策没有真正起到刺激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
1990年以后，台湾大企业大型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保守估算，名列台湾前十大企业的平均员工数为10万，而这之后的20多年中，这十大企业的总营收在全台湾总收入原占比由原来的25%上升到40%以上。
而这些大企业大都掌控制在私人财阀手中，他们仍然采用封建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而不是健康的、专业化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管理模式。
这些大型化的台湾家族企业，最大的弊病在于其不是靠内部产业改造升级和产品创新来获得更大的生产推动力，而是不断追逐更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如富士康已经把厂子开到了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中国大陆。
这些家族企业看起来规模越来越大，但其产品毛利率却越来越低。台商的这种落后且普遍的经营管理模式是导致台湾企业难以长足发展的最大弊病，也是制约台湾经济产生新增长点的最大瓶颈。
台湾经济放开全球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自由化程度。获利的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大规模私人企业，下层民众和中小企业成为了给大型企业发展买单的受害者。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多少，反而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如社会不安、政治冲突等。
台湾在新千年之前，*党**营国营的企业仍然可以占据到台湾所有企业的前10名，但某辉上台后，他不想与旧官僚旧体制为伍，所以拉拢了一帮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财经官僚，大力推动经济自由化、民营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基本上把原先掌控台湾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全部卖给了某辉要好的私人财阀。
1990年之前，台湾是不存在以银行家的说法的，但1990年以后出台了新银行法，允许台湾本土企业家开设银行，之后石化、电气、高铁、通信这些关系经济命脉的行业都卖给了私人财阀，大量的民营资本企业迅速建立。
中小企业内忧外患，寸步难行
台湾在1990年之后的主导经济思想变成了新自由主义，通过迅速降低贸易壁垒，降低外来资本进入门槛，削减超大规模私人企业的税收来拉动经济发展。所以近20年以来，台湾的税收负担是越来越低，居然排名世界倒数。
政府收不上税，自然软弱无力，做不成事情。而具有风险的新科技尝试恰恰需要大规模的投入，台湾政府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豪赌，台湾一些顶级高校都缺乏研发经费。
另外，拿不出钱来搞好福利待遇，生育津贴、公立托管设施都没有，导致台湾人民都不敢生育，台湾的少子化现象过于严重，老龄化将极大制约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任何时代，人本身才是最大的经济发展动力，连人都没有，谈何发展。
台湾大型家族企业越来越大，魔抓伸向了经济的各个领域，使台湾的中小企业存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下层创业也越来越困难，社会阶层基本固化，经济活力不再。不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台湾的社会流动性是非常好的，底层人民在工厂里打拼一段时间，有了技术和经验之后便可以自立门户，化身老板自己创业。
而如今随着大型企业的垄断升级，创业的门槛越来越高。现在要在台湾创办一家公司，注册金就得达到3400万新台币，比60年代涨了7倍。台湾挣扎中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也是问题重重。封建式的剥削压迫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2/3以上的中小企业都存在高强度劳动力剥削的情况，福利待遇都跟不上，管理松松垮垮，很多员工上班是跟老板讲交情，工作忙的时候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忙的时候早晨10点还在睡大觉。
员工的福利基本上都会被牺牲掉，来维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海峡对岸的大陆双休日早已全面落实，而台湾还在争吵着要一例一休修改台湾劳工法。台湾还存在非常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女工的工资明显少于男工。
科技靠借，自主研发能力极差
按照大陆经济发展的思路，原先国有企业私营化后，极大放权给了企业，搞活了企业，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但在台湾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反而民营化后的企业效率效益还不如集权体制下的原国有企业。
某扁上台后，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要跟香港、日本、韩国等国际资本掌控下的银行竞争，岛内仅存的一些国有银行都统统卖给了私人财阀，导致台湾私人财阀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大，他们所办的银行并没有跑到海外去竞争发展，统统挤在台湾岛内。
台湾垄断型的家族企业主要生产领域仍然是集中于传统的生产制造业，如造纸、塑胶、化工和消费性的民生产品，还有1990年以后逐步开放的金融业，而这些家族企业涉足高新科技领域的却很少。
如今，台湾经营高新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八成以上都是靠家族经营。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技企业是最不能用家族模式管理和传承的。如果这类企业的董事、监事都是靠家族力量来把控的话，整个台湾的科技产业绝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台湾企业的核心技术几乎都是依赖于从他国输入，比如从硅谷输入技术型人才，其技术都是中介性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严重不足。在这个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如果没有自主研发作经济引擎，就如同被其他竞争对手死死卡住了命运的咽喉。
金融市场是外资的天下
台湾金融长期被严格管控，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改走市场开放路线，很多美商资本纷纷进入台湾市场。
这导致台湾市场出现很多的民间游资，台湾不得不先开放私人银行吸纳民间资本，很快又把外资、外汇全部放开，外资纷纷进入台湾股票市场。
在台湾股市中，外资能占到六七成，占比非常高，这使外资在台湾可以操纵股市，他们的金融分析师都是世界一流的，具有统揽全球的分析眼光，金融信息可以第一时把控，及时对股票进行交易，而股市中的台湾老百姓却成了一波一波被宰割的韭菜。老百姓在股市里捞不到钱，只能纷纷退出股市。
经研究调查表明，八成股民都赚不到钱，最终能在股市赚钱的只有外资和台湾本土的财阀大佬。
政府决策适当，软弱无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像一度最发达的英国、美国、德国在达到高度的工业化之后，必然会迎来增长停滞或者缓慢增长时期。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台湾也躲不过这一点。台湾地区跟以上大国不同的一点是，台湾本身地盘很小，内需很少，主要靠外销拉动，台湾本土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品牌又很少。
大部分台湾本土企业都是在巨大的生产链中切一块做代工，做代工的利润是非常少的且极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官员决策能力越发低劣，反应速度越发缓慢，他们也没有魄力、没有资本进军最能引领科技前沿的技术研发，很多经济政策的制定非常草率、粗糙。
抛开几大财阀不谈，其实台湾中小企业的经营生态、发展趋势还是不错的，但台湾却没有把发展重心放在推动中小企业的崛起上，反而受到大财阀的裹挟，过多精力围绕着大企业的发展战略而被消耗。
台湾中部有很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小企业聚落，官员没有去调研服务，去推动中小企业优势产品的研发，也没有去开发相应优势产品的附加值，这是官员的惰性使然，是很难在短期内改正。
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一样，台湾应该成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和危难时刻的经济舵主，但事实上政府反而被财阀所操纵。台湾主导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 ，但是其地位角色在这场改革中退得太快，没有发挥出政府应该起到的引领作用。
对比一下新加坡就可以知道在九十年代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是差不多的，但现在台湾差新加坡已经很远了，主要因为新加坡有一个非常强大高效的官僚运作系统，能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引擎动力。
总体来看，1990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台湾经济从巅峰掉入低谷，最关键原因在于90年代以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具体来讲，从1990年开始，原先台湾经济被大手掌控推动的模式，慢慢开始松动，新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地方推动经济的力量大大削弱，各大民营财阀的力量甚嚣尘上，国民经济由原先的调控做主，变成了财阀垄断拍板。
1990年之前在台湾岛位列前十的企业都是当局掌控的国营或*党**营企业，现在多数变成了家族企业掌控。原先政府强力把控的金融市场也慢慢自由化、国际化、民营化，使私人财团趁机大张旗鼓地开办银行，控制金融市场，以捞取更多的资本。
在这场资本扩充的游戏中，急剧壮大的私人财阀影响了政府财政决策的导向和出台，官方对大企业的收税率越发降低，私人财阀控制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台湾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自然使更多在台湾中小企业劳动工作的平民百姓生计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