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曙明
对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改革开放有记忆的人，也许都还记得，那一场关于雇工到底是不是剥削的大讨论。
事情缘起1981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披露了广东省高要县沙埔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专业养鱼。这人似乎是个养鱼能手，1979年，他的个人纯收入是3100元，但到了1980年，竟增加到7250元。沙一大队第五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年年亏本，1980年，陈志雄把这33亩鱼塘也承包下来，仅半年就扭亏为盈，生产队不花一文，不出一工，净赚承包费4500元。
然而，陈志雄承包的鱼塘面积大，管理不过来，请了一些帮工。他请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定期一年的，一种是临时性的零工。1980年他请了400个零工；1981年请了5个定期一年的工人，估计还需要1000个零工。
陈志雄（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1980年的75号文件有明确规定：个体经济“不准雇工”。因此，陈志雄这件事引起了众说纷纭，陈志雄雇工算不算资本主义？跨队承包，无先例可循，会不会导致跨县、跨地区，甚至跨省承包问题的出现？《人民日报》编者按说：“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探讨，求得正确解决。”调查报告列举了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陈志雄承包鱼塘面积大，在经营管理上，超过了他的力所能及，他要雇工。雇工必然有剥削。在我们社会里是不能允许雇工剥削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说是剥削。陈志雄承包的鱼塘是集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改变。陈志雄请人帮他管理鱼塘，这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雇工性质不同。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收入，扣除成本后，大部分是交给集体的。
这种意见称，从陈志雄给雇请的人的工资报酬看，也是比较高的。零工每个工3元，定期一年的每人一年工资1000元。他们主要是帮陈志雄割草喂鱼、搬鱼过塘、挑鱼上市场卖。他请的师傅，原是在沙浦公社综合场当师傅，每月工资60元。陈志雄请他，包伙食，每月工资100元。总的看来，被雇请的人所得的工资报酬，不会比他们付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低。
《人民日报》发起讨论
第三种意见认为，为了发挥陈志雄这种能人的技术专长，应当允许他用一定报酬请几名助手帮助他经营，但究竟可以请多少名助手？报酬多少才算合理？这是要进一步研究的。
第四种意见认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情况下，像陈志雄这样承包鱼塘，既有利于集体，又有利于个人的做法，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
至于跨地区承包，有人认为会造成专业人才外流，脱离了集体，对集体生产不利；但也有人觉得跨队承包，就像派出部分人外出搞副业一样，只要生产队同意，并遵守合理互利的规章制度，没有什么不可以。《人民日报》特别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作总题目，开辟了讨论专栏。谁也没有想到，一件并不太复杂的事情，在社会上，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人民日报》陆续选登了22篇争论文章，对陈志雄的承包，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虽然各持己见，但不外乎《人民日报》调查报告上列举的几种，倒是两名来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的知识分子，怀着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腔热情，搞了另外一份调查报告，对陈志雄的承包，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当时报纸上的热烈反响
他们的报告称，“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的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据他们判断，“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
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内参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有多位领导作出批示，但是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一位领导写信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兹事体大了，任仲夷指示进行深入调查。从省委到公社，层层行动起来。省农委的调查组，立即奔赴高要，实地调查。肇庆地区、高要县委也大为紧张，派人到沙埔公社，调查真相。公社也派人到大队查问。大队干部也跑到鱼塘边找陈志雄查问。一时书问不绝，车水马龙，藉藉无闻的沙一大队，顿成冠盖如市之地。
任仲夷向本文作者纵谈广东改开往事
农委的调查报告，肯定了陈志雄的承包，“在全社首开专业承包的先例，加上他经营得法，效果显着，从而使人们看到承包制的作用和生产的潜力，在当时对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雇佣劳动问题，虽然“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划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调查组转达了地委、县委的意见，同意纠正像陈志雄这种承包大户中存在的问题，“从总结经验教训上去解决问题，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或限制，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倾向性昭彰甚明：不赞成枪打出头鸟。
《人民日报》对这一事件的讨论，到8月30日结束，并未作出任何结论 。在最后一期专栏上，刊登了一篇模棱两可的编者按：
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发表了不少好意见，使我们对农村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以后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在认识上又进了一步。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来信说，这次讨论对人们解放思想，有很大的启发。看来，这种围绕着一个问题各抒己见，相互磋商的讨论，是一个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办法，本报今后打算继续选择农村经济改革中遇到的某些新问题，在报上展开讨论。
陈志雄再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是两年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专程再赴高要调查，得知陈志雄承包的鱼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大到几百亩。4年来，向集体上交了承包金14.1万元，向国家交纳税金2900多元，向社员传授捞鱼花、育鱼苗的技术，培养了5个养鱼能手，被选为高要县的劳动模范。
读本号文章，品岭南往事：
远去的香港（叶曙明）
有些线断了就续不上了（叶曙明）
冇杨桃的杨箕村 & 冇梅花的梅花村（叶曙明）
象牙巷，记载着广州牙雕的辉煌（叶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