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机器伤害了人，该由谁来负责？是行业、技术的设计师，还是机器的主人？就像经典电影《弗兰肯斯坦》里的一幕：怪物与一个在湖边摘花的小女孩成了朋友。整件事看起来很温馨，直到怪物把女孩扔进了水里，女孩淹死了。
童年作为一个概念，在逐步演变。那么，社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认为童年很宝贵，或孩子拥有天然的权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为神圣的童年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他认为婴儿出生时是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因此，家长的责任是培养和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观念。在100年后的启蒙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深入发展了洛克的观点，使孩子“很脆弱”的观点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据。
卢梭认为，童年是纯真的年代，是面临成年期严酷的现实和危险之前，所有人类生活中的重点保护对象。他认为，人类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这个纯真年代。
在不久前的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孩子长到9岁或10岁就要离开学校。男孩被送到煤矿和工厂里工作，或在印刷或铁器加工行业当学徒。1818年，美国纺织厂雇用的近一半的工人在10岁以前就开始工作了。为反对这一做法，20世纪后半叶，一个又一个早期童工法在美国和欧洲各国颁布。但即便如此，这些法律也只限制了童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6个小时。当时，美国1/3的劳动力是15岁以下的男孩。
如何对待孩子（温柔地、细心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父母。如果家长由于缺乏资源、信息、兴趣，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单纯的疏忽，无法保护孩子不受任何伤害，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问题既是道德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人们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儿童在3~5岁的年纪，就被父母送到危险的环境（朝烟囱上面爬、爬进矿山）中，工作时间长得让人于心不忍。这一做法引发了第一次童工运动。在19世纪，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聚集了各方的力量。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针对这一问题撰写了多部畅销小说，《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就是其中之一。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在12岁时为了养活家人，被迫在一家鞋油厂当童工的经历。马克思批评英国和美国经济靠剥削孩子的血汗来获取资本。
虽然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还有狄更斯和马克思这样直言不讳的倡导者纷纷加入，但社会的变革依然缓慢。直到《雾都孤儿》出版60多年之后，全国童工委员会（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才在美国成立，开始代表孩子发出倡议。随后，又陆续成立了童工联盟（Child Labor Coalition）、劳动权利运动（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前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革命），在照顾和对待儿童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再一次陷入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纯真时代”的斗争之中。
需要花几百年才能解决吗？我希望不是。
本章将探讨4~12岁儿童的网络生活。从危害和风险的角度来看，这个年龄群是互联网上最脆弱的群体。他们天生好奇，想要探索。他们在这个年龄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掌控技术了。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更是如此。但他们还不够老练，对在线风险不够警惕。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理解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网络空间有一些非常危险的社区。总体来看，这个空间缺乏监管。作为成年人的游乐场，有人把它与狂野的西部相提并论。而作为儿童游乐场，它完全不合适。然而在人们疯狂追赶新技术的过程中，孩子们被遗忘了。
“你不该把孩子带来，然后让他们独自留在纽约。”约翰·舒勒说，“如果你允许他们进入网络空间，你实际上就在这样做。”
《儿科》杂志刊登的文章表明，绝大多数（84%）的美国儿童和青少年都在上网，要么通过家里的电脑、平板电脑，要么通过其他移动设备。市场研究显示，在8~12岁的美国儿童中，超过半数的人有手机。事实上，2015年的消费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儿童在6岁时就会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手机。
6岁，这个年龄令我震惊不已。这个年龄比心理学上所谓的理性年龄要早。到了理性年龄，孩子才能进入新的逻辑时期，开始理解周围的世界，学会分辨对与错、好与坏、正义与邪恶。
现在，这些孩子通过手里的手机，陷入了他们在心理上还不能理解的网络空间当中。这个空间，即使是成年人也不理解。网络空间对身体、认知和情感发展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太了解。目前，我们仍然处于推测阶段。
但我们知道的是，科技改变了童年的很多方面。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由电子基础设施和框架构成的。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新环境称为他们真正的家。虽然还很年轻，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早就参观过这个地方了。一些研究显示，他们清醒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网上度过的。他们在网络空间里学习阅读、做家庭作业、给虚拟化身穿衣打扮、看漫画，以及与虚构和真实的朋友见面。
当然，这个巨大的转变给教育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和很高的效率。这一代的孩子将是未来技术的开发者，所以这是网络的积极作用，而且很明显，孩子的信息技术技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有人会说，这些孩子花在网上的时间越多，就会越好。事实上，研究证明，那些长时间使用电脑键盘的人，精细运动技能会变得更加娴熟，而且手眼的协调能力也得到了提高。2009年，英国行为科学家贝弗利·普莱斯特（Beverly Plester）和克莱尔·伍德（Clare Wood）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发短信和读、写能力成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通过发短信可以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不是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会毁掉这些能力。在我看来，文本是一种加密的编码语言。接收和发送这些信息，涉及解密和加密的过程。密码学对认知能力的要求究竟有多高，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兰·图灵（Alan Turing）如何破解恩尼格玛密码就知道了。在我看来，如果孩子经常发短信，他们的这些技能就会非常娴熟。说不定他们都很聪明。
但在另一方面，长期广泛地使用技术，也会产生明显的发展缺陷。在上一章我曾提到，英国一所私立小学的校长乔·海伍德（Jo Heywood）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其他的教育机构也有这种现象）。儿童虽然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进入幼儿园的，但他们的沟通技能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家长或看护者用平板电脑来“安抚”他们，而不是跟他们说话。这种现象，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有，不管他们的家庭一贫如洗，还是丰衣足食。
“甚至有许多老师说，有些孩子不会说话，更不会通过拼读规则学习阅读。”海伍德说，“这给小学教育（在童年早期帮助他们学会读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来自一线从业者的这份报告是个非常有用的早期预警。我们都应该给予关注，即使家长可能非常反感他人批评自己的育儿习惯。对此，我有亲身体会。在我看来，2015年初，手机就已经成了“虚拟”保姆（或“保育员”，我们在大西洋对岸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触及了我们的痛点，所以我的这篇文章登上了《每日邮报》的头版。
如果你在质疑儿童早期参与电子活动有危险的说法，想用科学、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观点，那么你需要再等待一二十年，才能看到综合性研究（历时跟踪个人的发展）的结果。
家长真的需要等那么久才能发现危险吗？
彻底禁止使用网络空间也不是解决办法。从现在开始，网络体验将会成为这一代人的情感联系纽带。他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可能来自虚拟游戏房间里完成的某个《超级马里奥》游戏，或者他们在《企鹅俱乐部》里的探索时光。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在网络空间还经历了哪些事情呢？其他记忆是什么，会不会是不太愉快的记忆？
社交媒体学者黛娜·博伊德（danah boyd）（她喜欢名字所有的字母都用小写）的观点是，在互联网上，不要过度保护孩子。她认为，孩子在接触网络时，就像是在人行道上滑轮滑，尽管身上有瘀伤、膝盖磨破了皮，但仍然会从中受益。这种说法与育儿哲学中培养“韧性”的任何方式都是有用的说法不谋而合。我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讨论培养韧性的话题，但目前，我依然认为，撞伤和瘀伤是可以治愈的，但童年的心理和情感的伤害非常复杂，不容易愈合。难道我们对网络已经足够了解，可以宣布孩子在这里探索没有危险了吗？
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这正是无微不至的家长经常问我的问题。对于我的答案，他们似乎有些害怕。我很理解，这个话题对于今天的家长来说有多难，因为在他们四五岁的时候，没有手机、平板电脑和任天堂游戏机的遥控器。他们只能通过常识推断，偶尔从媒体报道中得到一点儿帮助，或听取儿科医生、教师或治疗师提出的建议。但一谈到技术，专家常常也在奋起直追。相信我，他们也不知道答案。
做推断不应该是行为科学家的工作。我们需要用研究说话，所以让我们从研究着手。
没人知道你是条小狗
人类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这就意味着，心理学家要研究人们的行为、诱发该行为的动机，以及人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在我们开始讨论4~12岁的孩子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首先看看他们在网络环境中是如何打发时间的，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最近有两个研究，一个是研究美国孩子的，另一个研究的是欧洲的孩子。这两个研究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答案。2011—2014年，一个名叫“欧盟孩子在线”（EU Kids Online）的研究小组开展了一项综合研究，观察22个欧洲国家的孩子，涉及许多文化。绝大多数孩子在网*访上**问像脸谱网这样的社交网站，观看YouTube上的视频；大约有一半的孩子用互联网发送即时消息和做家庭作业；大约1/3的孩子玩网络游戏；另外不到1/3的孩子*载下**电影或音乐；剩下的在阅读新闻。
另一个类似的综合研究是2014年美国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4位学术研究人员负责的研究。研究人员从美国8~12岁的儿童（或所谓的“童年中期”）中抽取了442个样本，调查他们上网时在做哪些事情。幼童（8~10岁）每天使用电脑的平均时间是46分钟，而年龄稍大的儿童（11~12岁）每天使用电脑的时间是1小时46分钟。
他们访问最多的是YouTube，紧随其后的是脸谱网、游戏和虚拟世界游戏网站，包括迪士尼、企鹅俱乐部、网娃（Webkinz）、尼克（Nick）、波戈（Pogo）、神话岛（Poptropica）、公共电视网儿童频道（这些游戏网站是专门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设计的）。最后是谷歌。有手机的儿童（在研究中占8~12岁儿童的14%）经常玩《愤怒的小鸟》。一开始，这个游戏是个手机应用，现在依然主要是通过手机访问。
愤怒的小鸟、企鹅俱乐部，这样的网站听起来还行，是不是？
但是，等一下。脸谱网呢？这个网站的账户不是需要到13岁才能激活吗？是这样的。不过，你猜怎么着？美国的研究显示，竟然有1/4的孩子在使用脸谱网，尽管这是个针对青少年和成人的社交网站。这些社交网站的隐藏用户，本来不应该注册的用户，居然注册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隐形”的。访问脸谱网的用户不只是11~12岁的儿童。研究显示，34%的脸谱网用户是8~10岁的儿童。在欧盟的研究中，使用脸谱网的儿童占9~10岁儿童的1/4，以及11~12岁中的1/2，而且10个人当中有4个人谎报了年龄。
根据《消费者报告》的文章，有2000万未成年人在使用脸谱网，其中750万使用者不到13岁（但在2011年开展的这个研究现在已经过时了。我想知道，现在的数据是多少）。一般情况下，未成年用户通过填报虚假个人资料访问该网站，家长是知道的，而且允许孩子这样做。大多数10岁及以下孩子的家长似乎对孩子使用脸谱网并不担心。开展这次《消费者报告》调查的科技编辑为此深感不安。Instagram也有类似的问题。虽然该网站显示有4亿18~29岁的年轻用户，占该网站用户的绝大多数，但研究发现，该网站是12~17岁的青少年最常用的摄影网站。
在网络上验证身份和年龄是个复杂的问题。1993年，《纽约客》上有关这个话题的一张漫画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漫画上画着一只坐在电脑前的狗。在漫画的下方，写着一行字——“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看来，如果你是条小狗，也没人会知道。
脸谱网和Instagram的最低年龄限制都是13岁。这是美国法律为了保护数据提出的要求，但这个要求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为什么？从规模上看，脸谱网16.5亿活跃会员（2016年5月的数据）平均每人每天发一篇文章，还包括上传的3亿张照片。如果有非法登录网站的现象，这些公司能监控和治理得过来吗？当脸谱网的高管西蒙·米尔纳（Simon Milner）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有趣的回答。如果你不能贯彻自己的规则，那么你就该重新考虑、修改或删除这些规则，或者干脆关闭网站。其他社交网站也该如此。推特的公共政策全球安全宣传的负责人帕特里夏·卡特斯（Patricia Cartes）承认，公司不知道哪些用户不满13岁。她说：“在线行业中，有效验证年龄的银*弹子**（好方法），我们还没有找到。”
银*弹子**？就是用来杀死狼人的*弹子**？
脸谱网和其他社交网站一直声称，鉴定是不是孩子很困难或“几乎不可能”，因此它们无法积极贯彻落实自己的规则。但是，让我们认真想一想这个说法。在注册脸谱网账户时，通常孩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照片放入个人资料，然后和一群年龄相当的同学成为“朋友”。他们的评论是关于学校、同学、课外活动的。如果你不能断定这些孩子只有9岁或10岁，那你也太不聪明了吧。他们还经常自己提供一些证明年龄的证据。让我怀疑这些社交网站对于监控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另一个证据是：2016年，脸谱网奖励了一个10岁的芬兰男孩1万美元。他是个编程高手，发现了图片分享网站的安全漏洞。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鼓励更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该网站吗？
我认为，凡是涉及未成年人，就迫切需要开发更多、更有效的方法，来验证社交网站上新用户的年龄。现实生活中的酒店或酒吧就是现成的例子。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是不合法的。售货员或酒吧服务员认为，为了饮酒，没有必要提供法定年龄证据，或他追求利润的欲望战胜了遵守法律的意愿，行吗？
2014年，在美国开展大型研究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结论，特别是上网习惯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令人担忧。“在童年中期，在必要的认知和情感发展之前，就让孩子参与这些在线社交互动，可能会让他们遭遇不幸或决策失误。因此，教师和家长需要了解孩子的网上行为，需要在原来的年龄基础上，提前培养孩子的媒体素养和安全上网的习惯。”
旁观者效应
显然，很多家长只是假装看不见。也许他们反而因为看到孩子交上了“朋友”，悄悄地松了一口气，甚至会因此感到骄傲。因为“朋友”这个词通常是社会繁荣和幸福的象征。我认为有必要提醒家长，在网上，残酷的行为只会愈演愈烈。如果你认为中学时期的女孩很刻薄，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在互联网的环境中，她们所做的事情刻薄到了什么程度。
让我们记住莎拉·林恩·巴特勒（Sarah Lynn Butler）的故事。2009年，在阿肯色州的威利福特，这个活泼、美丽的12岁女孩被选为即将到来的学校秋季庆典的女王。正在上7年级的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她妈妈回答媒体采访时说，她“总是咯咯地笑，到处炫耀、胡闹”。据她妈妈说，巴特勒有“很多朋友”。
但问题是，自从巴特勒加冕女王后，她在聚友空间上开始收到一些刻薄的信息。社交网站上的传言说她是个“荡妇”，还有其他一些粗俗的语言。母亲看到巴特勒的聚友空间网页后，让女儿跟她谈一谈这件事情。很快，女儿把她从好友列表中删除了，拒绝她浏览自己的网页。
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家人出去办事时，巴特勒要求留在家里。浏览历史记录显示，她登录了聚友空间自己的网页，显然看到了那里的最新帖子，内容是：她“只是个愚蠢、天真的小女孩，没有人会想念她”。那天晚些时候家人回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这个12岁的孩子上吊自杀了。她在遗书中写道，她无法接受别人说的那些话。
自残甚至自杀的故事越来越多。当然，网络欺凌的话题已经成了国际话题。在24个国家开展的一项调查中，12%的父母说自己的孩子经历过网络欺凌。在这个研究中，网络欺凌的定义是：反复的尖刻批评和嘲笑，通常来自一群人。《消费者报告》在美国的调查显示，在前一年的脸谱网上，有100万名儿童遭到了“骚扰、威胁或接受过其他形式的网络欺凌”。
该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一般来说，你越年轻，拥有社交网络朋友的数量就越多。让我们通过2014年在美国用户中开展的研究，来看一看脸谱网上的数字有什么变化。65岁以上的用户，平均有102个朋友。年龄在45~54岁的用户，朋友的平均数量为220。年龄在25~35岁的用户，平均有360个朋友。年龄在18~24岁的用户，平均有649个朋友。至于社交媒体中13岁以下的隐形人群，有多少个朋友呢？答案是：谁知道呢？没有可靠的数据。
让我们讨论一下由此产生的社会疯狂。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都很大，因为它们要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存。事实上，动物群体的大小可以通过大脑皮层的大小来预测，特别是大脑额叶。人类的大脑也很大，因为我们喜欢群居。
人类群居的环境有多大？根据人类大脑的平均大小，个人可以处理的社会交往或“普通朋友”，以及维护的稳定社会关系平均在150个左右（被称为“邓巴数”）。这个数字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始终如此，而且现代狩猎社会、大多数军事企业、大多数工业部门、大部分圣诞卡列表（在英国）和大部分婚礼派对的数量也都是这个数字。
凡是超出“邓巴数”的环境，因为太复杂，所以无法以最佳状态处理好社会关系。
接下来，想象一下，一个拥有脸谱网账号的孩子，在Instagram注册过，使用过“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Snapchat）、网络信使、推特，再加上手机、电子邮件和短信的所有联系人。这个在网上很活跃、对社交媒体感兴趣的孩子，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联系人。
我们谈论的不是一群亲密的朋友。
我们谈论的是一支部队。
那么，谁是这支部队的成员？他们并不是现实世界中所谓的朋友。他们真的不认识你，不关心你。他们只是在线联系人而已。他们的身份、年龄、名字都可能是假的。根据邓巴的研究，如果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与社交网络上成千上万这样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在现实世界积累的经验将不足以应对网上任何规模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大规模的，更不用说应对现实世界的人群。换句话说，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越多，儿童的社交能力就会越差，而不是越好。
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有5个朋友跟你绝交，就已经很糟了。现在想象一下，你们班有20个人跟你绝交。然后再想象一下，整个学校的500个孩子跟你绝交。这会让你难以忍受，于是你就“生病”，待在家里，躲在被子里。但是现在，想象一下，1000个社交网络“朋友”在大声地指责你。一个12岁孩子的社交能力不足以处理这种状况，即使是我也不能。
虽然网络评论还不足以构成网络欺凌，但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对批评非常敏感，就像少年一样，往往只会关注尖酸刻薄的话，而不是恭维的话。
在互联网安全日，我参与过欧盟发起的两个预防网络欺凌的宣传活动。在这两次活动中，我试图运用创新思维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寻找解决方案。因为在我看来，针对网络欺凌付出的所有资金、时间和发起的预防活动，并没有真正降低欺凌行为的发生率。原因在于这些活动不起作用，或者因为缺乏引导的上网孩子的数量以指数级增长，没有任何活动能跟得上这样的发展速度。
在第一个活动中，我运用了心理学中的旁观者效应，来提高大家对学龄儿童网络欺凌现象的认识。旁观者效应来自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纽约市的一起犯罪事件。年轻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被人捅伤后在街上大声呼救，但是因为没有人帮忙，最终死亡。在研究这个令人不安的案例时，心理学家发现，犯罪或紧急情况的目击者越多，有责任采取行动的人就会越少。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意思相同的术语，叫作责任扩散。作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以为他人会采取行动。
想一想，这个效应在网上会有什么结果。在网络欺凌的案例中，见证网络欺凌或网上严厉批评的“朋友”可能有几百个，但没有人会站出来，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朋友越多，出面干预的人可能越少。对于这次的活动，我想出的口号是“不要旁观，站出来采取行动”。换句话说，不要等到300人当中有一两个人采取行动后再行动。让用户自己决定是否要打造一个更好的网络环境。
第二个活动叫“做网络朋友”，这是在2014年的互联网安全日发起的预防欺凌的一个倡议。我再次运用了心理学中一个完善的理论，名叫计划行为理论。这个理论指的是，你提起某件事情的次数越多，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越正常。所以我的计划是，发起一个反网络欺凌的活动，但实际上并不使用“网络欺凌”这个词。我总觉得，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次数越多，这种现象就会变得越正常，孩子被欺凌的概率就会提高。
“做网络朋友”的意思是，积极做一个善良、体贴、支持和忠诚的朋友。人们认为，这是解决网络欺凌的一种办法。我们之所以对此寄予厚望，是因为这次活动的宣传海报是当年*载下**量最大的海报。我认为，与其重复另一个可怕的网络欺凌故事，不如传递乐观积极的信息，为教师和家人提供一些更容易谈论的话题。
最近，为了把严谨的科学应用到其他解决方案中，我一直在研究一个可以预测网上*社会反**行为流行趋势的数学公式，希望可以设计一种算法，来识别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如何设计？
洛卡德交换原理是刑事科学的基础。我在本书的序中提到过。这个原理表明，只要有接触就会留下痕迹。把这一原理运用到网上，再适合不过了。在操场上，欺凌的语言会立即消失到空气中，除非有目击证人。但在网上，情况恰好相反。网络欺凌本身就是证据：永久的电子记录。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网上的欺凌变得比现实世界的欺凌问题更加严重了呢？我的答案来自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s）的台词。在电影中，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说了一句经典台词：“魔鬼搞的最大的*局骗**，就是让世人相信它并不存在。”
在我看来，社交媒体和电信公司搞的最大的*局骗**，就是试图说服我们，它们对网络欺凌无能为力。
就电子取证而言，网络犯罪留下了大片的指纹。通过我命名的网络欺凌公式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识别受害者，还可以识别罪犯。
许多大数据“社交分析”工具，例如网上媒体监控（Brandwatch）、社交兄弟（SocialBro）或尼尔森社区（Nielsen Social），都是通过算法来确定或判断一些复杂的信息，比如推特用户的年龄、性别、政治倾向和教育水平。要创建一个算法来识别网上的*社会反**行为、欺凌或者骚扰，有多难？我的公式是这样的：d×c(i×f)=网络欺凌。
这个公式很简单：
我欺负你=方向（d）
*人贱**、讨厌、死=内容（c）
时间间隔（i）和频率（f）=升级
我主动与帕洛阿托的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将艾肯（Aiken）算法应用到在线交流中。为了开发内容（c）数据库，我打算在全国征集内容。只要曾经收到过可恨的欺凌信息，就可以转发到我们的数据存储库。通过这种方式，网络欺凌的受害者成为解决方案强有力的支持者，帮助解决这个丑恶但可以解决的大数据突出问题。我们需要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设置，在网络欺凌事件的过程中，这个算法可以自动检测事件的升级情况，向受害者发送电子联络信息：“你受到了欺凌，需要寻求帮助。”同时还可以把警报发送给家长或监护人，告诉他们出了问题，并鼓励他们与孩子谈心。
这个设计有两个好处：第一，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汇报筛选，使网络欺凌的大数据问题得到有效处理；第二，不会侵犯孩子的隐私。家长不需要看到内容，只会在出了问题时收到提醒。我知道有人会对监视发表强烈抗议，但我们是在讨论未成年人，我们谈论的是在家长同意的情况下的一个可选解决方案。
最后，这个算法还能体现网络骚扰未成年人事件中司法管辖的具体规定，并且量化、提供犯罪证据。终有一天，它还可以对网络欺凌行为实施电子阻挠。这种阻挠就是网络心理学家所说的“在线地位和权威的最小化”。我们可以告诉年轻人，他们在网络空间的行为会带来严重后果。
这是针对21世纪的问题制定的一个21世纪的解决方案。
在线丑陋行径已经成为一种被大家广泛接受，而且大多数人都曾目睹过的现象。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开展的互联网和美国生活（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研究显示，大多数社交媒体的成人用户说，他们“在社交网站见到过对他人刻薄、残忍的人”。在网络空间，残酷的事情可能会变成一项竞争体育，发出的帖子会很快从冷嘲热讽升级到施虐。嫉妒是这种行为的推手，而目标往往是名人。早期社交媒体的受害者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花了10年时间才摆脱羞辱经历带来的阴影。演员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25岁的女儿塞尔达·威廉姆斯（Zelda Williams）在父亲死后陷入了难以想象的恶毒推文的包围。为此，她注销了自己的推特账户。
同年，美国棒球传奇人物柯特·席林（Curt Schilling）因为女儿加贝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推特上表达了作为父亲的骄傲。但庆祝的心情演变成了恶心，因为推特的“恶意破坏者”发布了关于17岁的加贝的一些色情帖子。席林做了一件其他几百万的父亲只能在梦里做的事情：他通过自己的声望和广受欢迎的博客，追踪到了9个发送恶意、充满性别歧视评论的人，并且让他们丢了工作或离开了运动队。
如果年轻人都会被在线攻击摧残至此，那么儿童会怎样呢？
“恶意破坏者”指的是带有恶意的人，在网上寻找毫无戒心、可以欺骗和戏弄的对象。在他们看来，虐待性地戏弄和嘲笑儿童和青少年是一种让人恶心的娱乐。他们通常到网络游戏网站里寻找那些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与网上遇到的人一边交流一边玩游戏的6岁儿童。他们在《侠盗猎车手》（人们亲切地称其为GTA）这样的流行多人在线游戏里玩，希望可以赢得这些毫无戒心的孩子的信任，然后戏弄他们，让其崩溃。为了寻求刺激，还会记录他们的谈话，然后在网上发布。孩子承受着来自不同层面的伤害，更不用说，让他们接触到了一些病态的陌生人，被其操纵、取笑他们的天真。
网络聊天室里的大象
但是，我们还需要深入探讨一下欧盟开展的综合研究。研究人员问孩子：会不会因为在网上看到的某些事情感到烦恼或伤心，或者知不知道有朋友因为某些事情感到困扰。
烦恼是用来形容某件事“让你觉得不舒适、难过，或者让你觉得自己不应该看”的。根据要求，孩子们要用自己的话来描述哪些东西让他们觉得烦恼。
反馈回来的烦恼将近1万条。这些描述五花八门，而且不同年龄的儿童描述的烦恼千差万别。幼童担心的是内容，比如，他们曾经看过一些只适合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担心行为和联系。换句话说，让他们困扰的是在网上做过或看见过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行为），不知道自己在网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联系）。
研究人员对这些烦恼进行了整理，按照内容把烦恼分成不同的类别。通常，让女孩烦恼的是曾经在网上认识或者即将认识的陌生人，让男孩烦恼的是他们见过的*力暴**行为。男孩和女孩的共同烦恼是他们在网络视频共享网站上看到的内容，例如*力暴**场景、色情场景，以及其他的不当内容。男孩和女孩还曾经在网上的其他地方见到过真正的*力暴**——血腥、残忍的*力暴**侵害，以及小说中的攻击性*力暴**侵害，尤其是针对动物或其他孩子的。
好了，让我们暂停一下。孩子观看针对儿童的*力暴**侵害？是的，你没看错。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传到网上。只要论坛或网站启用了视频分享功能就可以上传。有些网站会对内容进行监控，但通常会有一个潜伏期或危险期，这时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因为没有被监控到，所以还没来得及撤下来。
观看针对成年人或动物的*力暴**侵害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孩子看到了施加在其他孩子身上的*力暴**侵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1993年，两岁的英国男孩杰米·巴尔戈（Jamie Bulger）在一个购物中心被两个10岁的男孩绑架。当时，杰米的母亲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在折磨了杰米后杀害了他。后来，杰米残缺的尸体在几千米远的地方被找到了。这个案例就是儿童在观看了*力暴**侵害后实施的*力暴**侵害。据报道，这两个男孩之前观看了一些恐怖视频，具体来说就是1991年的电影《孩子的游戏3》（Child’s Play 3），然后就一直在积极寻找可以供他们折磨的幼童。据说，这两个男孩不仅策划了杰米的死亡，甚至还模仿了电影中的一些*力暴**行径。虽然这起可怕的悲*案惨**件发生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让我们继续讨论之前的研究：什么样的网上内容会让8~12岁的孩子烦恼？最让他们烦心的是什么？
他们看过的色情内容。
是的，这是最常见的困扰。这个研究验证了这个说法，5%的9~10岁的儿童在网上见过色情图片。换句话说，他们在8~9岁时就看过了。
色情，是网络空间的大象。我们谈论的不只是裸体，还有成人色情，以及让人不安、侵入性或赤裸裸的不当色情。
难道我们还需要研究才会知道吗？难道我们需要*退倒**到历史上的某个时刻，询问孩子色情内容会不会困扰他们，才会知道色情是8~12岁的儿童不宜的吗？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可怕的道德盲区。
虽然我相信实证科学，尊重在反映现实的精准研究中所做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但在涉及网络色情对发育中孩子的影响时，我不敢确定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开展详细的研究，提供最有权威的结果和信息。即使我们有时间研究，也不可能做。因为在研究中，把明知有害的内容暴露在孩子面前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一无所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知道具体的答案。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无能为力？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提出了认知失调的理论。我们之所以感到紧张、内心在挣扎、心里不痛快，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或观念与世界产生了冲突。这时就会出现认知失调。为了寻求内心的和谐，我们决定（无意识地）关注冲突以外的事情。这可能是个不理性的异常行为。我认为，网络空间的大象反映的就是社会认知失调。就是说，互联网上对社会有益和不利的影响，我们都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感到矛盾，我们选择忽视不利的影响。技术帮助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了减少紧张感和内心的挣扎，我们专注于互联网带来的所有好东西：无线上网技术、连接性、便利、提高社会地位的有趣的小玩意儿。于是，我们决定忽视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旁观者效应也能解释得通。我们都在见证针对无辜者的罪行。难道是网络上人群的规模，让我们每个人选择视而不见的吗？
探索时代
想象一下，一个9岁的孩子在711便利店（或者任何一家因为很方便，城市居民都知道、依赖的普通便利店）里四处游荡。在日本，这样的便利店叫全家（FamilyMart）。在挪威，叫纳威森（Narvesen）。在便利店里，你可以取钱，购买牛奶、能量棒、鸡蛋、果汁、报纸和普通的咖啡。
糖果挤满了整条过道。另一条过道是杂志。
你小的时候，可能曾经和你的朋友或父母去过便利店。你不仅站着，往糖果过道那边张望，还可能随意翻阅过一些杂志：《户外》（Outside）、《电脑世界》（PC World）、《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新闻周刊》（Newsweek）、《17岁》（Seventeen）或封面奢靡的《时尚杂志》（Cosmopolitan）。
一个9岁的孩子对成年人的事情很感兴趣。虽然他们可能仍然相信圣诞老人和童话故事，但是他们对成人世界也很好奇。成人的世界既让他们觉得害怕，又很有诱惑力。
心理学家一致认为，探索是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健康行为。在情感上，一个9岁孩子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在逐渐形成，开始远离家庭和父母，与学校的同龄人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通常通过比较他人评估自我价值、形成“自我概念”和自尊。
在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习俗中，哪些内容适合孩子观看都有自己的规定，但总的来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成人内容（语言和影像）都是儿童不宜的。这方面的习俗，通常由政府以某种方式，经过起草、通过、修改、几十年的磨合，最后制定成了法律文书。
为了不让人看见《阁楼杂志》（Penthouse）、《好色客》（Hustler）、《花花公子》（Playboy）这些成人杂志的封面，便利店会用一层不透明的布或彩色塑料布盖在上面。它们还可能被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在网飞公司和点播视频（On Demand）出现之前，视频商店摆放成人电影的另一个房间是禁止孩子进入的。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一个9岁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有成人杂志，或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即使他们知道了地方，也不容易买到。现在，再想象一下，一个9岁的孩子坐在电脑前，可能与一群朋友在一起，但更有可能不是。
家长会随时警惕出现在城市便利店里的孩子，密切关注他们。但在家里，他们的警惕性不是很高。在家里有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在网上搜索几秒钟，孩子就可以接触到成人世界，感受着各方面的冲击。有的可能会让他们不安，或者用欧盟研究报告的用词，“困扰他们”。这时，他们可能因为担心会有麻烦，或更严重的是电子设备被没收，所以不愿意告诉父母。
这个问题与把《花花公子》杂志藏在床底下不能相提并论。杂志里的图像可能一共只有60张或更少，所以不是太严重（相对而言）。过去翻看一页杂志的时间，今天可以在成千上万的网站上浏览数百万张图像。量化网上的内容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根据网络过滤评论（Internet Filter Review）的数据（不断更新调查结果），在2016年初，色情网站一共有420万个，每天有6800万个色情搜索请求，占所有搜索的1/4。这些内容太流行，访问到的可能性太大，所以难以避免。
有些社会科学家甚至推测，人类对色情的入迷和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设计。2014年《时尚杂志》在调查4000名成年男性时发现，30%的人每天看色情内容。鉴于沉迷于色情内容的人太多，我们不得不把这种行为看成是相对正常的成年人的一种兴趣。
那么你凭什么认为，孩子们没有看这些内容？
我有时在想，家长是不是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潜在的威胁，色情会影响儿童的成长。迈克尔·濑户是这样描述的：这可能是一次最没有监管的社会实验。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很乐意在网上讨论被美化的女性照片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年轻女孩产生的影响，因为年轻女孩往往通过对比明星的照片美化之后的假外表来评价自己。社会上不仅在探讨脑震荡对踢足球的青少年的影响（尽管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还在讨论和修改允许开车、喝酒、在联邦和州选举中投票、参军和结婚的合适年龄。
然而，社会并没有准备好这样的讨论：成年*行为性**中露骨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图像对发育中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
虽然在调查中，许多家长都表示对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很担心，但令我非常不安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在担心。例如，在英国，在一张担心列表中（儿童访问色情内容或分享自己编写的色情短信也包括在内），让幼童的家长选择一个他们在数字时代抚养孩子最担心的事情时，有15%的人表示，不，他们并不担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多达11%的受访家长居然表示，他们担心5岁以下孩子的技术技能会超过自己。不用说也知道，如果你的技术技能比不上一个5岁的孩子，你在网上如何保护他们？80%的家长觉得他们掌握的网络知识不足以保证自己三四岁孩子的网络安全。5~7岁儿童的家长，以及8~11岁儿童的家长也有这种情况。
孩子们都很好奇。如果他们对网上的东西很好奇，就会想方设法去看看，并且与其他孩子分享。年龄稍大的孩子（12岁以上）有抵御诱惑的自控力，可以自觉抵御令人不安的东西的诱惑。但对于幼童，由于他们正处于发育期，还不能抵御诱惑，这就需要家长加以控制，这正是我们即将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
家长失去控制
经常有人问我，在各种家长控制方法中，哪些最好？他们真的有效吗？与购买杀毒软件一样，购买家长控制软件不仅让人困惑，还很昂贵。每月需要续费、更新，偶尔还会有漏洞。这样的产品琳琅满目，在网上还有消费者和家长的评分评价。
对于那些擅长研究、寻找最佳选择的能干的家长，我并不担心。那些负担过重，没有时间、金钱、耐心或没有能力寻找最佳选择，又不会安装软件的家长，才是我最担心的人。即使安装了软件，家长控制也只是给人一种安全的假象，欺骗天真的家长放松警惕。许多精通技术的孩子有很多摆脱家长控制的手段，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真想给孩子一个警告，只需上网通过谷歌搜索一下“摆脱家长控制的方法”，结果会超过100万条。这是知识民主化的终极表现形式。
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新社交媒体网站（我不愿提及它们的名字，因为当你读本书时，又会有新的网站）不断涌现，仔细地观察、研究和监控儿童在线访问的内容，只会变得难上加难。
但便携式电子设备（互联网个性化使用）的扩散产生的影响才是最大的，因为家长不可能在孩子身后监视，不可能把孩子限制在家里的房间或公共活动区域上网。在过去的研究中，电视和电子设备上的内容是单独的研究对象。而现在，这些内容显然合而为一了。孩子可以在电脑和移动设备上观看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共享网站上的视频。现在，至少把家长控制软件安装在大多数的手机浏览器和平板电脑中。可以在网上听音乐和上网浏览的苹果iPod Touch（多媒体便携娱乐设备）已推出很多年，却一直没有开发出一个家长控制软件，别忘了，这个小型便携设备的最大消费群体就是中学阶段的孩子。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在此之前，已经售出数百万台iPod Touch。
据说，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自己的家里严格限制使用屏幕。硅谷那些最了解技术的家长对自己孩子访问互联网的控制似乎是最严格的。但是，即使作为家长的你相信自己购买的家庭和移动过滤软件的效果很好，但当你的孩子去朋友的家里时，会发生什么呢？
许多家长干脆放任不管。研究显示，家长们被技术打败了，觉得自己跟不上网络加速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由于家长关注受限、缺乏相关的技术知识、没有时间，孩子们一定会充分利用这些因素，找到上网机会。研究显示，很大一部分孩子会“背着家长参与有风险的，而且有时违法的活动”。
为了帮助家长，英国政府要求独立的机构通信管理局提供对上网孩子的生活予以适当监控的建议。因为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家庭中，5%的小孩在上网时没人监控。
有个专家小组想出了4种保护上网儿童的方法：
1.使用家长控制软件、内容过滤、个人安全（PIN）密码或安全搜索等技术干预手段，只允许搜索适龄网站。
2.定期与孩子谈论在线风险管理。
3.制定网络访问和使用的规则或限制。
4.在孩子上网时予以监督。
事实证明，5~15岁孩子的家庭只有1/3提供了所有4种形式的干预。我能猜到为什么——这是一份全职工作！
除每周工作40小时，在喂养、穿衣和照顾家庭的同时，还希望家长全部做到这些事情，怎么可能？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数据。但总体来说，在孩子大一点（超过12岁）的家庭中，有1/10左右的家庭没有限制或监控。
作为刑事科学专家，我认为漫无目的的猜测是一场赌博。在我研究的领域中，有一个名叫“第21个场景”的著名案例，说的就是这个问题。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组织者在为所有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做准备时，请来了联邦德国心理学家格奥尔格·西贝尔（Georg Sieber），设想各种糟糕的场景，帮助准备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
西贝尔提出了26种可能的场景。第21个场景描述的是：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分子侵入以色列代表团的驻地，劫持并杀死人质，要求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但在奥运会组织者看来，这个场景和西贝尔提出的其他场景，似乎言过其实，非常不切实际，因为太黑暗、太消极了。毕竟，1972年奥运会的官方口号是：Die Heiteren Spiele，翻译过来就是“欢乐的盛会”。组织者甚至认为，西贝尔提出的可怕设想可能会摧毁组委会所倡导的欢乐的、无忧无虑的氛围。
离奇的是，第21个场景变成了现实。在奥运会期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一名德国保安被杀害了。“欢乐的盛会”到此为止。这句话变成了一句残酷的提醒：抱最大的希望，并不能阻止最糟糕的事情发生。
现实是：当风险不大时（想起来就不愉快），忽略风险的愿望往往非常强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类必须日复一日，继续生活，尽管我们会面临各种风险，不管是车祸、盗窃、恐怖袭击，还是拿着短柄斧的某个连环杀手闯入了你的卧室。但在法律、政府规定和技术的帮助下，我们面临的风险在逐年减少。我们的汽车配备了警报器、气囊和更好的安全带。虽然每年都会发生飞机坠毁事件，但数量总体上在减少。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谋杀率也在降低。警方通过DNA检测和先进的技术，提高了追踪嫌疑人的能力，从而使得他们带来的威胁逐渐减少。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不禁同情西贝尔。对网络空间自由的渴望，不愿意思考网络空间的真正缺点，导致一些家长忽视孩子上网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就像慕尼黑奥运会的组织者因为认知失调，拒绝增加安全保卫力度，或拒绝认真对待第21个场景，因为该场景与他们提出的轻松、有趣的奥运会宗旨截然相反。实际的危险程度是否就意味着你不必为此做准备，或者和孩子讨论这些困难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的工作是，对潜在的风险有了真正的了解和准确的信息之后，睁大眼睛，充分发挥想象力，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在风险评估中，我们经常说“从灾难着手，回溯工作思路”。
在网上，可供探索的、缺乏监管和儿童不宜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接触到这些内容的儿童数量每小时都在增加。这种升级情况，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网络摄像头中的*交性**易
“亲爱的”（Sweetie）是个好玩的10岁菲律宾女孩，长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闪闪发亮的头发长至下巴。“你好，我的名字叫‘亲爱的’”。她通过网络摄像头，用单调且有口音的英语向新朋友打招呼。
在网上，“亲爱的”可以为了钱，通过网络摄像头*爱做**。摄像头中的*交性**易业务之所以日益增长，部分原因在于，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性犯罪者非常警惕。结果就造成了发达国家的男性付钱，让贫困国家中坐在电脑摄像头前的成千上万名儿童表演*行为性**，或者让他们观看付钱的男性表演*行为性**。
“亲爱的”开始在网络空间与陌生人交往，两个半月里一共吸引了来自71个不同国家的1000名*艳猎**者。但是，在你为这个悲惨故事感到悲哀时，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亲爱的”不是真人。她是个交互式三维计算机模型，看上去、听起来和感觉上，就像一个真正的10岁菲律宾女孩。她是蕾姆兹（Lemz）广告公司为国际儿童权利组织Terre des Hommes荷兰分部开发的。开发“亲爱的”这个计算机模型的目的是辨别儿童色情*艳猎**者的身份，并将身份信息移交给执法机构。Terre des Hommes的数据显示，不管在什么时间，全世界在网上寻找儿童色情的*艳猎**者人数大约有75万人。
“‘亲爱的’上线的那一刻，我们被淹没了，像雪崩一样。”时任国际儿童权利组织的特别项目主任汉斯·格威特（Hans Guyt）说。
菲律宾政府估计，在菲律宾，被迫从事网络摄像头*交性**易的儿童多达10万名。开发像“亲爱的”这样的虚拟人物吸引*艳猎**者，从某些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是一种圈套，所以这种做法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为了阻止滥用网络和网络摄像头*交性**易的升级，许多国家，比如菲律宾，正在修改自己的法律。
对儿童感兴趣的性变态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内容违法者和接触违法者。前者在寻找有关儿童的内容或图像，而后者在寻求与孩子有身体上的接触。互联网为这两类违法行为都提供了帮助。如何帮助的？
在过去，一个接触违法者要想与儿童发生性关系，就不得不飞到菲律宾和泰国。现在，他们常常通过访问一些论坛和网站，在网上寻找目标。恋童癖者会在那里共享信息，体现他们之间的友情。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带来的恶劣行径。
“真正有病理特征的人会通过网络空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强化他们的病理特征。”约翰·舒勒在《数字时代的心理学：人类变成电子人》（Psychology of the Digital Age: Humans Become Electric）一书中写道。正如在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在线行为的计数也会发挥作用。由于在线联合和升级效应，在网络新环境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比比皆是，造成了异常行为的社会化、常态化。再加上网络去抑制效应和匿名性的影响，一个有恋童癖倾向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这种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控制。此外，有犯罪意图的人也更容易寻找到受害者。
以前，收集儿童淫秽图像的滥用者会把图像放进盒子里，藏在阁楼上。而现在，可供这些人使用的材料正在迅速增加，因为手机和电脑都可以轻松地拍摄数字图像，然后发送或发布到网上。“儿童色情”是个法律术语，儿童权益倡导者喜欢用“虐待儿童材料”（CAM）一词，因为这个词排除了儿童同意，或与成人有友好性关系的任何暗示。10年前，美国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NCMEC）收到的图片只有几千张。但仅2012年，该中心就收到了近2000万张图片。截至2016年，在该中心的儿童受害者识别处的档案中，图片的数量已经达到1.39亿张。在评估图像样本时，该中心发现，有70%的图片属于儿童色情，16%为在线诱惑，14%属于自拍。换句话说，这些照片是自拍照，或者色情短信息。
有趣的是，罪犯的常规心理侧写发生了改变。我怀疑这也与技术有关。在过去10年里，出现了一些年轻的网络罪犯。一些报告显示，18岁以下的网络罪犯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是什么造成的呢？访问色情网站与这个现象有没有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成年网络环境对儿童有没有影响？
2010年，我与国际刑警组织副主任迈克尔·“米克”·莫兰（Michael“Mick”Moran）合作撰写网络儿童虐待的论文。在研究网络儿童虐待材料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条有趣的信息。据一些接触违法者和网络违法者说，他们在儿童早期就曾经有过不当*行为性**。单单这个现象，就足以让我对儿童在网上观看成人内容给予高度关注。因为我认为，观看儿童不宜内容本身就足以构成“早期不当*行为性**”。如果是这样，结局可能会很惨。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需要停下来，认真思考这种现象。
在介绍完这个难题的阴暗面后，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介绍一些好消息了。近年来，在打击恋童癖的过程中，“亲爱的”并不是唯一聪明的进展。现在，技术带来的变态行为越来越依靠技术本身来解决。
每一张图片都是犯罪现场
三年来，国际刑警组织一直在全力抓捕一名恋童癖者。他在网上发布了200多张照片，都是他在性侵12个不同的男孩时拍摄的。他们的年龄从十三四岁的青少年（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到年仅6岁的儿童不等。从男孩的外貌特性和图像内容的分析来看，这些罪行似乎发生在东南亚。
对于这位恋童癖者来说，发布照片是个大胆的举动。此外，在每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中，男人的面部经过数字特效处理后变得扭曲，难以辨认，给他的身份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2007年，“米克”·莫兰还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名侦探，在侵犯儿童犯罪处工作，参与了这次调查。他个子高大，说话直来直去，擅长交际，曾经就职于爱尔兰卫队。在儿童*艳猎**者的抓捕工作中，他不屈不挠，穷追不舍。我和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他邀请我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专家小组的研究工作。对于儿童或未成年人淫秽图片，他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每一张图片都是一个犯罪现场。”
你知道刑事科学专家在犯罪现场是如何筛查并找到证据的吗？为了侦破案件，莫兰的团队会对虐待儿童的图片进行一番深入彻底的分析。所以当国际刑警组织让他负责调查这些面部“扭曲”的网上恋童癖者的照片时，莫兰把图片发到了一家德国实验室，利用先进的技术恢复罪犯脸部的特征。
一场前所未见的全球追捕行动迅速拉开了帷幕。在国际刑警组织向全球发出追捕请求后的几天时间里，收到的公众线报就有近350条，在三个大洲就有5条确切线索，其中包括*艳猎**者家人的指认。最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代课教师克里斯托弗·保罗·尼尔（Christopher Paul Neil）被确认为嫌疑人。他曾经在新斯科舍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加拿大皇家空军担任学员牧师和辅导员。后来，尼尔放弃了神职学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移居亚洲，在那里教了5年的英语。
尼尔本来在韩国工作，但搜捕行动开始后，他逃到了曼谷。“我知道泰国当局，”莫兰告诉媒体，“我知道这个地区所有国家（柬埔寨、越南、泰国）都在密切关注这次行动。”在边境管控完全就位和各方的通力合作下，泰国警方找到并逮捕了尼尔。
国际刑警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行动是“对恋童癖者发出的一次警告。有了互联网的帮助和公众的愤怒，恋童癖者将无处藏身”。最后，将尼尔绳之以法的，正是他公布自己罪行的技术。
“我们也在利用互联网传递消息，这是个莫大的讽刺。”莫兰说。
事实是，技术虽然能给恋童癖者和其他性变态者带来便利，但带给我们希望的，是全世界的执法人员的决心和奉献。他们跟莫兰和我在工作中见过的许多人一样，都在全力阻止网络虐童行为升级。在创新技术的帮助下，再加上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的刑事科学儿科医生莎朗·库珀（Sharon Cooper）这些仁人志士的鼓舞，以及国际儿童权利组织富有创意的义务警员、其他致力于拯救儿童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通力合作，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阻止更多的恋童癖者和推销虐待儿童材料的其他*艳猎**者。只有用我们的智慧打败儿童*艳猎**者，这个阴暗的世界才会有值得大家开心的事情。
虽然这个义务警员的计算机模型一定可以走得很远，但它为南威尔士的儿科医生带来了不幸，他的房子被破坏者画满涂鸦。
警方证实，这次袭击是由于人们混淆了恋童癖（pedophile）和儿科医生（pediatrician）这两个词。
所以义务警员，请注意一下你的拼写。
电子弗兰肯斯坦
人类文明积累的所有知识都可以通过使用谷歌、必应（Bing）、雅虎和其他搜索引擎找到。很快，有历史记载以来，出版的所有书籍也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研究和自学的潜力不可限量。
但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即使是对8~12岁的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尽管美国的一项研究报告声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经常用谷歌搜索。
问题的关键在于搜索算法。设计这些算法的目的，是让最常见的搜索短语快速地显示出来。因为极端的内容和可怕的场景总会吸引大多数成年人的眼球，所以会最快显示出来（不管搜索者的年纪），耸人听闻的信息总会非常流行。
所以只要一个10岁的女孩坐在电脑前，在空白的搜索框中开心地输入一个词，然后按下“回车”，就立即开始了与机器智能的交流。这时，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既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好奇心太重，进入了一个儿童不宜网站。搜索结果列表的内容让一个小孩真的难以抗拒。不同网站的访问量，包括问题网站在内的访问量，有一半是通过口碑产生的，不管是在学校里或在操场上，还是在网上。你不必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或儿童发展专家也会知道，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分享儿童不宜网站的名字，相互挑战，然后访问这些网站。
帮助这个10岁女孩搜索的这种技术尽管很聪明，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为一个10岁的儿童提供大量的信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并没有给予与孩子交互的机器或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足够的重视。如果机器伤害了人，该由谁来负责？是行业、技术的设计师，还是机器的主人？（第一起记录在案的由机器人造成的死亡发生在1979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流水线工人被机器人的手臂撞倒，当场死亡。）
这让我想起了1931年的经典电影《弗兰肯斯坦》里的一幕。怪物与一个在湖边摘花的小女孩成了朋友。整件事看起来很温馨，直到怪物把女孩扔进了水里，女孩淹死了。
因为对工业化感到迷惑和恐惧，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撰写了小说《弗兰肯斯坦》。她在预测，科学在未来会带来什么。与几十本纪实作品的描述相比，这部小说更加充分地展示、说明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转变。这本书完美地展示了小说的力量。雪莱有没有想过，搜索算法是如何让机器智能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在线搜索——这个电子弗兰肯斯坦怪物，是在什么地方抓住小女孩的？在参加了爱尔兰的一个咨询小组，为互联网管理提供指导时，我需要研究一下网络提供的那些儿童可以轻松访问的、合法但儿童不宜的内容。相信我，这些内容大大超出了色情和极端*力暴**的范围。
实际上，以斗酒游戏的方式促使人吸毒和酗酒的网站非常容易找到。始于澳大利亚的吹啤酒挑战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非常令人担忧。2014年，这种娱乐方式迅速席卷了世界上其他一些社交媒体。在其他网站上，还有一些充满了浓浓敌意的攻击*行为性**：种族歧视、仇恨言论、反同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态度或表达极端的政治观点和激进的尝试。别忘了，还有支持厌食和暴食的网站（因为非常受欢迎，甚至还出现了俚语缩写“pro-ana”和“pro-mia”），积极鼓励把危及生命的进食障碍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更糟糕的是，还有许多自残（割伤）和自杀的网站以年轻人为目标，为他们提供论坛，帮助他们认识其他自残的孩子，使这种行为得到强化和常态化。
想象一下，我们10岁的女孩发现了这些网站中的一个。也许她在学校里和电视上听到过许多关于肥胖的介绍。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是这个话题的积极推动者。在过去的几年里，肥胖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10岁女孩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考自己——思考自己与学校其他女孩的关系。她会把自己与在网上、杂志上和电视上见到的女孩进行比较。她知道自己有一点儿胖，因为她的姑姑和奶奶总是掐着她苹果般的脸庞这样说。她胖吗？她可能会为此担心，于是她输入“瘦”这个词，几秒钟后就会找到支持厌食和暴食网站的链接（有时称为“励瘦”）。
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了儿童观看适龄的电视内容的重要性。适龄节目和课程对幼儿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如果内容不合适，就会有负面影响。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曾经说过，研究色情或*力暴**对孩子的影响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让未成年人参与这样的实验是违反道德的。但是，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孩子的上网经历，从调查结果中得出相应的结论。2015年，在英国进行的儿童帮助热线的调查报告显示，12~13岁儿童中有1/10的人“担心自己可能会沉迷色情”；12~17岁的人中有1/5的人说他们看到色情图片时感到震惊或心烦。令人不安的是，12%的人说他们参与过或制作过一部色情视频。
最近，爱丽丝·汤姆森（Alice Thomson）在《伦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强调，赤裸裸的色情内容无处不在，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一个名叫色情中心（Porn Hub）的网站上的视频在2015年被观看了870亿次，也就是说，全球人均观看了12部视频。汤姆森指出，因为色情作品随处可见，人们（甚至是儿童）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会造成性侵犯案件的泛滥，警方对此疲于应付。2016年，犹他州州长加里·赫伯特（Gary Herbert）签署的一项决议声称，色情在网上的盛行和简单的访问方式带来了“公共健康危机”。这是个社会危机。
为了从搜索和社交媒体网站上删除斩首、酷刑、强奸和虐待儿童的图像，这些网站还专门雇用了一些网络内容版主。据他们说，工作时看到的内容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情绪，让他们产生了失眠、焦虑、抑郁、反复做噩梦的问题。这些不良影响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的症状非常相似。《犯罪现场调查：网络》（第二季）有专门的一集呈现这些不良影响。这集名叫“五宗罪”，指的是社交媒体公司花钱雇人删除的五种内容：仇恨言论、色情、*力暴**、*品毒**、恶意破坏。让我不安的是，这些版主成了极端内容的人工过滤器，这个领域急需技术解决方案。
除了版主和那些致命的罪孽，我们都知道，互联网上的问题材料五花八门。家长直接告诉孩子不要到网上去探索，这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吗？我不这么认为。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69%的年轻人承认曾经背着家长上过网。
拥有秘密对孩子来说很正常。监听和监视他们的在线生活——趁孩子不在的时候，打开他的手机，阅读短信，或查看他们的社交媒体活动——才是个真正的问题。研究表明，如果家长专横，孩子的行事只会变得更加隐秘。根据研究，更糟的事情是，如果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管控过度的家长是他们寻求帮助的最后人选。换句话说，要保持警惕，但别当义务警员。
在现实生活中，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你对一个孩子说：“看见山上那座可怕的房子了吗？不要去那儿，不安全。”他们想要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
10年来，网络信息安全教育从根本上告诉孩子们，互联网不安全，所以互联网才会超级诱人。在2010年和2014年开展的两项研究之间的短短4年里，欧洲国家研究了儿童的网上行为。结果表明，随着使用平板电脑和台式电脑的儿童越来越多，他们已经成为互联网的普通用户。11~16岁的青少年很有可能会收到憎恨消息，很有可能会接触到网络欺凌、自残和支持厌食的网站。
如果这种现象不断升级，就可能会遇上更多网上悲剧和有害经历。但经过努力，这种升级趋势已经得到了缓和。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欧洲的儿童和青少年与网上未曾谋面的人取得联系的可能性变小了。这可能表明，学校举办的宣传在网络环境中认识陌生人的危害的各种活动和*会集**，发挥了作用。这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艳猎**者就在你家里
一个10岁男孩因为非常在乎朋友对他的看法，所以会通过访问一些*力暴**或色情网站，向朋友汇报他看到或听到的内容，来提高自己在同龄人中的声望。2012年，在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中心（NSPCC）的报告中，小男孩说，到学校时，如果手机里赤裸裸的色情图片只是“普通”类型，就不会显得酷。但是如果一个男孩有一张原创图片，比如展示自己年轻女友乳房的照片，就会很酷，而且他也会因此显得很酷。
小男孩自己制作“原创内容”的现象，让我在阅读研究资料时停了下来。也许在你看来，男孩分享色情照片没什么大不了。男孩就是男孩，是吧？但事实上，这种行为让我联想起了其他一些更加令人不安的行为。
几年前，在撰写网上儿童性犯罪者的论文时，我发现罪犯的等级制度或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就网上儿童性犯罪者而言，进入更高水平“未对外开放”的虐待儿童材料的交易群体的代价，就是拍摄一张原创的儿童不雅照片，以向其他罪犯证明你不是执法人员。这张照片还可以证明，你可以接近受害者和接触到原创内容。现在，非常令人担忧的是，年轻男孩似乎参与过类似的行为。
看到发展的轨迹了吗？看到网络规范是如何转变的了吗？如果男孩交易的是《花花公子》兔女郎的形象，看起来似乎很天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吗？现在，他们把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学校的女同学和邻家女孩的裸体与挑逗动作拍成图片，用来交易。这些孩子在制作与传播他们自己和同龄人的色情图片。
在现实世界，孩子有真正的父母、祖父母、照顾者、年长的哥哥姐姐、老师、邻居、朋友和警察来捍卫并保护他们的权利，社区的成年人也会照顾他们。但在网络空间很少有（如果有）这样看得见的权威。在孩子眼里，这里基本没有人负责。不幸的是，真的没人负责。
当10岁的男孩从学校回家，在电脑上参加了受男孩欢迎的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时，就会出现问题。这些游戏是针对青少年和成年人开发的，但正因为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年幼的孩子眼里，这些游戏才会让他们更加兴奋。而且每年新推出的游戏太多了，家长很难分辨哪些游戏的内容适合儿童，哪些不适合。
多人游戏的文化非常强烈。这些游戏粉丝的疯狂程度可以形成一个拥有自己的社会规则和俚语的亚文化。“磨”这个术语指的是在线游戏中所有重复的、耗时的行为，而“捣乱者”指的是故意引起愤怒、烦恼和其他情绪的玩家。如何邀请新成员加入冒险聚会、如何分配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何与新的团队一起玩，都有一定的行为规范。
由于多人游戏以枪击和*力暴**为主，对年轻男性特别有吸引力，所以参与者主要是男孩。但4~12岁的男孩往往很脆弱，尤其是在想要利用他们的人的眼里。男孩在13岁时经常与网上的陌生人一起玩*力暴**射击游戏，有时与相同的陌生人在一起反复玩。很有可能，这些人不仅仅为了玩游戏。
我在网络行为分析领域从事刑事科学工作，其中的一项工作是，根据现有的电子证据创建或构建虚拟个人资料。就像刑事科学心理学家格奥尔格为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设想不同场景一样，我在网上寻找各种可能。我是心理侧写师，但问题是，*艳猎**者也是心理侧写师。
我在使用“*艳猎**者”这个词的时候，并不会把范围缩小到恋童癖者，可能还包括有其他动机的人：利益、敲诈勒索或政治激进人士。所有这些*艳猎**者都有相同的作案手法。他们先寻找到受害者，试图赢得和建立信任，然后利用受害者。
一个10岁男孩在玩网络游戏时，会在网络空间留下大量的信息，即使他听从了家长的建议，没有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姓名、年龄或任何其他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上交流时，即使没有使用网络摄像头，男孩的语气和音调以及使用的语言都可以准确地反映他的年龄。他的声音变粗了吗？口音和方言提供的信息会更多。玩游戏时不受家长打扰是另一条线索。家长允许他熬夜到多晚？这些信息说明家长究竟严厉还是宽容，至少在涉及互联网的使用上。男孩玩的方式也会告诉你家庭习惯和“生活模式”：什么时候吃晚饭、周末做什么、家长什么时候睡觉。这些信息有助于对儿童进行物理定位，也就是，发现他住在哪里。
*艳猎**者的警惕性非常高，特别是对家庭监管力度的任何信息。可以捕捉游戏中玩家语音的麦克风成了*艳猎**者在你家里的情报站。
如果*艳猎**者经常和男孩一起玩游戏，就能分析出这个孩子居住在哪个城市。最后，他可以确定或估计孩子在社会上的孤立程度。如果*艳猎**者邀请男孩加入一个游戏团队或组成新的团队，他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孩子是否有朋友一直与他一起玩。这是确定孩子在社会上的孤立程度的另一种方法。如果这个孩子是个孤独的人，*艳猎**者很可能会更容易得手。至于男孩的情绪稳定性，可以通过他在游戏场景营造的压力下的反应，来测试他的韧性。男孩容易生气吗？反复无常吗？鲁莽吗？这些信息，*艳猎**者都可以通过游戏来获取。他还可以判断男孩是否独自在家，或者家长大概在什么时候出门。所有这些信息对于*艳猎**者来说，只需与孩子开始一对一的谈话，就能搜集到。
*艳猎**者只需对男孩过人的游戏技能说几句赞扬的话，给他提供支持团队，请他加入一个固定的团队，就可以影响男孩，慢慢引导他。
在多玩家在线游戏中，有时游戏中不止一个*艳猎**者，可能多达四五个，这种情况叫作“狼群”。当你的孩子被包围时，他们会假装彼此不认识，但是他们其实认识。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望向窗外，发现10岁的男孩在外面与2~4个你从未见过的成年男性一起玩球，难道你一点儿都不担心？你会不会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或把儿子叫回来？这就是网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可是你不太会担心，毕竟，儿子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安静地玩着游戏。他在家里很安全，对吧？
作为网络心理学家，我认为，正是因为缺乏有形的监督以及在线权威的缺失，才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不快、不当的自毁行为。我认为，这种网络效应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儿童和青少年的在线消极行为。
执法部门意识到了在线游戏网站的这些风险。在*力暴**的多人射击游戏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建立起友谊和忠诚。网络环境有欺骗和诱惑的能力，并且会吸引脆弱的人加入一些奇怪的社区。在网上，他们好像着了魔似的渴望被人接受。这时，你的孩子不仅会遇到陌生人，还会在在线去抑制效应的作用下，发现自己可以做一些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缺乏权威的环境特别容易影响8~12岁的儿童，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才开始形成，开始与同龄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同时慢慢脱离家庭和父母。随着他们的朋友和同学对他们的影响力加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感到适应环境带来的压力。现在，他们带着这种愿望来到网络空间，他们的所有行为在这里都会被放大、升级。同龄人的压力也会变得更大，即使这些人的身体并没有出现在网络上。有时甚至不是真正的同龄人。
当心瘦长鬼影
威斯康星州沃基肖市10岁的摩根·盖泽尔（Morgan Geyser）和艾妮莎·威尔（Anissa Weier）是专门分享恐怖故事的都市传说网（Creepypasta Wiki）的粉丝。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喜欢超自然的鬼故事、恐怖片，喜欢相互吓唬。《毛骨悚然的面食》（creepy pasta）是一个短篇恐怖故事，就是在外过夜时或篝火晚会上孩子们讲的那种故事。
互联网营造出来的身临其境的网络篝火晚会，可能比真正的篝火晚会更让人毛骨悚然。都市传说网站要求孩子们自己编写恐怖故事。交互性的帖子和评论给都市传说网站社区带来的活力，不仅可以烘托身临其境的氛围，还可以有力地刺激想象力。网站警告家长说，大部分的内容适合13岁及以上的人。但是哪一个10岁的女孩不想看一些适合13岁孩子的内容？
盖泽尔和威尔对名叫瘦长鬼影（Slender Man）的邪恶幽灵，以及在它周围一起成长的传奇人物非常痴迷。网上有瘦长鬼影的可怕“照片”和图像，以及“目击”瘦长鬼影的报告。瘦长鬼影又高又瘦，穿一袭黑色长袍，很像死亡使者。图片中的瘦长鬼影经常潜伏在森林里，跟在毫无戒心的儿童后面。据说，他一旦抓住孩子，就会把他们钉在树上，取下他们的器官，把他们逼疯。在现实中，瘦长鬼影这个形象是埃里克·克努森（Eric Knudsen）创作出来的。克努森住在佛罗里达，已结婚生子。2009年，一个名叫“可怕事物”（Something Awful）的网上论坛组织了一个图片制作大赛。为了能够在这次“超自然形象”设计大赛中获奖，克努森提交了自己创作的两张黑白图片。埃里克给图片上穿着黑色西装、看不见脸、喜欢跟踪儿童的高大怪物取名为瘦长鬼影。不久，这个形象就成了同类小说中的关注点，以及恐怖故事的主人公。
盖泽尔和威尔相信瘦长鬼影是真的。她们在下午、傍晚、周末的时间都泡在恐怖网站里，阅读帖子和评论，了解关于瘦长鬼影的最新“目击报告”。2014年初的一天，她们12岁了，于是决定成为他的“代言人”。她们相信，如果她们杀了人，就可以向瘦长鬼影证明自己的价值，瘦长鬼影就会出现。
经过几个月的策划，她们选择了一名12岁的同学当受害者。这个女孩一直把她们当作自己的朋友。她们用“露营”的借口，把同学吸引到了树林里，与她共度了一天一夜。之后，在玩捉迷藏游戏时，瘦长鬼影的代言人攻击了她。在刺中她的胳膊、腿和躯干19刀之后，代言人扬长而去。
不过，她并没有死，尽力爬到了附近的大道，躺在人行道上，黑色羊毛夹克已经被鲜血浸透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发现了她，拨打了911。
当被捕时，盖泽尔和威尔坦白的细节耸人听闻。这个事件立即成为全球新闻，激发了更多人对瘦长鬼影这个民间恐怖人物的兴趣。《新闻周刊》在报道中说：“现在，瘦长鬼影变成了清教中魔鬼形象的翻版，它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在这个技术占统治地位、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的世界，在我们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它带来的焦虑，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对于那些正在学会区分现实和幻想的年轻孩子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12岁女孩谋杀未遂的事件，出现得很频繁吗？2012年，在美国，有8514人因谋杀和非过失杀人被捕，其中只有一人是13岁以下的女孩。
“这件事为所有的家长敲响了警钟，”在新闻发布会上，沃基肖警察局局长罗素·杰克（Russell Jack）在一份声明中介绍了这次事件，“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里不但充满了各种信息、美轮美奂的教育和娱乐网站，而且充斥着阴暗和邪恶的事情。”
当我们阅读童话故事时，发现有的故事非常怪诞。神经生物学对这一传统现象的解释是，通过游戏和探索体验，可以激发大脑通路的发育。童话故事中包含一些重要的文化信息，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传递下来的。坐在篝火旁，孩子可能会迷失在可怕的故事里，极度恐惧。但很快，现实世界（朋友讲故事的声音，或孩子周围的环境——烟火、黑暗的天空、天上的星星）会提醒孩子，在故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但在网络环境中，这种情况不太可能，身临其境的氛围让幻想看起来非常真实。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瘦长鬼影谋杀未遂案是一个罕见的极端案例，但这个案件说明，人一旦在网络空间忘记了现实世界，会发生骇人听闻的悲惨结局。虚拟世界可以让人有真实感，甚至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一个人可能会失去道德的基石和是非之心。显然，女孩希望通过刺杀和伤害自己的朋友，来提高自己在网络世界的地位。但在威斯康星州法院，她们作为成年人接受了审判，现在成了现实世界的囚犯。
从技术上讲，女孩不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因为她们彼此早就认识。但显然，她们在相互自我激励，成为瘦长鬼影的激进追随者。女孩子尝试谋杀，非常罕见。由于她们在一起谈论犯罪计划以及如何实施，因此在她们眼里，谋杀行为变成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法院下令对盖泽尔进行了行为能力评估，最后，她被诊断患有早发性精神分裂症。2016年3月，美国HBO电视网在拍摄纪录片《当心瘦长鬼影》（Beware the Slenderman）时，对威斯康星州的杀人事件，以及孩子是如何被互联网上传播的信仰吸引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提出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互动媒体对精神疾病（像精神分裂症）易感人群的作用。在生物易感性与个人接触到的环境相互作用下，易感人群很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
儿童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为了被他人接受，儿童能够感觉到参与团体活动的压力。在网络空间的已知因素——放大、升级、在线去抑制化的综合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来自同龄人的压力会变得更强，群体行为会变得更极端。不迎合环境可能需要更大的信心、自我认知和勇气，而这些，大多数8~12岁的孩子都不具备。
最好的方法是培养韧性吗？
多年以来，在欧洲，良好家庭教育的目标一直是培养孩子的韧性。也就是说，不要庇护、过度保护孩子，相信孩子自己能够找到立足点、力量和应对办法，他们需要体验现实世界的困难、艰难甚至危险。近年来，这种方法受到了广泛支持。
那么韧性是什么？
韧性指的是，“从容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各种强大压力（家庭和人际关系问题、严重的健康问题或工作场所和金融压力）”。一般来说，我们把韧性称为在困难面前“反弹”的能力，尽管生活中有挫折，甚至有悲剧，仍然坚持过有意义和富有成效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或听说过一些人们从可怕的事件和环境中坚强站起来的励志故事。如果有人站不起来，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在神经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维克多·弗兰克撰写的专著《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通过几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中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韧性的作用。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家人能够重建自己的生活并继续活下去。在应对这样的灾难时，许多美国人都显示出了类似的、惊人的反弹能力。
研究表明，韧性这种特质不是人们想有就有的。虽然生物学认为，有些人天生比别人更有韧性，但这种特质与思想和行动密切相关，是可以习得和发展的。研究发现，儿童在韧性方面表现出了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
男孩在9~10岁时，特别脆弱，韧性较少。女孩的年龄要大一点儿，在11~16岁，比较脆弱，韧性较少。
那么，人们是如何习得韧性的？有专门的指南指导老师和家长如何“传授”韧性，如何灌输和强化韧性。美国心理协会提供了10个培养韧性的方法，其中一些只是常识。美国心理学学会建议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帮助个人形成提供支持的朋友和家人社区。为了增强信心和自力更生，学会建议个人确立实际的目标、经常做一些增进社区感情的事情、采取果断措施，以及解决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建议：避免把挫折和危机看成“难以应付的问题”，把变化当作生命的一部分来接受，在困难中寻找学习和成长的方法，培养更加积极的态度，正确看待事情，不要夸大问题，保持希望和乐观，定期锻炼身体，照顾好自己，以及做一些放松的事情。
在网上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儿童的讨论，与当前“培养韧性”的观点相互交织、相互影响。2009年，伦敦经济学院发表了一篇由两名传媒学教授——伊丽莎白·斯达克斯拉达（Elisabeth Staksrud）和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合作撰写的论文。她们研究了对上网儿童的保护和潜在的“过度保护”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对缺乏韧性的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她们指出，人们的不安情绪在日益增长，因为“风险防范的目标实际上正在支持过分溺爱、规避风险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限制了儿童在网上探索的自由，但在其他领域却在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在青春期，培养青少年预测和应对风险（简言之，有韧性）的能力至关重要”。
研究发现，在上网速度较快的国家中，尤其是北欧国家，“家长认为，孩子的上网风险很可能与他们的应对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在调查比较了有代表性的三个相对‘高风险’的国家（挪威、爱尔兰和英国）的孩子后发现，尽管经常感觉到上网，尤其是网上内容的风险很高，但大多数孩子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例如，寻求朋友的帮助），或者更常见的，中性的应对策略（例如，忽略这样的经历），最后只有少数人的风险增加了（例如，把风险内容传递给朋友）。大多数策略都会排除成人的参与。风险和应对之间的明显不同体现在这些国家的性别和年龄差异上，说明不同年轻人的风险管理风格不同”。
换句话说，家长可能担心并愁眉苦脸，但孩子们其实很好，甚至能够从处理在线内容风险的过程中受益。
我强烈反对这种做法。难道我们想让孩子通过接触网上的极端内容——推特上的恶意破坏、仇恨言论、网络欺凌和赤裸裸的色情，来“培养”韧性？这个论点表明，在工业革命后的残酷环境中，为了保护童年的纯真和保护儿童权利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实际上是溺爱和过度警觉趋势的开端。但是我们不是把小孩送到煤矿的狭窄隧道或高大烟囱的微小通道里。我们现在要把他们送到黑暗的未知领域里，去探索网络。这简直就是一次品格的培养锻炼。
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我们*制抵**过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儿童生产的商品，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孩子被剥夺了儿童的权利。接触网上极端令人不安的内容，也是在剥夺孩子的纯真和童年。你不需要火箭科学家或网络心理学家来帮忙，就能知道这一点。
这简直就是网络丛林法则。这是把孩子扔到游泳池的深水区教他们游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论点，就意味着接触色情内容是一件好事，而且为了让孩子学会抵御成人*艳猎**者的技巧，应该通过网上的经验慢慢灌输。我就是不赞成这种做法。在网络环境中培养韧性，简直就是在举白旗投降。
毫无疑问，互联网绝对是成年人的环境，绝对不是为孩子们设计的。所以为什么让他们去那儿？许多专家认为，互联网的优点大于伤害。如果我们允许孩子上网，他们生活中的网上时间就会越来越多。总体来说，这些时间会带来一些有用和积极的经历，比如，学习阅读，学会交朋友，提高运动技能和手眼协调能力。但破坏性的事物、令人不安的内容很可能会对整整一代人带来持久的不良影响，我们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吗？
我认为，这个赌注太大了。我们不能拿孩子的未来发展来冒险。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成人，却没有得到最好的照顾和培养。我把这样的一代人称为“网络野孩子”。让我们回忆一下约翰·舒勒的类比：让没有适当监控和监督的孩子上网，就像带他们去纽约，让他们独自到处乱跑一样。
我不得不思考那些陷入迷茫、见过各种令人不安的事情和内容的孩子。事实上，他们的童年已经被偷走了。我在想，菲律宾成千上万的孩子脱掉外衣，通过网络摄像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男子约会。谁带给他们的伤害更大，是陌生人，还是在网上出售他们天真的家长？
那些在非洲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孩子现在才发现有网吧。如果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孩子是脆弱的，那么其他地方的孩子呢？欧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孩子有见多识广的家长、老师和其他支持。如果世界上有些地方的设备和服务突然增加了，却没有对孩子提供一定的支持和保障，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络空间的恶意“对于成年人，没有什么危害”，2015年，加州大学前教授和《互联网简史》（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的作者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在爱尔兰广播公司一台（RTé Radio 1）的采访中说：“我们可以应对，因为我们的皮厚，但12岁的女孩不行。”
那么童年呢？我同意哲学家洛克和卢梭的观点，孩子有天真的权利和拥有童年的权利。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童年。
孩子在科技时代的权利
当然，手机本身并不一定有危险。但是，现在使用连接互联网的移动设备的儿童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几乎完全为成人服务的互联网环境中，我们知道，有1/3的网站含有色情内容，所以必须对这些网站的影响展开讨论。
移动设备提供了接触儿童不宜内容的机会，并可能引发上瘾或强迫行为。儿童可能会遭遇网络欺凌，或者变成网络欺凌者。最糟的情况就是陷入刑事案件的风险之中。
在科技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有移动手机、平板电脑和公共无线网络。在网上监测青少年的行为，对于父母、祖父母、教师或管理者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科技公司设计的应用程序可以让孩子拍摄有风险的图像，上传到网上，供他人浏览，随后消失，不被人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孩子的秘密行为离不开技术的帮助。
让家长全权负责监督孩子上网，无疑会加重家长的负担。因为孩子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环境中成长，所以家长必须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以警长或警探的身份，坚守在网络前沿的阵地上。在网上，儿童不宜内容无处不在，任何一个精通技术的孩子都知道该如何访问这些内容。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此做过充分的讨论吗？我在一篇题为《仅靠家长自己，无法监控网络空间的青少年》的社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家长们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致谢之词像潮水一样纷涌而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家长跑到酒吧门口，阻止自己的孩子买酒，或守卫在香烟自动售货机旁，制止孩子吸烟。在现实世界中，孩子会被禁止购买有性和*力暴**内容的电影票，而且色情印刷品也会被放置在便利店的专门区域。
那么，为什么在网上，可以这么容易找到？
所以，我认为需要更多的治理、更多的监管、更多的保护。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儿童保护法律的相关规定。世界卫生组织把虐待儿童定义为“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以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的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或情感虐待、*虐性**待、忽视或疏忽对待或经济或其他剥削”。
20世纪80年代末，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联合国着手起草了儿童权益。最后制定了一个有54条规定的文件和两个任择议定书，强调儿童的基本权利：生存、充分发展、免受不良影响、虐待和剥削，以及全方位地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4个主要原则是：儿童的最大利益，不歧视儿童，尊重儿童生命、生存与发展权，尊重儿童的观点。我认为，不受管制的互联网已经打破了这些规定，而且网上儿童不宜内容的盛行是一个关于国际儿童权利的问题。
如果孩子接触到了网上的极端内容——成人色情，斩首、自杀、割伤这样的*力暴**行为或暴食症，谁来负责？不管是设备制造商、互联网提供商、主办方，还是内容的发起者，我相信所有各方都共同参与了虐待孩子的过程。这种做法应该被直接认定为违反了联合国公约，因此，所有的同谋者都应该承担责任。即使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也有道德和伦理上的责任。
解决方案是什么？年龄验证和网上确认将是个好的开始。只要我们杰出的技术创新者稍稍协助一下，就可以进行年龄限制和年龄验证。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政府开始尝试解决当前的问题，以免将来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德国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德国已经制定出了新的法律，保护14岁及以下的上网儿童。德国有一个词Selbstgef?hrdung，相当于英语的“自我危害”，意思是遇到危险内容和网络环境中潜在的危害是无法避免的。自2000年以来，德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可能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楷模。在我看来，这些国家还相对滞后，尚未解决好数字时代的默许年龄。
法国政府尝试在网上应对极端主义，并且立法规定，如果网络上出现了仇恨言论，网络将被视为这些罪行的从犯。英国展开了严肃的辩论，现在支持更多治理的呼声蔚然成风。我参加了在上议院举行的一个讨论儿童不宜内容的闭门听证会，会议是由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我是这里的研究员）的犯罪学教授朱莉娅·戴维森（Julia Davidson）组织的。现在英国政府正在尝试一项举措，要求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成人内容进入家庭。2015年，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表示，为了保护儿童不受互联网阴暗内容的侵害，要开始启动色情内容自动过滤器，并且将这一举措写进了“国家法律”。第二年，英国最大的一家宽带提供商天空（Sky）公司宣布，新宽带客户的色情过滤器将全部开启，而不让新客户按照“标准”选择是否需要家长控制。
2013年，我被爱尔兰通信部任命为互联网治理委员时，我正对儿童权益感到痛心疾首。2014年，就在我们的报告出版后不久，爱尔兰最大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发起了一个倡议，要在家庭宽带连接上引入一个可选的儿童安全过滤器。这是保护儿童免受成人和儿童不宜内容侵害的一项行业倡议举措。不管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还是智能手机，只要通过该公司提供的服务访问网络，过滤器就会发挥作用。
在成功的巨大鼓励下，说实话，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把它变成了一项个人改革运动。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在海牙发表了网络空间儿童权益的主题演讲。之后，在2015年国际儿童节上，我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正式提出一个新的修正案建议，要求尊重儿童在网络环境中的权益。在我看来，这事迫在眉睫。
科技在不断升级、更新和发展，社会需要更加及时地跟上科技的发展。修改联合国公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通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孩子们在成长，内容依然在网上，还可以访问。一位同事曾经把我称为“颠覆性改变的代言人”，但是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孩子不仅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还是未来最大的希望。我们都需要少一些自满，多一些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