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到哪都是快乐的！
——林语堂
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人类历史中的杰出新发明，其能直接有力的有助于我们的享受空闲、友谊、社交和谈天者，莫过于吸烟、饮酒、饮茶的发明。
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
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
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
第三，都是可以藉嗅觉去享受的东西。
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馆，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制度。
烟酒茶的适当享受，只能在空闲、友谊和乐于招待之中发展出来。享受这三件东西，也如享受雪月花草一般，须有适当的同伴。
中国的生活艺术家最注意此点，例如：看花须和某种人为伴，赏景须有某种女子为伴，听雨最好须在夏日山中寺院内躺在竹榻上。
总括起来说，赏玩一样东西时，最紧要的是心境。
我们对每一种物事各有一种不同的心境，而不适当的同伴，常会败坏心境。所以生活艺术家的出发点就是：他如果想要享受人生，则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
所以气氛是重要的东西。
我们必须先对文士的书室的布置，和它的一般的环境有了相当的认识，方能了解他怎样在享受生活。他们必须有共同享受这种生活的朋友，不同的享受须有不同的朋友。
因此，某中国作家曾说过：
赏花须结豪友，观妓须结淡友，登山须结逸友，泛舟须结旷友，对月须结冷友，待雪须结艳友，捉酒须结韵友。
他对各种享受已选定了不同的适当游伴之后，还须去找寻适当的环境。所住的房屋，布置不必一定讲究，地点也不限于风景幽美的乡间，不必一定需一片稻田方足供他的散步，也不必一定有曲折的小溪以供他在溪边的树下小憩。
或如另一位作家所说，一个人可以“筑室数楹，编槿为篱，结茅为亭。以三亩荫竹树栽花果，二亩种蔬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蓄山童灌园薙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挟书剑，伴孤寂，携琴奕，以迟良友。” 到处充满着亲热的空气。
一个人在这种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因为茶须静品，而酒则须热闹。
茶之为物，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
饮茶之时而有儿童在旁哭闹，或粗蠢妇人在旁大声说话，或自命通人者在旁高谈国是，即十分败兴，也正如在雨天或阴天去采茶一般的糟糕。
特昆雪所说的话很对，他说：“茶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 但中国人则更进一步，而且它为风雅隐士的珍品。
因此，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
苏东坡曾以美女喻茶，但后来，另一个持论家，“煮泉小品”的作者田艺衡即补充说，如果定要以茶去比拟女人，则惟有*姑麻**仙子可做比拟。
据《茶录》所说：“其旨归于色香味，其道归于精燥洁。”所以如果要体味这些质素，静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也只有“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够体味出这些质素。
《茶疏》说：“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需涓滴；何论品赏？何知风味乎？”
因为这个理由，因为要顾到烹时的合度和洁净，有茶癖的中国文士都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如嫌不便，可用两个小僮为助。烹茶须用小炉，烹煮的地点须远离厨房，而近在饮处。
真正鉴赏家常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乐。
茶炉火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煽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
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
时时顾看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的煽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
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重新盖上壶盖，再煽上几扇，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
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
小泥壶中只可容水四小杯，茶叶占去其三分之一的容隙。这一道茶已将壶水用尽，于是再灌入凉水，放到炉上去煮，以供第二泡之用。
严格的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幼**，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
《茶疏》的作者许次纾说得好：“宾朋杂沓，止堪交钟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吸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
而《茶解》作者所说的就是此种情景：“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凡真正爱茶者，单是摇摩茶具，已经自有其乐趣。
蔡襄年老时已不能饮茶，但他每天必烹茶以自娱，即其一例。又有一个文士名叫周文甫，他每天自早至晚，必在规定的时刻自烹自饮六次。他极爱他的茶壶，死时甚至以壶为殉。
一把茶壶，就是他们的快乐。