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处处是旅行（47）·【军旅纪实连载】
原创 ｜ 老兵老谢（跟着老谢去旅行）
河南省军区机关办公楼
当年，54集团军战勤处范处长把我从院校调到军里工作的初衷，除了对集团军战勤处的工作加强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我这个曾经的军校教员带动下，把军战勤处的军事后勤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部队改革转型的呼声空前高涨。
特别是通过对我军越自卫反击作战经验教训不断地深入总结，加之世界现代局部战争特点的新变化，*队军**上下各级领导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我军一些传*战统**法和后勤保障方式面临着新形势的挑战和考验。
在各级领导的日益重视下，一场从未有过的军事创新变革研究之风在部队开始兴起。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总部机关院校到军师旅部队，各级领导对军事改革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部队各级参谋人员的探索热情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到九十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在集团军后勤部工作，这里的军事后勤学术研究有着丰富的实践土壤。无论平时与战时的各种理论研究，都有着扎实的工作实践作为支撑。
从日常的后勤管理，到部队演习的实践，对于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参谋人员来说，都有着众多的研究课题。
于是，在集团军战勤处工作的近三年里，军事后勤学术研究成了*日我**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所遇到的挑战是，如何提炼研究课题；如何确立研究内容；如何在每一项工作开展后准确把握研究的重点，这成了当年我们开展研究感到最费脑筋的问题。
经过不断探索，我把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三个层面：
一是对集团军和师团部队战役战术后勤保障的创新性研究。
结合实兵演习和战术推演中发现的问题，我先后撰写了《论西南高原边境作战的后勤保障》；《论集团军山地作战后勤兵站的部署》；《论战役预备队抗登录作战的快速保障》等文章，相继发表在总后的《后勤学术》杂志和《国防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作者在54集团军工作期间发表的部分学术文章
二是对部队日常后勤建设和后勤管理的改革性研究。
在深入部队基层一线检查和蹲点过程中，针对部队基层后勤管理的实际，我先后撰写了《论部队后勤管理的三原则》；《论部队基层后勤管理责权利的统一》；《论部队军事经济工作度和量原则》等论文，发表在总后的《后勤》杂志和《军事经济研究》等刊物上。
三是对部队后勤训练和后勤干部队伍建设的应用性研究。
在组织部队后勤专业训练的过程中，针对训练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撰写了《论部队后勤训练改革的三原则》；《后勤专业兵训练应体现四性》；《论摩步营连的战勤编组》等论文，发表在总部的《后勤》和《后勤学术》等杂志上。
各级部队广泛开展的军事后勤学术研究活动，得到了总部和军区有关部门的重视。那些年，从总部到大军区，各种形式的军事后勤学术研讨会频繁召开。
我撰写的一些学术文章先后在总部召开的《全军局部战争后勤学术研讨会》；国防大学召开的《毛*东泽**军事思想研讨会》；济南军区召开的《部队后勤管理研讨会》上进行了大会交流。
到1988年的下半年，我在54集团军已经工作了三个年头，集团军后勤部领导和战勤处范处长对我的工作也给予了满意的评价，在这期间，我还先后两次荣立了三等功。
作者1987年在54集团军工作期间的立功证书
当年9月份，全军恢复军衔制度，我首次被济南军区授予了少校军衔。
随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小平邓**同志判断我国将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机遇期。于是，国内经济建设成为了当时的主基调，*队军**要“忍耐”的思想这时也提了出来。
接着，*队军**后勤生产经营活动被广泛地提上部队的议事日程，而部队的战备训练活动逐渐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隐约地感受到了某些部队后勤工作的一种偏离感。也开始尽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研究重点，力图适应*队军**新的形势需要。
恰巧就在这一年，我的军官职业生涯也迎来了一些新的机遇选择。
在54集团军工作的这几年里，由于我连续不间断地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使自己在*队军**后勤学术领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当年，我在*队军**后勤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在总部和军区机关也有了一些小小的知名度。
作者1988年首次被济南军区授予的少校军衔证书
作为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我经常有机会去总部和军区参加各种类型的军事后勤学术研讨会。这年，我被解放军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聘为特约研究员。我去北京总部和济南军区出差的次数也比较频繁起来。
此时，我原来所在的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参谋教研室，现在已经调整到了北京后勤学院。我与参谋系的老领导和老教员又有了经常见面和交流的机会。
大家相见依然格外亲切。
参谋教研室的老领导多次对我表示，希望我能从部队重新回到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这期间，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组织计划处的陈处长，也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调到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工作。他对我说，部里的相关处室和研究室，十分需要像我这样有多种工作经历和写作特长的年轻干部。
在那段时间里，究竟来不来北京工作，当时在我心中充满着很多的矛盾和纠结。
记得有一次来北京开会，当后勤学院的相关领导又一次对我伸出了橄榄枝，希望我能调入到北京工作时，我曾经专程跑到北京市西单的大街上整整转悠了一个下午，用来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没有定下决心来北京工作。
调到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能够来到位于祖国首都的*队军**总部所在地工作，曾经是我以往多年的追求和梦想。
在北京工作不仅能够接触更高级别和层次的工作生活环境，也能够使自己有更稳定和可预期的发展未来。
但此时对我来说，调到北京院校工作同时也存在着两个障碍。
一个是主观心理的障碍。
我多年在部队各级机关从事参谋工作，已经养成了风风火火的工作习惯。与*队军**院校的工作环境相比，我觉得在部队的工作环境更加丰富多彩，*队军**院校的工作就显得比较单一。
此外，我在部队所接触到的后勤业务多样性更强，人际关系更加广泛，以我的性格来说，在部队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具优势。
而倘若回到院校工作，我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就比较单一，高墙大院封闭而沉闷的工作环境，对我这个已经习惯于相对自由生活，内心有些部队野性的参谋军官来说，究竟还能不能再循规蹈矩的静心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此刻自己的心中也没有了原来的底气。
1988年，作者与总后学术研究部陈处长（左一）合影
二是客观环境上的障碍。
调到北京工作，虽然按我的职务级别已经符合了家属随军的条件，但驻京部队每年家属随军进京指标都会有一定的额度限制，家属随军还需要逐年依次排队安排。况且家属进京后工作分配还需要组织和个人的双重努力。
北京是全国外来人口最大的集聚地，人才济济，城市的区域非常广大。
根据政策，我来后把李小凤调入到北京工作倒是没有问题，但是要想把她安排进入一个距后勤学院就近的理想工作单位，这中间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况且，这对已经在中原城市工作多年的李小凤来说，调入北京工作似乎对她并不具有任何的吸引力和诱惑力。
与集团军机关相比，当时北京总部机关和院校的生活条件并不优越，特别是干部住房相当紧张。这种状况直到九十年代末全军房改后才逐步改善。
假若我调入解放军后勤学院，按当时的论资排辈，我也只能被暂时安排在筒子楼的一个单间宿舍里，这与我当时在54集团军机关的住房条件差距甚大。
等到我按资历排队分配到正式住房，估算还需要等待数年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会给我们一家原有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巨大的反差。
为这件事我曾专门征询过李小凤的意见，还抽出一个节假日把她们娘俩带到北京游览一番，顺便还让她们参观了解放军后勤学院的大院。
但得到的回应是，她和女儿对我调入北京工作，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漠然和消极的态度。
于是，我只好把调到北京工作的想法暂时搁置起来。
1988年，作者在54集团军后勤部战勤处留影
不久，我又迎来了第二个工作调整机遇。
1988年底，我的正营职任职时间刚满一年零三个月，这时正好赶上162师后勤部战勤科长突然缺位。
集团军后勤部刘部长和战勤处范处长分别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先去162师任代理战勤科长，待我的正营职务任满两年后，就可以接着正式升任科长职务。
这样一来，我在162师就能够比在集团军机关提前一年晋升为副团职级别。
集团军后勤部*长首**和范处长对我的关心，让我心中十分感激。领导们以这种方法为我提前晋升为团级职务，这分明是组织对我的厚爱。何况这种机遇，通常也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机会。
但是，这样一来，对我的家庭来说，一个新的困难又摆在了面前。
162师地处安阳市，我如果去安阳工作，家属李小凤和女儿也免不了要跟着我离开新乡，调到安阳市工作。
但这个城市对她们来说比新乡更加陌生。
我上任新的岗位虽然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进步和发展机遇，但对她们娘俩来说，重新远离家乡来到一个心里并不认可的新城市生活，无疑又是一场新的心理挑战。
俗语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更何况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安阳工作多长时间后又可能被再次调离。以后重新安置家属和子女等一系列的生活困扰，还会不断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说到这里，可能有许多看官觉得这种理由似乎上不了台面。也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我自身的格局不高，对自己未来的事业胸无大志的表现。或者认为我这个人太重于专注自己小家庭的小日子了。
1988年，作者与54军刘部长（前中）范处长（前左三）合影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队军**干部家属面临随军调动的问题，曾经困扰着像我们这些城市入伍的军官很多家庭。
家属随军这件事，对从农村入伍并与家乡农村媳妇结婚的军官来说，是解决家属工作安排的一个重大的机遇。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农村的姑娘嫁给部队的军官，是跳出农门的最好途径。所以，大部分从农村过来随军干部的家属，通常都有着非常强的心理稳定感。
她们随军来到部队，大都不会刻意挑选到什么地域或者选择做什么工作。只要能离开农村，随军参加工作后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实现与丈夫在一起生活的家庭团聚，就已经感到幸福满满了。
而对从城市入伍的军官来说，其配偶在家乡城市大部分原本就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并且还有着父母和亲友在周围呵护着。
除非因夫妻分居而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家庭困难；或者因这些配偶在家乡城市生活的不尽如意的原因之外，通常在家乡城市工作的部队干部家属，大部分不会选择随军调动的这种路径。
特别是作为家属随军后，妻儿还要跟随部队的丈夫，不停地调动工作和不间断地搬家，这对已经在城市早就有一份稳定职业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挑战和职业上的牺牲。
作为随军家属来部队后，当受到各种客观条件影响，因新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安排所造成一些不尽人意的后果时，还会给这些军人的妻子带来相当大的心里挫败感。
所以当年和我一起入伍的城市老乡战友，大都对在部队提干的兴趣不大，基本都倾向服役期满后，退役回家乡城市安排工作和成家立业。
而对于我们这些在部队提干的少数城市兵来说，其爱人选择跟随丈夫来部队驻地随军的也概率极小。
从城市入伍并在家乡成亲的部队干部，大概率会在部队工作若干年后选择尽早转业，实现尽快回家乡城市与妻儿团聚的这个路子。
李小凤为了我能放弃家乡城市稳定的工作，跟着我来到了人地两生的新乡市，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
如果再让她不断的工作调动和频繁的搬家折腾下去，说实话我也于心不忍。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假若自己个人的发展进步，必须建立在牺牲妻女和家庭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我最终会宁愿选择放弃。
此时我在部队工作的十多年里，已经辗转了五个省份和数个城市，况且女儿翌年就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
我想，在我的能力之下，能为妻女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生活归宿，为女儿能选择一个好的城市和好的学校，也是我这个做丈夫和父亲应尽的一份责任。
正当我在是否前往162师任职或选择调入北京工作的犹豫之际，1988年冬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机遇。
1988年，作者在北京参加军事学术研讨会时宣读论文
当年年末，一次去济南军区参加后勤学术理论研讨会的时候，我结识了河南省军区战勤处的朱处长。
朱处长是1968年兵，原为43军127师379团（叶挺独立团）的老团长。1985年43军撤销时，调入河南省军区后勤部战勤处任处长。
朱处长是一个十分憨厚的湖南汉子，在结识我之前，他对我以往的经历和在54集团军任职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在这次研讨会上，正巧我与他分在了招待所的同一个房间内居住。
参加会议的几天下来，随着我俩相互之间的接触，双方互相了解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我看的出来，通过这些天在会议上的相处，朱处长对我个人的认可和欣赏程度也越来越高了。
在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与我在济南军区后勤部招待所里深谈到子夜十分。此刻，朱处长郑重邀请我调到河南省军区战勤处工作。
他耐心的对我阐述了希望我调到河南省军区工作的三点理由：
第一，在当前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型的时期，*队军**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让位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部队后勤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变革。省军区的工作环境，客观上决定了与地方政府部门平时有着更密切的工作接触。来到省军区后勤部工作，会使我更能顺应当前的这种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适应社会上的多样化环境，有利于我以后事业上的发展。
第二，与作战部队相比，省军区特有的工作性质，客观上对*队军**后备力量后勤建设有着更丰富的研究和实践资源。从部队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适应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我军的许多军民融合的后勤保障课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到省军区工作也更能促进我发挥自己的写作优势和研究优势。
第三，河南省军区机关地处省会郑州市的中心，这里的工作环境比较稳定，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特别是军地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我调过来后，能较好地解决家属工作安排和子女上学问题。
朱处长所阐述的三点理由句句在理，但说实话，最让我心动的还是这第三条理由。
郑州位于河南中部，离我的家乡比新乡和安阳的距离更近。当年，能够进入省会郑州工作和生活，是许多中原人的梦想。
我调到省军区工作之后，可以顺理成章把我的家庭安排在省会郑州，李小凤的工作从此也可以稳定下来，女儿上学的问题也能得到落实。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朱处长还承诺我调到省军区战勤处之后，依然负责处里的组织计划参谋工作。作为人才引进，他想办法为我调剂一套生活住房。
但是调到省军区机关任职，职务晋升只能按照*队军**机关必须满三年的任职规定，提前晋职这件事自然就无法实现了。
显而易见，根据我当时家庭的客观实际情况，在选择调入北京后勤学院、前往162师任职和调入省军区工作这三者的比较权衡上，能先把家庭安排在郑州稳定下来，是我当时一个最实际和最优的选择项 。
回到54集团军后，我把自己希望调到河南省军区工作的想法，分别向范处长和刘部长做了汇报。
刘部长对我主动放弃到162师任职表示了遗憾，但对我鉴于家庭客观实际情况，想调动到省军区工作的真实想法也表示了理解和认可。
范处长对我调离54集团军，要求去省军区工作的想法表现出很大的不爽。他坚持认为我假若要求调动到北京后勤学院工作，其心理尚能接受。但我却要求调到与54集团军同级别的省军区工作，使他心里感觉到了极大的不平衡。
但当他看到我为了调到省军区，竟然放弃了下部队提前晋职的机会，深知我的决心已下，此刻已经再也无法挽回我留在54集团军工作的机会了。最后也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同意了我的调动请求。
1988年54集团军后勤部战勤处全体人员合影
1989年1月，在朱处长的精心运作下，我正式调入到河南省军区工作，被任命为省军区后勤部战勤处正营职参谋，主管后勤部的组织计划工作。
我调到郑州以后，省军区机关随即给我的家庭安排了三间单身宿舍，在我正式分配到整套家属房之前，先暂时住在这里。
当年七月，我的妻子李小凤也由新乡市工商银行调入到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会计处工作。
九月份，我的女儿顺利在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小学入学。
至此，我的家庭战略大后方终于稳定了下来。
虽然我调到了河南省军区工作，但对在54集团军将近三年的工作经历依然流连忘返。
直到现在，我从内心深处仍然感激老领导范处长当年对我的欣赏和关爱；感谢54集团军后勤部的老领导当年对我的培养和提携。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都是我当年军旅生涯成长路上不可多遇的“贵人”……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