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下土桥街
© 徐敏｜文
我出生的下土桥街，是乐山最繁华的街区。从我学会走路并能记事起，全城唯一的电影院在这儿，人民银行在这儿，文化用品公司、花纱布公司、五金公司、食品公司、中英大药房、建兴药房、大中寄卖行、亨得利钟表店，都集中在这儿。
整个土桥街，其实是分为两部分的。但在民国版的乐山县志中，是把土桥街作为一个整体，不加区分的。而在普通百姓口中，习惯上，则称为上土桥街和下土桥街。即如民国时期的乐山专员刘仁庵，在大会上谈到整饬乐山市容，也说：“比如玉堂街、上下土桥街的人行道，也必须要修得整整齐齐。”我小时候也一直这么叫的。等到外出工作退休回家，想要拍摄土桥街时，才发现竖在街边的牌子，高北门到大十字叫上土桥街，大十字到小十字叫中土桥街。这名称表面看当然没有问题，但一般命名原则：如果是两部分，就称上下；三部分，就称上中下。只有两部分而称上中，于理难通。
为此，我查看了一下成都地图出版社编制、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监制的《乐山市城区图》，就比较聪明，只称土桥街而不加区分，和民国版的县城街道图保持了一致。
这条街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繁华而整洁。各家商铺，每天开张第一件事，便是洒扫庭除，将自己店铺前的人行道洒上清水，扫除干净。不像今天，遍街都是环卫工人，还忙得转来转去不得空闲。夏天，太阳大的时候，店家就用竹竿，在自家店铺前撑起蓝色凉棚，方便路人行走， 这其实是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顾客。
人民电影院是这条街的标志性建筑，与文化用品公司隔街相对。这两幢建筑与别的门店不同，都临街后退，在大门前留出一个广场，再通过台阶拾阶而上。其中电影院的面貌样式比较特别，据称为苏联专家设计，带苏式建筑风格，建成时间在1952年。它的放映大厅四周的墙壁，做成许多乳突状的墙面，有点像平面的狼牙棒，以减弱声波的反射，保证了良好的听觉效果。乐山一中物理教师授课时，讲到声学部分，曾特别举例，对1952年竣工的人民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大加赞赏，将它同后来修建的乐山影剧院对比，说明后者的音响效果相差甚远。我有个幼儿园和初中的同学徐行芳，有次在交谈中提到，人民电影院是她父亲徐子端先生主持设计与施工的。如果是这样，我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在此记录一笔。
*革文**前，电影院放映的片子，内容上还算多样，有战争片《南征北战》《海魂》，有戏曲片《二度梅》《追鱼》，也有香港故事片《危楼春晓》《垃圾千金》。到*革文**就基本只放样板戏了，但也有例外。我曾看过一部纪录片《韩丁农场》，介绍农业机械化的。韩丁是美国人，1945年来过中国，1953年返回美国，以务农为生。他独自耕种了200多英亩的土地（一英亩=6.07亩），完全实行机械化操作，连插秧也采用飞机播种，每年还能抽出时候出国访问。这画面给我印象甚深，令人震撼。我所在的大队，1200多亩土地，180户人家，全员上阵时不下300人经营劳作，农忙季节还搞得异常紧张，这劳动效率差之千里，一个是现代农业，一个还在自然经济。
有段时间，*放播**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票源紧缺，供不应求，钓票大军甚至跑到远离电影院的十字路口，围追堵截，逢人就问，有多余的票吗？有经验不足的卖票者，手臂一扬，刚喊出：谁要票？立刻冲上去一群人，拿他团团围住，使劲抓挠。卖票者一看势火不对，突出重围，扭身就逃，后面跟一群人紧追不舍，直到将他衣服扯破，扣子拉掉。也有男子，手有余票，并不声张，专寻漂亮姑娘，挨身上前，悄悄问道：要不要票？我们有位同学，女神级人物，无论票源如何紧张，只要往电影院一站，总有人怀揣余票主动上来攀谈，不愁买不到票。
电影院对面的文化用品公司，平常就冷清许多，但1960年代初的饥荒时期，它也呈现过意外的兴旺。当时它前面的广场，常聚集着一群男女，专做粮票换钱的交易。一斤粮票能卖5元，这个价格刚好是旁边糖果店1斤软糖的价格。糖果店的橱窗里，除了软糖，还有月饼，价格是1元1个，如果月饼上面再加一片肉，价格要买到1.2元一个。这么讲今天的年轻人一定看不太懂，但你只要明白普通人每月的工资，就只有30来元，便知道这饼子和软糖，已经昂贵到如何一种天价。当时有个术语称呼这些糖果，叫高级饼子高级糖；经济学上也有个术语叫“货币回笼”。说白了就是通过货币贬值，把超发的人民币收回国库。
我曾亲眼看见，有饥饿难耐而又无钱购买的男子，从别人手中抢过刚买的饼子，边跑边吃，等追上他时，他已经将饼子整个哽进喉咙去了。然后双手抱头，任凭别人打他一顿出气。
1958年*跃进大**前，这条街每逢节日，会在大公司门前扎松柏牌坊，系上彩带，整条街看上去喜气洋洋。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不断*放播**激情洋溢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呀呼嘿嘿一个呀嘿……还有一首歌印在我脑海里，一辈子没忘，也一辈子没听清楚，好像是“解放军为啥吹洋号”？最近两年才想到可能不对，一查歌词，原来是“解放军为啥这样好”？
再后来，经历了大炼钢铁，山上的树全部砍光，接着又闹粮荒，就再没看到扎松柏牌坊了。到了*革文**，这条街又热闹起来，只要有最新最高指示一广播，*卫兵红**立刻上街，振臂高呼，摇旗呐喊。成立革委会时，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土桥街上，抬着毛的巨幅画像和标语，*行游**庆祝，整个小十字路口，连街都轧断了。1976年，周走毛逝，气氛凄凉，电影院在广场*放播**哀乐，设置灵堂，供路人凭吊。一条街的历史，起起落落，有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这条街上，有我最早的记忆。我们家的药房就坐落在五金公司的斜对面。店面进去是一条过道，过道左侧有很宽的木梯通向二楼，过道右侧安放着一张长长的条桌，是全家的饭厅。过道后面是四合院，中间一个天井。从后门出去，有很大一个坝子，长满了杂草野花，我常脱了衣服扑蝴蝶，坐在地上看晚霞，好奇那天上云来云往的变化。这印象从此刻入脑海，永远难忘。
1955年，我家搬离了土桥街，与我家左右相邻的店面，后来都一起变成了百货公司。这家公司占位之广，在小十字路口横跨两个街区。
这条街的老住户，和我同时代的，有杨邦杰、张思平、万成久、崔瑞庭。杨邦杰住我家对门，他有个妹妹叫杨邦容，他父亲我们叫杨四爷。张思平家开建兴药房，和我家是同行，店门在亨得利对面。万成久家是修钟表的，店门在卫生食堂旁边。他哥抗美援朝参军，后来在空军部队。崔瑞庭家是银行旁边的亨得利钟表店。前几年回家，见面时一聊开，才知道崔、万二位和我，都是幼儿园的同学；万和我还初中同班，联络上更多了一层。
倘若再细说开去，这条街还有几家裁缝店、一家百货店。又电影院旁边，有个小门脸，摆个小摊，卖些针头麻线，三姐弟，大姐我们喊龚大孃。
*革文**前，人民电影院一侧的中国人民银行后面，有个露天舞池，国家安定时，晚上会有舞会。我幼儿园的老师，就曾在里面跳舞。有天晚上，我母亲带着我，到舞池边找过这位老师。
*革文**中，下土桥街出过一普通名人，人称眨巴眼，和女人生了一群小孩。这家子在百货公司门口摆摊设点，卖些手工制作的生活用品。男人手巧，能用铁丝编织漏勺，做空心针、钥匙扣。两口子忙手里的活，孩子就在街边敞放，或坐或爬，晚上全家宿李码头蛮洞中。武斗军兴，保守派围城，情势紧张，他扛了一挺机枪，架在洙泗塘边的工事上，雄视八方。大家这才知道，他抗美援朝当过兵，上过战场，操作过机枪。
如今几十年过去，一条街上，人皆风云流散，各在一方。惟万成久，从呱呱坠地到现在年近七十，仍在土桥街原地居住，仔细一想，也是奇迹。希望他长命百岁，我也长命百岁，到时候一同来写百年沧桑。
2015.7.15
补记：上篇《上土桥街》发表后，有读者来信，提到土桥街当年还有宝华利、大中银楼等名店，在此一并列出。又“忆往昔”女士告诉我，1956年乐山高北门—土桥街—老公园已有公交车，票价1分钱。起始站是高北门，终点站在老公园。她那时候读月儿塘小学，乘坐过这趟车到老公园下车，然后再步行到月儿塘。她这一说倒提醒我了。我住高北门时，是见过公交车的，时间应该在58年前后。当时高北门城墙内外已经打通，在今天的油榨街口还设有公交站。后来三年饥荒，饭都吃不饱，公交也就停运了。
关于人民电影院建成时间，万成久的回忆是1952年9月动工，1954年4月开始首映。他的依据是，他家保存有一张“川南工业厅103厂”的电费保证金收据，日期是1951年8月7日，证明他家的房子当时还在后来的人民电影院的地基上。邻居有包家、王家。第二年政府动员三家搬迁，在旁边建房置换，电影院这才开始动工修建。
图录
▲ 昔日的文化用品公司就在这个位置，与人民电影院正面相对，现在是完全地看不出丝毫旧日的面貌了。
▲ 1950年代初期兴建的”人民电影院“，现在成了“金杯银座”。它的正对面原来是文化用品公司。
▲ 人民电影院五个大字，是郭沫若的书法。（雷文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