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石达开在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离开天京，脱离太平天国独立行动，在安徽带了他的部队进入江西，他对江西的战局没有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当他在八年二月退出江西时反而还带走了一些太平军的部队。这样，太平天国当时大部分最精锐的部队都被石达开拉跑。石达开率领了这些部队在以后一年多中间，辗转作战于浙江、福建、湖南三省，敌方没有用很大的兵力对付他，他却始终打不开一个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分裂行动并没有使他的部下信服的理由。在没有足以鼓舞群众斗志的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强兵也变成了弱兵。所以陆续有些跟从他的部队脱离了他，回到太平天国。等到九年七月他率部进入广西，在广西停顿了两年多的过程中，脱离他而返师江西回归太平天国的部队甚至有二十万人之多。他的部属也有一些在广西投降了清朝。石达开后来自己说，他在广西时曾心灰意懒，“想要隐居山林”。但“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在广西脱离石达开的吉庆元等人向天王奏报中也说：“翼王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所以只好再干下去。抱着这种退坡的阴暗情绪，他在十一年又聚众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到鄂西想进入四川。由于清军阻拦，他无法渡过长江，被迫西趋贵州、云南，最后到了云南的昭通，由此渡过金沙江，想抢渡大渡河以进入四川腹地。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间他的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被堵击*攻围**的敌人所困住。这时石达开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请降，束手就擒。他以为，即使牺牲他个人，也还可以保全全军的生命。但是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放下*器武**的部将二百多人，士兵二千多人，全部被处死，他自己也被押解到成都，被杀。
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中回顾十余年来的戎马生活说：“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数十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这封信虽然未必出于石达开的手笔，但看来是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情绪。当他在军事上陷于绝境的时候，对于他所曾参与的事业的绝望和懊伤也就达到了顶点。
在石达开离开天京后，天王洪秀全曾起用蒙得恩为“正掌率”，这是当时最高的官职。陈玉成这个年轻的优秀将领被封为“又正掌率”，李秀成则封为“副掌率”。陈、李二人经常奔驰于战场，只有蒙得恩留在天京作为洪秀全处理国事的主要助手。蒙得恩虽然在金田起义前就已参加拜上帝会，但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活动方面都没有显出什么较强的能力。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里，洪仁玕到达天京，这使洪秀全非常高兴。半个月后，洪仁玕被封为干王，负起了在天王领导下“总理朝纲”的任务。
突然来到天京的洪仁玕是个什么人呢？
洪仁玕（1822-1864）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幼读书”，同洪秀全一样，是个农民中的小知识分子。洪秀全决心革命时，曾与他密谋。在金田起义时，他还在广东本乡。起义发动后，洪秀全家乡中的亲属和有关的人都受到官方严缉。洪仁玕曾到广西，但没有追上起义的*队军**。咸丰二年（1852年）他和洪秀全派到广东的一个使者一起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起义，没有成功。他被清朝官方所逮捕，幸而逃脱，并辗转逃亡到了香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仁玕曾到上海，但未能设法抵天京，只好仍回到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其中有个汉名叫韩山文的瑞典的青年教士，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写了本关于洪秀全的起义经过的书，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这一重大事件的一本书。洪仁玕在香港期间，以给外国人教授中文为生，同时他也向外国人学了天文、历算及其它知识。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他从广东到江西、湖北，乔装商人，经过清朝统治的地区终于到达了天京。
这样一个新来乍到的人立刻被置于国家的高位上。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奔袭杭州，分散了敌方江南大营的兵力，立即回军击败江南大营，这一个英明的作战计划就是洪仁玕提出来的。在经过这一战使天京形势大为改善以后，主张出兵东进苏、杭、上海的也是洪仁玕。他当时认为东进胜利之后，应立即争取长江上游，分兵占领湖北、江西。他在发觉李秀成既得江南地区后，就以为“高枕无忧”，曾批评说：“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渔米之地。……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他对李秀成的批评显然是正确的。他在太平天国负重任，一直到天京的覆灭。
洪仁玕在封为干王后不久，写了一本名为《资政新编》的书，经天王洪秀全批准后公布。洪仁玕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他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该“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他在这本书里，按照他的了解，叙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认为这些国家“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应该允许同外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欢迎外国人来传授工艺技术。所以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说，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他具体的主张是要发展工业（所谓“兴器皿技艺”），开采矿藏，发展交通（“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以至制造火车轮船），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等等；他主张准许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对那些能制造火车轮船的人，“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此外，他还认为应该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应该革除象女子缠足这类落后的习俗。在洪仁玕所设想的新国家中是有富人和穷人的，甚至是有百万富翁的。他在提到银行时说：“倘有百万家财者，……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他认为“书信馆”和“新闻馆”，“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他还有一条具体主张是“兴士民公会”，就是要富人组织起来“以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件”，但（对于穷人）“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所以，洪仁玕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他的主张中又有一条说：“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家贫卖子，只顾眼前之便，不思子孙永为人奴，大辱祖考，……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很可注意的是他并不是责备富者买奴，反而责备家贫卖子的人。他赞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的意思是很明确的。
《资政新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刊行的。书上附有洪秀全的眉批。对于洪仁玕提出的几乎每一点主张，洪秀全都作了肯定的批语。
洪仁玕为了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提出了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这是自发的农*运民**动所不可能提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没有能把他所希望的这种改革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拿《天朝田亩制度》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编》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无法把工商业和城市安排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中，这些东西在那个文件中根本没有位置。而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中，恰恰相反，几乎没有谈到农村。涉及农村的文字只有很简单的两条，一条是“兴乡官”，一条是“兴乡兵”。他要让“公义者”担任“乡官”，“以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等，乡兵听其调遣”，而“乡兵”的任务则是管理清洁卫生工作和维持社会治安。作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的土地平分问题，在《资政新编》中一个字也没有涉及。
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翻推**封建主义的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资本主义要能独立发展，还要解决怎样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问题。《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获得解放，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却以为他们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社会。而《资政新编》的作者洪仁玕所设想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自由发展的新社会，但是他却又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至少在他写这本书时没有提到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洪仁玕虽然一贯地忠心于洪秀全的革命事业，但他多年间并没有参加农民斗争的行列。他从西方已经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了些皮毛，却不真正懂得他所投身进去的这场农民大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
因此，洪仁玕的《资政新编》虽然成了太平天国的“旨准颁行”的一本出版物，但是对于农民革命的发展没有能起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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