巂州越巂郡，中都督府。本治越巂，为汉晋旧郡。唐肃宗至德二载没吐蕃，贞元十三年收复。大和五年为蛮寇所破，六年徙治台登。土贡：蜀马、丝布、花布、麸金、麝香、刀靶。户四万七百二十一，口十七万五千二百八十。县九：有清溪关，大和中，节度使李德裕徙于中城；西南有昆明军，其西有宁远军，有新安、三阜、沙野、苏祁、保塞、罗山、西泸、蛇勇、遏戎九城。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当滇、笮要冲；又南经水口西南度木瓜岭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又九十里至苏祁县，又南八十里至巂州，又经沙野二百六十里至羌浪驿，又经阳蓬岭百余里至俄准添馆；阳蓬岭北巂州境，其南南诏境。又经菁口、会川四百三十里至河子镇城，又三十里渡泸水，又五百四十里至姚州，又南九十里至外沴荡馆；又百里至佉龙驿，与戎州往羊苴咩城路合。贞元十四年，内侍刘希昂使南诏由此。台登，中。武德元年隶登州，贞观二年来属。有九子山。越巂，中。邛部，中。苏祁，中。西泸，中。本可，天宝元年更名。昆明，中。武德二年置。有盐，有铁。和集，中。贞观八年置。昌明，中。贞观二十二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会川。中。本邛都，高宗上元二年徙于会川，因更名。有泸津关。——《新唐书》
巂州实是唐、南诏和吐蕃的交界争夺处，该地区汉夷杂处，地势险要，可以说是连接唐朝、南诏和吐蕃的十字路口，是三方的必争之地。对于唐朝而言，有了巂州进则可以南进云南，北屏西川，东控黔州，西可阻断吐蕃与南诏之间最便捷的孔道。同时可以利用巂州境内的蛮族对南诏和吐蕃以夷制夷，起到一定的屏障作用。对南诏而言，有巂州，可屏障云南，可以获得当地丰富的蛮族兵源和食盐，进而北上西川，也可以控扼吐蕃。对于吐蕃而言，占据巂州，不仅可以获得兵源和食盐，同时可以切断唐朝和南诏之间最便利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对西川和南诏都可以形成夹击之势。
嶲州，古为越嶲郡，越嶲郡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设，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和云南丽江地区。汉晋时代为越嶲郡。越嶲郡历来是从川地向云南进军的桥头堡。诸葛武侯平南中就曾从越嶲进军。隋唐时代为嶲州，是川地最南的一个州，也是在隋唐云南长期割据后，中央在西南能控制的最南的一个州，是西抗吐蕃南镇南诏的边防重镇。唐武德元年(618)，改越嶲郡为嶲州，辖越嶲、可泉、苏祁、邛部4县，州治越嶲县。天宝元年(742)改州为越嶲郡。嶲州最多时候下辖越嶲、台登、会昌、和集、昆明、邛部、西泸、苏祁、可泉等九县。嶲州之地位于中国东部稳定区和西部活动区的结合部，地质构造复杂。境城地貌极其复杂多样。地处川西南横断山系东北缘，界于四川盆地和云南省中部高原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高，南部低。地表起伏大，地形崎岖，峰峦重迭，气势雄伟，河谷幽深，壁垂千仞，高差悬殊。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在西昌设嶲州总管府。次年（公元621年）升嶲州总管府为嶲州都督府。在唐朝开天时代的行政建制中，嶲州隶属于剑南道，设嶲州都督府，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3）时嶲州面积41439平方公里，管辖人口175280人，在剑南道的范围内，嶲州的地域面积仅次于戎州和姚州。自七世纪中期后，吐蕃势力逐渐渗入滇北地区，嶲州亦承受很大的军事压力，因而唐朝前期嶲州南境相继设置了昆明、宁远、会同等军与泸津关等军事据点，并屯有重兵。昆明军，原嶲州昆明县，位于东泸水化在嶲州西南三百余里，开元十七年置昆明军，在县城之内。昆明城为吐蕃由青海南下西洱河地区之要地，《蛮书》卷六《云南城镇篇》云：“昆明城在东妒之西，去龙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讳宜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龙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览城，又西北至铁桥东城”，可知由昆明至西滇河至少有兰条道路可循。此外，昆明城内有盐井，“取盐先积柴烧之，以水沥土，即成黑盐”。因此之故，昆明在唐代又被称为盐井城，唐玄宗《敕吐蕃赞普书》就说“昆明即嶲州之故县，盐井乃昆明之本城“。由于昆明城战略地位重要，吐蕃在680年后就重兵夺取此城。直至滇元十毛年，嶲州都督张审素重新夺取“昆明城及盐城“。此后，唐朝置昆明军，《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序目》言：“昆明军，越嶲郡南。开元中移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马二百疋”。在天宝元载的剑南道诸军城中，昆明军的兵员数量仅次于成都团结营，且唯一拥有骑兵，其实力堪称西南诸军之最，由此足见此军之重要。宁远军，《通典》卷一屯二《州郡序目》下云宁远军：“越嶲郡西，昆明军南。开元中置，管兵五百人”。通过上文的叙述，此军之设置时间很可能也在开元十七年嶲州都督张审素收复昆明城之后。会同军，在嶲州会川县城附近，《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载：“天宝初又于县侧立会同军，在今州南三百七十里是也”。《通典》所列天宝元载剑南诸军城没有会同军，是此军之立在天宝元年稍后，其设置目的在于节制云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嶲州会川县条“唐上元二年……从獠寇道路川原，并会于此川，故名县”，可知会同军为镇州南部的交通枢纽。天宝十载，唐军分兵三路进攻南诏，其中大将军李辉就由嶲州取会同路进。天宝十四载，南诏趁唐朝内乱攻陷会同军并在此设置会川都督府，成为其北上蜀川之重要跳板。泸津关，在嶲州会川县南，为控扼泸水渡口而置，“闗上有石岸，高三千丈，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之死。非此时中人多闷吐，唯五月上伏即无害，故武侯以夏渡为艰，水浚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为船，方涉津溪”。泸津关控扼泸水天险，严耕望先生称此关为“盛唐时代对南诏之第一国防险阻”。此关至元代时尚存，可见其重要性。由以上的布防可知，唐朝在强盛时代，嶲州作为西南重要的边疆区，肩负着西抗吐蕃和南御南诏的重任，嶲州的南境大体就在如今川滇边界的金沙江一带。天宝战争失败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帝国剑南诸州也遭到蚕食。大体而言，在嶲州地区，吐蕃占据的主要是嶲州北部和西部地区，南诏占据的是南部的会理地区。
嶲州沦陷后，唐朝吐蕃的南部边界成了以大渡河为界。而吐蕃和南诏则以阳蓬岭为界分割占据嶲州。嶲州北部西部归吐蕃，南部归南诏，这样的划分十分有利于吐蕃。西部的昆明城（盐源）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自不待言。占据北部后，吐蕃可以此为基地，配合北部西山的驻军南北夹击西川。同时占据嶲州北部后，吐蕃也可以切断唐朝与南诏的联系，唐朝与南诏联系的最便捷的一条道路在吐蕃掌控下，南诏要联系只能是绕道安南或者黔中。日后异牟寻重新会盟唐朝时，曾派人赴四川会见韦皋，就派了三批人携带同样的表章，一批走戎州，一批走黔中，一批走安南。之所以分三路，主要就是因为南诏与西川交往最便利的嶲州道被吐蕃控制，为了以防不测，必须多备几手。而对唐朝而言，自李泌787年再度拜相后，就像德宗提出了北和回纥，南抚南诏，西联大食共同对抗吐蕃的战略构想，并得到了唐德宗的采纳。而南诏在对抗吐蕃的战略构想里的作用是仅次于回纥的，而要与南诏声息相通，必须击破吐蕃，尤其是要打通嶲州道。李泌去世后，唐德宗仍然坚持执行了这个构想，并在南北两个方向上采取不同的态势，具体就是在北面的关中河陇方向采取守势，而让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南线的西川方向持攻势。西川方向上，重点的针对对象就是成都西北面的维州和南面的嶲州。
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剑南川西节度使韦皋收复了嶲州，同时重新部署嶲州的防务。与唐朝前期的嶲州相比，这一阶段的嶲州守御力量明显加强，史称：“嶲州实往来道，扞蔽数州，虜百计窥之，故严兵以守，屯壁相望，粮械处处有之”。综合诸书所记，韦皋镇蜀时期主要在嶲州境内设置了达仕、永安、大定、三阜、沙野、苏祁、保塞、台登、罗山、西泸、蛇勇、普安等十余城。永安城，在嶲州北部。《新唐书地理六》云；“自清溪关南经大定城百一十里至达仕城，西南经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当滨、窄要冲“。可知此城为嶲北部之一交通要地。保塞城，在嶲州台登县北八十里处，“吐蕃谓之‘北谷’，天宝前嶲州柳强镇也。自吐蕃入更増修险，因城下有路向囊恭地”。囊恭为吐蕃南部五节度使之一，则保塞城当为连结囊恭、嶲州两大军事重镇的中继站。《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载售州境内有孙水，出自台登县西北，吐蕃即谓保塞城为“北谷”，是此城很可能就在孙水上游一带。唐韦皋之经营嶲州地区即自此城始，《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云：“（贞元）五年十月，剑南节度使韦皋遣将王有道等与东蛮两林首那时、勿邓梦冲等帅兵于故嶲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猎城二节度，杀其大兵马使乞臧遮遮、悉多杨朱，斩首二千余级，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胜数，生擒笼官四十五人，收获器械一万余事、马牛羊一万余头匹。遮遮者，化蕃骄勇者也，或云尚结赞之子，频为边患。自其死也，官军所攻城栅，无不降下，蕃众日却。数年间，尽复嶲州之境”。其实北谷之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斩杀吐蕃大将乞臧遮遮，还在于就此切断了吐蕃的北路援军，从而为收复嶲州全境奠定了基础。台登城，即嶲州台登县，在嶲州北一百走十里，为嶲、黎两州往来之要冲，素为兵家必争之地。贞元十二年，“吐蕃於剑山、马岭云处开路，分军下营，仅住一月，进军逼台登城。嶲州剩史曹高任率领诸军将古并东蛮子弟合势接战。自朝及午，大破之。生擒大笼官毛人，阵上杀获甚众”，可见台登城与保塞城成为嶲州西北方面的重要屏障。普安城，在台登城西南八千里，有学者从地名学的角度认为唐么普安城即吐蕃诺济城，“普安之藏语为Rnams-skyid，其音正可译为诺济，疑即其地也”。嶲州西侧一百二十里处有东泸水，水上有“窄桥”连贯东西。从地理方位来看，普安城很可能靠近东泸水，其军事目的应在于控制江上之“窄桥”。因此，普安城为嶲州之军事重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重兵大将镇焉“。贞元后期，唐蕃双方曾在普安城附近发生多次激战，“吐蕃惩*战野**数北，乃屯三（西之讹）泸水，遣论妄热诱滨泸诸蛮，复城悉摄。悉摄，吐蕃险要也。悉摄，吐蕃险要也。蛮苗潜导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击狙**。十七年春，夜绝泸破虏屯……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苗皆降，获甲二万首“。是役，唐朝与南诏联军“绝泸破虏屯“，当由普安城窄桥一路进兵。
自从韦皋从吐蕃手中收复嶲州后，吐蕃这个针对西川和南诏的突出部被拔除了，同时拓展了唐朝西川的防御纵深，对西川的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使得唐朝与南诏的来往更加便利和密切，在唐朝和南诏持续的打击下，吐蕃在德宗末期和宪宗初年时候就已经衰落了，再也无力对唐朝和南诏构成大的威胁了。不过要说明的是，韦皋收复的嶲州已经不是开天时代鼎盛时代的嶲州，收复的是原嶲州的北部地区，即阳蓬岭以北和东泸水以东地区，其余地区为南诏的地盘，而且最重要的原吐蕃占据的昆明军（四川盐源）地区，唐朝虽屡次攻击，但最终没能攻下，后被南诏攻取。这样实际上就是说，唐朝获取的巂州地区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南诏控制的西南部和南部地区的半包围态势。唐军重点设防的地区也是原北部地区，而且唐文宗时代，治所也已经迁移到了北部地区。开天时代的嶲州南境在川滇的金沙江一带，泸津关为最重要关隘。而贞元收复嶲州后，边防线只在原嶲州的中南部地带。南部的地带成为南诏的会川都督府辖区，其治所在原开天时代嶲州南部，今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可知南诏与唐朝的北境已经跨越了金沙江。当年天宝战争和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的主要是嶲州北部和西部地区，南诏占据的是南部的会理地区。从韦皋收复嶲州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南诏和帝国的关系大体还是和睦的，所以嶲州尚无烽烟之警。而且在危机时刻，唐军也越过阳蓬岭进驻嶲州南部的南诏境内。如韦皋和异牟寻关系融洽之时，韦皋就曾派军进驻嶲南，后勤由南诏供给。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吐蕃的强大，对唐朝和南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唐朝与南诏重新结合了起来，南诏对唐朝名义上称臣，奉唐帝国正朔。双方的交流在贞元和元和时代一直比较频繁，也比较和睦。但随着吐蕃威胁的减弱，南诏对唐朝的战略价值有所减弱，而南诏也对大唐感到担忧，加上南诏境内的一些部族一直生活在嶲州唐管区内，各种不适应使得双方的关系开始重新走向紧张。而在唐帝国内部，自从平西川刘辟之乱后，帝国中央对西川实力的强悍一直心有余悸，所以不断的从各方面削弱西川的实力。比如分割政区，减少军费开支，派文人出任节度使等等。这些措施都使得西川的实力大幅度削弱，也导致西川军备逐渐松弛，之前韦皋所修建的军城大都废弃。以宰相杜元颖镇蜀为标志，西川的防御力量降到了历史最低。杜元颖从823年出任西川节度使，在任六年内，西川局势大幅度败坏。杜元颖为了迎合皇帝，巩固自身的地位，在西川不断大量的搜集奇珍异宝来进献，甚至不惜克扣军费。*队军**的军费被大量移作他用，军人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同时因为其不断的搜刮，各地的汉夷之人不堪重负。普通民众不堪重负，军人生存成了问题，这都让南诏看到了可乘之机。829年，南诏出兵西川，嶲州自然是首攻之地，南诏一路进展顺利，最后兵临成都城下。唐文宗年间开始，南诏再度入寇，作为帝国在剑南的第一边防重镇，也是帝国在大渡河以南的唯一正州，仿佛就是帝国深入南诏的突出部一样，对南诏如鲠在喉，自然成为南诏时刻谋取的对象。太和三年（829）南诏权臣王嵯巅就出兵从会同军（会理县一带）北上攻下嶲、黎、雅、邛诸州，不到两月就兵临成都城下。在南诏的进攻中，南诏之所以一路克捷关键就是内应，这些内应就是被杜元颖欺负的汉夷民众和普通士兵，杜元颖活生生的把自己人逼成了带路*党**，也真是够可以的。南诏此次共计掠走百工、子女十多万及大量财宝。王嵯巅率军撤退到大渡河时，对那些被俘的人说：“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言外之意，你们和自己的国家即将挥手永别，要哭，你们就放声痛哭吧。据称，有约十分之三的人不愿离开，最后选择了跳河自杀。此战，嶲州虽然没有最终沦陷，但嶲州已经残破，再难发挥战略价值了，而王嵯巅的那句话也明确表明大渡河以南的嶲州之地南诏是看上了，而且迟早要拿到。
南诏的重新入寇使得帝国内部的主和派再次甚嚣尘上并影响了皇帝的决策。次年即830年，唐文宗就下令“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要放弃嶲州。其实这也不是帝国第一次主张放弃嶲州了，早在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韦齐休就主张放弃嶲州，“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以开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文宗下令后，身为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并没有执行。虽未能按照唐文宗的诏令将清溪关阻塞，但在大和六年（832）五月，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也将嶲州州治迁至更靠北且有险可据的台登城，并付出失三县、弃地数百里的代价。李德裕的做法是为了通过利用韦皋时期所筑的部分军城和易守难攻的台登城为屏障清溪关、大渡河的第一道防线，以保障清溪关、大渡河的安全。此后颜庆复、牛丛等修筑的新安、遏戎等城，更是增强了唐朝在大渡河外的缓冲。此外，晚唐时期培州新建的军城可考者唯新安、遏戎二城，且设置之目的在于屛障黎州清溪关，由此也可看到嶲州战略地位的降低。就在唐朝开始放弃嶲州的时候，南诏虽然没有大规模用兵，但对嶲州中南部唐朝事实放弃的区域却不断进攻，太和五年（831）第十代南诏王劝丰祐兵占原嶲州治所即今天的西昌后实施“三光政策”，西昌城池毁于兵火，成为一片荒土。为了对西昌进行绝对控制，第十一代南诏王蒙世隆从云南“遣乌、白二蛮以实之”，数万户南诏子民前往西昌定居，改变了这里的民族结构。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五月，南诏再次攻嶲州等地，到咸通十年（869）嶲州最终全部沦陷。南诏在今天的凉山境内设立一府、三郡、七州，即会川都督府(又称“青宁郡”)、建昌郡(今西昌)、香城郡(今盐源)。建昌郡下辖二州：建安(今西昌县城)、永宁(今西昌城东)。日后高骈反击南诏获胜后，力主越河收复嶲州反击南诏，并对外放言要率领大军征讨，但唐僖宗予以制止，拒绝高骈*攻反**嶲州。（骈又奏请自将本管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共六万人击南诏，诏不许。）这也意味着唐朝最终默认了大渡河为界河的事实，而以大渡河为界也为后来的两宋所继承了下去。随着巂州的最终沦陷，唐朝、南诏与吐蕃断断续续近二百年的巂州争夺战以南诏最终取得全胜而结束。南诏取得巂州后，利用嶲州城及其他诸城镇一方面抵御西川势力和吐蕃势力南下，一面作为北进西川的基地，后来南诏的几次进击西川，内部出发点就是这些城镇；再一方面就是用居于这些城镇的*力武**控制该地区内的东蛮等部落部族。而南诏大批量的强行武装移民进入嶲州地，也使得嶲州地区的民族结构发生了改变。而嶲州丢失后，对唐帝国乃至整个中原的西南边防也影响深重。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明确写道：“夫南诏以一隅之地，而能为中国患如此者，必取道会川而北，径走成都也。”
放弃嶲州的原因，主要还是唐帝国内部已经对南诏的边患疲于应付，内部矛盾加剧，各种内部事情的频发使得帝国已经对经营西南失去了信心。另外就是西川实力的变化。从高崇文806年平定刘辟叛乱后，到黄巢起义爆发前的878年起，帝国的七十年里，共有28任西川节度使，除去有两次出任的几个人外，共有25人。在这25人里，郭钊、吴行鲁、高骈是军人，其余全部为文人，而且不少都带宰相衔，所以西川成了宰相回翔之地。虽然帝国对西川节度使的要求是希望文武兼备的，但文人节度使里，只有李德裕一人可算是文武兼备的，其余普遍声名显赫，长于政务而短于兵略。文人治蜀的这七十年里，西川这一唐朝的外府的确一直为唐帝国所控制，再也没有出现如韦皋那样功高震主的节度使和刘辟这样的叛乱。西川在这些年里重新恢复了元气，至大中六年（852）白敏中出镇成都时，西川管辖十四州七十一县的户数己达百万，超过了盛唐时期整个剑南道的总户数。西川节度使李景让（858-859）在卸任时曾有诗云＂成都千万户，抛若一鸿毛＂。到了高骈出任节度使后，也称赞蜀中＂户口之多，士卒之众，可挥汗成雨，吐气成云＂。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成都＂当有二十万户一百万口上＂，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晚唐文官节度使的治理，西川会保持这么高的经济水平。同样，西川的收入也十分丰厚，元和二年，西川井盐一年的收入就有50万贯，唐宪宗元和中兴之所以能平乱成功，也与对西川的盐税加价有密切关系。白敏中“ 治蜀五年”（852-857）库积*达钱**300万贯，每年经费之余须有 60万贯入库，方成此政。西川能有如此丰厚收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局势太平，另外就是军费开支大幅度的削减。随着吐蕃威胁减小和与南诏关系改善，西川每年的花销不再像韦皋时代那样主要是用于供军。随着军费的削减，自然*队军**战斗力和城防建设相对就要松弛下来，这都给了南诏可乘之机。而地处大渡河以南的嶲州，距离成都有近九百里的距离，这在古代联系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而一旦嶲州有事，成都是很难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的。此外，嶲州战乱之后比较贫瘠，许多方面都赖成都等地的支援，而距离较远，这都使得成都的西川士绅对耗费钱财支援这个偏远地方失去了耐心。军费的减少、节帅不知兵事、距离成都较远，这是导致嶲州最终丢失的重要原因，也是南诏能屡次冒险得手的原因。
附
雍陶 哀蜀人为南蛮俘虏诗五章
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出青溪关有迟留之意
欲出乡关行步迟，此生无复却回时。
千冤万恨何人见，唯有空山鸟兽知。
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别巂州
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
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入蛮界不许有悲泣之
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
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猿啼。
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初出成都闻哭声
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
锦江南度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
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
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
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唐朝巂州地区
唐朝与南诏主要交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