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学术研讨会 (广州岭南禅武文化节)

2023年11月11日,广州市第六届岭南禅武文化学术交流会在白云区金沙洲举行。此次会议由广州市委*战统**部、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白云区委*战统**部等单位指导,广州市佛教协会主办,广州市金刚禅寺、广州市岭南禅武文化研究院承办,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协办。

广州市第19届武术醒狮交流会,广州第二届岭南禅武文化节

广州市第19届武术醒狮交流会,广州第二届岭南禅武文化节

来自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中心、广州市金刚禅寺、广州市岭南禅武文化研究院、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京大南**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成都医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岭南师范学院、肇庆学院等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等39位专家学者和法师出席会议,会议分为金刚禅寺会议厅和金沙洲希尔顿欢朋酒店会议室两个分会场,共举行了三场主题报告和八场分组讨论,涉及以下三个主题。

" 岭南禅武研究 "

本主题共12篇论文,其中释心光法师、释当净法师、于卫青、周艳、释印空、释湛源、李恭胜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岭南地区禅武文化发展及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与本主题联系较为密切。

广州市岭南禅武文化研究院院长释心光法师发表《岭南禅武文化视阈下的禅宗“三调”与武术“三正”关系初探》 。文章首先借铁舟禅师与《临济录》的故事引出禅宗“三调”与武术“三正”之和谐关系的话题,指出坐禅“三调”,即调身、调息、调心,习武“三正”,即身正、心正、拳正,“三调三正”是心灵和身体的和谐。禅武追求心灵与身体融为一体,注重内省与平静,二者可以相互融合,禅的修行可以促进武者的精神修养,而武术的练习也能帮助禅者更好的驾驭身体和呼吸的能力。文章还以金刚禅寺改编的陈式太极养生拳32式为例,探讨了岭南禅武的实践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全面又深刻的展望。

福建警察学院周艳博士发表《虚拟社会”背景下岭南禅武文化的差异化发展》 。文章从网络时代形成的虚拟社会的视角讨论了岭南禅武文化推广和发展所应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极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认为:金刚禅寺岭南禅武文化的开展现在已建设成了较好的实体构架。但在“虚拟社会”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岭南禅武文化只有得到全面系统的数字化改造,顺应社会大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才能获得在网络空间中与社会大众接触的机会,进而占据未来发展的先机。文章进而讨论了岭南禅武文化基本受众的三大类别,构建虚拟空间的基本阶段,保障网络安全的基本策略。只有不断建设丰富岭南禅武的物质载体,并积极推动禅武文化的数字化升级,顺应时代变革和信众信仰习惯,提升岭南禅武文化物质载体的合理性和时代性才能使适应时代、引领时代。

广州市岭南禅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释印空法师发表《岭南禅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一文 ,探讨了“岭南禅武文化研究的缘起、成果、方向”、“岭南禅武及其建构之意义”、“心光法师及金刚禅寺对岭南禅武理念与实践的推动概况”、“岭南禅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等话题,高度评价了金刚禅寺与心光法师在禅武文化推广方面所做的贡献。此外,文章还深刻指出,岭南禅武文化研究要契机契理地坚持佛教中国化的方向,走人间佛教的道路,进而融入到新岭南文化的建构之中,这也将开启佛教现代化、佛教生活化及佛教国际化的新尝试。

广州市岭南禅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释当净法师发表《惠能的心性价值观在“以禅修心,以武强身”修行理念中的实现问题分析》 ,文中讨论了“岭南禅武文化”提出的缘起,指出:岭南禅武这一概念由心光法师提出,其特点在于强化修行者的体验。“以禅修心、以武强身”是禅武的思想核心。文章重点分析了六祖慧能的心性观与岭南禅武文化的内在联系,讨论了岭南禅武文化落实或者实践六祖慧能心性观的途径和策略。

广州市金刚禅寺书记释湛源法师发表《浅谈岭南禅武与身心健康》 ,文章从全民健身、心理健康、养身防病三个方面论述了岭南禅武文化的当代意义,认为岭南禅武的健身养生观契合现代健康养生发展的潮流。禅武习练,动静结合,身心双修,这是在当下社会纷繁复杂的诸种压力下,可以消解人们身心包袱的“灵丹妙药”之一。提倡岭南禅武的精神,不仅有利于对大众身体健康的积极干预,而且是对大众心理问题的根本疗愈。

广州市岭南禅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李恭胜发表《浅议惠能大师禅学思想与岭南禅武文化研究的关系》 ,文章从理论上论证惠能禅法为禅武真正结合为一体提供了理论依据。动静重在自心,心之性不动,参禅习武练就身动性不动,这种超越的境界正是拓展禅武一如的契机,也是禅武理念提升的根基。“三无原则”(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是禅修旨要,是指导禅武实践的法宝。岭南禅武理论的宗旨之一为定慧等持,这契合惠能禅法中将禅的实践与生活结合的思想。这种结合也体现在其他形式中,如禅茶、禅画等。禅武的理论以“三无”学说为宗旨,禅武的实践以“无念”为标的。广州市金刚禅寺推行岭南禅武文化,即是此意。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教授于卫青发表《粤西洪拳与禅武文化》 ,文章运用地方史志资料和作者的田野调查所得,介绍了流行于广东粤西雷州一带的洪拳的历史渊源、传承和演变,特别是它与雨花台寺、少林拳系的关系,认为粤西洪拳以雨花台寺为基地,而雨花台寺的高僧又与少林寺和少林武术的传承颇有渊源。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可以了解到粤西地区的武术文化和禅武文化的特点和联系,以及现代武术传承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该文对于了解中国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京大南**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杨维中发表《北宋著名诗僧、武僧仲殊事迹考述》 ,作者充分发掘宋代多种文献中出现的有关仲殊的记载,向我们复现了仲殊的早年经历、他出家因缘及时间、他所住的寺庙、他的诗词成就和“气诀”功法,以及他与苏轼等官员的交游经历,等等,十分生动地还原出一位极具个性的诗僧、武僧形象。

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进发表《论禅武合一的截拳道——兼与日本剑道之比较》 ,文章探讨了李小龙截拳道的禅武内涵,指出李小龙的截拳道具有无、有、无三个层次,亦即初级阶段、艺术阶段、返璞归真或自然的阶段,而其思想就来源于李小龙所借用的青原惟信禅师悟道的三层次的公案。对李小龙来说,截拳道不仅是自我认识之路,更是对绝对自由的表达,他用禅宗的无念、无住来解释截拳道的绝对自由。文章还讨论了李小龙与日本著名禅武大师泽庵宗彭、柳生宗矩、宫本武藏之间的思想关联与不同之处,并对上述人物的修证境界及现实贡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夏志前发表《〈楞严经〉与〈易筋经·洗髓经〉的译解问题——兼论禅与武的相互诠释》 ,文章从般剌密谛翻译《楞严经》与“义译”《易筋经》的历史叙事出发,考察了作为少林武学秘籍的达摩《易筋经》文本及源流,并对《楞严经》与《易筋经》这两个文本之间的文义关联进行了说明,从而探寻了一条佛学和武学相互诠释的新路径。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钟东发表《试论武学“合即出”同佛陀“光明拳”之理机》 ,文章以清代山西人王宗岳(1736-1795)太极拳的著作《打手歌》为主要文献,分析了这一拳谱中的主要技击要领,对其中有歧义的地方作了文字学和实战技法方面的分析,进而比较其中的技击方法“合即出”与《楞严经》中佛陀为开示阿难以自己的“光明拳”为载体进行开示的方法,《打手歌》“引进落空合即出”的“合”是得机得势的境界,即此发出的最佳时机,舍此都是不得机不得势;《楞严经》“光明拳”之“光明”来指示禅修和禅悟的对机当机、循理契理,俨如武功之得机得势、纪效取胜。因此,二者虽然一为武技,一为演法,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佛禅开示的理机与武艺应对的理机,理事相通,禅武一如。

中国传媒大学擘雅品牌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政阳发表《中国哲学与武术的内修内证关系初探——以禅、道文化为例》 ,文章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儒释道思想对武术和禅学的影响,从形、神、心等中国特有的哲学范围入手,讨论了中国哲学,特别是释、道两家的哲学观念对武学和禅学的影响,认为“秦汉以来中国哲学对于气本、形神、性命等范畴的致思,及与之相配合的修养实践工夫,对中国武术哲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该文探讨了禅学与武术修炼的相关性,禅学所提倡的“桶底脱落”更为习武者心性意义上的“向上一着”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指引和通路。

"岭南禅、岭南佛教史及佛教的

中国化等研究"

本主题共15篇论文,其中12篇论文与主题联系较为密切,具体又可划分为:岭南禅研究有龚隽、唐忠毛、吴忠伟、张德伟的文章;岭南佛教史研究有张家成、曹旅宁、周永卫、刘玲娣、秦瑜的文章;佛教的中国化研究有广兴、学愚、李瞳的文章。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龚隽发表《中国禅学史上的“坐禅”观念——以初期禅史为中心》 ,文章从四个方面讨论的禅学史上关于“坐禅”的观念。首先讨论了从敦煌灯史到《景德传灯录》等不同灯史有关禅坐的不同论说,这些论说反映了南北宗对“坐禅”的不同看法;第二部分讨论了“一行三昧”在禅学史上的形成及南北禅对“一行三昧”的不同解释与应用;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南北宗在看待戒律与坐禅的关系方面的不同倾向,特别讨论了自性戒的观念在禅坐中的意义;第四部分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南宗批评“坐禅”的深刻意义,认为南宗并不是一味否定“坐禅”,其对“坐禅”的批判既涉及到宗派之争,也包含了思想上不同于北宗的对禅坐的特殊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唐忠毛发表《“传法”与“传心”——从太虚对佛教考据学的批判立场看禅宗的解经路径》 , 文章讨论了佛教修证趋向佛道目标的两条不同修证路径,即依据佛教经典进行“信解行证”以及通过禅宗的直指人心、即心即佛,亦即“传法”与“传心”。通过分析太虚对佛教考据学的批判态度与应对立场,揭示出佛教禅宗对待经典的理解方式及其溯源式解经路径:自性能涵万法,万法不离自性,应当回溯到心的觉悟上来判别经典的合法性与真伪性上。

太虚对佛教考据学的态度,以及禅宗解经的立场事实上也触及了佛教诠释学的内在张力——那就是“传法”与“传心”之间的张力,“亲证”则在保存信仰“超越性”的同时消融两者的距离。反思今日佛教研究,可以说深入理解佛教“心”与“法”之间的关系,加上对佛法精神本质的“体证”是正确处理不同诠释方法的一条重要途径。

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忠伟发表《“即”义之辩与宋代台/禅的修证语义学之争》 ,文章回顾了宋代禅宗和以“圆教”形态自居的天台之间的冲突交涉,指出以浙东之四明知礼与天童子凝为代表,宋初台禅之争的核心议题乃是所谓“烦恼即菩提”之“即”义,通过此一“即”义及相关议题的争论,台禅二宗分别展示了各自的修证语义学。“语义”之争还关联到宋初天台、禅宗对佛教修证职能之定位的理解上,在此意义上讲,宋初台禅“即”义之争不是单纯的台禅之争,而是属于广义的“山家山外”之争。当宋禅坚持“本无烦恼,元是菩提”的立场时,以文字禅展开迷执勘验也就成为必然。

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张德伟发表《身份、历史与修证——〈禅门修证指要〉浅论》 ,文章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除了梳理圣严法师编纂的《禅门修证指要》文本,还追问了圣严法师编纂此书的主要意趣、他所理解的中国禅史发展、以及他理想中的禅修实践等问题,指出圣严法师《禅门修证指要》既在分析禅的历史性、变易性和复杂性中展现了理性与客观,又在确认禅的有效性、普遍性、适用性方面展现了自信和自如,折射出圣严法师既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又是禅修有成的实践者的双重身份。该文既横向揭示了《指要》的个人与时代特色,又纵向揭示了它在中国禅史上的位置。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张家成发表《〈坐禅三昧经〉中的“念佛观”》 ,文章以鸠摩罗什编译的《坐禅三昧经》一书为中心,对“念佛观”的主要内容作了整理和论述,认为《坐禅三昧经》中“界分别观”被“念佛观”取代或与念佛观的禅观对象有关,并阐述了两晋以后念佛与禅观这两大佛教修行法门从合(念佛禅)到分(念佛、禅观),再到合(禅净合流)的历史演变历程,指出宋元以后禅净融合思潮,既是唐以来慧日慈愍、延寿等高僧大德力倡的结果,也是南北朝之前念佛禅之念佛、禅修本不分的应有之义。该思潮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曹旅宁发表《读<唐大和上东征传>的几个问题》 ,文章从历史资料和自己的实地考察所得分析了《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的几个困扰学界的问题,如对书中的“牛苏“、“天竺朱和”等物品,特别是鉴真大师何时失明等问题进行了考证,显示了作者较深的文献学功底,出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理解角度,让人对旧问题的认识有耳目一新之感。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永卫发表《南江地区的佛教文化述论》 ,文章以广东罗定所发现的摩岩刻《龙龛道场铭并序》为基本资料,对西江支流罗定江为通道的南江古道地区的佛教,特别是其在唐代的兴盛情况进行了考证和讨论,认为“历史上的南江与鉴江是陆海丝绸之路对接的重要通道,曾经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佛教东渐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南江古道地区佛教的发展曲折崎岖,值得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刘玲娣发表《民国时期广州佛学刊物<频伽音>拾遗》 ,文章以民国时期由广州佛学会出版的会刊《频伽音》为研究对象,对断断续续维持了至少八年(1926-1934年)刊物之内容、发行方式、受众、特点、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进而讨论了当时佛教刊物不断兴起又很快停刊的原因,指出该刊虽然为时不长,但为人们了解当时的广州佛教提供了直接而生动的历史资料。

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师秦瑜发表《岭南泷州龙龛古道场考察实录》 ,文章从两方面考察了岭南泷州龙龛古道场:一是通过实地考察,调查了解龙龛道场如今真实的存在状况;二是通过历史的考察,梳理龙龛道场修建者泷州陈氏发展史,进而探究陈氏一族的兴衰浮沉与龙龛道场从开辟到没落之间的关联。

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教授广兴发表《唐代元珪禅师墓志铭研究与禅宗的中国化》 ,文章通过对《珪和尚纪德幢》《大唐嵩岳闲居寺故大德珪禅师塔记》《嵩岳珪禅师影堂记》《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碑刻、僧传、灯史文本资料的考据研究及纠偏,对经历了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六朝的唐代禅僧元珪(644-716)生平事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重新回顾了元珪禅师的师承、元珪禅师有关顿悟的讨论、禅宗六代和七代祖师传承谱系等重要禅史话题。

香港中文大学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学愚发表《禅宗之悟—以〈坛经〉为例》 ,依据佛教文献、特别是《坛经》等经典,本着以“佛法研究佛法”之精神,综合分析不同佛教传统中的觉悟思想,揭示禅宗悟后起修理念,指出禅宗重视顿悟,但是此顿非顿渐之顿,而是当下、实时、或随时之义,意在墩促人们觉悟自性。六祖以后的中国禅宗,虽对解悟及其悟后修有不同的理解,但都强调信解、信受真如自性的重要性,将此看成是一切真正修行的开始、证悟的保障。禅宗这一特色的出现,把佛教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李曈发表《何以报君恩——〈建中*国靖**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 ,文章考察了惟白《建中*国靖**续灯录》的成书背景,指出惟白的政教关系想象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图景:皇帝以世俗权力推动佛教的传播,人臣是权力的中介,佛教作为受者同时积极地以各种方式“报皇恩”。在这一结构中,原本以出尘为志的佛教完美地同君王在此世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结构。这种政教关系想象,是佛教在接近世俗权力作出的必要回应,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浙江理工大学宗教与民族研究院教授蒋海怒发表《贞元元和间地方官员眼中的洪州宗》 ,文章通过对碑志、敦煌写本等文献的考证,还原了六十余位官员与洪州宗祖师的交游事迹,从而提供了观察洪州宗宗教活动的具有存在共时性的、真实的“他者视角”。在这个“他者视角”中,洪州宗,或者说马祖及其弟子的活动,存在许多与其它禅支或佛教宗派重合的地方,日常活动包括讲经、读诵、念佛、说法等内容,这与灯史和语录里布满禅机的洪州宗图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差,反而更接近普遍意义上的佛教僧人形象。

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黄燕强发表了《平等世间:章太炎“以佛解庄”及其“真与俗”的文明论探析》 ,文章主要讲述了章太炎的平等观念及其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性。文章分析了《齐物论释》中的形上学基础、工夫论和世间法,以及章太炎哲学中真与俗的双重义谛。通过本文,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和现代意义。

中山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安怡发表《〈瑜伽师地论〉中的四禅作为“意识状态转变(ASC)”》 ,文章将禅修置于“意识状态转变”(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SC)研究的视域中,以《瑜伽师地论》为核心文本,详细阐释早期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理论体系中与禅定相关的概念,分析了不同意识状态的促发机制、主要特征、相互关系等内容,清晰地呈现出了《瑜伽师地论》的禅修脉络。此外,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作为ASC一个子类的禅定意识在现代意识哲学视域内面对的难题和可能的回应。

"禅武文化与当代社会"

本主题共11篇论文,主要探讨禅武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禅武文化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束之高阁,而是可以指导我们实践的优良理论。挖掘禅武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使其浸润我们生活点滴,十分必要且有深刻的意义。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何方耀发表《禅武训练与青少年专注力的培养——以安般禅法和站桩功为例》 ,文章以当下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时代人们注意力难以集中,特别是青少年多动症、自闭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讨论了禅修中的安般数息法和传统武术中的站桩功对矫正注意力缺失问题的重要作用。文章虽然缺乏实际个案或具体数据来细化其论点,但却分析了数息法和站桩功在矫正注意力分散症、提高专注力上的可操作性。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崔红芬发表《后疫情时代禅武文化发展的契机》 ,文章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认为三年疫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健康观,“拥有的健康心态、拥有强健的身体等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人们最大向往和追求,这为‘禅武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契机”,即疫情的冲击对禅武文化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禅武文化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当下,既要继承禅武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挖掘禅武文化的思想精髓,更好阐释新时代背景下禅武文化发展新内容。

成都医学院教授何则阴发表《论<佛说佛医经>的佛医学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中国化特色》 ,文章从医疗的角度讨论了三国时代译经僧竺律炎与支越合译的《佛说佛医经》对疾病种类、成因、治疗方法的分析,指出此经“从医治世人的饮食贪开始,医治世人的物欲贪、财富贪、佳偶贪等种种愚痴行”。此经虽然翻译较早,但已经具有了中国化的意识和特点,“结合本土的儒家、道家术语进行译经工作”,“借用了一些道家术语,用于初传时期的佛教话语体系构建”。其中某些内容对今天的全民健身仍具有指导作用。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吴华发表《数字时代祈嗣行为中的交易型许愿与道德修持:以送子观音信仰为例》 ,文章以线上统计数字等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向观音菩萨祈求子嗣时所许下的诺言,大约可分为四类:承诺自我牺牲或自我惩罚(减寿、受苦、得病等)、承诺积德行善(帮助别人、善待家人等)、发愿做一个好母亲、弘扬佛法及其他善事。这些看似是为得到子嗣的交易行为,实际效果却“可以说从个人品德素养的塑造方面助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建设”。“在其认知中,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默认行善能够积累孩子的德本。”这种与菩萨的交易行为有助于社会人伦道德的提升,实际上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阐释信仰的积极意义。

首都体育学院讲师葛鹏发表《智者的气息理论和止观实践》 ,文章通过分析《童蒙止观》文本,对智者的气息理论与止观实践分别进行了说明,指出《童蒙止观》中的气和息都属于观法治病,两者的理论来源虽然不同,但都经过了智者的改造,从而有了新的面貌。智者吸收中医学或者道教的理论而来说六种气,在“火气”方面则加上了自己的创造,智者还在继承佛教早期经论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息法的慧观,将息由一个注重入定修止的方法,变成了定慧等持的方法,从而将之纳入到天台止观体系之中。

肇庆学院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叶枝青发表《禅武文化与全民健身》 ,讨论了当下的全民健身运动中,禅武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文中回顾了包括毛*东泽**在内的领导人的健身思想和建国以来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史,指出:全民健身是一项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社会系统工程,而禅武文化可以从根本上助力新时代全民健身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刘忻琪发表《禅定对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以创新为中心》 ,文章从著名宗教学者马克斯·韦伯对东方禅法的分析和评价入手,认为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对禅定的研究和运用基本上颠覆了韦伯对禅定的巫术化定性和负面评价。文章指出:禅定的实践可以培养个体的创新思维,激发内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而推动企业家在创新领域取得突破。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哲学系讲师宋跃华发表《佛教文化中的医道亚文化》 ,文章认为佛法本是医法,佛陀乃大医王,医治世人生死之病,并回顾了以医闻史的医僧的慈悲救世史实,指出医疗救助乃是佛教弘法利生的传统,列举了当代高僧又果长老以医弘法接众、大佛寺所举办的十七期“癌症康复营”的以医弘法活动,指出当下佛教界以医弘法虽然面临一些制度上的障碍,但间接、直接地以医疗减轻众生的病苦仍然是弘法利生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万芝力发表《佛教植物性饮食与营养健康》 ,文章讨论植物性饮食对人类,特别是老年人健康的良性影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肉食增长率与慢性病,如癌、糖尿病、三高等病的发病率成正比。许多实验显示,坚持植物性饮食发病率明显降低。佛教的素食传统对人们的健康有重大意义。

来自斯里兰卡,目前博士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的释禅海(Paranagama Gnanawimala)的《禅修与人生幸福》 ,以巴利语三藏为主要依据,讨论了禅修与人生幸福的关系,认为禅修就是破迷开悟,让人放下执着妄念,获得正知正见,一旦拥有正见,就将得到幸福,再进一步就会开悟而获得解脱。禅修就是要驯服自己那颗虚妄之心,进而消灭贪瞋痴三毒,开启智慧。如果有人能够做到八风不动心,无论发生何事,他都会保持好心态,这种好心态会带来幸福感与心身健康。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中医药讲师罗琴芳发表《禅与身心健康》 ,文章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论述了当今西医面对疾病,特别是慢性病时所面临的困境,而中医和禅修在这方面具有殊胜之处,认为“禅对于现代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根本性改善和提升的作用”。在当下,特别是在国际上,禅与脑神经生理学、西医临床、精神分析心理学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实践经验。作者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觉知、觉照、超越”的方法,既改善了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为许多医疗实践所证实,希望能与更多人分享。

广州市第19届武术醒狮交流会,广州第二届岭南禅武文化节

广州市第19届武术醒狮交流会,广州第二届岭南禅武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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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19届武术醒狮交流会,广州第二届岭南禅武文化节

附:广州市第六届岭南禅武文化学术交流会论文目录

广州市第19届武术醒狮交流会,广州第二届岭南禅武文化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