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喻老师音乐史
作者：喻宇
某一年的音乐学专业论文写作考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请深刻认识和理解上述这段话，并以对音乐学如何与时俱进、承担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责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当一名罗马共和国的士兵攻破城池，气势汹汹来到阿基米德面前的时候，他正低头画图，沉迷于一道复杂的几何问题。士兵让他离开，他说，请让我算完这道题。士兵一生气，就把阿基米德杀了。
想当初，数学家阿基米德同志也做过很多对时代有用的研究，他利用杠杆原理发明的投石机就很好用，打得罗马人痛苦不堪。那你说他临死前算的这道题有没有用？可能对那个时代的眼前而言，就没有什么用。但阿基米德本人一定是对手里的知识有超越眼前的兴趣，所以他不慌也不怕，还有点知识分子的傲娇，一定要先算题，结果就被并不觉得他那道题多有用的士兵杀了。
你若问我，既然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你能为解决这个矛盾做点啥？作为一名欣赏蒙田、阿基米德、嵇康、巴尔赞这类知识分子的人，我，我可能会有点懵。
如果我是郭德纲，我可以说，为了解决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我争取多说好相声，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笑声；
如果我是冯小刚，我可以说，为了解决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我争取多拍好电影，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可惜我不是什么缸，我还只是搞音乐学的，别说人民群众，很多音乐专业的群众都不知道“音乐学”是干啥的。
其实吧，前面两位表态的“郭德纲”和“冯小刚”也是“骗人”的。*退倒**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你要问他们应该为解决旧时期的矛盾做点啥，他们的回答仍然是好相声和好电影，为人民服务。当然如果他回答“*倒打***少奇刘**”，那么这跟他的专业也没什么关系，那就是参与政治活动了。还是《霸王别姬》里英达演的那位戏园子老板讲得够直白：“甭管哪个时代，谁来了都得听戏不是？”
所以，如果“解决矛盾”的最终答案只是要每个人好好工作的话，那么这个答案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任何时代，好好工作都是应该的，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追求幸福必不可少之道。相声演员好好说相声，电影导演好好拍电影，搞音乐学的好好做研究。谁来了都得听戏不是？
同理，如果最终答案只是说要改善一些学科不足的话，也是毫无意义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让所有说相声的团结，让中国电影超越好莱坞，让自己的领域变得更好，永远都是行业从业人员的真诚愿望。作为工作者，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行业好；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希望中国好。说到这里，还真有点为中国足球难为情。时代的主要矛盾都已经进步到美好生活阶段了，可他们踢的反而还不如生产关系那时候了。面对这个情况，足球专业的同志们该怎么办呢？要踢出怎样的成绩才能对得起主要矛盾业已变化的这个时代呢？
……
我所学习和从事的音乐学，属于人文学科。尽管音乐学内部还包含十几二十个子学科，尽管音乐学所研究的音乐艺术本身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恰好就是音乐美学研究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音乐学仍然遵循人文学科的诸多基本规律。它的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都是来自欧洲和美国，它本质上是实证性的，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资料、注释、分析、论证和逻辑的基础之上。它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尽管是相对的，鼓励自由和创新，反对欺骗和虚假。
与数学、物理那样的形式科学和自然科学相比，人文学科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特别强调学者对学科历史的掌握，强调学者自身的学术积累，讲究“厚积”而“薄发”。据我的数学家朋友告诉我，数学是关乎思考、发现、逻辑、形式表达的学科，这门学科极度要求天赋和灵感，所以一位数学家最重要的成果基本上都在35岁之前：高斯发现最小二乘法是18岁，阿贝尔发现阿贝尔函数是26岁，爱因斯坦发现E=mC^2公式是26岁，提出狭义相对论是26岁，广义相对论是33岁……据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统计了历史上最著名的1000名科学家后发现，数学家首次获得成就的平均年龄为27.3岁，生物学家平均29.4岁，物理学家29.7岁，化学家30.5岁。
人文学科不成啊。你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求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相关的重要研究有充分的了解。同时你还要全面搜集与此问题相关的论著、论文和资料，有些资料需要你东跑西颠去找，有些还需要你去做第一手的采集。然后你需要对资料进行考证、比对、筛选，再进行分析、论证。这还没完，当你研究得吭哧吭哧大喘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想把眼前的问题A往深了挖，还必须好好对问题B和问题C做一番研究才行，然后你又开始吭哧吭哧拓展新问题……你的问题越重要越大，你想把坑挖的越深，一开始你要准备的直径就越长。而这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啊。
这方面我所知的最传奇的故事来自雅克·巴尔赞。当巴尔赞先生30多岁跟一位教授说他想写本关于西方文化史的著作的时候，老教授认为他还太浅了，不足以写出有创意的东西，建议他积累四十年再写。巴尔赞听从了老教授的建议。但神奇的不是他听了，而是他真的做到了。85岁的时候，巴尔赞开始了当初的那本写作；93岁，一本关于西方文明500年发展史的巨著《从黎明到衰落》问世。
我就发现我读过的人文学科领域的经典著作，作者没有低于35岁的。伯兰特·罗素出版《西方哲学史》时是73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是61岁，福柯《规训与惩罚》是49岁……再看音乐学领域，查尔斯·罗森出版《古典风格》是44岁，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是40岁，约瑟夫·科尔曼出版《作为戏剧的歌剧》是62岁，我国的于润洋先生出版《悲情肖邦》是76岁……
没办法，这就是人文学科的特点。它对天赋的要求并不如数学、物理学那些学科那么高，但是它对于作者的知识要求和时间成本要求太高了。无论你多聪明，有多好的文笔，你在这个领域要做出成绩，也只能老老实实一点一滴去做，这是研究的必经之路。可想而知的是，在这么一个强调历史和积淀的学术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人文学科学者们所需要耗费的时间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莫扎特，没有天才，也没有一夜成名。一切都是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之上。所以于润洋先生从前常常教导我们说，“搞音乐学要坐得住冷板凳”，所以巴尔赞先生在《从黎明到衰落》这本书的序言里开玩笑但也不乏严肃地说，能写出这本书，他特别要感谢的是无法预计的长寿和无休控制的失眠。
我觉得很多人文学者最大的愿望是医学界什么时候能把人的寿命延长到150岁，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类文明史》和《地球音乐史》产生。
绕了一大圈，我要说什么呢？像音乐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研究，如此地需要学习，如此地依赖积累，很多课题做起来旷日持久，燃烧青春，且经济收效并不那么丰厚，真正能推动作者长期坚持并奋勇向前的，只可能是个人的眼光和兴趣，而且要做出成绩，还特别要求个人有长远的眼光，有长时间投入的打算。就这两点，无论哪一点都不大可能来自时代的要求，更不用说主要矛盾之类的责任了。
兰登研究了一辈子海顿，原因很简单，他喜爱海顿的音乐，作为学者恰好能将兴趣和工作相结合，勘订海顿的作品，推动出版海顿全集，为爱豆海顿做点什么。他对此深感荣幸，并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格劳特先生和帕利斯卡先生一遍一遍地更新他们的《西方音乐史》，显然不是美国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变化的原因，而是他们不断追求心目中“更好的音乐史”所致……
据我的观察，伟大的学术研究往往都跟时代没什么关系——更不用说时势政治了，事实上，伟大的研究都是超越时代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们，往往都有超越眼前的目标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胸怀的是对知识本身的敬意和追求。蒙田是这样的人，嵇康也是这样的人，兰登、巴尔赞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深知一旦他们的研究取得突破，他们温暖的不仅仅是眼前当下的这些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每一个后来者都会受到他的研究的助益；当他们或偶然或必然“走到”他这个问题面前的时候，都会为他们工作的勤奋和扎实、为他的文字所闪耀的光芒而深深赞叹……
所以，对于音乐学和新时代矛盾之间能做点什么和责任心这个问题，我最想要回答的是：
在我的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世界观里，知识和研究是越个人、越纯粹，越容易出好的东西。它有可能跟时势政治相隔很远，但这一点对学术而言并不重要。音乐学各学科所研究无论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中，只要能做出让自己开心、对知识有益的研究，就是好样的。
最后我愿意把阿基米德的故事讲完。后来，罗马将军马克鲁斯处死了那位士兵，厚葬了阿基米德，还在他的墓碑中刻上了阿基米德最喜爱的数学公式，包括高度、直径相同的圆球和圆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