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五章：广州—上海—莫斯科—广州[1]

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南向途中，蒋在上海停留了几天，为自己解决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新纳一妾，此一新*妇情**真的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在三个半月前才刚满十五岁（她出生于一九○六年四月三日的马年）。蒋自己现在是三十五岁，所以两人年龄相差十九岁。

蒋在这一方面，可自认为是孙逸仙的忠实学生，不要忘记，后者也爱慕天真的青少女。在孙结婚时，他的妻子宋庆龄虽非十五，但也不过是二十三，而孙那时已五十岁了。

这个女孩名叫陈凤，来自非常富裕的上海人家，和蒋的结拜兄弟张静江极为熟识。蒋两年半前在张家第一次见到她。她当时大约十三岁，长相十分普通：又高又瘦，有一张大嘴及稍稍前突的下巴，但一双黑幽幽的眼睛像能看穿别人的灵魂。她举止拘谨，但显然受过良好教育。仆人及朋友称她阿凤，或者以英文叫她珍妮（Jennie）。

但后来证明，和外表相反，她绝对不是好惹的。蒋一九二七年九月离开她，和宋查理的三女儿、孙的朋友、也是宋霭龄与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时，她就是无法放下这个耻辱。在蒋内战失利飞去台湾后，她将于一九*四六**年住在香港时，写下一部回忆录。其中，首先她坚称她是蒋合法的第二任妻子（排在毛福梅之后），而事实上她只是他正式的妾；其次，她说了一箩筐关于蒋介石、姚冶诚与宋美龄的肮脏故事。例如，“瑞元无赖”遇到她之前，在上海与东京淫乱的*生活性**，导致他感染淋病，在治愈之后再度染病，并在他们蜜月期间传染给她。他们二人最后都治好了，但蒋罹患了副睾炎，以致往后一生都不孕。她又说，据称姚冶诚之前的情人，报复冶诚为了蒋而离弃他，把一锅滚烫的鱼翅汤从她头上倒下，造成冶诚皮肤严重受伤，颜面大为毁损。她还发誓，蒋介石从没爱过宋美龄，和她结婚只是为了政治，甚至从未和她上床过。总之，照她的说法，蒋一生只爱她一人，他高傲的美人：无论是之前、两人在一起的岁月，以及和她决裂以后。

当然，她说的许多事都无法证实，在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几乎同时在台湾、中国和美国出版的这本书，给人一种大体上是廉价浪漫小说的奇怪印象，带着所有的元素：鲜血、激情、背叛、一把利刃、性病，甚至一个野蛮土包子*暴强**一个十三岁女孩的企图。蒋先是被形容为一个渴望爱情的年轻军官，为了赢得一个冰山美人的青睐，准备剁下自己的指头；接着是一个邪恶的自私鬼，他对女人的背弃，害得她差点自杀。书中所描述的只有少数事件，由于有文献佐证，不致引起质疑，但一般来说，此书确实充斥着一些错误与公然的虚构。只是令人惊讶的是，包括诸如范比在内的几位蒋介石传记作者，却都毫无质疑地把其所有内容视为真实。

举例来说，珍妮声称，蒋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在上海正式和她结婚，之后年轻新婚夫妻在大东饭店住了三天，再到蒋的老家溪口镇十天，然后在上海四天，之后造访苏州，并再次回到上海，在那儿治疗淋病至少十天。如果她有关十二月五日的宴会资讯是正确的，那么她说的大部分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蒋的日记，他是在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两点离开大东饭店到香港，并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抵达目的地。这表示，总的来说，他只有九天，一点都不多，包括治疗淋病。显然，他和她确实到过溪口（至少，根据他的日记，十二月十二日蒋在宁波，和溪口只有一箭之遥），但所有其他的，都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女子幻想的结果。

事实最可能是这样。当蒋欣赏的女孩到了适婚之年，在蒋请求之下，张静江和她的母亲（父亲已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七日过世）谈了一下，她同意女儿去和这位重要的国民*党**将军、张静江的结拜兄弟，以及共和之父孙逸仙的战友同居。因为蒋并未正式和毛福梅离婚，所以对一宗合法的婚姻不可能有任何的讨论。不过，在旧中国，一个宠妾的地位，不会低于、有时甚至比失宠的发妻还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蒋提出要求，珍妮接受了，并且在大东饭店的接待大厅举行了一个宴席。但并没有“婚礼”，虽然珍妮叙述的“结婚证书”，据说有蒋和她自己的签名，还有张静江、媒人、她母亲与新郎的证人戴季陶的作证，但她既没提出证书的复本，也没有婚礼的相片。再者，蒋在日记中没有关于结婚的只字片语。他只写道他在上海住进大东饭店。05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末，蒋介石带着他的新宠妾抵达华南。他给他的心上人一个新名字“洁如”，意为纯真和贞洁，她很喜欢这个名字。

此时孙在广州西北约一千里的桂林。那里由孙视之如子的许崇智指挥下的国民*党**部队，都效忠于他。他们在当地正在为北伐作准备，而孙则不断地召开军事会议。06此外，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孙逸仙在桂林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代表Hendricus Sneevliet举行会议。后者是一个荷兰犹太人，他以Maring的假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该名的中文发音近似马林（Ma Lin），他以此名面见孙。在中国他也以安德森（Andresen）与菲利普（Philipp）之假名为人所知。他年约四十，非常自信，充满活力而且气势逼人。

马林带着自己的翻译来见孙，这是一个大约二十三岁、戴着圆形大眼镜、貌似知识分子的年轻中国人。他的名字是张太雷。马林建议孙，在国民*党**与苏俄间，建立一个秘密联盟，并派送几个国民*党**“代表”伪装商人，经德国到莫斯科。他同时建议国民*党**把目标放到一般大众身上，为革命的需要来设置学校训练军事干部，并且把国民*党**组织成一个强大的政*党**，以将社会各不同部门的代表结合在一起。他给许崇智部队的军官做了一个关于苏俄的演讲，强调在内战以后，以恢复部分市场关系为目标而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布尔什维克*党**，很可能会逐渐脱离共产主义。

他的提议给孙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孙私下向马林保证他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10一九二二年元月四日，孙在桂林一个广东同乡聚会的场合，告知大家，他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像苏俄一样的国家，那是“一种新的共和型式”。11在向广州的战友廖仲恺写的信中，12他说道：“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讶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事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13孙现在深信“平均分配资产原则已在俄国实施”，而他自一九○五年就开始奋斗的民生主义，已“完全付诸实践”。

此时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协助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在陈独秀依靠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财务支援下，于一九二○年七月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后，北京、长沙、济南、广州、武汉甚至东京，类似组织都出现了（最后两地由中国学生合组）。在马林与苏俄另一个特使尼科尔斯基（Boris Nikolsky，又名 Vasilii Bergi、Vasiliii、Vasilev，他的真名是Vladimir Abramovich Naiman）帮忙下，中国*产党共**（CCP）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上海与嘉兴（浙江省）召开，会中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陈并没有与会，因为他在广州，时为广东政府的部长之一。

在当时中国*产党共**员并没有多少，只有五十三人，但他们全都决心要改造中国，并置之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早在一九二○年夏，共产国际就下定决心，将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建立成一个反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像其他殖民地与次殖民地一样，这些地方的民族问题比社会问题更为迫切。然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追随者，一致坚决反对和孙逸仙有任何结盟，虽然他们自己的领导者陈独秀是广州的一个部长。马林与尼科尔斯基未能成功说服他们。

马林的南方之行，以及与孙逸仙、陈炯明等国民*党**领袖的会谈，加之对广州国民*党**组织劳工运动的成就的认识，促使他敦促*共中**领导者重新审视对国民*党**的立场。此外，马林认为*共中**应加入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以便在*党**内进行政治活动。他相信这种方式将使*共中**在华南地区与劳工和士兵更容易接触。当然，马林强调，*共中**不应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应在国民*党**内部探讨合适的战术。

孙逸仙和一些其他国民*党**领袖欣然接受了马林关于*产党共**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他们向共产国际代表承诺，不会阻止*产党共**员在国民*党**内进行宣传。然而，孙逸仙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持悲观态度。

1922年1月，马林离开桂林时，蒋介石与陈洁如刚好抵达孙逸仙的总部。蒋介石可能正巧错过了与莫斯科特使的会面，否则他应会在日记中有所记载。当然，也有可能孙逸仙并不想让蒋介石参与他的政治和外交事务，因此没有将他介绍给马林。此刻，孙逸仙往往只是试图利用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事顾问，重视他作为参谋和战略家的才能。

在政治谘商方面的人才，孙逸仙有胡汉民与廖仲恺两位得力助手。他们虽体弱，但精力充沛，才华横溢。1879年出生的胡汉民，是一位出色的公关专家和无畏的革命家，与孙逸仙关系极为亲密。他曾担任革命同盟会主要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在辛亥革命期间出任广东都督。随后，他在反袁世凯之后失去职位，与陈其美的命运相似。比胡汉民大两岁的廖仲恺，同样参与革命，勇敢地与袁世凯斗争。孙逸仙认可他的组织才能，并高度重视*党**内最佳演说家汪精卫。汪精卫因1910年策划*杀暗**满清摄政王载沣而名声大噪，尽管行动失败，他被判终身监禁，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才获释。这三位革命家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一直是孙逸仙的智囊团，他们在*党**内地位高于蒋介石。当时，他们三人，特别是廖仲恺与汪精卫，热切支持国民*党**与苏俄之间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