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左会
张一湖
陶澍，中国近代先驱，“道光第一能臣”，晚晴“经世派”领袖，任两江总督十数年，开海运，禁*片鸦**，名满海内，最受道光帝器重。贺长龄、林则徐、魏源、邓廷桢、龚自珍等经世派重臣和著名学者，都出自陶澍的帐下或“朋友圈”中。胡林翼是其佳婿，左宗棠则成为了他的儿女亲家。历史学家常常发出这样的慨叹：设若陶澍不死，*片鸦**战争绝对不会是那样的结局！可是，历史不能假设……
陶澍与左宗棠的交往，最富传奇色彩，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然而，众说纷纭，皆以“传奇”为骛而不顾真实，其为甚者，则有荒诞滑稽、刻意扭曲者。今据其实，为之说，披沥愚诚，妄拟正之。
（一）张飞会岳飞
陶澍与左宗棠的第一次见面，最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自然也就被传得面目全非了。非但传言五花八门，就连“正史”也各说各话，让人犯难。要想说清楚第一次的陶左会，先要打一打这场官司。
由“湘潭罗正钧”编纂、于清朝光绪年间刊行的《左文襄公（宗棠）年谱》记载：
道光十七年丁酉，公二十六岁。是年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安化陶文毅公澍督两江，阅兵江西，乞省墓，道出醴陵。知县治馆舍。匃（同丐——作者注）公为楹联。文毅见，奇之，既询为公作，乃属知县延见，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
《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年表》也记载：
1837年，道光十七年（丁酉），25岁。春，赴醴陵，主讲渌江书院。适逢两江总督、安化人陶澍巡阅江西，回籍省墓，路过醴陵。他应知县请托，为陶澍行馆题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很欣赏，延至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以上两种都说第一次陶左会是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937年）九月。此说几乎被所有研究左宗棠作品一致采用，成为定论。
然而，《陶澍全集》所附《陶澍大事年表》却是这样记载的：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六月，再上《请假回籍省墓及赴安徽、江西查阅营务折片》（陶澍曾于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京城上《请假回籍修墓折子》，蒙道光帝天恩“赏假一月”，后因变故，没有施行。——作者注）。七月十五日，将两江督篆务交江苏巡抚林则徐署理。
九月江西阅伍事竣，经过萍乡进入湖南，在醴陵会见左宗棠。时左宗棠刚进25岁，任醴陵渌江书院主讲，应县令之请为陶澍公馆题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接见左宗棠，目为奇才，结为忘年之交。
一边说是道光十七年，一边说是道光十六年，整整差了一年！这就说明，这两方肯定有一方是搞错了。要弄清楚这件事的对错，其实倒也并不难，甚至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一件关键的物证，那就是陶澍的奏稿：《请假回籍修墓及赴安徽、江西查阅营务折片》。这份奏稿被编在《陶澍全集·奏疏四·卷六十三·江督稿》第127页。该份奏折后有一条补注：
道光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具奏。七月初四日奉到朱批：“如所请行。”钦此。
很清楚，陶澍六月初五上奏请假省墓并巡视安徽、江西营务，七月初四得到道光帝的朱批，七月十五日将江督篆务交给林则徐，九月间，陶澍巡视江西营务毕，进入湖南。时间清清楚楚是道光十六年。作为朝廷重臣、两江总督，陶澍曾经亲手编辑、刊刻自己的奏稿（并曾因为这些奏稿附录了皇帝的朱批而遭到言官的弹劾、受到严重处分，差点丢掉两江总督职务），每一篇后面都有这样一条批注，在时间上是绝对不会错乱的。而此时的左宗棠只不过是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穷教书匠，大概还没有想到要树碑立传、认真整理自己的历史。左宗棠年轻时的历史，自然是后人整理的，难免出错。所以，几乎可以肯定，陶左会相差一年的事情，一定是《左文襄公年谱》等作品弄错了，而所有研究左宗棠、撰述左宗棠的作品也都跟着错了。
那么，错在哪里呢？
《左文襄公年谱》和《左宗棠全集》所附《年表》，都说第一次陶左会是在道光十七年，好像并没有什么破绽。然而这些作品毕竟是后人编的，要想找到根源，还需从左宗棠自己的作品入手。
左宗棠在这一期间留下的作品并不多，而且主要是书信和诗文。在《左宗棠全集·书信》里，归入道光十六年写的书信仅1封：《0002.上贺蔗农先生》，在这封信中，左宗棠说：
宗棠现假馆隐山，键居西楼。
湘潭隐山即左宗棠岳家所在地，西楼即左宗棠向岳家借居之所。信的主要内容是与老师探究堪舆地理，并汇报了自己制作大清国地图的计划与工作：
辰下左图右书，以日以夜，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稍有头绪；俟其有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程功浩荡，未卜何如？窃有志焉。
这封信的开头有“尔惟春和，风日晴美”的话，说明信是在春天时节写的。假如这封信写于道光十六年，那么就是说，左宗棠在道光十六年的春天还在湘潭隐山的西楼（即左宗棠岳母家）居住，并且在隐山的某一学馆临时任教。从这封信的语气与左宗棠的宏大计划来看，此时，左宗棠还没有接到主讲渌江书院的邀约。
通过查找，在《左宗棠全集·附册》里也收录了归为道光十六年写的另一封书信：《复周汝充》，注明时间为“十二月”。信的内容如下：
汝充大弟阁下：
得手毕，知近状佳善，颇慰思想。
兄别后，于第三日即到省，一切俱叨顺适。典屋事尚无成局，此行最无所谓也。渌江讲席，吴大令已遣人来约，二十九吉日下关聘。吾弟明年断以同去为是。
草此，即请大安，并恭请岳母大人福安。余俱详筠心信中。
《全集》编者在这封信后加注云：
此件辑自《左文襄公书牍》。年月据内容考定，日期不详。
这封信说到了左宗棠去渌江书院的源头。醴陵县的吴县令派人来约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并选定这年十二月二十九吉日正式下聘。左宗棠还强调，希望妻弟周汝充跟随他到渌江书院去读书。如果说这封信是在道光十六年写的，那么就应该是道光十六年的十二月。
《左宗棠全集》中收入道光十七年书信，头一封是《0003.答周汝光》。这封信劈头就说：
武冈事，兄在此间于十二、三日即得的耗。初次传闻云系会匪、饥民合伙谋逆，甚是厉害。……
原来，这一年湖南武冈发生了蓝正樽起义，全省骚动，人心惶惶。左宗棠妻弟周汝光写信给姐夫左宗棠，打算搬家避祸。左宗棠回信周汝光，告知起义已经平息，不需搬家：
惟首逆蓝正樽尚在逃未获。现在通饬缉拿，而地方均已安静矣。
看来此事现已平息，万无可虑。其衙门文报，兄与大弟俱亲自看见，并无讹误，不知乡间何张皇无措至是。
很显然，这封信写在武冈蓝正樽起义余波未息的时候。而此时，左宗棠已经离开湘潭，到了他所称的“此间”。《0003.答周汝光》一信最后一段说：
兄与大弟（周汝充，左宗棠妻弟）到此间已近一月，身体安适，大弟比在家之日更觉健旺，可转白堂上老人，聊慰慈注。此间规摹较昭潭甚整齐，生童住斋者近六十人，礼数均极周到。……
这一节说明，这年的三月前后，左宗棠已经到了“此间”的书院。这个书院不是“昭潭”（湘潭县“东有昭山，下有昭潭”）的书院，规模比昭潭地方的书院要整齐，这个书院有生童近六十人。——这个书院正是醴陵渌江书院！写此信时，左宗棠到醴陵渌江书院已经快一个月了。
那么，所谓“武冈事”、亦即蓝正樽起义究竟发生在何年哪月呢？这个很好办，由于事件影响大，正史肯定有记载。打开《清史稿》，在《宣宗本纪》“道光十六年”条下，找到了以下记载：
二月丙辰，……湖南武冈州匪蓝正樽等作乱，命吴荣光会同讷尔经额剿之。
关于蓝正樽与蓝正樽起义，史料记载非常清楚：
蓝正樽，号元旷，麻林(今麻林瑶族乡) 峒人，瑶族，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生，邑庠生。
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初五，蓝正樽在九龙庵堂大扎将台，称王拜将，建立组织，正式宣誓起义。蓝正樽自称“卫王”，号元“刚建”。封张永禄为军师，罗才清、邹元佐、蒋玉元为大元帅，陈仲潮、陈久拔、陈仲德为敬贤师，张学修、张昌虎、杨再光为敬良师，李柏为将军，蓝正大管运粮草，颁布《王政十三条》。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武冈州城。
《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年表》也称：
（道光十六年丙申）新宁等地蓝正樽起义。
现在，我们可以弄明白一件事情：武冈蓝正樽起义发生在道光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但迅速失败，所以左宗棠给周汝光回信，不会迟过道光十六年三月（因为其时湖南全省仍在骚动中）。也就是说，在道光十六年三月前，左宗棠已经到了渌江书院，而不是如《年谱》及其它作品所讲的道光十七年。
综合左宗棠以上三封书信信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在长沙，接到醴陵县令的聘请，并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到正式聘书，确定主讲醴陵渌江书院。
道光十六年正月，左宗棠进驻渌江书院。道光十六年二月初五，湖南武冈爆发蓝正樽起义。左宗棠妻弟周汝光致信左宗棠，准备搬家。左宗棠回信周汝光，告知蓝正樽起义已被平息，只有“首逆”蓝正樽在逃。
有蓝正樽起义作为佐证，左宗棠入主渌江书院，分明是在道光十六年。左宗棠《0003.答周汝光》当然也是写于道光十六年。然而，《左宗棠全集》竟将其归入到了“道光十七年”！
与此同时，《左宗棠全集·附册》中《复周汝充（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则应当写于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左宗棠写给其师贺熙龄的《0002.上贺蔗农先生》（《全集》归入道光十六年）应当写于道光十五年二三月间。这年左宗棠赴京参加会试。左宗棠与周夫人在湘潭家中绘制大清国地图的事情，也在道光十五年，不可能发生在道光十六年。
上文已经说到，左宗棠早年的书信，都是由后人整理的。后人在整理的过程中，误记了时间，将本来写于道光十五年的信归入到了道光十六年，而把写于道光十六年的信又归入到了道光十七年，这样，一错再错，以讹传讹，搞得第一次陶左会成了“张飞会岳飞”——根本就会不到一起！
应当指出，由于《左文襄公年谱》、《左宗棠全集·年表》、《左宗棠全集·书信》等“正史”的错误，导致所有研究、撰述左宗棠的作品都众口一词地说第一次“陶左会”发生于道光十七年，到目前为止，除笔者外，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及此！
花了这样一大会的功夫，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终于为左公找回了一年的光阴，还是很划得来。
（二）东施会西施
现在清楚了，陶澍与左宗棠的第一次会面，时间是在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九月间。那么，陶澍与左宗棠在哪里见的面呢？关于这个问题，又是众说纷纭，没办法，还得接着打官司。
陶澍与左宗棠会面地点、情形，《左文襄公年谱》和《陶澍年表》都有记载，而且基本是一致的。即陶澍见到左宗棠题写在行馆的楹联后，非常欣赏，乃派遣醴陵知县邀左宗棠相见。左宗棠应邀来到陶澍行馆拜见陶澍。陶澍对左宗棠一见倾心，留左宗棠在行馆过夜，二人畅谈天下古今大事。陶澍视左宗棠为奇才，与之订交而别。
但是，关于第一次陶左会的各种演绎却远没有这么简单、“无趣”。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某红人录制了一个长达二十几集的《晚晴名将左宗棠》，其中讲到第一次陶左会时，是这样讲的（大意）：
话说左宗棠应知县的乞求，为陶澍行馆写了楹联。陶澍到来后，一见倾倒，于是命知县请来相见。知县亲自去到渌江书院恭请，可是左宗棠态度非常傲慢，答复非常干脆：不去！并说，是我想见他还是他想见我！知县讨了没趣，只好怏怏回去禀报陶澍。到了第二天一早，陶澍就亲自去到渌江书院拜访左宗棠。陶澍见到左宗棠之后，自报家门。左宗棠一听，连忙一躬到地，不料想额头碰到了陶澍的前胸，碰断了陶澍脖子上悬挂的朝珠，朝珠散落了一地……
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大言不惭，煞是得意！对这种传说津津乐道的人太多了，某红人只是这一门中的代表而已。
史料说陶左会在驿馆，传记说陶左会在渌江书院。好比说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成了东施会西施，无法会到一起。历史的真相果然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陶左此次相会，必须是在陶澍驿馆，理由如下：
第一，陶澍对左宗棠的影响。陶澍不仅是道光朝的能臣，而且还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他主持创建的“消寒诗社”，网罗了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等天下名士。所以，陶澍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极大，声望极高，尤其是湖南的士子，无不以陶澍为榜样、楷模。左宗棠作为读书人，绝不可能不知道陶澍，而且也不可能不尊敬陶澍。
第二，左宗棠与陶澍的关系。一般认为，左宗棠与陶澍在醴陵相识之前，是没有任何瓜葛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陶澍是胡林翼的岳父，胡林翼是左宗棠的至交，胜似骨肉同胞。所以，陶澍当然就是左宗棠的长辈。面对至交好友的岳父，左宗棠竟然狂傲到视若无人。那还是读书人吗？那还是人吗？左宗棠再傲，也傲不过一个礼字。左宗棠是全然不知礼的人吗？
第三，陶澍对左宗棠也并非一无所知。胡林翼是左宗棠仕途的第一推手。“樊燮案”发时，胡林翼在保举左宗棠的奏折里提到，他曾举荐左宗棠于陶澍和林则徐。胡林翼向陶澍举荐左宗棠，极可能是在陶左会之前。一是因为陶澍在陶左会之后仅两年就去世了，再则，陶左既已相会，便无需再荐。即便胡林翼的举荐在陶左会之后，胡林翼也必定于此前不止一次地在陶澍面前讲起左宗棠，吹捧左宗棠。陶澍邀请左宗棠相见，不见得完全是凭左的一副楹联，而是在他的脑海里早就有了对左宗棠印象。
有了上述这三项理由，可见有关传说的荒诞与可笑了。
这一场官司，把陶澍掉落一地的“108颗朝珠”找了回来（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事），也算是个划得来的工作。
（三）左宗棠的楹联
左宗棠究竟写了一副怎样的楹联，让陶澍赞赏不已并必欲一见呢？我们不妨来看看：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春殿，即皇帝办公的地方。上联写的是陶澍进京觐见期间，道光帝十余日内十四次召见陶澍，两次为陶澍题写“印心石屋”的事件。这是让天下人都羡慕的事件，是陶澍一生中最大的殊荣。陶澍于道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进京觐见，道光帝召见、题词等都发生在道光十五年十二月，距离第一次陶左会（道光十六年九月）不到一年的时间。
下联写了“八州子弟”。“八州”从何而来？看过了东晋名称陶侃的史料后就会知道，陶侃曾“都督八州诸军事”，又称“八州都督”。陶侃所管辖的“八州”，指的是荆州、雍州、益州、梁州、交州、广州、宁州、江州，而以荆、湘为中心。“八州子弟”，其含义相当于“陶侃公的后人”。陶侃是谁？陶澍的祖先也！所以，下联写的其实就是陶澍的祖先陶侃的辉煌功绩。从左宗棠写的楹联来看，左宗棠对陶澍相当了解，甚至做过深入研究。作品虽然有歌颂、吹捧的成分，但是，从中更可以看出左宗棠对陶澍的景仰之情。
一副对联，即写了本人的荣光，又写了祖上的勋业，而且都写到了痒处，写到了点子上，充分显示出了作者渊博的知识与非凡的功力。陶澍一则因为楹联写到了自己的痒处而高兴，一则确实感觉到了左宗棠非凡的才华，或者，还因为女婿胡林翼经常在自己面前时时提起、乃至殷勤举荐左宗棠，所以产生了一见究竟的念头，这是相当合理的。
（四）南京相会
《陶澍全集·年表》称：
是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会试不第，转道南京，拜会陶澍。陶澍待以上宾之礼，并求左宗棠之女为幼子陶桄妻，结为儿女亲家。
《左文襄公年谱》则记载：
（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二十七岁）
正月 与欧阳兆熊结伴而行，自汉口赴京。
二月初十日（3月5日） 到达京城，借居友人周振之家。在京期间，购得不少农书，又常与黎光曙、郑敦谨、胡林翼、周振之等往还，相得甚欢。
三月参加会试。榜发，再次落第，从此绝意科举。
离京回湘，绕道江宁，拜晤两江总督陶澍，相约结为儿女亲家。
一个说道光十七年，一个说道光十八年，又是相差一年！
但是，这一次，应当是《陶澍年表》的编者弄错了。因为道光十七年并不是会试之年。道光朝的会试相当频密。道光帝做了三十年皇帝，共举办会试十五次，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而正常情况下，会试是每三年一次。道光朝本应只有十次会试，另外五次，是道光帝以“恩科”的名义增加的。道光十五年（乙未科）、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连续两年举办会试，道光十七年并无会试，道光十八年（戊戌年）开了戊戌科会试。
《左宗棠全集·第十一册书信二）《与谭文卿中丞》一信称：
弟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生平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日为农之效也。
左宗棠的亲笔信也证实，他确实参加了戊戌年（道光十八年）的会试。
所以，第二次陶左会，亦即南京会，时间不是道光十七年，而是道光十八年。
《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记载：
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
就是说，左宗棠参加完会试的时间是三月（具体是三月十五日），会试落榜，随后离京，大概一个月左右到达南京。因此，第二次陶左会的具体时间应当是道光十八年四月。这次相会，陶澍已经六十一岁，左宗棠二十六岁。
陶左这次相会，史料记载的只有两句话：一是“待以上宾之礼”，二是“求左宗棠之女为幼子陶桄妻”。其他的记录就没有了。这在后人看来，有点太过简略。左宗棠在此期间，除了被陶澍待为上宾之外，肯定会见了一个人——魏源。魏源是当时的大文豪。他原本是贺长龄的师爷，后来转入陶澍门下。他受贺长龄的委托代其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来又受林则徐的委托编纂鸿篇巨制《海国图志》，被后人称为“洋务教父”。左宗棠对魏源是熟悉的，甚至是推崇的，他读过魏源的很多著作。这次到了南京，魏源就在陶澍身前身后，难道左宗棠不与魏源“畅谈达旦”？
还有一件事，稍微有些让人意外，或者费解。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从此无心科考，也就是说打算放弃仕途。在这样的情况，贵为两江总督的陶澍为什么不拉扯、提携左宗棠一把呢？或者将其收入幕府，或者推荐给自己的老部下、如贺长龄、林则徐等人呢？陶澍既然称他为天下奇才，有的书上甚至说，陶澍认为左宗棠未来的名位必在自己之上，那他为什么不千方百计成就左宗棠呢？以他的权威、影响，他给左宗棠谋个道州府县之类的官职，或者在军中安排一个什么职务，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呀！
之所以这样，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左宗棠心气高傲，他不想让人家认为自己拜会陶澍是攀高枝、找门路。所以，这种时候陶澍即便给左宗棠安排，左宗棠也是不会接受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陶澍自身的问题。因为就在这一年，陶澍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陶澍全集·年表》称：
是年（指道光十八年），疾病加重，手足痿弛，逐渐左体偏瘫麻痹，起居不便。三月上《因疾未痊仍委藩司代行折片》，四月上《患疾渐愈照常办理折》，十月上《复感风寒请假一月、委藩司代画寻常稿件折片》，十二月上《病尚未痊仍请展假折片》。
其实，陶澍的疾病起因于道光十六年巡视江西营务之时，即第一次陶左会之前。《陶澍全集·奏稿·卷起十一·江督稿》《因疾暂委江藩司代画稿件折片》称：
再，臣自十六年秋赴江西查阅营伍，感患足疼，旋即医痊。上年夏间，在清江催漕防汛，足疾复发，仍调治痊可。惟服渗湿之药过多，致伤元气。秋冬以来，两足颇见浮肿，行走尚便。乃于昨初九日（指道光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作者注），左手、左足忽觉痿痪异常，不能举动，致右手、右足亦服牵掣。……
该奏稿后附注云：
道光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具奏。三月十一日奉到朱批：“照常稿件，原可代理。如有重大案件，仍当亲自过堂。一俟气体复元，即行奏来。以慰廑念。”钦此。
陶澍于道光十八年二月病情加重，到三月仍然不能视事。直到四月初四才上《患疾渐愈照常办事折子》，说明基本能够正常工作了。左宗棠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南京的。这就是说，左宗棠来到南京之时，正是在陶澍大病一场之后。此时的陶澍，大概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了，他一生忧国忧民，同样，也有让自己放不下心的私事，而最让陶澍放不下心的私事莫过于自己的幼子陶桄。
笔者一行参观渌江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